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树坪纪事》对农民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的书写

内容摘要：《桑树坪纪事》以一个知青的视角，描写了一个闭塞的小山村的农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生活情景。小说不仅细致地展示了农民以土为生、靠天吃饭、多劳少得、负担沉重的物质困境，也揭示出物质的匮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对农民精神的束缚和人性的扭曲。作家对农民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的书写，不仅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还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桑树坪纪事》 农民 物质匮乏 精神困境 意义

《桑树坪纪事》以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塑造了十几个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展现了他们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在小说充满泥土气息的叙述中，作者不仅细致地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艰难，还把笔触深入到农民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小说“强烈地表现了人的道德生活与历史制约、灵与肉、生命与环境、自由意志与必然归宿的冲突”[1]，从而使得作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一.农民物质生活的匮乏

1.以土为生、靠天吃饭

桑树坪是一个闭塞的小村庄，可耕种的土地数量有限，并且土质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农民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们只能用加倍的辛劳来获取生活的资本。农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土地上耕种和收获，过着单调而辛苦的生活，饱受生活的磨难。然而可悲的是，农民的付出却不一定有回报。一旦遇上自然灾害，他们便无法解决温饱，甚至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所以，农民虽以土地为生存之本，却要靠天吃饭。

在小说中，作家详细描写了两次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揭示出农民在遭受灾害之后的无奈和无助。由此可见，无论农民如何辛劳，天灾及其导致的歉收和饥荒却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噩梦。在灾难面前，农民无力反抗，只能选择接受和认命。这种残酷的现实正是农民命运的真实写照。小说通过对农民悲惨遭遇的表现，揭示了农民艰难的生存处境，表达了作家对他们的深深同情。

2.多劳少得、负担沉重

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正如作家所总结的那样：没人去管庄稼人的饥苦艰难，可农民却要用加倍的血汗生产粮食，去维持世道。这种尴尬的生存现实不仅加剧了农民的贫困，还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尊严。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培养农民良好的修养和健康的精神便无从谈起。作家在小说中揭示出精神的缺陷和物质的匮乏间的必然联系，产生了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表达效果，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深挚的历史反省精神正在文学中震荡着”[2]。

二.农民精神的困境

1.自私与保守的小农意识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并对农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导致了人们生活的封闭和思想的狭隘。由于农民过度关注自家的需要和利益，他们自私与狭隘的性格便自然形成。这种性格缺陷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食不果腹的生存危机的催化下，更加暴露了其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作家在小说中深入挖掘了形成农民性格弱点的各方面因素。一方面，作家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看待生活贫困的桑树坪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维护；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在维护自己利益时，对他人的无情和冷漠表示了批评。正如李炳银所说：“朱晓平对于农村，对于农民是至诚的，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爱与恨，崇敬和哀怜，充满了对农民，对农民生活命运的忧患情感”[3]。

2.精神的麻木与愚昧

由于桑树坪的封闭与落后，一些违背人性的传统文化与习俗得以继续存在，从而导致了众多悲剧的发生。在这个小山村中，恋爱自由的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一幕幕棒打鸳鸯的悲剧接连上演，给许多青年男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嫁娶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彩礼成为促成婚姻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小说不仅展示了婚嫁上的陋习，还深刻揭示出女性悲惨的命运——她们地位低下，没有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只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和延续家庭的生育工具。“作者在小说中一方面怒斥了这种把人不当人，野蛮扼杀人的感情生活的行为；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4]，从而充分显示出精神的麻木与愚昧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

乡村落后的风俗习惯和生活观念严重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扭曲了人性，造成了众多的人生悲剧。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了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长期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潜在因素，对人们的精神造成了持续不断的伤害。因此，作家“不仅写出了一部分中国普通农民在廿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生活状况、情感状态，而且揭示出隐藏在人物行动背后，支配着人物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的封建宗法意识、伦理道德观念”[5]。可见，作家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准确把握与深刻反思。

三.《桑树坪纪事》的价值与意义

1.深刻揭示出物质贫困所导致的各种问题

这部小说对农民物质生活的贫困进行了充分展示，对贫困所导致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描写。首先，物质的匮乏是导致女性生存悲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农村是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形态，物质的匮乏使得劳动能力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由于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劣势，加之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女性根本无法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一旦灾难降临，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也是女性——她们或者被迫走上颠沛流离的逃荒之路，或者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童养媳生活，或者成为交换婚姻的牺牲品。可见，物质的严重不足不仅造成了女性的生活悲剧，还對她们的精神和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同样，物质的匮乏也造成了男性的生存悲剧。迫于生活的压力，男性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无力扭转一穷二白的生活现状，这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无论是福林的精神失常，还是金明的客死他乡，我们都可以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物质的不足所造成的逼仄的生存处境和人生悲剧。然而，更为沉重的是，贫穷不仅造成了农民生存的窘迫，还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因为贫困，一些人极端保护自己的私利，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变得不择手段，充分暴露了人性中的自私与冷漠。这里，物质的匮乏助长了人性之恶，加剧了国民劣根的泛滥，这显然是一种更沉痛的悲剧。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贫穷有着清醒而又全面的认识，表现了作家对农民命运的同情，也体现了作家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入思考。

2.强调了改造国民劣根性和思想启蒙的迫切性

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通过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和对农民性格中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揭示，表现了落后文化对人性的戕害，从而触及到了改造国民性和思想启蒙的主题。“五四”先驱们将“固有之精神文明”的“吃人”本质概括为三个层次：“‘吃人——食人者‘吃人，由上对下施以严酷的压迫与凌辱；‘吃人——被人吃者也食人，自己既是被压迫的对象，同时又去压迫更不如己者，既是被吞噬者，又去吞噬比自己更弱的弱者，即《狂人日记》上说的‘我亦吃人；‘吃人——自食，对个性的自我压抑，自我扑灭。这种不假外求，自我碾灭的自食，是中国人最可怕的‘吃人。”[6]“吃人”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国存在一大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扭曲灵魂；存在大量的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不幸与不争的人，也存在着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朱晓平通过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对农民内心世界的剖析，挖掘出积淀在民族心理深处的文化惰性，从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桑树坪纪事》中，被食者、食人者和自食者依然存在，被食、食人与自食的悲剧仍然在接连上演。我们似乎在青女、福林等人身上看到了祥林嫂、闰土等的影子，也震惊地发现前者对后者悲剧命运的重演。因此，小说揭示了潜藏于生活表象之下的异常强大的文化惰性和人们的精神重负。这一残酷的现实说明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启蒙依然任重而道远。

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以重返乡村的知青的视角进行叙述。这种视角包含两种叙述态度，“一方面它是内在的、情感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外在的、理性的”[7]。因此，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桑树坪人贫苦生活的深深同情，也能看到作家对他们身上的落后因素的批判与反思。这不仅显示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忧虑之情，也表现了作家对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

参考文献

1.吴方.震荡着的历史反省——读《天良》与《桑树坪纪事》[J].小说评论，1986，（4）：24.

2.吴方.震荡着的历史反省——读《天良》与《桑树坪纪事》[J].小说评论，1986，（4）：22.

3.李炳银.对桑塬的爱与恨——评朱晓平的几篇小说[J].小说评论，1987，（2）：35.

4.李炳银.对桑塬的爱与恨——评朱晓平的几篇小说[J].小说评论，1987，（2）：36.

5.许文郁.理性的支点——桑树坪的反思[J].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2）：70.

6.劉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9.

7.许文郁.理性的支点——桑树坪的反思[J].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2）：69.

（作者介绍：李春赢，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