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纯真的爱》中的战争创伤书写

涂媛媛

《对纯真的爱》中的战争创伤书写

涂媛媛

小说《对纯真的爱》是德国作家威廉·格纳齐诺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格纳齐诺没有急于追问父辈应对二战所承担的罪责，而是将他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描写战争如何摧毁了他们的信念﹑理想和希望，导致他们在战后因这种心理创伤而无法正常生活。小说不仅书写了战争亲历者的直接创伤，还书写了战争对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造成的间接创伤。作品中所描绘的双重创伤既是对战争的控诉，又是对战争的反思。

战争 受害者 直接创伤 间接创伤

“创伤”既是个病理学术语，也是个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术语。站在精神分析的角度，弗洛伊德指出：“创伤”是由于某个事件来得太过突然或极端，以致于人的内心无法适应和接受，从而导致心灵所受到的一种永久性的扰乱。[1]217

二战给多数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灵创伤。纳粹历史在德国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这段时期的体验或讨论成为了德国的集体意识。对于那些亲历过二战的德国人来说，纳粹历史成为了他们生平的一部分。由于那段时期的生活经历与纳粹历史的相互关联，他们被冠上了“纳粹追随者”的称谓。[2]79与前一代人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经历保持沉默或极力回避的态度相比，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经历了从六十年代的“讨伐父辈”，急于想与“父辈决裂”以划清自己与纳粹的界限，到逐渐意识到父辈其实也是战争牺牲品的心理历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作家开始在文学作品中书写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创伤。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1943年出生的威廉·格纳齐诺没有在作品中追问父辈应为战争所承担的罪责，而是将他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着力书写战争给他们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这种创伤对下一代人，即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格纳齐诺的战争创伤叙事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其1990年发表的小说《对纯真的爱》。小说刻画了心理异常的一家人：自我封闭的父母和总想逃离的孩子。文中没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偶尔出现的“战争时期”﹑“二战前”等字眼却为解读格纳齐诺在文本中的战争创伤书写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小说描绘了“我”的父母在战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揭示了战争给他们留下的创伤：失去信念；无法适应现实的状态；与家庭和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并揭示了父辈们的这种创伤心理给“我”的童年及成年所带来的间接创伤。

一.游离现实的父亲

“家”理应是个温暖的港湾，是人们情感生活中一个宁静的角落。然而“家”对于小说《对纯真的爱中》的主人公来说是个“缺失”。这种缺失源于父母受创伤的心理。战争的残酷摧毁了主人公的父母曾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沉痛的绝望感﹑恐惧感和被愚弄感使他们失去了对身边一切的信任。对现实的厌恶和恐惧﹑内心的失望情绪和幻灭感使他们不愿面对现实生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我封闭。

父亲是个失业的机械工人，靠着一些外来的装配订单赚钱养家糊口。他花了大部分时间执着于自己的机器发明。这是种什么样的机器，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一无所知。由于父亲的收入不够用，每当月末来临时，全家便会笼罩在沉默和压抑之中。然而家庭的这种经济窘况并非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衰退，而是缘于父亲无法适应现实，不切实际地沉浸于自己的创造发明的游离状态。当周围的人都在忙于开蔬菜水果店﹑彩票站﹑土豆批发店赚钱的时候，父亲却不愿参与到这普遍的经济繁荣中去。周围的邻居们渐渐变得富裕，他们买了成套家具﹑汽车和电视，开始夏天出去度假。这一切却遭到父亲了的蔑视。小说中，父亲无法适应现实的生活状态给家庭带来的困境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父亲的这种游离现实的状态缘起于战争对其心灵和生活的摧残，缘起于他理想的幻灭和对未来的迷惘。当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时，父亲选择了逃避，宁愿活在自己的工作世界里。沉浸于工作中成为了父亲自我封闭的方式。他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抱着一种孩童般天真无邪的幻想，期待着自己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两幅父亲珍藏的照片是他幻想世界的缩影。这两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利用外出工作时在摄影工作室所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衣着讲究，看起来完全像个功成名就的绅士。父亲用照片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将这种假象当作是生活中某个值得纪念的瞬间保留下来。他将照片上虚假的完美视为未来生活的预兆，无法分辨“成功”和“扮演的成功”之间的区别。[3]81

父亲固执地坚守着自己其实早已失败的生活规划，甚至在自己靠发明机器致富的梦想破灭后，还将失败归罪于自己的妻子，并最终将自己那黑暗或半明半暗的地下室当成了一个自我幽禁的场所。

二.陷入绝望的母亲

当父亲不敢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将自己封闭在天真的梦想世界中时，母亲却因看到了她那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母亲也曾对幸福生活充满了憧憬。晚上时，母亲喜欢把一个鸡蛋握在手里。每当她心情好时，就会把一个柠檬扔在半空，然后像抓只小球一样抓住它。母亲的这些举止行为表达了她内心对圆满和充实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向往。[4]79然而战争使她对现实生活中所有事物感到失望。人们可以将这种失望称为是贯穿于整个人生的恐惧感，每日不断更新，因而说不出具体的原因。

母亲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恐惧使她不敢再展望未来，从此只能在自闭中苟活。母亲将自己梦想的破灭完全归咎于自己的丈夫，将丈夫视为自己生活失败的根源。然而软弱的她不敢违背丈夫的任何意愿，只能在内心将自己的婚姻看作是一个失策。关上百叶窗后阴暗的卧室成为了母亲“自我关押”的场所。[3]14在主人公的回忆中，母亲总是独自带着自己的问题躺在卧室里。偶尔她出来上厕所时，“我”总想赶紧看她一眼，但是她也急急忙忙，不让自己被人看见。一家人居住在一套小房子里，但是“我”却经常见不到母亲。当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吃晚饭时，才短暂地有了“家庭生活的影子”，那时“我”才“终于有机会看见母亲”。[3]15

母亲因对现实失望而躲进卧室，将自己关押在一个阴暗幽闭的场所，或偶尔沉浸在一个自我幻想的美好世界里；而父亲则是不想面对现实而躲进了自己天真规划的工作世界中。他们似乎相信，回归到某种纯真状态，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就会不复存在了，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名字“对纯真的爱”所表达的涵义。

由于心理创伤，对现实采取回避和退却的态度是父母人生悲剧的起因。自我封闭使父母完全陷入了内心的孤寂，由此所引发的两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缺失同样也是造成他们婚姻悲剧的原因。当母亲将自己关闭在卧室里时，父亲白天在偏远的地方工作，晚上则坐在电视机前，直到节目结束。而作为父母，他们丝毫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我”为逃避家中的沉闷而做出的一系列叛逆行为，他们虽不理解，但也不阻止。他们不强迫也不期待“我”做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甚至都不和“我”说话。小说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对由于遭受战争创伤，在孤独中徘徊，在绝望中失落，将自己与家庭和外部世界隔离的“畸形的父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封闭也造成了整个家庭人际关系的毁灭。

三.孩童时渴望逃离的“我”

小说不仅书写了战争亲历者所遭受的直接创伤，还描写了“我”——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战争所遭受的间接创伤。作为孩童的“我”，在这个饱受创伤的家庭里感受到的只有寒冷和孤独。这里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地狱，也是感情生活的沙漠。“我”觉得自己以及自己的父母从未有过生活在一个家中的感觉，因为每踏入住处，里面充满的不是家庭的温暖和亲情，而是“死一般的寂静”。[3]14在“我”看来，家的概念只沦为居住的场所，而非是亲情﹑感情和血缘的维系。

“我”内心渴望改变当前境况的心愿如此强烈，以致于“我”想背叛自己的家庭。“我”希望有另外的父母﹑另外的兄弟姐妹﹑另外的房间﹑另外的往事。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更换掉，因而“我”企图将自己变成另外的人。在孩童玩伴——两个美国孩子的家中，“我”感受到小伙伴们过着富裕的生活，有着开明的父母是多么幸福和自由。于是“我”也想要做个美国人。“我”在申办的儿童读者证上为自己取了一个美国名字，把这个读者证看作是自己另一种生活的证明。“我”感到非常幸福，甚至一度相信，自己已经向成为美国人迈进了一小步。然而这种渴望转变的心态和行为只是遭到了家人的“嘲笑”。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却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失去亲情的“家”沦为了束缚自由﹑压抑人性的牢笼。“离开”成为了“我”内心最深切的渴望。离开意味着摆脱家庭所带来的孤独感和束缚感，摆脱当前生活所造成的压抑感。[5]7“4我”喜欢去火车站看着远去的火车，心里明白自己的这种喜好并不是因为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希望做个火车司机。“我”只是喜欢那些慢慢变小的铁轨和慢慢在天空中弥散开来的青烟，渴望像它们一样远离和消失。

“我”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与父母的自我封闭形成了对立。“我”与父母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与母亲总呆在阴暗的卧室﹑父亲喜欢阴暗的地下室形成对比，明亮通风的楼梯间成为了“我”的另一片天地。当“我”实在无法忍受家里的寂静时，便打开房门往楼梯间偷听。虽然楼梯间也像家一样寂静，但“我”还是会站在打开的门边上，因为“我”喜欢那透过门缝刮进的一丝凉风吹拂着脸的感觉。楼梯间成为了“我”通往自由﹑进入外面世界的过道。此处的凉风是一种“诱惑力”，吸引着“我”逃离家庭，也为成年后“我”的漫游埋下了伏笔。在街上闲逛，在漫游中观察和反省是成年的“我”消除对现实的恐慌和摆脱内心孤独的方式。

“我”不仅渴望逃离家庭，还渴望打破家中死一般的寂静，向往着一种富有朝气和生命力的生活。“我”常常期望能够放飞一只握在手中的小鸟。这里的“小鸟”是温暖和生命力的象征，“放飞小鸟”象征则着主人公内心向往自由的渴望。然而这种渴望始终只是个乌托邦，因为“我”常常仰望天空，甚至偶尔会张开右手，然而却从未有小鸟飞来过。

四.成年后无法摆脱阴影的“我”

在“我”的回忆里，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时感到的只有孤独和冷漠。家庭成员之间始终缺少应有的相互关爱和相互理解。孩童时不幸的家庭生活不仅给童年的“我”造成了伤害，还给成年后的“我”留下了始终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忘记孩童时家庭生活所带来的伤害，是开始正常家庭生活的前提。[6]50然而，不幸的童年所造成的阴影总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当前的心境与情绪总能将“我”带入对童年生活和已逝父母的回忆中。在小说中，“我”对当前生活的反思总是与对过去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回忆将过去和现在直接联系在一起，往事以一种意义融合的方式被植入到了现在。”[4]80一方面，人类在童年阶段所造成的创伤性记忆会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日后生活的体验。成年是童年的延续，童年记忆会被主体反复书写或言说。小说中不断呈现的童年回忆正是在书写着童年阴影对“我”当前生活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回忆也在表明父母的人生观已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观，甚至决定了“我”对世界的情感态度。父母对待外部世界时的内心矛盾实则已成为“我”永久潜在的内心矛盾的一部分。[4]86在小说中，读者可以发现，逝去父母的形象依旧在“我”对身上继续存活——“似乎我活着，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孤独和母亲的惊慌失措。”[3]8

小说中，童年经历虽已成为过去，貌似慢慢消逝，但其实仍深藏在“我”的意识深处，会时常随着周围景物带来的各种感知，伴随着记忆的回旋而涌现出来，重新带给“我”伤痛。正如小说中“我”对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评价：杜拉斯自以为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母亲，却没有意识到“为这种摆脱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她一生都得书写自己疯狂母亲的故事。她所获得的自由，将会因这种内心的强迫而失去一半”。[3]103父母所带来的这种始终挥之不去﹑无法摆脱的阴影尤其表现在：“我”对待婚姻生活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感。“我”也曾幻想自己以后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能够看着妻子在家中找东西或打扫房间，看着孩子满地爬，摆弄玩具的样子。然而此时，父母熟悉的身影总会挤进到所虚构的画面前，使“我”明白：为什么在真实的家庭背后只能有一个虚构的家庭。不幸的家庭生活加剧了“我”当下的孤独状态。

此外，在童年生活的影响下，成年后的“我”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常常有着与之父母相类似的心态。书写父母实际上就是在书写自己。如果说，成年后的“我”对自己生存世界的探寻是一种横向的视角，那么对父母生活状况的回忆和反思则是对这种视向的一个纵向补充。[7]22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在感到无力实现时，又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退缩和躲避始终是“我”矛盾的心理。

五.结语

与一般的二战创伤小说不同，《对纯真的爱》书写的不是德军对犹太人﹑或是入侵者对被侵略者所造成的创伤，而是将普通百姓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书写他们因信念﹑理想和希望被战争摧毁后所造成的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小说通过颠倒时空顺序的自由联想和回忆，既描写了“我”的父辈——战争亲历者的心理创伤，又描写了战争对“我”——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间接伤害。作品中所描绘的双重创伤既是对战争的控诉，又是对战争的反思。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17

[2]Michael Kohlstruck: Zwischen Erinnerungen und Geschichte.Der Nationalismus und die jungen Deutschen. Berlin:Metropol Verlag,1997:79.

[3]Wilhelm Genazino.Die Liebe zur Einfalt[M].Reinbek bei Hamburg:Rotwohlt Verlag GmbH,1990.

[4]Jonas Fansa. Unterweg im Monolog.Poetologische Konzeptionen in der Prosa Wilhelm Genazinos [M]. Würzburg:Verlag K4nigshausen&Neumann GmbH,2008.

[5]Anja Hirsch.Zwischen Lust und Angst.Erzhlen im Zeichen des Verschwindens [C].//Heinz Ludwig Arnold (Hrsg.): Text und Kritik. München: Richard Boorberg Verlag,2004:74.

[6]Susanne Mittag.Im INSTITUT FR MNEMOSYNE oder Grundkurs in der Kunst des Erinnerns.Aspekte der Erinnerung in den Romanen Wilhelm Genazinos[C]. //Winfried Giesen (Hrsg.):Wilhelm Genazino.Begleitheft zur Ausstellung 11.Januar–25.Februar 2006.Frankfurt:Druckerei Imbescheidt,2006:50.

[7]Claudia Stockinger.Das Leben ein(Angestellten-)Roman[C].//Heinz Ludwig Arnold(Hrsg.):Text und Kritik. München:Richard Boorberg Verlag,2004: 22.

（作者介绍：涂媛媛，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