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典故的合典、仙化与俗化现象

刘江涛

“桃花源”典故的合典、仙化与俗化现象

刘江涛

“桃花源”典故原本表达的是对怡然自得的隐居乐土之向往，但在历代用典实际中，因为情节要素的某些相似性，自唐以后与刘阮典故合典。随之而来的是在唐代的仙化现象和宋代的俗化现象，代表了“桃花源”典义的两个新走向。时代文化的渲染和桃文化、刘阮故事的仙俗两面性，构成典义仙化和俗化的原因。在仙化和俗化的同时，“桃花源”典故仍然保有传统典义，典义只是得到丰富而不是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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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典故源于东晋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是一个武陵渔人误入世外桃源的故事，所描述的世外桃源深深地吸引着历代文人而被频繁引用。如萧统《十二月启·夹钟二月》：“走野马于桃源，……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骆宾王《畴昔篇》：“时有桃源客，来访竹林人。”然而在大量的用典实践中，“桃花源”典故经历了合典、仙化、俗化三次质变，典义（典故在引用中所蕴含的意义）得到丰富，成为典故语词、典故文化中的一个特别现象。

一.合典

所谓合典，即两个（甚至三个）典故合用的现象，“其外在形式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简洁的词语，而其典源却是两个。与一个典故只有一个典源的单典相比，它无疑是一种复杂的典故形式。”[1]论及“桃花源”的合典现象，首先要提到另一个典故。《古代诗词典故辞典》“刘阮入天台”条：

典源出处《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问来何晚耶？因要还家……酒酣作乐，……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既出，亲旧……无复相识，问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

释义用法 ……后以此典指男女间爱恋情事；或以“刘郎、阮郎”等指女子的心上人；或以“仙源”、“胡麻饭”等形容仙家生活。[2]

该典多表示爱情或仙境，与武陵桃源鸡犬人家的怡然自乐之境本不相干。然自唐始，武陵桃源的“武陵、鸡犬、陶潜”等要素和刘阮典故的“天台、仙、阮郎”等要素并现，二典杂用、渗透，其结果是情节和意义都混淆窜用，形成合典。

刘禹锡《桃源行》：“渔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

牟融《天台》：“碧溪流水泛桃花，树绕天台迥不赊。洞里无尘通客境，人间有路入仙家。鸡鸣犬吠三山近，草静云和一径斜。”

黄庭坚《饮城南即事》：“刘郎曾眠武陵源，好在桃花迷虎所。”

张孝祥《鹧鸪天》：“东篱分付武陵香。尊前醉眼空相顾，错认陶潜是阮郎。”

溯其合典之源，首先是刘阮典故出现“桃源”典形（即典故在引用时的语词外壳）。“纵观古代吟咏天台的诗作，梁李巨仁《登天台篇》最先以‘桃源’比天台，其后，唐李峤《送司马先生》相继沿袭之。而曹唐《刘晨阮肇游天台》有‘不知此地居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诗句，则进一步将‘桃源’与刘、阮故事牵合在一起。”[3]笔者按，《登天台篇》：“避世桃源士，忘情漆园吏。”《送司马先生》：“蓬阁桃源两处分，人间海上不相闻。”）

究其合典之因，系因二者有相似的故事要素：桃树，溪流，凡人误入异境之奇遇，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忘忧之地。在文学创作中，二典易于混淆或引发联想，经常“同台演出”或“替班演出”，终于合典。

二.仙化

“桃花源”原与仙无关，然而唐代以降大量作品将其用于咏仙、慕道主题，“唐人笔下的桃源世界已具有明显的仙化倾向”，我们把它称作“仙化现象”。[4]

孟浩然《武陵泛舟》：“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

吕岩《桃花溪》：“从此渔郎得消息，溯流直到是仙家。”

究其仙化之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1.中国文化中桃与仙鬼的关系

桃素有仙木、仙果之别名。“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典术》：‘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5]关于桃的词也常与仙鬼之术有关，如“桃人、桃符、桃偶、桃印”等。桃的仙木身份成为该典仙化的诱导因素。

2.渔人形象与情节的非凡因素

渔人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具有非凡气质的形象。如传说中屈子沉江前出现的渔人，帮伍子胥渡江而自沉的渔人，都带有不俗的智慧和气节。文学作品里渔父、渔翁、渔舟之类意象也常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味道。如柳宗元《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另外，“桃花源”故事情节本身也充满非凡的意味。渔人入洞，偶至隔绝之境，已是奇幻。渔人明明沿路作记，仍“不复得路”，更显扑朔迷离。这种故事氛围增强了奇异特质，更易与仙产生联想。

3.唐代道教文化的兴盛

该典仙化与唐代道教的兴盛也有很大关系，清·郑文焯谓：“且陶公是记，得之武陵渔者所说，亦未尝一字着神仙家言。特唐人慕道，故附会其事，奚以辩为？”[6]道教追求修道成仙，不少文人在这种气氛下追崇羽化超尘之境地。“因为道教的影响，……陶渊明笔下的绝妙的‘桃花源’在这一时代也自然会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化作仙府洞天，成为众多文人歌咏的对象。”[7]

4.刘阮典故促进仙化

刘阮典故与“桃花源”典故合典，二典在大量咏仙慕道之作中不分彼此，促进了“桃花源”典故的仙化，如：

武元衡《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武陵源在朗江东，流水飞花仙洞中。莫问阮郎千古事，绿杨深处翠霞空。”

三.俗化现象

俗化和仙化完全相反，而“桃花源”典故恰是经历了这两次蜕变。宋元以降，“桃花源”典故也从唐代的仙境走出，沾染了闺阁脂粉，沉浮于风花雪月之时，烟花柳巷地，我们把这称作“俗化现象”。

仇远《金缕曲》：“锦瑟谩弹斑竹恨，难写湘妃怨语。怅谁与、孤芳为主。流水无声云不动，向渔郎、欲觅桃源路。”

隋树森《全元散曲·无名氏〈［商调］集贤宾·彩云收凤台〉》：“呀，想着俺多娇情重，……路迢迢雾锁桃源洞，团圆梦总成空，楚阳台云雨无踪。”

这些用典尽述男欢女爱，全无“桃花源”本来的清净、幽隐韵味。这显示了市民文化强大的势力，借雅语言俗事并终于化雅语为俗语。究其俗化之因，大致也有三个方面：

1.中国文化中桃与情爱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桃不只与仙鬼有关，还兼与世俗情爱有关。《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代表了桃象征婚嫁爱情的传统；唐代崔护的桃花人面之诗（《题都城南庄》）流传甚广，可称桃与爱情之诗的典型；现代语词如“桃花运、桃色新闻”，亦是该文化的继承。

2.宋元世俗文化的繁盛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盛，瓦舍勾栏、词曲话本，市民阶层的世俗文化消费需求旺盛，一些文人也转变思想，提倡以俗为雅，俗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8]在俗文化的浸染下，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成了文化消费品中的爱情胜境。

3.刘阮典故促进俗化

刘阮典故讲的是遇仙结良缘的故事，透着凡夫俗子的世俗欲望，本来就是一个极易俗化的典故，它与“桃花源”典故合典，更加快后者的俗化进程，如：

白朴《裴少俊墙头马上·第一折·［仙吕］后庭花》：“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

仙化与俗化看似两极不相容，其实可通。像神仙道教作为一种沟通仙凡的本土宗教，也有俗世之方术，更有道士向帝王贡献春宫之法。可能仙家生活与烟花岁月皆快乐无忧，脂粉红颜在文人笔下如仙似幻，故仙俗本有共通之处。只是用典可以因时代文化而转，或仙为主流，或俗为主流，或两者兼之，都不矛盾。

当然，俗化的发展并不等于仙化终止，仙化也不代表传统典义的消亡，“桃花源”典故在俗化后，还有仙化的继续，如：

元·傅若金《桃源图》：“闻说避秦地，花间忘岁年。……丘壑浑疑幻，林庐或近仙。”

也还有传统世外桃源的保持，如：

元·任昱《［越调］小桃红》：“渔樵近邻，田园随分，甘作武陵人。”

新不驱旧，这正是使典义日趋丰富的发展规则，因为典故文化是一种积累文化，而不是一种新陈代谢文化。

[1]李景新．谈两种特殊的合典[J]．古汉语研究，2004（3）：109．

[2]陆尊梧，李志江，白维国.古代诗词典故辞典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277．

[3]施珏，陈浩洤．“武陵”用事辨析[J]．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45．

[4]李红霞.论唐代桃源意象的新变[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1．

[5]孙书安.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543．

[6]北京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诗文汇评[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1．

[7]郭鹏.“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道教影响下的唐代桃源诗[J]．集宁师专学报，2009（1）：21．

[8]冯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69-71．

（作者介绍：刘江涛，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