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被贬涪陵原因初探

冉桂芬

程颐被贬涪陵原因初探

冉桂芬

程颐被贬涪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夸大程颐和苏轼之间的矛盾，把程颐被贬涪陵的关键原因归咎到苏轼身上，这显然是不对的。在笔者看来，程颐被贬涪陵是因为多方因素、一步步层积叠加的结果。其中，失势于高太后是被贬涪陵的起点，不受宋哲宗待见是根源，与苏轼争宠失利是催化剂，被其学生和族侄出卖陷害是直接原因。

程颐 被贬涪陵 原因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北宋洛阳人，为程颢（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代理学家、教育家）之胞弟，北宋理学家、教育家。世称程颢、程颐兄弟“二程”。在仕途上，程颢曾官京兆府都县及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初，任御史；程颐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

1097年（绍圣四年）二月，已经在洛阳讲学十年的程颐被视为“元祐党人”，“以党论放归田里”，并诏毁其出身以来文字。同年十一月被遣送涪州编管，即送交涪陵地方官管制。本文拟就程颐被贬涪陵原因进行一番梳理。

程颐被贬涪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夸大程颐和苏轼之间的矛盾，把程颐被贬涪陵的关键原因归咎到苏轼身上，这显然是不对的。在笔者看来，程颐被贬涪陵是因为多方因素、一步步层积叠加的结果。

一.程颐之得势

程颐在政治上的得势，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主张保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确立了“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化皇权、不抑兼并等基本国策，很快就导致了冗官冗费、积贫积弱、边事不治、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等严重的社会危机。为扭转局面，1069年，宋神宗即位后，启用王安石，施行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措施，从而引发了“变法与不变法”以及“如何变法”的大讨论。由于未能将那场大讨论有效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性思维，使得北宋历史开始进入起伏跌宕的“党争”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讲，程颐是北宋党争的牺牲品之一。

1086年，宋神宗死后，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定年号元祐，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宋神宗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排斥新党，废除王安石新法。这时程颢已死，程颐经王岩叟和新任宰相司马光等人荐举，被高太后以宋哲宗的名义加以重用，于元祐元年二月“丙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校书郎，用王岩叟荐也”；三月辛巳，“以校书郎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从司马光言也”；五月“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修立太学条制”；八月癸卯，“以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至此，程颐以“布衣”之身，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他所担任的“崇政殿说书”岗位，主要工作就是为皇帝讲读经书。崇政殿说书虽然官阶不高，但可以接近龙颜，程颐骤然间成了能够影响天子的显赫人物。程颐很重视这一职位，他在经筵宣讲理学，自觉地担当起从理论上否定王学的任务，成为旧党中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

二.程颐被贬涪陵原因

1.失势于高太后是程颐被贬涪陵的起点。

程颐之得充崇政殿说书，得益于王岩叟、司马光等高太后信赖之人的举荐，但程颐意欲在朝中复遵古礼，较为古板，对高太后独专朝政、不守礼制多有微词。据《资治通鉴》载，有一次，“颐赴讲，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程颐与宰相司马光的这段对话，既对高太后在宋哲宗生病后“独坐”朝堂表示了抗议，又对身为宰相的司马光对皇帝已经“累日”“不御殿”漠不关心、默认高太后“独坐”朝廷理政行为的指斥，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伯乐司马光和实际最高当权者高太后都得罪了。以至于“翼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骘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一心为国，勿为朋比。’”可见，高太后对程颐很是不悦。

元祐元年（1086年）9月，刘挚上书指责程颐同国子监长制定的“太学条制”“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非徒无补而又有害”，“乞罢修学制所，止责学官正、录以上，将见行条制去留修定”。程颐虽然“亦自辨理”，“然朝廷讫不行”。12月，程颐的学生朱光庭上书指责苏轼所撰“学士院试馆职策题”是在贬低宋仁宗和宋神宗。高太后看到朱光庭的上书后，“诏轼特放罪”，好在“轼闻而自辨，诏追回放罪指挥”，并引得吕陶也上书为苏轼辩护。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觌言：‘硃光庭讦苏轼策问，吕陶力辨。臣谓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耳。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深然之。时议者以光庭因轼与其师程颐有隙而发，而陶与轼皆蜀人，遂起洛、蜀二党之说”。

“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此后，“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在这种情况下，当右司谏贾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的时候，“太皇太后欲峻责易”。可见，高太后对程颐已经极度不满了。加上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又说：“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元无乡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门。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先谈贾易之贤，又曰：‘吕陶补司谏，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设为司谏，明叔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乱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伏望论正颐罪，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元祐二年八月，“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退出了宋朝的政治核心圈。

2.不受宋哲宗待见是程颐被贬涪陵的根源。

程颐对自己的学问很自负。他一生研究古礼，在担任崇政殿说书后，一心想效仿王安石变法，从皇帝开始来一场自上而下的复遵古礼运动。他曾向高太后和宋哲宗上过三道劄子，核心是要求朝廷上下、尤其是皇帝遵从古礼，以期“岁月积久”“养成圣德”。其中，他在第二道劄子中“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及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在第三道劄子中更是要求在他讲课的时候坐着讲而要皇帝站着听，他说：“窃见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

史载，“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有之。’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栏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帝不悦。”

宋哲宗曾斥责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程颐执拗如此，甚至都让赏识他的司马光也出言批判其过分，认为“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寓简》)如此一来，程颐和其它的官员也合不来，甚至令有些人厌恶了。所以，朱熹《伊川年谱》说程颐在经筵“拘礼自守，不少假借，议论褒贬，无所顾忌。由是服其学归其门者甚盛，而不合者亦众，遂有洛、蜀、朔三党之号”。所以，宋哲宗在程颐离开朝廷政治中心后，始终未再真正启用过程颐。

3.与苏轼争宠失利是程颐被贬涪陵的催化剂。

程颐和苏轼皆属于司马光旧党序列，他们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又都在司马光任宰相，废除王安石新法时，得到高太后、司马光的重用。1086年（元祐元年）三月辛未，以“起居舍人苏轼为中书舍人”；九月丁卯，“以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这样，苏轼和程颐几乎同时成为当时皇帝宋哲宗的老师，进入了皇帝近臣之列。

程颐方正严谨，动遵礼法；东坡则旷达潇洒，不受拘束。“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光，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苏轼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遂成嫌隙。”在司马光去世之前，苏轼与司马光、苏轼与程颐之间虽有不同见解，但都还能和谐共处，相安无事。但司马光死后，他们之间的分歧便立即公开化。群龙无首的旧党保守派一分为三，其中司马光最亲近的部分官员、尤其是山西籍官员组成朔党，以程颐为首的官员组成洛党，以苏轼为代表的一群官员则成为蜀党。

在笔者看来，程颐和苏轼之间分歧的本质在于争宠，在于他们两人都想争夺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

如前所述，在洛、蜀党争中，出局的是程颐，得宠的是苏轼。在古板偏执的程颐和豁达豪放的苏轼之间，无论是掌控朝政的高太后，还是年幼的宋哲宗，都选择了苏轼。但程颐被谪贬出朝后，程门弟子始终咬住苏轼不松口，一有机会就参奏他，“当轴者恨之，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轼知不见容，请外”。于是有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己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再次启用王安石维新派人士（启用新党）打击旧党，苏轼和程颐都是被打击的对象。绍圣四年（1097年）十一月，程颐被遣送涪州编管的时候，苏轼已于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被流放儋耳（海南岛），并于七月抵达儋耳，不可能是导致程颐被贬涪陵的主力因素。但这里必须指出，与苏轼结怨是程颐的学说在当时未能得到更大范围传播的重要原因。

元祐五年（1090）程颐之父程珦捐馆于西京国子监公舍，程颐丁忧在家。元祐七年（1092）程颐服丧期满，三省建言宜授馆职，当年3月，“以程颐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士亦多附之者。二人互相非毁，颐竟罢去。至是颐服阕，三省言宜除馆职，判检院苏辙进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从其言，故颐不复召”。苏辙的一句话，使程颐失去了一次复出的机会。当年4月，范祖禹指出“程颐经术、行义，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相知二十馀年，然后举之。颐草茅之人，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人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并建议启用苏轼等人后，5月，“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差，管句崇福宫。初，颐表请归田里，言：‘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颐即承领敕牒，但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直至被贬涪陵。

4.被其学生和族侄出卖陷害是直接原因。

程颐被贬涪陵的直接原因是其族子公孙和学生邢恕落井下石。据《续资治通鉴》卷85记载，1097年（绍圣四年）“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宋元学案》卷三《刘李诸儒学案》引《伊洛渊源录》说：“谢良佐曾问：‘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与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谓程公孙，故人谓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虽为恶，然必不到更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书到頤，云屡于权宰处言之。不知身为言官，却说此话。未知倾与不倾，只合救与不救。’便在其间又问：‘邢七久从先生，想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之全无知识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朱熹（朱文公）撰《伊川先生年谱》也说，“元祐九年，哲宗初亲政，申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不就。绍圣间，以党论放归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邢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足见，程颐本人对其族子程公孙和弟子邢恕在其被贬涪州之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心知肚明的。

注：本文所引资料皆出自《宋史》和《资治通鉴》。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第五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