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与《十日谈》幸福观对比

曾文燕

《神曲》与《十日谈》幸福观对比

曾文燕

《神曲》与《十日谈》中体现出但丁与薄伽丘两位文学伟人不同的幸福观。可以通过对《神曲》与《十日谈》创作背景以及对作者但丁和薄伽丘生平经历对比，从主客观影响因素出发，分析两部作品所体现的幸福观的相似之处与区别，及二者形成的历史与个人原因。

幸福观现世幸福来生幸福

有人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话题。而关于幸福的定义，一直是古今中外的人们关注与探讨的重点。有人说登上人生巅峰是幸福，有人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即幸福，有人说清净节欲、坚持信仰才是幸福，有人说好好活着就是幸福……时代背景的不同、家庭出身的差异、个人经历的有别，使人们在对待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的问题上各持己见。

但幸福，终究是探讨人的命题。让我们把思绪回溯到14世纪的意大利，那个人文主义思想萌芽的年代，从“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阿利盖利?但丁的留名之作《神曲》，和“文艺复兴先驱”乔万尼·薄伽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的对比视角中，探索幸福这一永恒话题。对待“幸福”这一命题，《神曲》和《十日谈》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根本对立。

一.两种幸福观的同与异

首先，在对“幸福”的存在意义上，《神曲》和《十日谈》都肯定了人追求幸福的意义，都体现出了深切的人类关怀。《神曲》中诗人对贝雅特丽齐炽热的爱的表达、炼狱顶部的像伊甸园一样被保护起来的尘世乐园、诗人对现世智者荷马、维吉尔的尊敬，可见《神曲》中并不否定现世的幸福的存在及价值。而被称为“人曲”的《十日谈》则用写实风格描述了普通人的生活，称赞了普通人的智慧，更是体现出现世幸福的美好。

但是，对于幸福的来源和收获幸福的方式，《神曲》和《十日谈》却表现出了分歧。

但丁认为，人生有两种幸福：“造福世界的罗马，向来有两个太阳，分别照明两条路径，尘世的路径，和上帝的路径。”“今生的幸福在于个人行善；永生的幸福在于蒙受神恩。”虽然不认为现世毫无幸福、毫无意义，但是但丁认为尘世乐园只是到达永生和更高幸福的过度，来世幸福要高于现世幸福。而且，《神曲》中人们需要经过地狱的涤罪、炼狱的修行才能到达圣洁之天堂，说明现世幸福需要通过灵魂净化才能达到。《神曲》中《地狱》篇里，诗人听到四处亡灵的哭号，询问导师缘由，老师回答：“这凄惨的呼叫声发自那些悲哀的灵魂，他们生前不曾受到称赞，也未留下骂名，混杂在这可鄙的合唱当中，还有一些天使，他们不曾忠于上帝，但也不反抗上帝，他们一心考虑的只有自己。”可见，但丁认为幸福的根本来源是对上帝的信仰，在尘世中做个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需要通过心灵的修行、净化、升华，通过对上帝虔诚的信奉与追随才可以得到。这就表现出《神曲》的幸福观是追求来世幸福的。

而与之对比的被称作“人曲”的《十日谈》，则是大大肯定了现世幸福的意义，认为真正的幸福就是人本身，是人生来就有的爱与情感，是人们真真正正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首先，他肯定了爱情的伟大与高贵，赞美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之源，对爱情不可抗拒的力量极尽渲染。第二天故事之八，欲火高炙的年轻王妃说“我无法抑制肉欲的冲动和爱情的力量。它们太强大了，休说是柔弱的女人，即使堂堂男子汉往往也抵挡不住”。《十日谈》中，随处可见青年男女为了忠贞的爱情，克服了种种磨难，摆脱了种种障碍，终于获得了自由和幸福。“在各种事物的常理中，爱情是无法改变和阻挡的。因为就本性而言，爱只会自行消亡，任何计谋都难以使它逆转。”“爱情的力量大于一切。它能打破神圣的伦理法则。”其次,薄伽丘提倡人要随天性而行，及时行乐。第六天故事之七，因为与情人偷偷约会，菲利帕太太面临被处以死刑的危险。她在法庭上辩论道：“而我还有富余该怎么办？拿去为一位爱我胜过他自己的绅士效力，总比白白糟蹋掉好些吧？”她的理由让法官也无可奈何，她最终获得自由并促使了这条不通人情的法律的修正。再次，他对命运、造化、来生等神化的概念表达出了自己的怀疑：“不必老是听从命运之神的支配，因为命运之神教你用情，大都不是恰如其分，而是过分。”可见，对于。而最后，薄伽丘凭借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出色的艺术表现能力，通过叙述故事、概括生活现象、叙写与刻画人物丰富细腻的心理活动，描绘和塑造了国王、贵族、僧侣、骑士、商人、艺术家、学者、农民、手工业者等等，来自不同家庭文化文化背景、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面貌，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重视以“人”为中心的创作，重“现世”而非“来生”，抒发了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和自由思想。这些都体现了其“幸福在人间”的主张。

二、两种幸福观成因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神曲》与《十日谈》之间关于幸福观的相似与差别呢？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作者自身家庭出身与个人经历是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说说时代和社会的背景。但丁撰写《神曲》的年代，已不完全同于中世纪前期欧洲时期的基督教完全垄断意识形态、工商贸易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滞缓、思想蒙昧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大航海时代到来、新思想的萌芽，使作者一定程度上勇于突破原本的束缚，展现出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但是，当时基督教会虽然受到一定的思想冲击，但仍然在国家统治中处于主导地位，扼杀世俗欲望、抑制人本性冲动的思想依旧很大程度地控制、钳禁着人们的思想，但丁无法完全与之抗争。所以《神曲》中表现出一定程度地肯定现世幸福，但更主张在来生和神的怀抱中追寻幸福的思想观点。

而薄伽丘的《十日谈》则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生活古罗马古希腊文化重新被赋予新的价值，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与丰富，人们的思想也渐渐摆脱以往的宗教神学禁锢，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与人所生活的世界。其次，1378—1416年天主教会的大动荡大分裂和相继而来的1517年兴起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的地位日益下降，“神”的光环渐渐褪去，“人”的光辉逐渐闪耀。最后，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便是1348年欧洲爆发的黑死病，贫穷、痛苦与绝望在大地蔓延，黑死病所带来的无所不在的死亡阴影，极大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对活下去的企盼也愈急烈，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在当时，处于绝对权威的教会根据“原罪—赎罪—审判”的信仰体系，给出了“神谴说”的答案，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人们必须不断忏悔，并压抑自己的欲望，有些鞭笞派教徒甚至通过严酷的自我鞭笞来清除身上的罪恶，以期获得上帝的宽恕。1然而，黑死病的肆虐无情地否定了教会的解释，尽管人们不断祈祷，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夺走生命，其中包括道德高尚的教士和修女。教会的无能使人们失望，人们开始凭借自身的认识能力来思考周围世界。人们逐渐认识到神不能救人类，意识到清净禁欲并不能挽回生命，他们开始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挣脱禁欲主义、倡导享受人生的社会心理于是便盛行起来。因此，《十日谈》体现了现世幸福的重要性和对追求现世幸福的肯定与赞赏。

再从个人的家庭背景与经历方面看，《神曲》作者但丁但丁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城市贵族之家，其父因家道中落，长期经商，所以其受资产阶级影响较大。早年的但丁曾从师当时著名的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系统研习古典文学、修辞学、诗学和拉丁文，对罗马大诗人维吉尔推崇备至，古罗马古希腊人文学思想一定程度潜移默化影响了但丁。但丁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其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在但丁的《神曲》中有爱情的赞赏，人文主义的影响也使其不否定现世幸福。但是，但丁也曾精心研究神学和哲学，古代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在政治上，他曾不可避免地卷入圭尔弗黑白两党的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现实政治的运作，这促使了他思考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之间的冲突问题。但丁得出的结论是，要将政教分离，分成“尘世幸福”与“永生幸福”两条道路，由于了解了现实政治的阴暗面，但丁认为要以道德和对上帝的信仰来引导人们消除斗争与分歧。这表现在《神曲》这部作品便是突出“来生幸福”的伟大与神圣。

《十日谈》作者薄伽丘是佛罗伦萨商人凯利诺的儿子，后在波利学习与生活，那里的生活使他亲身体验到市民和商人的生活以及思想情感，并融入到他日后写成的《十日谈》中。宫廷里认识的罗伯特的私生女玛丽娅，更是让薄伽丘产生爱情，并体验了一段美好而珍贵的经历，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同样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其次，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更是吸收了人文主义的精髓，作品反映出了关注人与现实生活的思想。然而，1348年黑死病肆虐，仅佛罗伦萨就有10万人丧生，其中还包括了薄伽丘的父亲、继母和很多亲朋好友。薄伽丘见证着一个繁华的都市变成废墟，昔日欢笑着的人们哀嚎不止。这让他感叹人生的无常，又意识到生命的珍贵。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便再也回不来。如果现世的幸福都做不到的话，来世又有何用呢？薄伽丘慢慢地便形成了这种追求与享受现世幸福想法，并体现在他的作品《十日谈》中。

三、小结

综合以上论述，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综合使但丁和薄伽丘形成了不同的而又有相通之处的幸福观，并在各自的作品《神曲》与《十日谈》中有所体现。而我则认为，客观存在决定着世界观与价值观，无论是认同来生幸福，还是现世幸福，不论是像但丁那样追求上天赋予的幸福，还是像薄伽丘那样享受真实存在的快乐，每个人的看法固然不同，但究其根源，都在于客观的世界，两种看似不同的幸福观，其实都是自身经历在脑海中的一种主观反映，都需回归人的本身。

[1]胡亚敏，黎阳全：《黑死病与欧洲人文精神的复苏》，湘潭大学学报2010

[2]涂险峰，张箭飞：《外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一版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