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熊》与葛亮笔下的浣城

内容摘要：香港作家葛亮的短篇小说集《浣熊》作为他第一部专写香港的作品，葛亮以形形色色的外来者的视角将现代与传统冲突中的香港客观地呈现出来，其深厚的城市考究及粤俚语的使用使《浣熊》成为一本文学香港志。

关键词：外来者 现代与传统 粤俚语

游走于南京香港两城的葛亮，一直被评论家冠以少年老成的称呼。他犹如一位经历半百风霜的老者，磕磕碰碰半辈子，日渐变得从容不迫。这也许也与他显赫的家世有关。葛亮出生、成长于南京，于2000年赴香港读博，任教。尽管他成年后长居香港且最初在港台文坛崭露头角，但他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都与南京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叙写南京六朝烟水，盛世流离百年地图的三部曲之一《朱雀》一出，马上引起众多评论家的驻足评叹。以及最初为他争得声誉的《七声》《迷鸦》都基本上是叙写南京的作品。最新在台湾出版的《北鸢》也是叙书写近现代歷史、家国兴衰的家族故事。南京是他的“家城”，也是他写作的重要旨归；写《朱雀》这样一本书，按他的说法，如同偿还一笔宿命的债务。与《朱雀》不同的是，葛亮的短篇《浣熊》充满跳脱的思维，其间也糅杂进很多广东方言、俚语。

一.“浣熊”与“浣城”

台风以动物“浣熊”为名，因其行动迅捷且路径奇诡，在为岛城带来了强风与丰沛的雨水的同时，也带来了不期而遇。他将香港称之为“浣城”，这一座城也是如此。新旧人事，众声喧哗，“每个人都行走在钢丝上，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状态”①。拥促而狭窄的岛城里生活着的人，从不缺乏相遇。城市是人的容器，人生活在这一个小容器中，碰撞游离再碰撞，一切都显得那么轻松。葛亮希望自己站在一个抛却先验和文化成见的立场来表达这座城市。葛亮说，他们就像《浣熊》里的主人公，有各自的布局、心事和无奈，又不得不以另外一种方式示人，去扮演他们的角色，所以“浣熊”成为一个契机，让他们相遇，最后改变了他们的人生。②

《浣熊》一书出来后，“最会讲故事的青年作家”的称呼无疑是最适合葛亮的。其间的几个短篇都印现出70后青年作家的独特性。虽然是以外来者的角度看待香港，但葛亮却苦下功夫，考察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俗，香港的离岛、俚语的应用、巴士的路线、香港历史的复杂建构，这些社会学、地理学的知识，巧妙和文学相结合，使得《浣熊》成为一部“文学香港志”。

二.外来者的视角窥视现代性对传统的冲击

“我生长在南京，那是一个古典气韵非常厚重的城市，包括她的历史感都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南京是我称为‘家城的地方，香港是我称为‘我城的地方。”香港的氛围很强调一种“集体回忆”的意识，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随意一份香港报纸，都是和现代白话文相去甚远的“粤方言书写体”。但对香港本地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文学的呈现，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认同感的直接体现。

葛亮曾说对于一个城市的把握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最好的，一种是你本来就处在这座城市的内核里，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就天然地拥有一种权利去述说；另一种是作为城市的“过客”，游走于这个城市，心无关爱没有负担、不需要为这座城市的细节负责。前者如黄碧云等人，叙写的是自己的家园，后者如张爱玲等人，写的是给上海人看的香港。葛亮既非生于斯，也非长于斯，但却在香港任教。他对香港的写作更为客观和谨慎。葛亮笔下的香港，是一个复合体。它的各种可能性，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的交接和碰撞，各种元素相遇的过程。作为作者的葛亮仅仅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不带自我判断的眼光去写作。

在他的文字里，香港是带着海边的风，下雨天裹着湿冷的氤氲。人潮涌动的地铁里面总是穿行着烦躁的风，闪着红灯的马路上永远走着带着透明的伞，在雨丝里面找到呼吸缝隙的人们。破旧的筒子楼带着上世界八十年代的生锈的吱嘎声响，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溅上雨滴的窗户里面总是关着一个忧郁的人。葛亮笔下十分砥实的民间的香港，不同于我们脑中具象化的中环价值。面对维港海景，天际线之下，清晰可见IFC与中银大厦的轮廓。

葛亮善于写一座城市，并且善于借助形形色色的外来者的眼光去写这座城市。如《朱雀》中，运用的是一个留学南京的苏格兰华裔男青年的眼光去看这座六朝古都。《浣熊》中虽然写的是葛亮生活中的城市，却也是以一种外来者的视角去看这座拥挤的城市。《浣熊》《龙舟》和《退潮》是以“新移民”的视角，《猴子》通过偷渡客的视角，《杀鱼》则以外乡人的视角，《街童》写的是持双程证从大陆来的妓女，《德律风》和《竹夫人》写的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这形形色色的外来者，笔触中带出乡愁隐痛。

不管是《杀鱼》还是《龙舟》、《猴子》和《街童》等等，都不是“纯正”的香港人，有的甚至只是过客。回顾香港的历史：海港渔村、通商口岸、殖民都会、后殖民城市、特别行政区……香港永远与“漂零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岛城的性质。岛之无根与飘零呈现出的是孤独的意象。这种不确定感和不在场感始终笼罩着香港新移民。只不过在香港文学的谱系里，岛城的飘零感被高楼大厦所遮蔽。葛亮作为一个外来者却是一个挖掘者。他善于利用外来者的眼光，去挖掘这一个岛城孤独，一种现代文明下的飘零。《退潮》中葛亮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公路运输、民工进城、工厂机器轰鸣声、宽阔的道路等意象的描绘，展现出现代性对城市的冲击，以及新移民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城里的繁华是速成的，没有推陈出新的过程，而是新的将旧的在一夜之间席卷而去”。葛亮显然是不喜欢这种速成的繁华，更不喜欢这繁华背后的孤独和无所依从。他用自己的笔触绘出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复杂难言的另一面。

三.希区柯克式的压抑与恐惧

不只是《浣熊》《德律风》《街童》《龙舟》，他新发表的《问米》《不见》等短篇，都带着浓浓的希区柯克式的压抑与恐惧。《龙舟》里男孩与陌生女孩性爱之后猝然死亡，瓦砾堆里失踪半年的女孩的骨殖中却发现了男子新鲜的体液，男孩与继母乱伦诞下的女婴却拥有陌生女孩熟悉的眼眸。《街童》中为救陷入毒品中的妓女女友决意卖掉身体器官的男孩却在手术失败后被当成垃圾扔在下水管道里。黏腻的楼梯、下水管道的潮湿、铁锈的腥气、藏污纳垢，鱼龙混杂。“性奴”“杀人”“器官切除”等阴暗肮脏的描绘总会给人巨大的冲突和恐惧。与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遥遥相望的逼仄的唐楼，拥挤的笼子间。光鲜亮丽的白领一边喝着星巴克一边出入高尚写字楼与下班后挤小巴踏入鱼龙混杂的城中村。在这种对比中，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生活的两面性：洁净与肮脏、体面与落魄、权力与底层……他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了这两面性及其对人所造成的气质与心理上的塑造或损伤。

四.跳脱的粤方言与深厚的城市考究

作为一本文学香港志，葛亮苦下功夫，考察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俗，香港的岛屿、俚语的应用、公车的线路、香港历史的复杂建构，这些社会学、地理学的知识，巧妙和文学相结合。比如说《退潮》中描写“懒与勤”并存的“她”从港岛回罗湖的路线，就写道：她宁愿先乘103号大巴，然后在红磡转东铁。宁愿花一个小时在港岛兜绕一大圈才在维多利亚公园掉头往北挪动，也不愿乘973，到尖东直接坐东铁线。熟知香港地形的人才会明白第二种方式相较于第一种方式简便迅捷且直接得多。如此“她”这种坚持原路线不厌其烦的“勤”与疏于思考墨守成规的“懒”就勾勒得一览无遗。再如《杀鱼》中阿爷给了“一个字”（粤语中的5分钟）时间阿佑杀鱼；以及“白车”“卖咸鸭蛋”“黐线”“掟煲”等粤俚语。

香港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更多的是因为其背后的殖民性。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港人在文化上已经融化了东西差异。比如葛亮笔下的端午扒龙舟。分明是中国传统的节日，龙舟上也刷着极绚烂的色彩，缠着红绸，插着艾草。然附和的鼓乐却是来自英伦的，那群在其间舞动的男孩，底下穿的也是斑斓的苏格兰裙。

这些粤语对话、词汇的插入，以及夹生饭的语言、英伦的风味，在保证大陆读者看懂的同时，也回温了一次香港风味。我们常说，看周星驰的电影还是要看粤语版的才好。文字与影像一样，本土方言的表达才能真正传递其中的文化意义与内涵，用本土语言的书写，才能勾勒一个完整的城市图貌。并非生于斯长于斯的葛亮，在港学习生活十几年，当他动笔写下这座他生活的城市的时候就明白了粤语在香港文学作品中的意义。

对于香港的认识，葛亮不光是一个旁观。《浣熊》的扉页上就写着书中所写：“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当然也有许多的和暖﹐隐约其间﹐等待你去触摸。任凭中环﹑尖沙咀如何‘忽然﹐这里还是渐行渐远的悠长天光。山下德辅道上电车盘桓﹐仍然也听得见一些市声。”这种繁华背后的苍夷，是他极力想要书写的。

注 释

①《葛亮：从南京到香港》记者.唐不遇.南都周刊.2013.10.31.1654.南都周刊2013年第41期

②《葛亮：从南京到香港》记者.唐不遇.南都周刊.2013.10.31.1654.南都周刊2013年第41期

（作者介绍：黎慧敏，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