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7
孙芳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赏析
孙芳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的一部杂文集,其中第一篇文章即《沉默的大多数》。这篇文章从体裁上看是一篇散文,从内容看是作者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个体”的眼光来反观社会的“群象”。纵观全文,作者一直在强调“沉默”的重要性,但从字里行间却能够看到作者对“自由”表达的渴求。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从“真高尚”与“伪高尚”、“沉默”与“自由”、“话语税”三个角度进行赏析,追寻文章的应有的韵味。
伪高尚 沉默 自由 话语税
文章以“现实”为背景,诉说现实的种种。也借此来吐露心声,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罗素先生认为,残酷打击别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别人来同意这个看法,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他还说,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这本书里我的多数看法都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这些看法无非是作者的一些恳求。我对读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忽略我的那一份恳切而已。”作者的一切言论无关对错,只是给能懂的人一些启示,不懂的人一些消遣罢了。同时,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这篇文章也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还原了一段历史,且不论它真实性所占的比重,至少是为我们反观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大多数的沉默不是为了沉默而沉默,只是没有在此情此景中说话的欲望或者不得不闭口不言。作者在文中写到“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作者也提及沉默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人在某种强压下失去话语权力时,会用一种“变异”的行为来代替话语的表达,这是沉默中生活方式的一种。对于特殊时期苏联人用“吐痰”来表达心中不满的方式,作者能从中找到乐趣,但处在话语圈的朋友却认为是境界不高,思想不好(可能只是说说而已,能做到吗?)。在这件事上我敢保证你会觉得作者很奇怪,但现实中这样“思想不好”的事情或人确是大范围存在的,作者本身也是无奈的,但这也的确是失去话语权利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口头上大呼高境界的人也不少,这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中沉默的生活方式,因为口不对心,行不对口。
当然,作者的言论并非空口无凭,他总是喜欢在经验主义的范畴中证实与证伪,以此来证明所说的真实性,从本质上辨别善恶好坏问题。例如在文革时期的“炼钢”问题和“亩产30万斤粮”的问题,口号是鼓舞人心的,但饥饿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普遍需要缄默的时代,有些人为了说话而说话,有些人用“变异”的行为来弥补话语的缺失,有些人干脆不说,只是默默地看着,以旁观者的身份洞悉一切,很明显作者是第三类。这三类人看似都选择了沉默的生活方式,但谁又能保证他们是真的不想说呢?真正的选择是不想说而不是不能说,当我想表达时就可以自由表达,当不想表达时便可以闭口不言,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
沉默不是选择,而是时代的无奈。在大多数的“疯言疯语”背后也有那么些清醒地存在。
虽然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沉默的可贵,但从字里行间的书写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话语自由的渴望,没有话语的年代决计是难熬的,在这里话语更多的象征着自由,表明作者对实现自由权的渴求。
作者看来,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中话语站在人性的对立面。只有切实的经历,才能给作者这样切实的感受。下面就以作者在文章中列举的三个例子为证。第一例:当他的同学开始分化为红黑两派,“红的”为能尽一些欺负同学的责任而沾沾自喜时,“黑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似乎也只能怪“黑的”自己“出生”不好;第二例:六年级的暑期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是关于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书,书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那个时候书本能教给人的不仅仅只有知识一类好的东西;第三例:一起打架事件,事件中一名同学的耳朵被咬掉一部分,作者很关注,但相对于是事本身而言,更加关心的应该是“同类相食”这件事。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扭曲,人们把黑的说成白的,好像发了一场集体性的癔症,只能把真实的人性掩藏在病态背后,口不对心的表达着自我。一次“咬耳朵”事件又何尝不是时代的缩影,时代是在教我们一些东西,但“人性”的堕落远比时代可怕的多,但好在还未到“同类相食”的地步,也可能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讲述这三件事的过程中,作者反复提到“沉默能教给我们一些东西”。时代要求我们会说话、说时代想听的话。在这样的情境中,我想“沉默”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加需要人性的支撑。
作者一直在强调“沉默”的重要性,但从字里行间却能够看到作者对“自由”表达的渴求。这种自由可以替“人性”发声,可以唤起“人性”。作者不想也不屑走入时代话语圈,他认为那是个贫乏的代名词,人们用单一的话语表达着“复杂”的思想,行为上做着“万恶”的事,语言上说着“高尚”的话。说话的“我”和“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人,是那个时代的通病。为了心中对于自由的渴求,“沉默”是最好的表达。
作者带着近乎童真的“偏执”来解读已存在的话语圈。他有些绝对的区分了“话语圈”与“弱势群体”、“正面表达”与“自我表达”。这个时代需要为自己说话、说真话的人,但为大众表达或者做客观阐述的人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说自我表达一定是消极的或者尖锐的批判,但这可能是常态,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些“教育人民、提升灵魂”的话语可能也是被需要的。作者把一切“正面说话”的都看作是不情愿的在缴纳话语税,在话语层面,不论是什么样的表达都可能是表达着当时心声的自然流露,我们应该正确看待、理性看待。
作者以特殊的时代为背景,以个体的眼光,向我们阐述了一个时代的群像。不论是“选择”沉默或是运用“沉默”的表达,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
(作者介绍:孙芳,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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