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月牙儿》命运轮回的生命隐痛

纪娜

解读《月牙儿》命运轮回的生命隐痛

纪娜

千百年来，在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中，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命运尤为悲惨，社会丝毫不给她们自立的机会，而贫穷与困顿一步步扭曲了正常的人性，荡涤了廉耻之心，女性被作为商品出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是轮回的，在家族中一代代传递，任何个人的挣扎都是徒劳的。老舍先生的名篇《月牙儿》向读者展示了母女两代人在生活重压下被迫沦为暗娼，走向人生毁灭的悲剧过程。归根结底，是那个特殊的时代制造了悲剧的女性，女性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

月牙儿悲剧女性

一、命运的轮回，宿命的沉沦

《月牙儿》是老舍先生于1935年由散失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中的一段加工而成的。先生家境贫寒，父亲早丧，历经磨难与漂泊，从小就明白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先生的初恋温柔端庄却在家业骤散后沦为暗娼。因此，先生作品中的年轻妓女，一般都读过书，从妓亦是被迫，《月牙儿》就是其中一部。作品以悲哀凄惨的笔触讲述了母女两代人被迫沦为暗娼的命运轮回的人生惨剧。

小说中，“我”七岁丧父，家中一贫如洗。“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为了“我们”的生计不得已再婚。谁知紧接而来的是“新爸”的抛弃，“妈妈”被迫沦为暗娼。“我”为逃离“妈妈”的老路，保护自己的纯洁，毅然决然与“妈妈”分手，本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却最终被骗失身。原来“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我”醒悟了，也堕落了，为了不饿死，走上了和“妈妈”一样的路。“她养着我的时候，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她了，我得那样。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

先生笔下，母女两代人沦为暗娼是那般无奈却又那般必然。“妈妈”曾像所有普通劳动妇女一样温柔善良、吃苦耐劳，既是贤惠的妻子又是慈爱的母亲，但是生活的重压却让她变得麻木、冷漠，不顾廉耻，靠暗娼为生。先生笔下的“我”原本受过教育，有知识，有个性，有尊严，有追求。然而，暗夜无边，偌大的世界却没有“我”的安身之处，无论“我”如何努力挣扎，终是无法逃脱宿命的沉沦。贫困与饥饿的黑手硬是活生生把“我”由一个单纯美好的女孩逼成了自甘堕落的暗娼。清白做人、自食其力，这些都是奢望，唯一的活路是重走“妈妈”的老路，重演“妈妈”的悲剧。

先生作品中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具有一定的宿命意识。鲁迅先生曾说，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而《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人只有一条路——回来亦是堕落。“我”曾一心要出走，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母亲的命运，却在绝望中发现“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是无情的现实逼得“我”只能回来，回到堕落。这是那个时代所有没有经济独立权的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只能沦为商品或玩物，毫无尊严与人格，而且母亲的悲惨命运像基因般地遗传给女儿，无论她们怎样挣扎，终是逃不开命运的大手时代的黑幕，她们是家庭自产的一代又一代商品，是悲剧神坛上一个又一个祭祀品。她们的沉沦是命定的悲剧，她们的悲剧是宿命的轮回。

二、悲剧的女性，生命的隐痛

曾几何时，女性的性别地位从“女神”跌至“女奴”，女性只能生活在男性欲望的圈套之中，在男性的鼻孔下呼吸，再也无法摆脱被占有、被蹂躏的命运悲剧和生命隐痛。

小说中，“妈妈”本是贤妻良母，爸爸”的去世是“妈妈”命运的转折，母女俩从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附。“妈妈”想过从一而终，想过守寡，但“妈妈得顾我们的嘴”，困顿的生活迫使她不得不委身于“新爸”，“新爸”的离弃让“妈妈”在走投无路之下开始了暗娼的生活。年老色衰后，“妈妈”不得不再度委身于一个卖馒头的老头，却依然逃不开被抛弃的命运，无奈中只能依靠业已作了暗娼的女儿。

“我”也经历了几乎与母亲一样的遭遇和痛苦。“我”原本美丽、聪慧、善解人意又洁身自好，是一个那般美好的女子。“我”曾憎恨当了暗娼之后的“妈妈”，宁可和“妈妈”分开也要保护自己的贞洁。“我”曾一心一意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体面地自立于社会，但“我”连“妈妈”洗袜子的工作都做不上。以为遇上纯真的爱情，结果那个表面上温和体面的男人，却只是一个欺骗纯洁少女的无耻之徒。被骗失身后，“我”想依傍于一个可以养活“我”的男性，可这点简单的念想也最终梦碎。一次次地挣扎，却加速了“我”滑向母亲道路的进程，“我”不得不承认“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

这就是旧中国女性的全部命运，男权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有且仅有的两条路——要么依附一个男人，要么依附多个男人，这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都无法逃离的两条道路，根本不可能有依靠自己独立生活的第三条路可走。在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中，女性是没有自我的，如若依附一个男人，一辈子只能顺从、取悦于那个男人，而男人们的世界里却没有专一与忠诚，那些都是男人用来控制女人的。所以女性的两条路中，无论是结婚“卖给一个男人”，还是沦为暗娼“卖给多个男人”，都无法得到幸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依附都注定是悲剧。千百年来，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强迫女性接受一种依附性的生存规范，这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悲剧。

《月牙儿》中，先生以浓重的笔墨通过母女两代人无可奈何的从妓命运，让我们看到，在男权社会中，有着穷人和女人双重身份的底层女性，社会给予她们的唯一活路就是从灵魂到肉体的被蹂躏被践踏，她们的悲剧命运注定了不可更改。她们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哀，亦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被尊重的生命隐痛。

三、女性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月牙儿》中，先生细致地描述了主人公在走向堕落的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她不再是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如今“皮肤粗糙、嘴唇发焦，眼睛里老灰不溜的带着血丝”；她不再是那个善良温柔的女子，如今“管不住自己脾气、老爱胡说、张嘴就骂”；她不再想着自食其力、体面生活，如今游走风尘，苟延残喘……美好的逝去总是令人痛惜、引人深思，人们禁不住跟随先生的笔触找寻摧毁美好的罪魁。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20世纪的三大问题分别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想要好好活着竟是那般艰难的事情，如果说男人还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力，那么女人就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了，是贫穷和饥饿无情地剥夺了穷人幸福生活的权利。《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人的命运正是当时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共同命运，他们在“生命”与“尊严”之间苦苦挣扎，最终只能在黑暗之中沉沦，是那个时代制造着逼良为娼的罪恶。在感性层面我们同情母女俩的不幸遭遇，不愿她们沦为暗娼，但在理性层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她俩娼妓职业选择的必然性。“我”和“妈妈”的堕落完全是不公平的旧社会逼出来的，她们的被践踏是生存悲剧，是经济悲剧，是社会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我”为了不走“妈妈”的老路，决心自己挣饭吃，可是“抱着希望出去，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没有事情给我做”，“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我”后来被巡警抓进了感化院，学习洗、做、烹调、编织等技能，可这些工夫“我都会，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在那个时代，多少个“我”这样的女子就业无路，从良无门，没有活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人的命运悲剧首先是一场生存悲剧。

经济悲剧是一场更深的人性悲剧，穷困使得人的廉耻之心荡然无存。“我”曾因“妈妈”是暗娼而感到耻辱和羞愧，可残酷的现实却逼得“我”不得不抛开羞耻，“我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我饿，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无情的困顿不允许“我”有尊严地活着。更叫人悲哀的是，穷困让亲情淡漠人心冷漠，“我”曾佯装没有看见为了养活我而沦为暗娼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又不是我的妈妈，我们母女之间，隔着一层用穷作成的障碍”；年迈的“妈妈”找到“我”时，沦为暗娼的“我”被疾病缠身，“妈妈”却并没有劝“我”不要做了，因为穷困因为饥饿不允许她说出那样的话。“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在金钱面前，亲情是那般地苍白与脆弱！

《月牙儿》中，先生以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母女两代人由美好走向毁灭的过程，将控诉的矛头指向了黑夜般的社会万象。“妈妈”曾经为贤妻良母曾经从良，然而这一切带给“妈妈”的不过是一再被抛弃。“我”曾是具备传统美德的美好女子，被生活一步步逼成了暗娼，直至甘愿坚持娼妓身份，甚至在锒铛入狱后，仍然要承认以娼妓谋生的合理性。先生无情地抨击了整个社会制度的黑暗，再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无奈与辛酸。先生深知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生存更为艰辛，命运更为悲惨，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经个人的挣扎与苦斗也无济于事，她们的一生注定了是一场悲剧，宿命的悲剧，女性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四、结语

在《月牙儿》中，先生以一贯的人道主义情怀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生与死、悲与痛，充分体现了先生的悲剧艺术观。小说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事不绝、民不聊生，传统文化中诸如仁义、忠孝、廉耻等优根性成分丧失待尽，自由、尊严与个性等现代思想亦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社会秩序失范，人性亦在此中行将腐朽，金钱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亲情，活着远比礼义廉耻更重要，与其说《月牙儿》是对母女两代人悲惨命运的讲述，不如说是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和批判。

《月牙儿》格调是悲情的，故事是凄惨的，心境是荒凉的，那一弯清冷的月牙儿像极了主人公的孤独飘零，亦是主人公悲惨命运的见证，先生苦心孤诣地制造了沉闷、压抑、绝望的生命体验，引人悲伤之余更是引人思索，思索女性的命运、思索悲剧的根源，这才是《月牙儿》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