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边城》的性别符号与民族形象一体化

时间：2024-05-07

马敏娜

浅谈《边城》的性别符号与民族形象一体化

马敏娜

《边城》的叙事在张扬民族伦理的基础上塑造了中国形象，民族伦理的叙事以文本的性别叙事为主，主要写了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反映了我国传统的性别文化逻辑，作者以诗性的叙事构成了特殊民族社会性别形象，也展现了民族文化命运的表里互衬结构。在通过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以及各种事件纠葛的叙事，既展示了独特的乡土风俗，又表现了诗性的田园画面，寄托了作者美好的向往。下面就《边城》中的民族伦理叙事和性别符号两方面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进一步解读沈从文先生《边城》中的乡土情怀。

《边城》性别符号民族形象民族伦理叙事

自《边城》问世以来，其中的意涵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也在用新的角度去解读文章的内容，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章解读内容。在《边城》的叙事中，主要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和谐但又合乎人性的叙事形式，为人们重构了牧歌式的中国形象，也从侧面反映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在解读《边城》时，忽略了另一个视角，即性别视角叙事。许多文章将分析角度放在了翠翠形象的分析上，但没有将其上升在女性的角度，也没有将其融入民族文化的叙事中，本文主要以文章中展现的民族伦理意识和性别符号表达作为切入点和分析的对象，将少数民族文化背后的淳朴与现实的人生常态紧密的联系，张扬民族形象。

一、性别不平衡的作品表现

文学的主要来源是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生活，艺术作品的构造主要是为了作品的需要而不断的构成各种各样的情节，以此来展现人物的形象，而这些展现都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特征和性别描写，主要受人们的文化观念影响，人们通过自己的文化观念为作品中的人物设置不同的条件因素，当然在性别的描写中，与人们所处的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如今，性别叙事也成为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人们可以通过作者表现的性别符号来解读作品的基调和情感的特征，以及与性别有关的文化观念。

在沈从文的笔下，描写了许多与女性有关的文章，主要围绕女性的恋爱、婚姻、家庭等题材展开，以湘西民族的独特性为背景，描写了少数民族的奔放与率性。比如在有关苗族系列故事中，《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神巫之爱》、《旅店》等，将湘西少数民族的率性展现出来，也通过人物塑造将少数民族的野性充分的展现，他们的野性是自然的，是不加修饰的，具有原始的大自然的蛮荒性格。此外，作者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人间乐园式的民族居住环境，一切都是美的，没有世俗杂陈的眼光和评判标准，无论是乡村的妇女还是妓女，都具有生命的活力，也是美丽的象征，她们率真直爽，个性张扬，体现了作者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的叙事中，对于少数民族彪悍、率性、雄强的一面充分地体现出来，对于细碎的事物的描写，反而让读者更容易感受到的却是诗意的生活画面，在人物的叙事中，有些被作者省略性的描述，比如对于文章中的人物翠翠、顺顺的妻子、翠翠的母亲以及吊脚楼的妓女等，都在作者带过式的描写中展现，这些被作者忽略掉的女性，也体现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社会地位的地下，作品中的男性成为活动的主体，他们是慷慨豪放、诚实勇敢的代表，他们拥有正直和平、淳朴的理念，而女性则被大的环境所忽略，也被人们的意识所忽略。

二、诗性艺术表达的性别符号

对于性别的不同叙事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自然的性别属性，自然界中的性别区分，另一层面是社会中对性别的区分，社会中的性别地位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主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紧密。在《边城》的叙事中，主要以诗性的叙事为主，以人性的善美为基础，并与自然的景物相融合，与人们的朴实相联系，最终谱写的是典雅的民族之歌。

第一，性别叙述主要体现在以女性为叙述焦点背后的文化逻辑。《边城》的叙述视角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为主，将故事的发生环境以及故事的人物关系等全面的展现出来，但不同的是，在《边城》的全知视角中，又有不同程度的聚焦，作者将主要的焦点放在了翠翠和她爷爷的生活方面，以翠翠和爷爷的思绪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同时在余暇时间里，将有关的人物一一融进了翠翠和爷爷的生活中，比如傩送、中寨人过渡等事情都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才出现的。而从整体的叙事来看，女性又成了被动的，翠翠的生活是被动的，她的生活状态也是被动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也在被动中由他人介入，因而，在主要描写女性的文章中，女性又成了被动的个体，文章中充满了诗意的矛盾。

第二，《边城》中婚恋关系中性别权力结构。在传统的婚姻中，主要以男性占主导，女性多是被动的，在这种传统的模式下，人们已经成为习惯，但在《边城》的叙事中，却给人们以反差性别审美，翠翠的母亲为了自己的爱情大胆主动的追求，以自然的婚恋方式展示了男女平等、爱情自由的浪漫。然而，浪漫的婚姻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悲剧，翠翠的母亲是自主的，也是勇敢的，给人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性别叙事视角。而翠翠则是沉默的，她在婚姻中是一个服从者，在家庭地位相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男方成为了主导者，女方却成了边缘人[4]。而爷爷在身份的处境尴尬中，也成了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性别地位的交错，让诗性的叙事充满了欢愉的悲剧色彩。

第三，《边城》中对女性角色的选择。在该文学作品中，作者对女性的角色有偏向性的选择，比如翠翠，她是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人物，但她被作者集中笔墨描写为一个由小姑娘向少女过渡的人物形象，她具备小姑娘的单纯与可爱，她整天与爷爷一起摆渡，送人接人过河，在渡河人的眼里是可爱的。但是，作为女性，她是不自由的，她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她不是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在文章中，她是被动的，也是孤独的，她要被动地接受婚姻的安排，要被动地参与到他人的生活中，她的心思无法向爷爷诉说，只能寄托在大自然的事物中。作者以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将翠翠的内心感受全部展现出来，让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角色真实存在于读者的脑海里，直到最后，这个沉默的女性主动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她依然作为摆渡人出现在渡口，她的目的是要等二老傩送归来，但是，这个等待是没有交代结果的等待，在作者诗意的叙事中，女性的悲剧就在悄无声息中铺展开来。

第四，《边城》中两代女性的悲剧展现了民族文化历史。在作品的开头就交代了人物的身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环境，作者利用人物的身世背景从侧面反应了爷孙二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为爷爷的顽强与勇气做了补充说明，同时也为主要人物的爱情悲剧埋下伏笔，翠翠在生活中没有像母亲那样积极主动，她以被动的生活状态参与着每天的生活，但是最终她的爱情也迎来了悲剧，由此可见，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代人，最终的结果却完全相似[5]。通过两代人的爱情悲剧演绎，反应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生活的悲剧。

三、性别文化体现的民族形象

湘西文化是沈从文先生开辟的新的创作环境，将乡土文化与审美深入地结合，沈从文先生用独特的叙事视角将少数民族的淳朴与野性很好地展现出来，让少数民族生活的环境以健康向上的基调展现出来，给人们展示别样的湘西世界。

在《边城》的描写中，性别的文化价值在文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大环境中，依然无法完全脱离传统的男性积极主动而女性被动的思想，同时，也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使得女性在话语权方面成为了一个 “沉默者”，在淳朴的乡民中间，也存在不单纯的心思。而在翠翠婚事中，也隐约反应了新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冲突，在传统的社会中，只要提倡“男主外，女主内”，说明女性在家庭中有她们的用武之地，但在工业发展的环境中，女性在主内方面也会被质疑，这是对女性能力的质疑，同时也是女性地位向边缘化转型的前奏。

《边城》叙事时间仍以农业为主，但与此同时也夹杂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时代的叙事，比如在茶峒城街中依靠船运和人力进货的方式就是商业社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构成者全为男性，女性的地位却成了最模糊的，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家庭地位都成了比较模糊的描写，由此也将女性的地位放置在了最底层。文章虽然以翠翠与大老、二老的感情婚姻进程，但实质却用诗意的叙事反映了民族伦理和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和儒家文化乃至性别的冲突。但在文章的叙事中却以优美的文笔表现出来，用诗意的形式表现了非真实的湘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