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鲁迅杂文中的儿童书写

李祝萍

简论鲁迅杂文中的儿童书写

李祝萍

鲁迅对儿童问题的关心贯穿着其杂文创作的全部，“五四”时期鲁迅阐释了儿童作为“人之子”的理论，成为人之父后，鲁迅对儿童以及儿童教育问题有了切身的体验。鲁迅的杂文从分析现代儿童生存的状态，到对旧式教育方法的批判，以及新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再到理想图式的想象。鲁迅杂文的儿童书写是其“立人”思想的一部分，杂文能够更直接、更具体地表达对儿童问题的思考，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思考往往以小见大。鲁迅杂文中对儿童问题的见解对现世具有很大价值。

鲁迅 杂文 儿童书写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一生致力于人的思想改造，他是拯救国民灵魂的药剂师，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1]。鲁迅在《看图识字》中曾说：“儿童是可以敬服的。”[2]儿童是鲁迅寄予厚望的群体，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显示出对儿童的关照意识。儿童书写在鲁迅研究方面并不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之地，研究者通常更多地从散文和小说的文体入手，而鲁迅的杂文内容繁多、琐碎，对于儿童问题的书写是陆续进行的，所阐述的思想也是有所变动的，很难把握。本文着重从鲁迅的杂文中研究其儿童书写，发掘其儿童书写的思想内蕴与独特之处。

一.鲁迅对儿童的发现与思考

鲁迅所处的“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化觉醒的时代，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开创了新的文学追求，“儿童的发现”是“五四”时期一次重要的发现。人的生长从儿童到少年、青年、壮年，再到老年。儿童，作为人生长的起点，是生理发育和心智启蒙的关键阶段。鲁迅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儿童的个性和权益遭到漠视，而在鲁迅的笔下，儿童已不再是一个弱者地位，而是一个个体，具有独立的精神。

鲁迅的作品以追求“立人”为目标，因此儿童作为鲁迅“立人”的一个部分，是鲁迅努力观照与执着探求的。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表明鲁迅在绝望中的找到了理想出路，即希望在孩子。

中国自古遵循“长者为尊”的传统观念，子女是家长的被教导者，一旦教导者的引导出现问题，子女的成长就会受到影响。“五四”前后，一些思想家受美国实用主义杜威的影响，教育观念有所转变，即由长者本位转向了幼者本位、弱者本位。对于儿童的生命形式、内在精神、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的看法都有了转变，儿童的个性和地位获得了重新的定位和肯定。

鲁迅的杂文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杂文写作贯穿着其写作生涯的全部，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关于儿童方面的思想在不同杂文集中时常出现。从《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开始，鲁迅正式提出了有关儿童教育与观念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深刻阐释了儿童作为“人之子”的理论，有人解读“人之子属于现代启蒙文化的范畴，具有进化论和循环论的双重哲学内涵”[3]。这篇文章开启了鲁迅对于儿童问题的启蒙思想。他阐释了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觉醒的父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都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4]鲁迅认为这是一件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父母应当成为儿童的指导者，并且学会理解儿童。

“五四”时期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二十五》（1918）、《热风·随感录四十》（1919）、《从热风·与幼者》（1919）中，鲁迅指出了中国儿童及家长的一贯作风，谴责了旧社会广大儿童不能接受教育的现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封建思想认为多子多福，“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5]。鲁迅毫不客气地道出了中国教育的劣根性，对儿童的生长发展缺乏思想上的引导，只一味的生养，忽略儿童独立人格的培养。鲁迅期盼着“人之子”的觉醒，希望社会能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家长能改变原有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人之子”获得了独立地位和自主精神，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将会不可估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尤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所变化，其身份也有了变化。1927年10月3日鲁迅抵达上海定居，并于两年后初为人父。1929年，许广平为鲁迅生下了儿子海婴，鲁迅成为了人之父，角色的转变，使得鲁迅对儿童以及儿童教育问题有了切身的体验，同时也显示出他对儿童问题思考的某种矛盾性。作为人之父的鲁迅在他的书信中，一方面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孩子的喜爱，为孩子购买玩具、收集玩具，关注儿子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描绘了一类精神疲软的儿童，指出儿童身上出现的胆怯、压抑、无能等问题。在不同的文章中显示先生对儿童的关爱与忧思。《而已集·读书杂谈》（1927）中，鲁迅认为读书是件高尚的事情，不是勉勉强强的事。告诫青年人学会自发的读书，并且将读书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1933）、《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1933）以上海这座城市的儿童为代表，归纳总结了当代儿童的特点，敏锐的观察揭示出儿童在精神上的缺失。《伪自由书·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1933）中，鲁迅再次谈了他的教育观，对传统的教科书提出质疑。《准风月谈·新秋杂识》（1933）中，鲁迅指出很多制造发明多是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点出孩子具有创造的天性，提出对孩子的即兴发明应持支持鼓励的态度。《花边文学·小童挡驾》（1934）、《花边文学·玩具》（1934）、《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1934)、《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等文章中，鲁迅注入日常生活经验，从一些小事或小的物件中谈起，贴近生活，在琐事中发现问题，由此阐释更加深刻的思想。孩子的玩具是儿童的创造之物，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可以通过游戏中发现新奇的创意。西方注重启蒙教育，而中国家长却认为“玩物丧志”，游戏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忽略了玩物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潜能。鲁迅联想到一系列儿童问题，对儿童形象、儿童教育问题有了更深更复杂的体味。这些杂文是鲁迅关于儿童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旧社会的儿童，鲁迅抱着改变的态度去拯救，期盼几十年后的儿童能够不受旧道德的约束，成为中国发展理想的新一代。

二.鲁迅儿童书写的思想内核

鲁迅在杂文中多次关注儿童这一群体，从分析现代儿童生存的状态，到对旧式教育方法的批判，以及新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再到理想图式的想象，鲁迅用其独特的视角去关爱儿童。

鲁迅杂文中的儿童书写，并不像小说人物一样有明显的特征，但是中国儿童是有一类群像特征的，即有中国式儿童的静，中国式儿童的受压抑，以及中国式儿童的弱势地位。鲁迅一直致力于人的思想改造，关爱儿童也构成了其思想的一部分。面对纯真的儿童，鲁迅流露出仁慈之面，但是鲁迅看到的不仅是儿童本真的一面，更多的是令人焦灼的一面。在鲁迅的文章中，中国儿童很容易辨识出来的，儿童走在路上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国家的，外国的儿童聪明、活泼、有灵气，而中国的儿童呈现“一派中国式的衰惫气象”[6]。中国的儿童是安静的、压抑的，被放在了一个相对弱势的等级。儿童本应是快乐、童真的代名词，但中国式儿童“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7]。这般情形足以让人痛心，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密不可分，中国自古是封建社会，在教育上并不开化，而孩子虽然是家中的宝贝，但是父母却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往往忽视儿童的心理塑造。在古代，儿童是以“小大人”身份出现的，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古代奉行着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系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从而忽视了儿童的平等地位，这样的思想顺袭至现代社会，鲁迅严厉地指出中国儿童的“顽劣、钝滞”。[8]在家长的教化下，安静的孩子被当作好孩子，却少了些许灵气。鲁迅在杂文中多次显示出封建家长制下儿童们的受压抑，儿童是没有主权的，他们要对父母们惟命是从。鲁迅的儿童书写，通过一种决绝的方式唤醒一类人，乞求成人能够自我牺牲，能够“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正是看到中国社会的儿童呈现一片涣散现象，使得鲁迅对儿童的教育问题格外重视，鲁迅在儿童教育上推翻旧式传统观念，提倡新式启蒙平等教育，注重儿童本位的思想。鲁迅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对于封建思想迫害儿童深恶痛绝，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强调：“第一是理解，第二是指导，第三是解放。”在中国的旧家庭中，父权至上，儿子是不能反对老子的，一旦反对，就成了不肖子孙。鲁迅断言：“他们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醒不过来。”[9]作为家长的大人，总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让孩子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忽略了孩子自身的特点，总希望孩子成为自己期待的形象。鲁迅试图转变这样的传统教育观念，希望家长能够因材施教、宽松民主，让孩子顺其自然地发展。

钱理群说：“从一开始，鲁迅就是抱着一颗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也是他不同于同时期启蒙者的独特之处。”[10]鲁迅坚持启蒙的态度，这种启蒙也体现在他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鲁迅认为“只要他自己学好，父母的好坏是不在乎的。中国社会向来只看本人的成就，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父母是没有多大关系的”①。父母在孩子的发展中应处于引导地位，切不可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孩子。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对待儿子的方法是 “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要他敢说、敢笑、敢骂、敢打”[11]。鲁迅对待孩子的观念上从不是压制的、强迫的，鲁迅打破了传统的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儿童不是不能反抗的，家长也并不是权力的象征，儿童需要在平等、自由中任意发展，承认儿童是社会的平等个体，没有理由拒绝倾听他们声音。鲁迅先生成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12]。他决不让这样的教育思想再发生在他的下一代中，鲁迅曾经说过，“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13]，这是人的生命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两个关键时刻，一是为“人之子”，二是做“人之父”。“人之子”无法选择自己的教育权，而“人之父”是可以主动教育儿童的。鲁迅作为过来人，对自己的孩子爱护有加、十分民主，这种超前的儿童观念看出鲁迅的关爱与仁慈平等理念。

鲁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思想家，在儿童问题上也是具有复杂心情的，他喜欢孩子的理想世界，对孩子寄予无限之爱，又担忧孩子被陈旧的教育观念裹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谈“孩子的世界”说道：“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来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14]鲁迅先生喜欢孩子世界的自由、天真、无邪，儿童世界充满着希望与童趣，与成人世界的复杂、混沌截然不同。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谈到：“鲁迅显示的是父与子两代人相同又相异的赤子之心，这是一个更接近自然状态的纯真的心灵世界。因为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仅仅是爱——未受封建等级观念、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污染的爱。”[15]在鲁迅的心中始终将孩子放在一个未经污染的纯净位置，金钱、等级观念一旦渗入孩子的世界里，孩子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鲁迅先生忧心忡忡，看不得社会对孩童世界的任何污染，希望留得孩童的纯真烂漫与自由快乐。

谈到对孩子的期待，鲁迅对孩子的期望最基本的就是“立人”。20世纪初，鲁迅和许寿裳开始着手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时，一致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16]。诚和爱是鲁迅对儿童的最基本期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7]鲁迅先生所期盼的未来儿童是脚踏实地的做人，不是游手好闲之人。鲁迅对儿童寄予了厚爱，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应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意志。作为长者的鲁迅之所以提倡幼者本位，也是希望这样自由、平等、仁爱的观念延续下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观念，剔除落后封建的思想，让孩子成长为具有诚和爱的大写的“人”。

三.鲁迅儿童书写的意义

鲁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家，鲁迅的杂文批评是从“立人”的旨归对儿童所受到的摧残进行针砭，对儿童的教育进行分析。鲁迅真诚地发现儿童、挽救儿童、书写儿童。阅读鲁迅的作品，儿童形象常常出现在散文、小说中，儿童闰土、阿发、宝儿，具有时代儿童鲜明的特征，而杂文中的儿童书写，是具有不同意义的。

首先，鲁迅的目的是通过先“立人”再“立国”，实现由民到国的思想改造，其杂文中的儿童书写就呈现出这种目的。在杂文写作里，鲁迅写过青年、女人、老人，而儿童也构成了“人”的一部分。因此，儿童的书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将“立人”的第一希望寄托在活泼天真的孩子身上，孩子是“立人”的希望，“立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是思想解放、告别旧社会的必由之路。鲁迅主张将儿童培育成有独特思想见解、有一定社会地位、有足够发展空间自由的“新人”，反对将儿童束缚在旧道德的枷锁中，反对过去儿童的呆滞、麻木、无独立人格的现状。儿童是未来的创造者，是未来的开拓者，旧社会要求儿童尊崇与顺势，对违反“常理”的儿童与教育进行打压，而在鲁迅的思想里，儿童需要一种善于发现、打破常规、敢于探索的精神，一切新意的探求是一种创造，儿童的教育与进步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与追求。

其次，鲁迅通过杂文的书写能够更直接、更具体地表达对儿童问题的思考，达到陈述的深入浅出、观点的鞭辟入里。杂文的语言具有精炼性、哲理性、讽刺性，在鲁迅的众多杂文中，围绕的是“人”、“社会”、“国”几个基本问题写作，散文的语言较为抒情与含蓄，小说人物的形象更立体生动，鲁迅通过杂文的方式让读者对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具深刻性与穿透力，其杂文篇幅短小精悍、含意深广、褒贬不一，字里行间里显示出鲁迅的高瞻远瞩，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拯救国民性。鲁迅在杂文里体现出他爱与忧的两面性，一方面显示出对儿童的格外关爱与怜惜，另一方面发现了儿童教育的不足以及对一类儿童的不满，带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灼发现问题、指出问题，以至于企望通过揭示分析解决问题。鲁迅站在理想高度以“救亡图存”的启蒙主义发出深切的呐喊。

另外，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思考往往以小见大，尤其在后十年的杂文写作中，从细微生活琐事中发现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孩子的玩具、照相事件、看图识字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鲁迅看到了人们对待儿童问题的普遍做法，并从家长的反映中得出当下教育出现的问题。鲁迅试图通过杂文的写作方式表达观点，改变传统儿童的弱者地位，推动现代儿童民主化教育，希望儿童不断壮大、发展，而不是掉入历史的漩涡中。

鲁迅对中国儿童成长与发展的关注显示出先生的爱与忧，鲁迅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去唤起对儿童问题的重视，鲁迅先生的思想是深刻的、复杂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期望看到中国社会呈现繁荣民主的面貌，其留下的对儿童问题的见解对现世具有很大价值。

注释

[1]张载：名言.

[2]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六《看图识字》第 37页.

[3]徐妍 孙巧巧：《鲁迅，为何成为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五期.

[4]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一《我们怎样做父亲》第145 页.

[5]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一《随感录二十五》第311页.

[6]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四《上海的儿童》第580页.

[7]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四《上海的儿童》第580页.

[8]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四《上海的儿童》第581页.

[9]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一《我们怎样做父亲》第135页

[10]钱理群：读书札记：《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

[11]钱理群：《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版，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第64页.

[12]钱理群：《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版，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第64页.

[13]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一《随感录四十九》，第354页.

[14]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六《看图识字》第36页.

[1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1页.

[16]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87页.

[17]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卷六《死》第 635页.

[1]儿童文学概论编写组，《儿童文学概论》，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

[2]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3]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钱理群：《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版.

[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6]高少月：《现代性与“儿童的发现”—试论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与意义》，《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9月第10卷第3期.

[7]徐妍 孙巧巧:《鲁迅，为何成为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五期.

[8]牟文烨：《硬与冷背后的温情———析鲁迅儿童视角作品的美感特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一期.

[9]王海霞:《四十年《鲁迅研究月刊》对鲁迅儿童观的研究综述》《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2月第16卷增刊.

[10]杨子雪：《在爱与恨之间挣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介绍：李祝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