论元代文人与元杂剧繁荣的关系

苏 琼

元杂剧是我国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产生了大量文学剧本的戏剧样式。后世为了区别于自唐就已出现的泛称各类说唱表演艺术为“杂剧”的概念，也是为了区别于宋、金杂剧的体制，通常就称它为元杂剧。结构上一般由四折一楔子组成一个剧本，每折相当于今天的一幕；角色：演剧角色可分末、旦、净、外、杂五类；特点：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宾白：元杂剧以唱为主，以说白为宾，所以说白称为“宾白”；科范：简称“科”，在剧本中表示舞台效果和演员所要做的动作、表情等。它的一些表演程式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国戏曲若干表演特点，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元杂剧之所以会像诗、词那样成为元代文学的主干，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元代南北统一，经济繁荣，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南北畅通，通都大邑遍及全国。其次，元代的统治集团不甚重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礼教，所以使得文学艺术有条件向通俗普及方面发展。再次、专业作家群的形成，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专业作家群的推动和影响。据《录鬼簿》等有关资料说明,这些专业作家和前代文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大多数杂剧作家不仅是接近下层人民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同时许多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们在创上走的是一条走向民间与戏曲艺人结合专门致力于杂剧创作的专业道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关汉卿。

那么这些作家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一条创作道路呢？首先元代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且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划分为四类：第一等蒙古人，蒙古族；第二等色目人，原西夏人和畏兀儿人等；第三等汉人，原金统治区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在元蒙的统治下，文人儒士的身份一落千丈，由“四民之首”划到了“九儒十丐”的地步，因为受到阶级压迫，民族歧视，从而现实生活促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向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靠近。他们和普通人民同命运,在创作中也就能够深沉地传达出人民的悲愤心声,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与生活理想,从而使元杂剧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鲁斋郎》和《蝴蝶梦》为代表的公案剧，多侧面地反映了元代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又如关汉卿的《救风尘》、《望江亭》等，写的就是下层民众不堪凌辱、奋起自救的故事。其中《救风尘》中的周舍是一个地方官的儿子，他常年混迹于秦楼楚管，对女性极尽玩弄欺诈，他看上边梁城妓女宋引章，后又甜言蜜语哄骗及其最后将其打骂，而面对宋引章的遭遇，文中另一位女性赵盼儿感同身受，她凭借自己的聪慧及其对现实清醒的认识，给予了周舍当头一棒，机智的救出了宋引章，展现了她的英豪之气。

其次，元代科举制度的废止也促使文人将自己的创作转向民间，从隋唐以来以至两宋和金朝,由于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这一选拔官吏的制度,早已形成一种历史惯例。在知识分子思想中,读书已经成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道路,成为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实现建功立业思想的必由之路。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一条捷径,而且在他们心目中引以为无尚光荣。然而进入元代,特别是它的初期,这一切却发生了急剧的历史巨变，蒙古统治者执行的是一种轻视知识、歧视、排斥乃至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也和普通人民一样被奴役着，被任意杀戳着。然而,十四世纪初,科举制度虽一度被恢复,但是不仅时行时辍,而且由于在考试和选拔官吏上所执行的严重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政策而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步入仕途的机会。元杂剧中发出的儒人颠倒不如人的悲叹,正是借古寓今曲折反映这一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由于文人建功立业愿望被阻隔，所以文人转向于通过杂剧创作展现自己自由、闲适、安逸、孤高、自傲的形象，从而杂剧作品中就出现了一部分闲适、安逸、孤高、自傲的人物形象，如马致远的《陈抟高卧》写宋太祖未遇之时得神仙陈抟指点，做皇帝后欲以富贵报答陈抟，陈抟依旧坚持隐居修道。陈抟间接的展现了当时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在人世的利弊得失问题上产生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展现了他们孤傲的形象特点。

同时,也需指出,在元代高压的民族歧视和政策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分化，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在政治上追随蒙古统怡阶级,从而获取了高营厚禄；另外一小部分人隐匿山林,规避现实,以远离迫害,保全气节,而其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则是既不愿意向蒙古统治者屈膝丧节跻身仕途,又不甘心个人的才智被湮没无闻。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儒生转向了杂剧的创作,杂剧成为了他们与黑暗现实社会搏斗的武器。同时作家与艺人也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如关汉卿以散曲赠予“当今独步”的杂剧女演员珠帘秀,马致远与演员红字李二人共同创作杂剧，另外杂剧作家还成立杂剧组织———书会,书会与戏班子有密切的联系,书会中的剧作家大多深通演出过程,这些创作团体和表演团体之间,既互相切磋、合作,又互相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杂剧的发展。

同时，根据《录鬼簿》资料记载，也有许多有成就的杂剧作家曾入仕，如马致远、郑光祖等。虽然有些做过地方中级官职，但绝大多数人的出身地位都很低,除终身布素者外,多为省椽令属。总之,他们在政治上是抑郁不得志的,而其思想上的矛盾、精神上的苦闷,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杂剧创作之中。元杂剧创作思想矛盾复杂的情况的形成,与此也是有很大关系的。马致远在其杂剧《才荐福碑》中借主人公张镐之口所抒发的那种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悲愤不平和深沉感慨，正体现了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苦闷。

再次，元代由于统治者对文人的不重视，使得许多文人只能通过杂剧创作养家糊口，从而使得戏曲演出社会化、商业化，这源自于一方面延续宋代戏曲广泛演出的习惯，满足市民及其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元代杂剧作品的演出不仅在都市、及其一些固定的场所，同时在各个乡镇都可以看到，这种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不仅解决了文人物质匮乏的现状，同时满足了文人及其市民的精神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所以很多作家由于作品的特色及其地域的原因，形成了固定的作家群体，如北方的山东作家群、山西作家群、河北作家群、大都作家群，这些作家群体的生成，一方面使得杂剧的数量增多，同时很多出色的剧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窦娥冤》、《倩女离魂》及其《赵氏孤儿》等，这些作品从一定的角度展现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及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如《窦娥冤》这部作品是我国古代悲剧的代表作，它的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作者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它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最后，元代高压的文化政策，使得元以前的雅文学难以步入仕途的行列，再次由于诗文的作家的创作大都是脱离群众的，他们的创作过多的彰显的是自己的才思，及其自己的志向，所反映的社会面不够广阔，而俗文学元杂剧的产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元代统治者的喜爱，而且，这种俗文学无关乎政治，因此，元代统治者不会过多的进行限制，这便于杂剧进行传播，从而使得民间艺人的创作较多，但同时因为这种文学形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不受到过多文人的喜爱和推崇，所以，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文人渐渐的将其再次进行改革，提高，所以文人作家以其成熟完美的创作技巧，对提高和改革杂剧艺术形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元杂剧的发展经历了由民间文艺发展为文人作家创作的道路。当时由于大批文人作家涌入到戏剧创作的队伍中来,不仅形成元杂剧繁荣兴盛的局面,而且创造出许多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戏剧杰作。像关汉隐即曾作过“玉京书会”的领袖,马致远则是大都“元贞书会”的中坚力量等。

综上观之，元代由于杂剧创作群体及其作家的推动和影响，使得元代才得以形成一种所谓“上下成风,以词为尚,于是业有专门”①的戏剧创作兴盛繁荣的局面。

注 释

①(明代)朱权；姚品文.点校、箋评.太和正音谱笺评〔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