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对中西文学及文化态度之探究

内容摘要：林纾是迄今为止最受争议的翻译大家之一，与此同时也是近代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造就这一局面的有当时的时代原因，也有林纾个人翻译风格的因素，而对于他的中西文学态度虽解说者众多，如张俊才就曾分析林纾对于西方文学了解比较肤浅，无法真正弄清楚中西文学的根本区别，他也没有真正的西学视野，但是在张俊才先生看来，这主要还是源于林纾已步入老年，是其难以摆脱的宿命；赵炎秋先生在《林纾叙事思想试探》中从林纾先生通过翻译小说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的地位，阐述了林纾先生对于中西文学的一些看法，主要强调林纾先生虽未贬低中国古典小说，高度地评价了《红楼梦》，但也指出《红楼梦》描写的主要还是上层社会里的富庶生活，对于下层生活及社会描述甚少，这一点远不如欧美作家如狄更斯。在林纾看来，描写下层社会的家常之事较之富贵、冒险、侠盗题材而言更为艰难，因为其缺乏这些题材所具备的眩目、喜剧等吸引力；以上都是在论文中对林纾关于中西文学态度有所涉猎，但是并未进行专门分析，然对于林纾对中西文学态度之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林纾采用某些翻译策略的原因亦能更深入的了解林纾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林纾 中西文学 态度

一.文学观——中学重精神，西学重实践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十五时便“积破书三橱，读之都尽”及至二十岁已“校阅不下二千余卷”，尤其是仕途不顺，林纾便决心研习古文，其造诣之深厚破获桐城名家吴汝纶、姚永概的赏识。林纾深厚的古文功底，以及长期浸淫在古代先贤的文学经典中，林纾对于中国的文学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林纾古文造诣极深，但是他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并非是方苞严格定义的古文，而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他保留了若干古文的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钱钟书，1981：39），所以他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往往“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而他在做古文文章时，“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由此可见他对做本国文学文章时，态度极其严谨，唯恐有丝毫懈怠之处，反观他在翻译西方作品时，潇洒随意，“运笔如风落霓转”。从林纾在对待书写本国文学作品及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不同态度可知，中国文学在林纾心目中始终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国人在阅读时是需仔细斟酌方可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而西方文学作品虽对国人有所裨益，国人可了解可学习，但无需仔细斟酌，意义并不深刻。由此可知，林纾遵循的乃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原则。

林纾自首次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便大获成功，甚至严复亦感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是林纾意料之外的，此后林纾便走向了翻译之路。林纾不审西文，因此他在翻译西方作品时，都是与口译者合作的。后世对林纾在翻译中所采用的一系列翻译策略如删减，重塑，改写等手段进行了诸多讨论，其原因既可能是源于口译者亦可能是林纾对西方文学态度之不认可的刻意而为之，亦或是翻译速度过快而粗心大意或是方便读者阅读，对此笔者不加以赘述。笔者就林纾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所作序来分析林纾对待中西文学的态度，此角度较为客观。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策略其实在其序言中都有所交代。而林纾之所以会采用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翻译策略从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让西方文学来迎合当时国人的认可，更是林纾个人對于祖国文化的深深认同。

林纾的译作的大受欢迎也使得他的文学思想对当时社会影响重大。首先，他的译作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小说在中国原是属于俗文学，是不被上层社会所接纳的，而自林纾之后，大有改观。郑振铎曾言道：“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之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郑振铎，163）林纾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为了抬高小说家的地位，曾在《迦因小传`序》中对小说家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进行如下描述：“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曰文家，为品最贵。如福禄特尔、斯各特、洛加特及仲马父子，均用此名世，未尝用外号自隐。他盛赞西方小说家所取得的成就，将他们与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典范司马迁、班固等相提并论。”此言一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载体，迅速得以发展。当时的中国国势衰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而西方列强则是以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甚至当时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向西方学习，而此时林纾对西方小说家的评价立刻便被国内的士大夫阶级所接受，当时各路小说的翻译风靡一时。其次，林纾大力赞扬西方小说中的描写对象主要以底层人民为主，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细致深刻的描绘。林纾在《孝女耐儿传》中言道：狄更斯“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建狯驵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中国古代经典小说重在刻画上层阶级社会的富庶生活，是对当时掌权人士骄奢淫逸的奢靡生活以及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讽刺，如中国经典小说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林纾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但与此同时也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对上层社会的描述，而对下层社会描述甚少，这一点不如狄更斯等欧美作家。而西方名著则重在描述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二.文化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林纾的文化观其实可从林纾在翻译作品时进行一系列的改写中可以初见端倪。其一，在林纾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人情味甚浓。他在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夸大了原文的“孝”之功用，并将好几部作品的标题翻译成与“孝”有关。如《孝儿耐女传》，《双孝子喋血酬恩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以上与“孝”有关的译名并非是原著的书名，甚至与原著书名相差甚远。简短的一个孝字，便将中华文明渗透到西方文化中，实因孝乃儒家道德的核心观点，林纾试图纠正当时国人过于崇尚西方人父母子女之间的独立关系。林纾对其进行改写，阐述了西方人对于家庭之中亲人之间的关心和爱。这样的改写表明在林纾在当时国势日渐衰落的形势下，仍然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对于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孝文化的宣扬。

其二，林纾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同样对其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改写，原著是将主人公视为冒险英雄，难能可贵的是林纾揭露他其实是英国早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进行殖民帝国的过程，林纾在《〈古鬼遗金记〉序》中指出“鼓励白种人探险之思，蓝本均出鲁滨孙、哥伦布二氏也”，甚至认为“吾支那之被其劫掠，未必非哥伦布、魯滨孙之流之有以导之也”。

其三，林纾反对过分的否认本国文化的态度。西方侵略中国，对中国文化进行毁灭性的击打破坏，企图在文化上对中国人民完全洗脑。中国人应该对此有深入认识，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欧人之倾我国也，比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若，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唯新是从。……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这段话反映了林纾对于本民族有着极其复杂的情感。他觉察到了本民族文化所存在的问题，国势的衰弱，他对其也深为痛惜并开始思考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源。中华文化固然有其缺陷，但绝不至于全然尽是糟粕。相对来说，林纾在观念上也绝非绝对的守旧者，长达二十几年的翻译经历让他浸淫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之中。其译作当中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文化价值与中国传统是大相径庭，甚至时有冲突。倘若林纾没有相当宽容的文化态度，是不可能这样坚持翻译的。同理，他较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预见性和敏感度更高，对于新思想的容纳性亦更强。例如在翻译《红礁画桨录》时，便有“女权”问题，林纾便面临了西方女权思想与中国女子传统定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矛盾。对此，他便折衷的解释道：“固欲提倡女权，必讲女学，凡有学之女，必能核计终身之利害。”对此的接受，林纾亦有自己的先决条件，即如若“无学而遽撤其防，无论中西，均将越礼而失节”。此便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之处。但林纾仍对女权持肯定之态度，认同“倡女权，兴女学，大纲也”，勿为“轶出之事”，便对“西俗之淫乱”加以指责，此举恐断了女子的教育问题，如若继续宣言女子无才为德，那便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便与他翻译的初衷不符。诸如女权此类问题，林纾在译作中是难以避免的，而他亦在序言当中对此有所探究。而在林译小说当中，最为读者感兴趣的便是男女的情爱故事。《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大受欢迎便是最好的例证。林纾认为“小说一道，不着以美人，则索然如啖然。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掷笔哭者三数”，西方人对于爱情与婚姻关系与当时的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通过林纾的译著，国人对此可以一探究竟。

林纾先生作为著名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对于他的研究实具意义。对于他中西文学及文化态度的研究可更具体的了解到林纾先生在选择翻译作品及其相关的翻译策略时所持标准的来源。

（作者介绍：唐校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应用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