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者”的告白及现实意义——《破戒》与《沉沦》中的青年形象剖析

中山登偉 刘永辉

“零余者”的告白及现实意义
——《破戒》与《沉沦》中的青年形象剖析

中山登偉 刘永辉

“零余者”这一文学形象起源于俄国，并在以日本岛崎藤村的《破戒》与中国以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的作品中得到发展。它在中日比较文学中深入人心并成为中日青年反映内心世界、反思生存状况的生动写照。而在我国跨入经济社会的今天，“蚁族”、“蜗居”等青年人的发展瓶颈也不断涌现并成为社会关注、研究的新热点。他们的困境与焦虑与“零余者”存在着诸多相似。以《破戒》及《沉沦》为中心，剖析“零余者”的形象特色，在启示我国青年如何正确树立 “三观”，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国家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零余者 孤独 苦闷 蚁族 启示

一.“零余者”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文学意义

零余者，或称为“多余人”或“逃遁者”，是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零余者形象最早出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主人公奥涅金，而“多余人”这一称谓被广泛认知则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已处于行将崩溃的边缘，作为知识青年的他们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一时代潮流，成为了最初的觉醒者。但是，他们作为尚处于摇篮之中的新生力量，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常常缺乏实力和勇气，再加上社会的误解和压迫，以及自身对前途未来的绝望，他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以至于最后选择了消沉。在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中，作家通过客观、真实的观察，塑造了一批最早的“零余者”形象。

明治维新以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和道德束缚的日本人也开始在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初步具备了自我意识。特别是当时的青年人，对自我精神层面的自由与解放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是，当时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上积极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在精神层面上，却仍信奉“天皇至上”的封建等级思想。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年轻人徘徊于旧制度与新生活之间，挣扎、逃避，同时又为自己内向、软弱的性格而苦恼。于是，他们把这种苦闷转移到了对异性的爱和欲望之上，成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零余者”。这一时期，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结合自身的经历，创作出了《破戒》、《新生》、《家》等作品。结果，这些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强烈关注和共鸣，成为了日本现代文学的一类典型人物形象。

无独有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文化也开始在中国逐渐普及，文学上的影响更是由浅入深，翻天覆地。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涌现了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学旗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延伸和演变，但中国的零余者形象又带有很鲜明的中国色彩。在中国文坛上，郁达夫、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作家都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零余者形象，但对塑造零余者形象成就最大的当属郁达夫。郁达夫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从而创作出了一大批有心自救却无能为力，最后被社会遗弃的悲剧人物形象。

郁达夫以自身在日本留学时的所见所感为素材，在“五四”之后创作的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沉沦》更是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所洋溢的革命意识截然不同的是，这部包含了《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作品的小说集刻画的是一个个离乡去国、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方面，他们遭受着来自日本人的歧视，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困境根源于祖国的贫弱；另一方面，他们感受着自身无可名状的孤独与抑郁，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和绝望。

《沉沦》出版之后，在当时的文坛取得了连郁达夫本人都未曾想象过的轰动效应。当时，不仅有鲁迅、周树人、矛盾等国内名家评论和研究这部作品，其中的青年形象更是引起了日本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对此，郁达夫特意将此类型的青年形象定名为“零余者”，此后，日本的评论家对这一提法也引用颇多。

二.《破戒》与《沉沦》中“零余者”的性格特征

1.岛崎藤村与《破戒》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作家，1887 年进明治学院，并与北村透谷等人共同创办《文学界》，投身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96年创作诗集《嫩菜集》，获得了新体诗人的名声。其后相继发表 《一叶舟》、《夏草》和《落梅集》等诗集，以洗练的雅语和流畅的诗体歌咏青春的悲欢，为日本近代诗开拓了道路。190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该作品通过对主人公濑川丑松从守戒到破戒的发展过程的描写，反映了消除等级差别、主张人权解放和自由平等的近代观念与日本社会残留的封建等级意识之间的纠葛，同时也说明了觉醒并不意味着现状的改变。在主人公的身上，既表现了近代日本青年对社会的反感、不满和反抗，又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

2.郁达夫与《沉沦》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

3.觉醒者的悲哀与弱者的沉沦

作为接受过自由、平等的近代思想洗礼的新青年，《破戒》和《沉沦》中的“零余者”一方面极具进取之心，另一方面又屈从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缺乏向黑暗的社会制度宣战的勇气。

在《破戒》的主人公濑川丑松身上，可以看到作为觉醒者诸多优点。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对被无端被辞退的同事风间老师充满同情，对以督学、校长为代表的当权恶势力不屑一顾，却能和同事、学生打成一片。但是，在这些优点背后，隐藏的却是他作为部落民出身的青年，在公开身份与隐瞒身份之间的踌躇和挣扎，以及那种不能自拔的悲伤。

丑松作为一名觉醒者，还体现在他对新思想、新知识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追求上。通过阅读同样是部落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著作《忏悔录》，丑松认识到了同样都是人，没有单单部落民出身就应该被鄙视的道理。这一点让他感觉精神振奋，并且暗自将莲太郎作为自己的前辈来敬仰。但与此同时，他又把从父亲那里接受到的“觉得不能公开自己的出身”这一句叮嘱作为自己在社会安身立命戒律，一边如饥似渴地探寻着莲太郎著作里的新世界，一方面又如影随形地感受着自己作为部落民出身的悲哀，丝毫不敢与社会的鄙视以及自身的卑劣感作斗争。在天长节那一天，当丑松看到作为部落民出身的学生仙太在人群中备受冷落时，既想鼓励他“拿出勇气，不要害怕”，又本能地害怕同事看到自己对仙太的关爱会引起他们对自己出身的怀疑，以至当别的教员朝自己看时，丑松“像逃跑似的离开了这群少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丑松的善良和正义感，但他那神经质一般的敏感与与不安，也显示了他作为觉醒者，内心对于自己出身的忧虑和悲伤。

而《沉沦》的主人公“他”也在对自由抱有无限向往的同时，自始至终在为自己敏感、软弱的性格所牵累。在充满蔑视与挑战的世界中，他们原本也希望以一种诗意的心情生活下去，但是，由于周围环境对作为“新生代”的他们的不理解，以及自己受过良好教育后感觉“天生我材”而又无用武之地的失落，使得他们自己在种种打击背后日渐自我麻痹，最后走上了沉沦的道路。

《沉沦》的开头，一句“他最近觉得愈加孤独了”奠定了整个故事那种孤独悲凉的基调，而在第二章，又通过那句“我带该没有花开的日子了”那句独白，彰显了主人公对前途深重的绝望。在备受煎熬的同时，主人公也希望通过向有同样遭遇的中国同学诉说苦闷来得到理解，并获得些许“同情”，但由于自身内向的性格，又使得他无法对同学敞开心扉，总是没说两句之后又感到后悔，最终陷入一种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的艰难处境之中。作为弱国出身的年轻人，他痛感于祖国的贫困已经自身理想的遥远，先是把大自然作为了避难所，意图在山水云天中逃避现实，获得一时的安慰和欢乐。但这种隐士般的超然独立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又把心中的苦闷转移到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性欲的追求之上；在爱和性、灵与肉皆得不到满足之后，他陷入狎妓、自淫、自责的漩涡中无法自拔，并最终选择了自沉大海的沉沦之路。

4.爱的烦恼与性的苦闷

《破戒》和《沉沦》的主人公虽然身处于人群之中，但他们内心却总是倾向于过着孤独而寂寞的生活。当寂寞难耐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对爱和性的追求和幻想之上，由此又将自我带入了新的烦恼和苦闷之中。

《破戒》的主人公丑松在苦闷中，渐渐对风间老师的女儿、莲华寺主持的养女志保产生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慕之情，而事实上，志保也对丑松心有好感。本来，这种两情相悦的爱恋应该被看成是青春时期乃至整个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部分。但是，丑松还是逃不出自己身为部落民的这一心魔，在爱情面前表现出了仍然是无可抗拒的迟疑和逃避。他从一开始就把对志保的爱情深埋在心里，使自己陷入了更为悲伤的深渊之中。在这一点上，藤村又设计了莲华寺住持这一反面人物，目的还是为了表现丑松对爱的退缩。作为志保名义上的“养父”，住持表面上仁慈善良，其实早就对志保起了不轨之心。当丑松得知了住持的这一恶行之后，他除了对志保报以同情和怜悯之外，并没有想过要替志保讨回公道。相反，他还沉浸在了自己的幻想之中，认为之所以住持会对志保起凌侮之心，正好说明了“她是如此芬芳的花朵，如此具有魅力的女人”，这种阿Q般的安慰与怜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零余者”在爱情面前的窘迫和荒唐。在小说结尾部分，当丑松的身份被公开之后，丑松从有人饮之助那里得知了志保对自己的真情，但是他的反应仍然是怀疑、羞愧和自卑，以至于大声惊叫了起来。其实，同样都是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丑松与志保之间的爱情并没有太多的隔阂，丑松在这个问题上的烦恼，更多的是源于他内心的犹豫和迟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寻烦恼。

相对于《破戒》中所表现的“爱的烦恼”，《沉沦》中关于“性的苦闷”这一主题则表现得各位鲜明。作者郁达夫书写这种“性的苦闷”并不是为了描写“赤裸裸的性欲”，而是通过青年人的“性”这一侧面，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弊病。

《沉沦》中的“他”离开祖国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接触异性的机会并不多，更不用说得到来自她们的爱了。在这种压抑的局面中，使得他对女性产生了一种神经质的向往，甚至在日常交往中碰到的女子他都“觉得女人口里吐出来的气息，也热热地喷上他的脸面来。他不知不觉把这种气息深深地信了一口”。其后，“他的意识感受到他这行为的时候，他的面色又立刻红了起来”。这时，主人公早已把对爱的向往转移到了对性的渴望之上。当“他”忍不住躲在角落里偷窥旅馆的少女洗澡时，那种痉挛、激动的神情，也将这种渴望与苦闷也上升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程度。最后，在长期对性的渴望被压制之后，“他”终于选择了放任自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妓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零余者”正常的性欲无法满足，苦闷与日俱增，最后深陷沉沦的悲剧历程。

5.出身的否定与前途的绝望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人，都要将自己出身的真相隐瞒下去！”从小成长在父亲这样的训诫之中，《破戒》中，丑松虽然后来也在新思想的洗礼下有了“我也是社会的一员，和他人一样，也有自由生存的权利”这样的民主意识。但是，父亲的训诫始终是更为深刻地扎根在了丑松的脑海之中，两种思想越是做斗争，前者对他的影响也就越大，也越让他感到沮丧。那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挥之不去，使他在现实面前除了逃避之外别无他法。

在丑松因为父亲过世而回乡的途中，他遭遇了正要迎娶部落民富家小姐的政治家高柳利三郎。物伤其类，丑松对富家千金嫁给充满野心的高柳利三郎这件事很自然就充满了同情，并直指这不过是场交易。但是，一旦深想，他马上意识到的是这位小姐很可能跟自己是同乡，知道他的底细。和对待学生仙太一样，丑松马上掩藏了自己的同情心，而是变得谨慎不安了起来。在此，他否定的不仅是自己部落民出身这一事实，更否定了自己的立场和人权。在对自己出身的否定上，丑松也同样借助了大自然这一避难所。他把自己的过往、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了山水的怀抱之中。但是，风管越是迤逦，反而越是映衬了他的心酸，越让他为自己身份的秘密懊恼。

《破戒》的结局，丑松的身份被公开之后，他没有选择面对近在眼前的现实，而是远赴德克萨斯去“寻找新的生活”。至此，他对自己的出身仍是持否定态度的。与此相比较，《沉沦》的主人公投海自尽的结局则无疑更加悲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表面上是弱者的沉沦和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但是深层次来看，还是源自于“他”作为弱国国民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彻底绝望。“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快强起来吧！你还有很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把自身的死亡牵咎于祖国的贫弱，却又空喊要祖国强大，这种对比和落差将“零余者”的绝望展露无遗。

《破戒》作为一部揭露部落民问题的社会小说，已是文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她无疑也是刻画年青人生存和心理状态的青春小说。同样，作为创造社的早期代表作，《沉沦》所表现出的青春时代特有的苦闷、孤独、悲怆，至今也依然深入人心。

三.“零余者”的现实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零余者，或者说零余者活在每个时代中。《破戒》和《沉沦》中的“零余者”之所以深入人心，这源于作者把个人的病症深挖到了社会根源的层面。这也使得今天对于“零余者”的分析仍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那些为数众多的因为职场竞争、房价、物价压力而奋斗在城市边缘的“蚁族”来说，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蚁族”大量出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大学升学率的迅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而相应的工作机会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如此规模增长所造成的。而且“蚁族”大多出身于“无背景、无关系”的农村家庭，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背负着父母寄予的“出人头地”的深切期望，既无法在大城市中找到满意的工作，也缺乏回乡发展的勇气。而且，在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便捷和魅力也在吸引着他们，抱着“无论如何也要开花一次”的期望，他们执着而艰难地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最大的意义就是它能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无论是《破戒》中受出身问题所束缚、最后远走海外的丑松，还是《沉沦》里感叹弱国弱民、自怨自艾而投海沉沦的“他”，对于今天有类似困境的“蚁族”来说都有很强的警示意义。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强调效率、竞争，充满生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那些因为一时挫折而对理想、爱情、成功失去希望的青年而更是不在少数。他们不知何去何从，也有过那么一瞬间想过放弃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这种的心态，和“零余者”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完全不同于当时处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的旧中国的背景，当今的中国已跻身于强国之林。中国已经不断成长为成熟的经济社会。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有机遇也有挑战，有成功也有一时的失败。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即便陷于一时的困境之中，也不应放弃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念，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相反，总是在忧郁和绝望中自哀自怜，“蚁族”也难逃“零余者”的命运。当然，经济社会所带来的高强度竞争，为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也带来诸多生活和工作压力，正因为蚁族的焦虑已不仅仅是一个个别问题，全社会都应该更多地关注青年人的教育、就业和心理健康。这也是对“零余者”的研究最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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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中山登偉，男，日籍華人，漢族，湖南常徳人，日本名桜大学国際交流センター課長，修士，研究分野：対外漢語教育，日中文化対比研究；刘永辉，男，汉族，湖南永兴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与跨文化交际）

2012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国民性与跨文化交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