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乡土小说的地域性研究

李炎超

陕西乡土小说的地域性研究

李炎超

陕西不同的地理风貌造就不同的文化面貌，文学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地域性特质，形成了陕北、关中、陕南三大作家群。陕西三大作家群的乡土小说展现出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精神文化，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民俗艺术等的描写上各有侧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陕西作家群 乡土小说 地域性研究

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陕西优秀作家，生活在陕西不同的区域，其作品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陕西作家多来自农村，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其影响很深，他们的创作大多倾向于对乡土题材的挖掘，创作的视角也多以农村为背景来完成对人生抑或是对社会的思考。陕西地理环境分为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区域，不同的地理风貌造就不同的文化面貌，文学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地域性特质，形成了陕北、关中、陕南三大作家群。

陕西三大作家群的乡土小说数量繁多，大都十分优秀，展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与精神文化。路遥出身于陕北农村，代表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描述的大都是陕北农村中的人与事物。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以关中农村为创作视角。张浩文的《绝秦书》、程海的《热爱命运》等关中代表性作品都是以关中农村中的人和事为描述对象展现各自的创作目的。贾平凹的《秦腔》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生存状态，作品的题材以陕南乡土生活为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农民出身。陕西乡土小说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民俗艺术等的描写上又各有侧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一.陕北作家乡土小说——黄土高原上沉闷而又悲凉的呐喊

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环境形成特有的文化——质朴厚重、雄劲苍凉，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文学也带有这种特质，关于陕北的文学作品普遍弥漫着这种氛围，作品中的人物大多能体现出陕北人特有的豪迈而又质朴的地域性特质。

以路遥、高建群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群就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创作出了《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匈奴》等质朴厚重、雄劲苍凉乡土小说作品。陕北作家群的审美取向就如黄土高原一样厚重真实，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于农村生活的描述就像是对整个黄土高原的概括，忍饥挨饿中求学、不屈服于生活苦难的少平，扛下家庭重担，不断改变贫穷现状的少安，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最终屈服于命运的田润叶以及作者笔下形形色色的各种真实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活就代表着陕北的生活，陕北的人民就如同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一般质朴纯真，可以说《平凡的世界》就是对当代普通陕北人生活的高度概括与描述。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展示陕北高原这片神秘悲凉的土地，一个流淌着豪迈粗犷血液的匈奴男子与一个有着保守本分血液的汉族女子的风流结合开启了一段史诗般的征程，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在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与不断融合下的陕北更具有别样的黄土风情。

但另一方面，陕北作家群作品的主题核心整体缺乏一种气力的存在，普遍给人以闷雷般沉闷悲凉的感觉，其风格如同黄土高原上的厉风一般真实而又粗粝，这或许正是陕北地域文化特征的一种表现，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深切体会到这种感觉。

1.小说人物形象着重人格。陕北作家很注重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与品质的塑造，或许是苍茫悲凉的黄土高原的环境使然，这里的人们经得起风沙的肆虐，受得起土地的贫瘠，这反映在作品中则是突出环境对人物的磨练以及对人格的塑造。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主要讲述的是以杨作新为代表的普通陕北人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作品大量展示陕北人率直天真的个性，突出他们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一诺千金的品格。柳青《创业史》成功刻画了梁三老汉这个善良勤劳、老实本分、在压迫中痛苦转变旧思想的农民形象，也成功塑造了梁生宝这个从小吃尽各种苦头、努力改变生活的社会主义农村创业者的年轻新形象，突出了他坚忍不拔、淳朴厚道有担当的优秀品格。路遥《平凡的世界》对孙少平这个在饥饿与贫穷中求学谋生的年轻形象的塑造也突出了作品对人格形象的注重。

2.小说人物具有沉稳踏实、率直豪爽的性格，既有着屈服于命运的保守，又有着改变命运的渴望。陕北人民沉稳踏实、率直豪爽，骨子里既有着屈于命运的保守，又有着改变命运的渴望，典型例子如孙少安，他稳重而又富有责任感，面对自己贫穷农民与润叶县城教师的身份差异拒绝了他们俩青梅竹马的感情，找了门当户对的秀莲结婚，而润叶虽也抗争，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嫁给了干部家庭出身的李向前；而孙少平也是如此，人穷志气不穷，一心想要磨练自己、去往更大的世界，他的感情线从与同班同学郝红梅的懵懂到和县委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的真挚相爱、再到拒绝同村大学生金秀妹妹的告白，最后出于善良的本性以及对生活的彻底思考沉归于煤矿上师父留下来的孤儿寡母，作者似乎想要赋予少平冲破世俗追求爱情的勇气，无奈抵不住命运的强大……路遥在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很多陕北普通人民的形象，如沉默厚道的孙玉厚、老实本分但命运悲苦的兰花、心高但最终却嫁给村里人的高中生郝红梅等等，这部作品留给读者真正意义上的好结局也只有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穷困命运的兰香了，这些生活在黄土高原农村里的各种人物性格不一，但都有着陕北人的普遍特性，果如书名一般，一群平凡人的平凡世界。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也是典型的有着陕北人民性格的人物形象。

3.小说中的民俗艺术——信天游。信天游是陕北高原最典型、最普遍的民歌形式，站在黄土高坡之上顺情高歌，便响彻天地之间，声声入耳，便可荡气回肠，余音可绕梁三日不绝，令人精神为之振奋。只有在陕北高原这片土地之上才能产生这种高亢苍茫而又多情自由的民歌，也只能在黄土高坡上高歌才能展现其灵魂的自由与韵味的独特。这种极具地域文化特征的信天游时常出现在陕北作家的笔下，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作品的情景和气氛以及人物的思想与心理。《平凡的世界》有许多信天游的唱段，与人的心理或特定的情景相契合，如《冻冰歌》的多次引用，以此来展示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细微的心理活动。

二.关中作家群乡土小说作品——十三朝古都风韵下的集体发声

关中文化具有一种中庸刚正的气度，关中人民普遍带有尚气崇儒、务实践行的特质，这就使得关中作家的作品具有崇礼重教、中正沉稳的气质。关中作家群以陈忠实为代表，其中包括程海、冯积岐、张浩文等一大批在当今中国文学界颇有名气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带有浓厚的关中地域特色。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体现关中文化特征最最典型的作品，这部著作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真实，每个人物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体，他们共同构筑了白鹿原在社会转型、革命纷争时代的变迁史，而其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轩几乎就是关中人民的典型代表，兢兢业业，沉稳厚道，安于天命，骨子里十分注重脸面，思想保守，宗族观念浓厚，思想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作为大家长，白嘉轩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人忠厚，责任感强，但是在风云巨变的年代，各种革命战争震动到了白鹿原这个远离政治纷争的小地方，但却好像从来就没有撼动过白嘉轩的思想与生活，他一生做着自己觉得应当做的事，外面的革命怎么闹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宗族伦理观念十分浓厚，大儿子白孝文与小娥的风流事败露之时果断舍弃孝文大家长首席继承人的位子，六亲不认，将儿子在众目睽睽之前打得皮开肉绽，因小儿子不能生育而设计“借种”一事则表现出他对家族荣誉的注重；遭遇大旱灾难时带领村民向“龙王”借水等等行为则表现了他封建迷信的观念。白嘉轩是世事的旁观者，旧秩序的忠实维护者。

从《白鹿原》的整体风格也能看出陈忠实作为关中作家受地域文化影响很深。这部作品堪称近现代关中史诗，内容恢弘丰厚，风格深沉稳重，描述细致入微，行文润笔之处皆可看出作者的文化审美取向。

1.小说人物形象描写突出人性。许是处在富足的平原地带、各种人情世事都较为错综复杂的缘故，关中作家的作品普遍注重对人性善恶与复杂性的描述。比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用中医术语来描述的话就是一个性平无毒之人，人性中庸善美，无自私自利的小人之心，相反，鹿子霖这个人物则表里不一、注重私利，事实上，这部作品塑造了很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而每个形象的人性善恶复杂的体现都很明确了然。再如张浩文《绝秦书》中的周克文在大旱灾难中针对是赈济灾民还是乘机发家致富的问题与从军、从商、从学的三个儿子展开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面对这空前凶猛的大灾难，人性的自私与伟大通过人物纠结复杂的内心抉择都被一一展现开来。

2.小说人物具有务实践行、崇儒重教的性格，又有着很难摆脱掉的小农意识与封建思想。关中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具有务实践行、崇儒重教的性格，但骨子里也有着很难摆脱掉的小农意识与封建思想。《绝秦书》中的周克文，既是饱读诗书的晚清秀才、又是地道农民，他的性格中既有儒家兼济天下的仁爱与大善的一面，同时也有着落后保守、封建传统的一面，如为了赈济饥民，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并且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这体现了他的至善，而为了向龙王祈雨，拿自己的爱孙做祭品的举动则展现了他封建迂腐的一面，对赈灾的基督教持抵抗态度，与其争夺信众，这也体现了他难以变通、落后保守的性格弱点。

3.小说中的民俗艺术——秦腔。关中最受欢迎的戏曲形式就是秦腔，关中作家深受秦腔影响。小说中秦腔常起烘托气氛的作用，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白鹿原》就是陈忠实“喝着酽茶，听着秦腔”[1]写出来的,秦腔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和元素。陈忠实曾经说：“如以时间而论，秦腔是我平生所看到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就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根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2]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秦腔和小说融为一体，作家将老百姓熟悉的秦腔角色、情节、台词和曲调，嵌入到他们的经验世界，从秦腔这个虚幻的舞台延伸到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中去，可以说是“一派秦声浑不断”。第一章中，娶卫老三家姑娘时，将其称为《五典坡》中的三姑娘，将第六房妻子称为秦腔《游龟山》中的胡凤莲。第五章祠堂竣工以后，红麻子戏班来唱乐三天三夜。第六章中看秦腔《滚钉板》时，白狼来抢。第十三章白灵和兆海相吻时，描述白灵的感受“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那一声巨响”[3]。第十七章白嘉轩犁地时，唱的是秦腔“汉苏武在北海……”[4]第二十六章鹿兆海在当了连长以后，鹿子霖住在兆海那里，每天早晨到老孙馆子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晚上到三意社去欣赏秦腔。如此的细节，在作品中大量出现，可以看出，关中人在评价人事、倾诉情感上，都乐于以秦腔作为传达的媒介，借助秦腔来言说和交流。

三.陕南作家群乡土小说——秦巴文化浸淫下的一枝独秀

陕南自然地理环境虽说十分接近南方，但由于地处内陆偏远闭塞，这里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南方,人民的文化心理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飘逸，实际上它也有着陕西文化中封闭保守的特点,只是相比较于陕西其他地域来说是两个世界的存在差异，但是陕南作家群并不像陕北、关中作家那样作品普遍有着共同的地域特性,他们的作品各有不同的特色，风格也多种多样。

陕南作家代表人物贾平凹，作为陕西南部商洛市丹凤县人，他的作品更多地是带有陕南文化的地域性，尤其是他的商州系列，以个人的视角展现了商州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如《商州》、《鸡窝洼人家》、《远山野情》、《浮躁》等等作品都能表现出作者的乡土情结与地域文化意识。如果说商州系列是作者对家乡的文学献礼，最能体现陕南文化与陕北、关中文化的差异，那么《秦腔》的创作则像是处在陕南与关中文化中间的过渡带一般，既有着关中的拙朴与憨厚,同时又有着陕南的灵动与韵味，这也说明了作家的创作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很大，同时也能说明以上所提到的陕南文化并非纯正南方山水文化的观点。

京夫的《八里情仇》以发生在汉江岸边八里镇上的故事展现了爱的痛苦、兽性对人性的虐杀、哈姆莱特式的毁灭及其对命运的抗争，使全部作品充分显示了西部生活的神秘。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陕南文学的神秘感。

叶广苓被称为陕西四才女之一，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自1968年分配来陕西后，她先后创作出了很多以秦岭山脉中奇闻怪谈为焦点的作品，如《山鬼木客》、《老虎大福》、《长虫二颤》、《猴子村长》等等以生态文学为视角的作品,它们不仅展现了陕南秦岭一带的人文地理风貌，同时，这些关于秦岭山脉中怪异之事的作品也鲜明体现了陕南巫楚文化的神秘性与朦胧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1.小说重在通过人物客观展示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山地文化的熏陶以及水流赋予人民的灵性使得陕南的文化更多地带有灵美纯粹的特质，这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则突出对人物形象的细致描述，不纠结于人性的善恶复杂与突出人格的健全与否。贾平凹《商州》中对刘成和珍子这两个平凡年轻人的行为形象与心理活动的描述，还有对秃子这个人物的描述，能从中看出作家似乎着重点不在于对人格好坏的塑造，也不在于对人性善恶的对比突出，只是通过对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琐碎小事的描写来充分展现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以及在这浓重的大背景下聚光照耀两个平凡年轻人的爱情之舞。从贾平凹其他关于陕南商州一带的作品中我们大致都可以看到作者的这种写作倾向。

2.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较于陕北、关中来说普遍多一份灵动的鲜活性，少了些土质的沉重感。陕南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较于陕北、关中来说普遍多一份灵动的鲜活性，少了些土质的沉重感，贾平凹《浮躁》中的小水，她温柔识礼，端庄大方，性格中极具传统的含蓄美又有着对待爱情的柔韧与坚忍，虽然这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但她性格中一些特质正是陕南女子普遍所有的，而作者对现代女性形象英英的描绘则更为生动鲜活，她胆大泼辣，敢爱敢恨，无所顾忌，这种颇具动态即视感的性格也体现了陕南人民的地域性格。

3.小说中的民俗艺术——多民歌。灵秀的山山水水似乎更能孕育出淳朴多情的人民和自由浪漫的民间歌谣，陕南也是如此。陕南民歌是陕西秦岭以南秦巴山区的一大传统民俗，这里自古就有传唱民歌、山歌之风俗，陕南的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旋律清丽优美、结构舒展流畅、抒情细腻柔和、风格委婉细致，入耳即有清新山野之风的感觉，这种民俗艺术显然受蜀汉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陕南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憨厚朴实的民风。紫阳民歌就是陕南地区汉族民歌中最具代表的曲种，它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地方风格，是紫阳汉族劳动人民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反映出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这些都在紫阳诗人作家群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乡土文学的繁荣似乎一直是陕西文学发展的主旋律，广袤的农村大地给予陕西作家很多的创作源泉,创作出的作品也都十分优越。地域性是陕西作家群重要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他们很多的创作源泉以及思想触发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带给他们很大的制约性。作品题材单一,大都偏向于乡土文学,格局狭小,情怀不够广阔等等问题是这一特征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因此，摆脱地域性带来的不利因素对陕西作家群的创作十分重要，这需要他们能够突破原有的创作视野，走出狭隘的文学圈子,坚持多视角、多形式、高水准的文学创作，实现题材的创新、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文学思想点的创新。

[1]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问答》[J]，《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第76-77页。

[2]陈忠实：《惹眼的〈秦之声〉》，《陈忠实·原下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1页。

[3]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4]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作者介绍：李炎超，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