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对《日出》经典性地位的确立及意义

王刘梅

《日出》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之一，《大公报·文艺》是萧乾主持的。萧乾组织了十五位评论家，对《日出》进行集体批评，分两次刊出。第一次是在1936年1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刊登的，评论家包括谢迪克、李广田、杨刚、陈蓝、李影心、王朔。第二次是在1937年1月1日刊出的，有茅盾、孟实、叶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黎烈文、荒煤、李蕤。这次阵容的强大在中国戏剧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基本上集中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家。

在戏剧正逐步发展的背景下，这些学者怀着鼓励的态度，对曹禺的《日出》给出了中肯公正的评论。曹禺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写了《我如何写〈日出〉》（《〈日出〉跋》），还因其作品《日出》被评为大公报廿五年度文艺奖金当选人。目前学界大多是将《大公报·文艺》对《日出》的集体批评作为对曹禺的《日出》引起重大反响的一个重大标志而一笔带过[1]，但它与曹禺的回应《我如何写〈日出〉》，对于《日出》一刊出之后就大获成功的推动作用方面，显然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我想借此来深入研究其对曹禺的《日出》经典性地位的确立，以及当时的作家与批评家们这种良好的互动模式对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与意义。

一.集体批评及曹禺的回应

这两次《大公报·文艺》充分肯定了《日出》在文学上的造诣，批评家们用了不少笔墨来正面评价《日出》。如谢迪克高度评价说：“《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2]王朔、叶圣陶、李影心、孟实（朱光潜）、茅盾、巴金、黎烈文等人也都就其主题、人物、题材等方面给予了赞扬。

评论家们怀着客观的态度，对《日出》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毫不避讳的提了出来。《大公报·文艺》于1937年2月28日刊登了曹禺的《我如何写(日出)》（即单行本《日出·跋》），在对以上评论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回应的同时，还阐发了自己的戏剧观、艺术追求以及写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曹禺与这些评论家一“评”一“答”的互动，让读者在了解作品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笔者从曹禺的回应出发，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方达生的人物性格

对于方达生这个角色，李影心认为他有智慧，充满了希望。李广田、叶圣陶、孟实、王朔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李广田坦言靠他带来日出，拯救剧中的这些悲剧人物，是不可能的。

曹禺在创作时也担心自己“技巧的贫弱”让读者误认为方达生是最有希望的人。而曹禺之所以没有如孟实说的把方达生夸张一下，因为一来方达生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再者用来讽刺一帮“无组织无计划”的书呆子。

（二）迎合观众趣味，“打鼓骂曹”

孟实批评曹禺写戏带着“打鼓骂曹”式的义气，即认为作者的爱憎感情过于鲜明。

曹禺表示当时由于电影对于传统剧团的冲击越来越大，很多剧团面临破产，迎合观众的趣味对于剧作家来说是无奈之举。《日出》发表的年代，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三次中兴”时期。但是，创作和演出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剧目不多，美国戏剧家亚历大·迪安说当时中国的剧院“已失去中国剧场的面目”。[3]《日出》的出现，使观众耳目一新。

（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主题

对于《日出》的主题，批评家们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巴金认为在《日出》表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主题。这一点正契合曹禺的观点。荒煤和李蕤却认为它只揭露了“罪恶的表面”，而没有把“罪恶的根据”掘出来。[4]

笔者认为尽管曹禺是怀着怜悯的心去刻画这些人物的，但是就拿李石清来说，剧中塑造的他依旧是资本主义的帮凶。当黄省三来求他时，他却狠心让黄省三去死，后来黄省三被逼疯了，他还愤愤地说疯了是便宜他了。他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想加入上层社会，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而已，这种人是可恨之处大于可怜之处的。

二.对《日出》经典性地位的确立

（一）争议吸引更多人关注《日出》

萧乾曾说过他想通过这种形式提倡“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的批评。这次《大公报·文艺》集体批评表面看来，分歧在人物塑造等细节上，而实际上，深层却谈及剧作的艺术创作及其同观众审美期待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这是个决定中国话剧存亡与否的根本问题。而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日出》，孟实曾就巴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的文章对巴金批判文学的标准——“眼泪文学”提出质疑，两位大家相争，吸引了文坛很多人的关注。

（二）“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推动作用

1937年，萧乾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不仅是萧乾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设立文艺评奖，也是中国解放以前第一次文艺评奖。曹禺因其作品《日出》获得大公报廿五年度文艺奖金，颁奖词高度评价了曹禺的《日出》“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5]为其经典性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三.对于当今建立良好批评环境的借鉴意义

（一）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自我坚持

1.从萧乾看曹禺的自我坚持

本来萧乾与曹禺的这一段故事在文坛上可以传为佳话的，但在1957年的政治风浪中，曹禺对于萧乾的指摘丝毫不留情面，足以显示曹禺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去面对文学批评。而当时这种正常的批评环境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萧乾自己也一直在践行他在《书评研究》中提出的理论主张：持论客观，不捧不骂[6]，也可以看出曹禺与萧乾只不过是纯粹的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

2.从著名导演看曹禺的自我坚持

对于当时的著名导演欧阳予倩，曹禺也直言不讳，觉得删去第三幕是作了“剜心的工作”。这对于我们当代作家如何去审视文学批评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如果一味的妥协，没有作为一名创作者的自觉与坚守，创作终究会失去活力，成为一潭死水。现在有很多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或者电影时，作家没有曹禺这样的勇气，不敢表达自己对随意改编、一味迎合市场低级趣味的愤懑。

（二）批评家们对当今文学批评的启示

不仅曹禺对于批评家耿直回答，当时的批评家也没有现在大家认为的那么“捧场”，他们在仔细阅读完剧作后，诚恳地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反观当前文学批评界，研讨会上论调高度一致、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功利化、庸俗化倾向等现象。《大公报·文艺》的集体批评对于当前进行正常的文学批评实在是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由此笔者呼吁当今的文学批评界能够恪守文学评论的良知，追求文学批评的纯粹。

（三）作家与批评家们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7]批评家们客观公正的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作为独立的批评主体就文本进行有效的批评，真诚而勇敢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尽管批评家们对于《日出》有很多的褒奖，曹禺并没有因为这些而飘飘然，面对舆论压力丝毫不妥协。这也是当代作家在对待批评时需要学习的地方。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形成一种良性、自由的批评氛围，我们的文学批评界才能够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结语：本文试从《大公报·文艺》对曹禺《日出》的集体批评出发，论证《大公报·文艺》集体批评对于《日出》经典性地位确立的重要作用；从曹禺对待集体批评和批评家们对《日出》的客观批评，看其对当代的文学批评的纯粹性、独立性提供的借鉴意义与启示。由此呼吁当今的作家与批评家能够坚持自我，共同建立起良性、正常的互动关系。

[1]李群.《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J].天津大学学报，2010.9,12(5):257.

[2]谢迪克.一个异邦人的意见[N].大公报.1936.12.27.

[3]亚历山大·迪安.我所见的中国话剧[M].《戏剧时代》创刊号.

[4]荒煤.还有些茫然[N].大公报.1937.1.1.

[5]本报文艺奖金的获得人[N].大公报(天津).1937年5月15日.

[6]萧乾.书评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俄〕普希金.论批评[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