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特色

刘丽丽

论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特色

刘丽丽

卞之琳是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较为独特的诗人。他的诗总是从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事物入手，经过其智慧的渲染，是诗歌充满了哲理。他在诗歌中隐匿自我的感情，以客观冷隽的态度入诗。他的诗歌跳跃性大，联想丰富，尤其突出戏剧化，理智化。

智慧 非个人化抒情 化古化欧

在我国诗歌史上，有个诗歌流派叫做现代派。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是由后期新月派和20年代末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的。而诗人卞之琳就是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卞之琳的诗玲珑精巧，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强，诗意晦涩深奥，耐人寻味。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诗歌理论追求。首先是在诗歌对象的审美选择上，追求新颖性是其诗歌审美的核心；在诗歌传达的审美尺度上，他们隐藏自我的情感；在审美趋向上，现代派诗人表现了理智，智慧化的态度。现代派诗人的这些创作主张使我国诗歌充满了活力。卞之琳就是以自己短小精悍的诗篇丰富着我国现代诗歌的宝库。

卞之琳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同许多现代派诗人一样，无疑会面对一个问题:把东西方诗学艺术高度融合，也即寻找中外诗歌艺术的融合点的重要问题。这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走向国际化，民族化的重要一步。初期象征派诗人由于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只是简单的模仿，没有掌握西方诗歌的精髓，再加上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疏离陌生，因此没能完成这个任务。而到了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三十年代现代派手中，这个任务才得以完成。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大都具有深厚的古典诗歌的功底，新诗的发展使得诗歌本身摆脱旧的镣铐转而对古典诗歌的回归，加上三十年代时期西方诗学理念的渗入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得诗歌在艺术审美上产生了更新的倾向。此时，支配诗人们情绪的已经不仅仅限于以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甚至那些象征派初期的大诗人们也无法吸引青年诗人更大的兴趣，他们的目光转向了那些代表着“新时代的二十世纪人”。“我自思想感情上成长较慢，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文‘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1]。确实，翻开卞之琳的前期诗歌诗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题材大多数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常不起眼的人与物，如小孩子脚底下的一块石头、街头上卖酸梅汤的小贩、醉汉、等等。他的这种选材眼光就是受到法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波德莱尔那种以恶为美，以丑为美的写作思想的影响。卞之琳还受到其他外国诗人创作主张的影响，把它们的精华吸收过来，化为己用。

东西方诗学的融合并不仅仅指简单地模仿西方诗歌的暗示，象征，隐喻等的表达方式，它需要作者同时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巧妙的灵活的把二者融为一体。以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他们深知这一点，这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中西诗歌的相通之处，找到了契合点，而这种契合点是中国现代诗歌民族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因此，他们为东西方诗学的交流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卞之琳写诗，在规格不大的空间里“喜欢淘洗，喜欢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在情感里不能自已时“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还“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化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2]。卞之琳的诗惜墨如金，语言简练精洁，不求对事物详尽透彻的描写，只须写出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客观叙述出的景象即可。冷抒情是一种创作倾向，具体到卞之琳的诗歌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表现方法，其中以戏剧化为主。戏剧化手法又包括非个人化，小说化，叙述性等更为具体的手法。

艾略特认为，“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3]。受艾略特思想主张影响，卞之琳的诗歌中，隐藏自我的感情是其创作特色。在其代表作品《断章》里，诗人仅仅是客观而又冷静地描述了两幅相互独立的画面，在桥上看风景的“你”和看“你”的人，这里的“你”“我”并不是并不是诗人自己或者具体特指的某个人，它是抽象化出来的一个象征体。在这里，作者隐去了自我的情感，以客观的叙事者的身份记录着这一幅画。在这幅画中，没有明丽清新的颜色，没有诗人的不断的歌咏赞叹，但这幅画的层次美与内涵美却跃然纸上。卞之琳抒情的客观化还体现在借物抒情，不直接去大肆地渲染自己的感情，往往只是看到具体的物像，由物像的客观化从而去表达某种感情。

卞之琳师承新月派，旁通象征派，其诗学的理论渊源，有新月派主张的“文学的纪律”和理性对情感的节制，即“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4]。卞之琳诗歌的客观冷隽还表现在其诗歌言简意赅，短小精悍，意象的组合之间常常富于跳跃性。他的诗歌都是用白话文字写成的，但由于省略，对词语进行缩减的手法的运用，让卞之琳的是艰深晦涩，复杂难懂。正是因为如此，其诗歌的客观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也是使卞之琳的诗歌更富有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省略不仅省去了冗词烂句，也省略掉句子之间的一些联结，使诗歌得暗示与象征意味更加厚重。“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这是卞之琳的《记录》中的诗句。朦胧是一个很抽象的词语，但是诗人用来一个具象词“喝了”，细细品味一番，诗人其实是想表达自己走在夜幕降临的街上，朦胧这里一方面是指客观的环境，即夜色已晚，另一方面还暗指诗人此时的心境，孤独、徘徊、落寞等等。喝了、朦胧这两个词竟然能够延伸出这么多的意义，足见诗人用词的精炼程度。“有些诗行，本可以低徊反复，感叹歌诵，各自成篇，结果只压缩成一句半句”[5]。读惯其他一些前后意象关系联系非常紧凑的诗，再读卞之琳先生的诗，可能会需要读者把诗人省略的，压缩的词语或者句子在头脑当中建立一所联结的桥梁，这样才能达到对其诗歌意蕴的准确把握。

卞之琳诗歌抒情的非个人化体现在在其诗歌中，运用了大量西方象征派所用的叙述性，小说化，戏剧化等手法。在这其中，诗人主体的隐匿于退出，与其说是对新月派提倡的“抒情客观化”的发展，不如说成是对早期白话诗歌“高扬诗人情感”的一个反驳。卞之琳说30年代现代派诗歌是“倾向于把侧重东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6]。其实卞之琳是真正的代表了这一倾向。《酸梅汤》可以称得上是卞之琳诗歌小说化、戏剧化方面的代表之作。《酸梅汤》这首诗就是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对白写成的一首诗，它就像一篇短篇小说似的刻画了洋车夫与树底下卖酸梅汤的老人的形象。在这首诗中，诗人交代了场景与人物的心态，以洋车夫即说话者与卖酸梅汤的老头之间的调侃，感叹了年成不佳。特别是诗的最后几句，彻底的体现出了洋车夫乐观的性格：没有人说话我说话，没有人喝酸梅汤我喝，在树底下睡觉也很有趣。诗人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客观真实的再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诗人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静静的叙述着他所看到的一切故事。通过诗人卞之琳的故事化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小和尚的日常作息图，使读者感受到了小和尚的对生活的态度。诗人卞之琳总是以这样的叙述者的身份，描述一幅幅充满戏剧性、故事性的情节，而诗人却把自己的情感淡出故事之外,取得了客观冷隽的表达效果。

卞之琳在三四十年代中国诗歌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仅受到了以其老师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的影响，也受到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卞之琳也为诗坛做出了贡献。首先就表现在让诗歌由“主情”向“主智”的变化。的确，卞之琳的诗歌闪现着理性的哲学的智慧之光，以卞之琳诗歌为主的主智诗是对五四以来哲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当然，卞之琳的诗歌中不仅有着理性的智慧之美，这种智慧之美还与其情感完美的起来，达到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诗人把对哲理的感悟与思考溶化在带有象征性的意象之中，为隐藏的哲理找到一个象征的载体。这种情感并不是个人情感的直接宣泄，他是含蓄的暗示的隐藏的，或者说是由看到事物产生的小的情感，经过诗人充满智慧的头脑，从而上升为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更深层的思考。因此，卞之琳的诗歌是智慧与情感的完美结合。

卞之琳的诗歌中蕴含着相对关系的哲学理念。在他的诗中，蕴含着抽象思辨的色彩。一部数千行的诗歌可能会因其的平凡普通埋没在诗歌的历史海洋中，但是一首几行的小诗，可能因其短小精悍而一直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在诗歌史上永垂不朽。而诗人卞之琳的《断章》则属于后者。当我们被诗人所描绘的画面美所吸引时，当然不会忘了诗歌背后的象征与暗示的思辨色彩。《断章》总共用两段独立的风景展示了诗人思辨的成果。

以上通过对卞之琳诗歌艺术特色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卞之琳的独特之处：他的诗歌化古化欧，融汇了东西方诗学的精华，这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对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的接轨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推动作用。他的诗歌不是感情的激昂宣泄，是客观冷隽的非个人化抒情，他以旁观者的身份述说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并且他的诗歌取材于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事物并进行着理性的哲学化的思考，其诗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卞之琳不愧是我国30年代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联想丰富，象征意味很强，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哲学道理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去参悟其中的智慧之美与理性之光。

[1]卞之琳.雕虫纪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上卷)序[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4]梁实秋.梁实秋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01.

[5]卞之琳.《十年诗草》[M].香港：香港未名书屋，1941.

[6]陈国恩.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