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小说新作述评

吴平安

晓苏小说新作述评

吴平安

丁酉及半，作家晓苏已在各大刊物联袂推出多个短篇，总字数接近10万，这预示了2017将会是晓苏小说的大年。

我跟踪阅读晓苏小说多年，面对“著作等腰”（晓苏戏言）的小说集，也曾有过疑惑：那片“邮票般大小”的油菜坡，历经多年采掘，还会有新鲜的发现吗？以“有意思的小说”在短篇小说领域竖起的这面旗帜，到底能飘扬多久呢？

鄂西北的矿老板，把蕴藏丰富的矿洞叫红洞子，读了这几部小说，我豁然明白，晓苏的文学故乡，就是一口红洞子，只要对中国乡村一隅的跟进式观照永不停息，只要对生活的思考和形式的探索永不停息，这口红洞子就永不会有枯竭的日子，那源源开掘出来的新鲜“意思”，也将让那面旗帜更加鲜亮。

一.“悲喜交集”：写不尽今日农村的人生百态

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究竟该怎样概括？“牧歌”、“田园”的一页大概已经翻过去了，那么像如今经常出现的“沦陷”、“空壳”，是否就足以勾画今天乡村的风景呢？这片风景中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

读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我忽然联想起有年攀登泉州清源山，面对勒于一块巨石上“悲喜交集”四个大字，恍然间似有所悟来，那是弘一大师的真迹，道尽又道不尽人生的况味。人生于天地之间，百代过客，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无论是就个体、就群体，还是就类的存在而言，应该都是造物赐予的无法逃遁的定数吧。

引此联想，并非是说晓苏小说意在谈玄论禅，其所指有二：一是就小说文本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晓苏对当下中国乡村风景的审美把握；二是就读者反应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感受。

且看《推牛》（《天涯》2017年第1期）。一个老农在一辆装有三十八人的客车与一头拦路的老牛相撞的刹那，奋不顾身“推牛”而殒命车下，作为小说的前叙述，以此拉开了一干人物的悲喜剧。这一壮举被主管宣传的镇领导捕捉，旋即打造成舍己救人的英雄，“笨嘴笨舌”，说话“结结巴巴”的儿子作为事发时“正好在场”，“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的“英雄之子”，一番专人调教，成为口吐莲花的“英模报告团”的主讲。随着宣传力度的层层加大，“英雄”升格为“感动全县十大人物”，伴随英雄事迹的持续发酵，上上下下一干参与其事的人物均沾光获利，各有升迁，“英雄之子”也被任命为副村长。

“当上副村长的那天中午，我爹一回家就进了堂屋，双膝一弯跪在了我爷爷的遗像前，给我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他一边磕一边对我爷爷说，爹，我们家祖坟冒烟了！爹，我当副村长了！爹，我们高家总算有人当官儿了！”“当了副村长之后，我爹就开始反常了，说话让人莫名其妙，做事让人不可思议。他的言行举止，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油菜坡的人，仿佛是一个天外来客。用我妈的话说，他有神经病！我奶奶干脆说，他八成儿是疯了！”

看到这里，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十足的一部农村版的《范进中举》啊，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已深入中国人骨髓血脉中，历千百年而分毫不减，念及此，又不禁悲从中来。然而范进中举之后，得到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农民范进当上的副村长，不过是因人设岗，“没有任何实权，好比聋子的耳朵，说穿了就是个摆设”，这倒也罢，顶着“英雄之子”光环的副村长，竟被推到风口浪尖，变成一块村民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不仅家中钱物被村民以各种名义洗劫一空，连肾脏也被“捐出”以致病入膏肓，无人理睬，直到弥留之际，方才说出事情真相，原来那牛系老农所买，“推牛”不过是保护自家财产的私心而已，为了树典型，博政绩，“上头来人打过招呼的，要我爹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我爹还对上头发过誓，说这事打死他也不会说”。这是晓苏“点式叙事”的又一个精彩呈现：一干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全生发于一个“推牛”的瞬间动作，凭借这个“点”，敷演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荒诞故事。

《两次来客》（《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读者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一部喜剧小品来欣赏，它的基调是温情地嘲讽。

勤扒苦做盖起了三层楼的村民金斗，得知表弟赵宽要来油菜坡探望，立即当作头等大事进行了全家总动员，从饭菜、烟酒、餐具到自家衣着，都进行了费心尽力地安排。令人唏嘘的是此举并非出于亲情和厚道，而是意在鸟枪换炮之后的显摆和张扬。然而让金斗始料未及的是，做钢材生意发达了的表弟更是今非昔比，财大气粗，哥俩的见面就变成一场炫富与比阔的较量。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那么顺理成章，也该有“相对富裕”和“绝对富裕”了。如同一种叫“十点半”的牌戏，相对富裕的金斗每出一张牌，都被绝对富裕的赵宽的大牌压下，结果是金斗完败，锐气大折的金斗遂一蹶不振，“巴不得早点死”去，以至于当做药材生意的表哥李帽也前来做客时，金斗不能不心惊胆战。孰知市场风云变幻，阴晴不定，有人一夜暴富，就有人一朝破产，当金斗发现李帽已经潦倒落魄一贫如洗之后，此前炫耀表弟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李帽艳羡不已，此番做客，其实是前来告贷的。金斗在这次比斗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不但慷慨解囊，而且“感到浑身都是劲儿，便直接到地里割油菜籽去了”。

晓苏令人忍俊不住的讲述，揭示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炫富与仇富。越穷越光荣的荒谬历史终结了，如今是《财富榜》颠倒众生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了，奔小康了，致富了，可是精神的脱贫，却并不像土屋换楼房那么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嘲笑金斗兄弟精神世界的局促，可是反观都市白领对奢侈品牌的追捧，将此作为提升自身品味的标志，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倘若再往远处想想，你看那个西楚霸王，天下未定，便叫唤“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现在时兴的炫富手段是晒在网上诱人围观；魏晋门阀士族中，有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那时候是用铁如意砸红珊瑚， 如今的土豪干脆直接烧人民币了。与炫富相生相伴的则是仇富——《两次来客》精彩之处，在这两种心理于金斗身上兼而有之。读到这里，恐怕就不由得叹一声：两千年下来，中国人的财富观，咋就不见有多大长进呢？

梁文道先生在新书《关键词》中，对这种看似对立的心理有深刻的解释：“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如此看来，金斗不正是这样的可怜人吗？

如果要分析晓苏的写作心理，发散性思维应该是特点之一，一类人物（比如光棍汉）、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宣传上的弄虚作假）、一个主题（比如高校教师的道德滑坡），甚至是一个字（比如刘富道先生就曾将《花被窝》《花嫂抗旱》《一双绣花鞋》概括为“三花小说”），都可以敷演出一个系列的小说来。以此观之，可以把《看病》（《花城》2017年第2期）和《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看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一个系列，比起《两次来客》温情的嘲讽来，这“两次看病”的讽刺就要辛辣得多了。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晓苏却刻意避开了这个社会热点，他关注的是在两次看病过程中烛照的世道人心，是在商品逻辑主宰下人性的异化。

村民林近山患腿疾行走不便，卖掉年猪，以每天一百一十元劳务费请光棍汉张自榜陪同，花五百元乘李兆祥的黑车，投奔当年村中下乡知青、现任行管局的副局长，赴襄阳看病。有了副局长的关照，林近山看病一路绿灯，张自榜趁势沾光，看了自家的性病，三百多元费用也一并由副局长支付。等候其间，李兆祥为见缝插针多捞外快，将黑车开出拉客，不料因不懂交规且系无证驾驶，被交警队扣留，罚款一千元并拘留七天，副局长派员疏通并代缴罚金，使三人得以返乡。车进自家地盘，李兆祥仰仗妹夫是镇交警队队长，得意忘形喝得酩酊大醉开车赶路，三人为劳务费、租车费又起争执，终于将车翻进深沟，把三人摔成重伤。

《撒谎记》中的农民看病，因为上头无人关照，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我”的儿子摩托醉驾负伤住院治疗，按规定是不能报销医疗费的，在医院院长车前启发下，“撒谎”成打扶贫井负伤，让老实巴交的“我”感激涕零：“车前这个人好。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却能一切为我们着想，这样的好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然而对“好人”是必须表示感谢的，何况合作医疗结账是必须经院长签字的，表达谢意的物品是高档香烟，因为院长“吸的最差的烟，也是五百块钱一条的黄鹤楼”，这是熟悉内情的病友的指点；报销是需要村里出具证明的，而证明也不是白开的，村支书盘存又做笼子让“我”破费了两百元饭钱；证明是需要加盖公章的，而公章却握在书记老婆手中，也是必须打点的。这还没完，眼看诸事停当，村民连赢却借口摩托车碾压了他几十棵油菜秧，以告状“撒谎报销”相要挟，又敲诈了一千元，最后牵走了“我”家唯一的肉猪作抵。围绕一次住院报销，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比起院长的不露声色，支书的启发暗示，无权无势的村民连赢就是赤膊上阵了。连赢和艾蒿夫妇同属最底层的乡民，可是却没有一点惺惺相惜之情。赵弯车祸倒地时，正在现场的连赢冷眼旁观，未见施以援手，只是手机告知赵弯父亲，其时已另有盘算了，这种来自最底层的精神溃败，才是更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妇女主任张开凤》（《鸭绿江》2017年第5期）。这是一幅洋溢着喜剧精神的乡村风俗画，几个女人闹离婚的故事，使通篇充盈着明朗而乐观的情调，令人联想起莎翁喜剧中那些方方面面均高出男人许多的可爱的女性。女主人公张开凤，不但工作能力强，还“像一个时装模特儿”，“又贤慧又孝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小说开端于张开凤受命“密切关注村里的动向”，“把离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影响“和谐村”建设，并被许诺接任村支书一职。小说的主干情节，是以“一线串珠”手法叙述三个妇女闹离婚，而忠于职守的妇女主任则充当了消防队员，疲于奔命，四处灭火。三个妇女的丈夫，或者懒惰、赌博、败家；或者小肚鸡肠，跟踪盯梢媳妇闹出笑话；或者视媳妇为物件和外人利益交换。全是“两口子也确实有点儿不般配”的婚姻状况。张开凤在“灭火”劝和过程中，不得不现身说法，原来那三个男人的种种劣迹，被其丈夫孙喜九一人占全，且冷漠、自私、吝啬又在三人之上，而堪称人尖的张开凤，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却只能是如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满脑子的大男子主义的孙喜九在屋里可以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至故意刁难摆治她。是谁给这位三间土屋里的君王加冕的呢？当然是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国学热持续升温，弘扬传统文化呼声日高的今天，我们似乎无暇分辨和剔除其间裹挟的糟粕，就像昨天无暇分辨和吸收其间的精华而“横扫一切”、“彻底决裂”一样。“在和谐村评选中，离婚是一票否决。上头说了，离婚就意味着家庭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上头”的话音里，分明可以听到封建伦理纲常的余响，而最古老的礼教经一番逻辑推演，又和最当下的社会治理对接起来。令人唏嘘的是，这套高论不仅为“上头”鼓吹，也为“下头”奉行，这里“下头”并非指或不单指村支书王立社之类的基层干部，而是指以肖楚玉娘屋妈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尤其是老一辈人，“你离了婚，我这张老脸没地方搁啊”是句经典道白，它印证了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男女不平等，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态是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所谓女权主义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上。中国妇女因为整体上未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女性意识与个体意识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欣喜地看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也终于照耀到僻处一隅的油菜坡，妇女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再是从一而终了。

《推杯换盏》（《作家》2017年第1期）。咋看起来，这是一个寻常故事：包工头王羊勾引了陶贵的媳妇毛英，“看上去一副憨样,实际上精毬得很,比他娘的王八还精”的陶贵，为了从王羊处得到盖房的钱财和钢筋、水泥，采取的策略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装傻”，甚至不惜在王妻寻夫时为之掩护。一待新房落成，怀恨在心的陶贵为了报复夺妻之恨，不仅设计让王妻捉奸而后与之离婚，还放火烧了王羊的老屋，使之居无定所。为了避免公安介入调查纵火案，毛英跟随王羊另投平顶山挖煤，而平顶山的储洞长却很快勾引跑了毛英。

恩怨情仇，尤其是涉及男女关系的爱恨，是文学的永恒题材，想在这方面写出新意，着实不易。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用鄂西北方言土语，采用多元第一人称，把一个原本俗套的故事讲述得妙趣横生，当两个男人为了同一个女人结下冤仇后，却又同时为这个女人带了绿帽子，原来他俩都是受害者，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现在都成了一无所有的光棍汉，互为寇仇的敌对情绪化解了，王羊为夺妻向陶贵道歉，陶贵则对王羊坦白了放火之事，小说在两个难兄难弟尽弃前嫌推杯换盏中结束。这是一篇很能体现晓苏特色的“有意思”的小说，至于“意思”背后的“意义”，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可以人言人殊的空间，就留待读者去填补吧。

《打飞机的傻哥哥》（《湖南文学》2017年第5期）。这是叙述人“我”，我的傻哥哥、地痞杨梆、妓女黑耳几个人的一台戏。在南方打工的“我”千里返乡，是为了按当地习俗，给傻哥哥过四十八岁生日，遇见同在南方某地谋生的妓女黑耳，为了缓解光棍汉傻哥哥的性苦闷，决定花钱请黑耳陪傻哥哥睡一觉。

农村光棍汉是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是晓苏独特的审美发现，而对其性压抑、性苦闷的揭示，则体现了作家的悲悯情绪与人文关怀，晓苏此前已经有《坦白书》、《松油灯》、《为光棍说话》、《送一个光棍上天堂》等等作品，且广受好评，换言之，沿着这条路径走下来，自然轻车熟路，但是会犯一大忌，即自我重复，文学写作的残酷性在于，对一个作家来说，重复自己与重复别人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创造力不足的表现。然而晓苏不过是借用了一条叙事线索，醉翁之意不在酒，兄弟间的手足情深，妓女黑耳的良知善念，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地痞杨梆掺合其间的寻隙滋事，更把这台戏搅动得摇曳生姿，“打飞机”的双关，“花柳树”的隐喻，或浅或深隐藏在文本中，显示着晓苏营构短篇的功力。

《父亲的相好》（《钟山》2017年第3期）。这部短篇在晓苏的小说里颇显另类，甚至在短篇小说体裁中也不多见：它的时间跨度太长，从情窦初开的懵懂岁月写到安详宁静的黄昏暮年，几乎覆盖了男女主人公的一生。或许是因为不合乎教科书设定的美学规范，除了现代白话小说的早期作家偶有涉猎外，一般都不大敢取此章法。然而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优秀的小说，往往就产生在对既定规范的冲撞中。

这是一篇读完让人心生暖意的小说。在“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就像洪水猛兽，一旦暴露就会惊天动地”的年代，这对小学教师因为私情暴露而各受惩处，男的开除回乡务农，女的发配边远学校；光阴流转，岁月不居，虽然其间两人天各一方，见面机会屈指可数，这段深埋各自心底的情愫却并未被时空磨灭阻断，女人爱屋及乌，通过对男人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儿子的热情接待，通过对男人妻子因嫉妒患病的特殊治疗，男人则通过对女人信物的珍藏，彼此恪守了那份珍贵的感情。读毕全篇，方知作者何以要让尺幅短篇横跨三代人了，因为时间是小说里无言的见证人，男人自贬回乡，终其一生都在务农，几十年社会变迁如天地翻覆，两人能白头到老而初心不改，其感情之真挚、之纯净还容怀疑吗？正是这份情感的滋养，使平淡的生活有了滋味，让平凡的生命不再平庸，倘对比当今现世权与物对爱情的高度异化，则无异一遥远童话，小说温暖人心处，也正在这里。至于时间跨度的超长，作者通过叙述视角的精心挑选，即取三代人的中间一代，以女儿的身份，上接老父，下连儿子，再截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便有效化解了时间与篇幅的矛盾，有效调控了叙述的密度。

二.“出乎意外”：把反转式结局艺术推向极致

“出乎意外的结局”（Surprise ending），是西方评论家对欧·亨利小说形式特征打下的美学印记。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相对“古老”的写作艺术，然而至少就短篇小说而言，这株老树仍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何况即便是枯木，得遇天时，不也还能发出新枝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天时”，即是“慧心”。这种结局艺术面对的挑战，是读者经久积攒的审美疲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反转式结局的基本要求，然而能够将“意料之外”变为“意料之中”的聪明的读者越来越多，作者与读者间的智力竞赛，也就有了朝更精彩处拓展的空间，就像人类对“更高、更快、更强”的极限追求，使固定程式的体育赛事依然精彩纷呈那样。

从这个角度解读晓苏小说，不难看出这种反转式结局，是晓苏营构短篇的常用手法，即便仅以上述各篇论，基本上都能看出这种手法的影子，唯一例外的是《父亲的相好》，年深日久中的不变，才是流行语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印证，它的结尾是无需反转也不能反转的，作者采用的是象征意味深长的收束：“我把一颗糖深深地藏在舌头下面，不动声色，让它一点一点慢慢溶化，然后再让糖汁慢慢进入喉咙，沁入心脾，融入骨髓。”这段精彩的语言，既是男女主人公一生情感的概括，也是滋润读者心田的审美感受。

将其余六篇略加解读，可以得出结论：对反转式结局的小说艺术，晓苏已经操练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在这个过程中，晓苏不但在与读者的智力较量中屡屡获胜，一再彰显了作品的“意思”，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原本属于纯粹形式上的一种写作技巧，升格为小说内容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使小说的“意义”获得催化和增殖，用得上西方当代美学所持有机形式论者的一句话：形式即内容。一旦抵达这种境界，说这种古老的写作艺术在晓苏笔下臻于极致，应该是公允的评价吧。

《推杯换盏》属于经典型也即常规性的反转，其基本要求一是叙述上需要铺垫蓄势，二是情理上必须反常合道，二者缺一不可。小说几乎通篇都在渲染和强化两个男人之间的仇恨，尤其是陶贵对王羊，诅咒其“早就该死了,死了世上少一个祸害”，这就使结尾的推杯换盏、亲如兄弟，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为了使这一突转合情合理，聪明的作者让陶贵对毛英难以割舍，让王羊对毛英日久生情，即揭示了人感情的复杂性，又为两人的化敌为友寻找了心理基础。

《撒谎记》的结尾，是作者在传统的欧·亨利式结尾艺术中以智取胜的典型案例。我相信只要是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会在心里做一番加法演算，并且能大致预见到小说的结尾，因为这道简单的算术题，不外乎三种答案：1.得大于失，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2.得不偿失，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3.得失相当，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就小说叙事可能的三个选项中，其一属“非反转式结尾”，或曰“生活性结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做亏本卖买，如此实写，则了无波澜，自然不合小说章法；其二就有了荒诞，有了幽默，有了晓苏所追求的“意思”，因而就属于“反转式结尾”，或曰“文学性结尾”了。估计大部分读者，都会舍1取2，可是晓苏跟读者的期待视野玩了点智力游戏，偏偏选取了介于两者之间，看似最为平淡的3。何以如此呢？个中奥妙，全在最后一句：“艾蒿欣慰地说，总地算起来，我们也没吃亏，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她的意思是说，这次撒谎总算没有白撒。”劳神费力，折腾一大圈下来，不过得失相当，何苦来哉，当事人怎么还会“欣慰”呢？原来是觉得“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若无这点“欣慰”，我们只会对这对受尽盘剥的底层夫妇抱以同情心，这一“欣慰”，方知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他们实在不见得就比院长、支书等人高出多少，区别只在有权无权、在朝在野，细想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看病》不妨称之为“双重反转式”。乐极生悲，醉驾翻车，是一次反转，这是对一心钻到钱眼里的扭曲人格的戏谑，是对自持有交警队长权力庇护而无视规则的鞭挞；副局长被人举报违纪，巡视组与其诫勉谈话,则是另一次反转。前一次反转基本在读者的猜想中，后一次反转就有些出乎意外了，细读才发现前文已留有伏笔：“省里的巡视组那天突然来了，行管局一下子就忙乱起来。”前一次反转意在批判，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后一次反转好在余音绕梁：失去了副局长的庇护，三个身负重伤的人接下来该如何“看病”呢？顺带一提，这个“带病提拔”的副局长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只为下乡插队的房东关系，几十年不离不弃，殊为难得，小说中不过是个穿针引线的角色，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面。

《妇女主任张开凤》的结尾，可以称为“声东击西式”。经过从头至尾的铺垫，聪明的读者大都会猜到小说会以主人公的离婚，完成反转式收束，小说也的确印证了读者的期待，然而晓苏又玩了一个花样，结尾之反转，看似在“离婚”，实则在“落选”，准确说是不选之选，更深层的内涵，则在“落选”与“离婚”构成的条件关系上。上面是来宣布新任支部书记的。但是，他们万万没猜到的是，新任支部书记不是“读过高中，说话通情达理，办事热心快肠，天生就是一块儿当干部的料”的妇女主任张开凤，而是人人都没想到的村会计。干部任免中变动的随机性、偶然性，是现行体制下的常态，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正是这种“万万没猜到”、“人人都没想到”的落选成就了张开凤，一旦摆脱了体制的枷锁，抛开了权力的诱惑，张开凤就解放了，自由了，无需再隐忍克己，可以听从心灵的召唤，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如果说莎翁时代的女性，追求爱情与自由所面对的压迫，很大程度来自宗教神权的话，那么当今中国，恐怕就来自世俗体制的牵绊了，不妨设想，假如张开凤顺利接任，她的婚姻家庭又该是怎样状态，明乎此，便可知其内心深处，是否也残存着些许官本位的影子呢？虽说不似《推牛》的“副村长”那么强烈。至于另外三个女人是否紧随张开凤之后呢，没有说，留白不是反转，那是留给读者填补的空间。

《推牛》的结局，可以称为“反转+延伸式”。当故事收尾，一场合谋真相大白之后，小说的反转式结局就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作者并未打住，而是略加延伸，写到“我”奔走各系铃人，以求解铃，还“英雄”凡人的本来面目，以免被人继续敲诈时，却屡受恫吓，已居高位的当事人“严肃地警告我说，你爷爷这个典型，是各级党委一起树起来的，你千万不要乱来！”“高云天烈士是我县的一位英雄楷模，他舍己救人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人都别想往他脸上摸黑。谁要是想抹黑英雄，那他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不难看出，这一延伸，笔墨不多，却拉开了“故事”与“小说”的距离，将喜剧因素、悲剧因素、黑色幽默尽注其中，呈现了“悲喜交集”的审美质地，荒诞性、批判性遂极大地提高了一个层次。它极具中国特色，因为它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地域；它又超越了特定的地域，因为当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一悲喜剧的源头时，会发现仅仅归之于参与运作的各级领导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些当事人身后还有一种无形的、神秘的力量，像22条军规那样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涵盖面。

如果反转之法，通常称为“陡转”的话（比如陶贵与王羊从恨之入骨到亲如兄弟，张开凤从劝阻别人离婚到自己离婚），那么《打飞机的傻哥哥》的反转，就可称为“缓转”了，那只是小说结尾处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即道出妓女黑耳所患乃艾滋病，粗心的读者可能会不大留意，然而就是这一二十个字，照应了此前的铺垫，不仅点石成金，写活了一个人物，而且使小说的整体意蕴有了质的提升。

妓女的形象在前辈大师的作品里多有现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小仲马、冯梦龙、孔尚任、老舍、曹禺，举不胜举。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口厌肥甘，身嫌锦绣”的妓女形象，西方文学中的妓女，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大致可以框定其原型，“灵魂救赎”可以大致框定其主题，“社会批判”可以大致框定作家的价值立场，黑耳无疑与后者靠得更近一些。“头一次碰到的时候,黑耳还有些怕丑,眼睛东躲西藏,不敢正面看我，脸一直红到耳垂。后来见到的次数多了,黑耳也就无所谓了”。由清纯乡村少女一变而为风尘女子，这是南方特区经济腾飞伴生的寻常故事，人道“繁荣娼盛”，晓苏只抓拍了一两个极富画面感的传神镜头，略去了其间无数的眼泪与辛酸，换言之，黑耳既可以以特有的方式，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也可以心安理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接纳每一个顾客（嫖客），前者属“极端行为”，后者却是“正常交易”。当“我（哥哥）”不明就里，以为黑耳“打飞机”如同奸商买卖时的缺斤短两，“耍了我们”，想找黑耳算账时，方得知其身染艾滋病入院治疗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原来黑耳是不忍心加害于这个畸零人啊，借用杜勃罗留波夫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那句话———“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的评价，完全可以用在这个善良的妓女身上，因为尽管社会亏欠于她，其做人的良知善念，却并没有在痛苦中泯灭。至于杨梆受害，则完全是咎由自取，黑耳已经仁至义尽，当然就作家而言，那也是晓苏秉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间价值立场的表达。

（作者介绍：吴平安，著名评论家，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