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邹浩对宋代诗歌传承与革新的影响

覃勇

内容摘要：邹浩是北宋后期著名的谏臣，也是著述甚丰的作家。他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的时弊提出了诗文革新的基本主张和正确方向。他认为诗歌除了内容和技巧之外，要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强调诗人要有自己的思想才能写好诗文。他主张诗歌清壮雅正、追还古风，他创作了不少诗歌，体现了“清”、“健”的风格。

关键词：邹浩 北宋 诗歌 革新

一.邹浩其人及其所处政治、文化背景

邹浩（1060—1111），字志完，自号道乡，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元祐四年（1089）调扬州颍昌府教授。在颍州任职期间，与田昼、崔鸥、裴仲儒等交游唱和，并创建“颍川诗会”。元符元年（1098），吕嘉问举荐，皇帝召见了他，得皇帝赏识，除右正言。后因上疏反对立刘氏为后而被削官、贬谪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县）。1100年底徽宗即位后，起用邹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复任右正言，历任左司谏、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却因为太受皇帝的重用而被蔡京一党用伪疏陷害，被贬至广西昭州。崇宁五年（1106）被徽宗赦免，回到故里常州，官终直龙图阁，赠宝文阁学士，谥曰忠。邹浩一生所写诗文甚多，其子将其作品收集整理，编成《道乡集》四十卷。其中诗14卷，录诗954首。文26卷，录各体文571篇。

邹浩中了进士后进入政坛的初期，正是北宋神宗在位、哲宗（年号元祐）继位但未亲政期间任用王安石、司马光等大臣（称为元祐党）实施变法的时期，等到哲宗亲政后却用章悖、吕惠卿等“新党”官员。新旧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党争不断。绍圣元年（1094年）开始，司马光、苏轼等一批官员被一贬再贬。崇宁元年（1102年），当政者蔡京等“新党”对元祐党的迫害加剧，开列元祐年间政界一百余人，称之为“奸党”。邹浩身不由己地处在这个政治漩涡中，被斗争波及，人生大起大落。

当时文坛的情况，可以通过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来了解：“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臣窃见学者自复诗赋以来，于今五六年，颇有未能工者。”苏轼在给弟子张耒的信中也写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此时因王安石熙宁变法废除诗赋取士而代之以经义策问，士子为了中举皆趋义理之学，纷纷弃诗赋文章，专攻《三经新义》，未免在创作时对诗歌的用韵、对仗、词才、用典等有所轻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诗赋创作中的形式美和学问化的发展。虽然后来又重新采用经义和诗赋结合取士，但文坛上还是短时间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但同时促进了宋代诗文革新的发展，宋诗开始朝散文化、哲理化的特点发展，宋文则向长于议论、明白晓畅特点的发展。

二.邹浩对宋代诗歌传承与革新的影响

北宋初期，西坤诗兴盛。西坤诗是北宋贵族文人吟诗的一种体例，为了迎合当朝统治者，题材过分注重外在形式、追求技巧、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略了实用性和现实性。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中存在的弊病被遮蔽和隐瞒，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是包括邹浩在内的大量注重实用救世的文人无法认同的，因而他们发出了反对的呼声，提倡文人的写作除了形式和技巧外，要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

邹浩明确地表示：“作为深厚之谓，鼓助中和之化”，坚持“文道统一”、“以道为主”。文章的中心人文主义思想内容称为“道”，文章的表达形式、技巧称为“文”，即是一篇文章是中心人文主义思想内容和语言技巧表达形式的统一体，以表达中心人文主义思想内容为主。所以，邹浩认为诗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才能创业写好诗文。他在不断的完善自身的道德、品德修养的同时，也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影响当世的文人。邹浩在永州与儿子邹柄相别时，写下《将往昭州示柄》，其中提到：修身识根本，力践以其诚。发于文字间，笔墨自纵横。要孩子们做到“尊六经以为本，博群籍以为稽。有可友者，取以为友；有可师者，奉以为师。积日月而已。”因此有人评他“古诗似白居易，律诗似刘梦得。”

邹浩主张诗文要“追还古风”，“妙得古意”，必须具备《诗经》、汉魏、盛唐以来一脉贯通下来的那一种“纯古之气”。因此，其创作文辞古朴雅正，怨而不怒，是对中国传统的“风雅”美学传统的继承与实践。邹浩一生创作了206首古诗，大多遵循了“诗言志”的传统，并力图在诗歌中蕴含深厚的旨意，高远的境界，让人通谷易懂。如《将到均州》：“倦客惟贪早休歇，不知匏系未成归。”典出《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繁而不食？”刘宝楠正义：“匏瓜以不食，得紧滞一处。”后世遂以“匏繁”谓羁滞。典故的使用，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识涵养。又如《咏路》一诗：“赤路如龙蛇，不知几千丈。出没山水间，一下复一上。伊予独何为，与之同俯仰。”作者将幽婉的比兴寄托于生动的物象描绘之中，表达自己两次远谪岭南的感慨。诗人以“赤路”比龙蛇，暗喻自己盘旋于万水干山的流放之路，于颠沛流离之中，展示自己仕途坎坷，却不肯随俗浮沉，追求俯仰无愧的人生境界，具有深广的意蕴。

邹浩的诗论中，最是推崇陶渊明、杜甫、李白和孟浩然。因为其时下某些文人有雕饰矫作的不良创作倾向，需要除弊扶正，才能恢复诗歌“黄钟大吕曒且纯”的本来面目。从而形成了诗歌发展史和批评史中的一大正宗和主流，大大张扬了宋代的诗文革新。

陶渊明诗中清淡之风，正符合了邹浩对当时诗文需要革新的诗论主张，所以，陶渊明做人的风格、写诗的风格特别得邹浩的仰慕，在他的心中，陶渊明是可以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的一流诗人，值得学习。有诗为证：“琴外陶靖节，诗中李谪仙”、“庭前子美休做诗，篱外渊明白留目”。他甚至仿照《桃花源记》写了一篇《悼陈生》，从而反衬本人用诗文影响构建北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的人文理想。这种诗风也是对当时辞藻华丽、内容空洞写作文风的一种批评。这如同山上流下的清泉让人清心回味。

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也是十分符合邹浩诗文革新的主张。尊杜、学杜是宋诗的一段时代风向，但很多仅仅流于形式。邹浩提倡尊杜、学杜不仅要在艺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如杜诗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心系国家的情怀。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走杜甫的爱国精神，做到“笔追六义回千古”，才能反映社会现实、展现爱国精神，甚至于“复雅”。《至日依韵和老杜五首》、《用老杜至日怀李白韻怀诸弟》等诗是邹浩仿杜、学杜的实证。邹浩对北宋朋党之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诗文创作上体现对百姓的关怀，爱国无怨无悔，死后被赐谥号忠，虽多次被贬也是一种恬淡的心态面对。

至于李白，从《寄楼谦中》中的“清壮增笔力，重规谪仙句”这一句可窥得，李白“豪放”的诗歌风格，对邹浩诗歌的“清壮”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送史述古序》云：“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富贵者赠人以财，仁人赠人以言。”。此外，诗风倾向于自然、清健、真纯的孟浩然、韦应物、秦观等诗人，也是邹浩创作的正面楷模。

从邹浩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所在的宋代时期，诗文革新的基本主张和正确方向。针对时弊“笔追六义”，邹浩的诗论，特别倡导“清”、“健”的诗风。他的诗歌，比较真实的反映北宋社会的真、美，如同一股清源，保留了诗人的人性东西，在北宋一般士族中还是很有代表性。他反对诗文风花雪月，无病呻吟，重视诗文的悟道养志，注重诗人个体的内心修养。在诸多被贬官的诗人中，他诗风的清壮雅正，追还古风。正如他的茶诗：“竹上松间敲玉花，最宜石鼎荐灵芽。蓬门不识苍龙壁，借问风流宰相家。”诗歌中竹松对玉花，蓬门对相家就很突显邹浩追求古人诗言如人的清廉，刚正不阿的文风。诗歌读来朗朗上口，深入人心，写实自然。邹浩在诗歌创作中的安贫乐道，谨守正义的笔法，在宋诗的整个承传过程中，占据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宋诗三百年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邹浩的看法与做法和宋诗的历史实践是相契合的。

参考文献

[1]谷学颖.邹浩诗歌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2.

[2]张福勋.邹浩及其诗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

[3]朱衡.邹浩诗校注[D].南宁：广西大学，2011.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机电技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