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氏父子文学情感论研究

曾睿

内容摘要：南朝萧氏父子十分注重文学情感思想研究，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探讨。父子四人的文学情感论既有趋同的一面，又存在个性的见解。总体来说，萧衍、萧统的情感观点有不少类似之处，都侧重于探讨文学情感的生成问题，研究外物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萧纲、萧绎则把对文学情感研究的重点放在情性问题上，即文学创作要抒发情性。

关键词：文学情感 萧氏父子 情物关系 情性

文学情感，是人的情感在审美和文学领域的体现。文学情感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先秦时代就有文学情感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老庄的崇尚文学创作的天工自然，强调“任其性命之情”，屈原在创作中提出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的主情说，都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情感观念影响颇大。这一时期，是人性的觉醒时期，文学的情感问题得到空前的重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从作家论角度来讨论文学情感，嵇康从文学功能上提倡审美情感，陆机从创作构思的角度论述情感的重要性，刘勰从情物关系上分析情感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一重要的文学思想，南朝萧氏父子十分注重，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父子四人的文学情感论既有趋同的一面，又存在个性的见解。总体来说，萧衍、萧统的情感观点有不少类似之处，都侧重于探讨文学情感的生成问题，研究外物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萧纲、萧绎则把对文学情感研究的重点放在情性问题上，即文学创作要抒发情性。[1]

一.萧衍、萧纲的文学情感生成论——研究外物与情感的关系

萧衍的文学情感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净业赋》和《孝思赋》上，他在《净业赋》中有云：“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净。感外物以动欲，心缘想而成眚。”《孝思赋》是萧衍追忆自己双亲的一篇抒情长赋，虽不是专门论文之语，但其中的一些文字语句却包涵了深刻的文学道理，《孝思赋序》有一段话体现了萧衍的文学情感观，“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物类相感，故其然也。”可以看出，在文学情感论上，萧衍认为主体的写作动机和创作激情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物的引导和感发作用，他认识到文学创作中情物互动的重要作用。这是接受了《乐记》中“人心之动，物使之然”的“物感说”，即创作情感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反应。

六朝著名的文论家对情物关系都有所论述。陆机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四纷”，钟嵘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刘勰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季节的四时变化，万物的兴衰荣枯，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情感，在进入构思阶段时，与外物交融在一起，心随物动，意象渐明。萧衍的文学情感观点与他们有许多相同的主张，他在《孝思赋》中说道：：“燕青春而差池，鸿素秋而翱翔。去来候于节物，飞鸣应于阴阳。何在我而不尔，与二气而乖张……既视丹而成绿，亦见白而为黄。扰性情以翻覆，泪神虑而迷荒。”鸿燕春去秋来，参差其羽，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人则感物而动，文思激荡，浮想联翩。

萧衍一方面强调外物及客体对创作主体影响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主体思想的重要作用，具有辩证的思维，“感四气之变易，见万物之化成。受天和而异命，禀地德而齐荣。察焦螟于蚊睫，观鲲鹏于北溟。彼含识而异见，同有色而殊形。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萧衍认为，情虽因感物而生，但人是万物之灵，文学创作应该重视主体的审美感受，人首先感知于外物，思考四时万物的变幻万千，然后展开腾飞自我想象，引导情感进一步深化，布局谋篇创作活动渐趋佳境，最终达到情物相融的最高境界。接下来《孝思赋》又写道：“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导情源以流封，引思心而无己。晓百碎于魏网，夜万断于中肠。心与心而相续，思与思而未央。”萧衍认为，主体的思维是运思谋篇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同时主体对外物的感知应有所甄别，人的内心情感应该受到主体精神的制约权衡，“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观五色之玄黄，玩七宝之陆离。着华丽之窈窕，耽冶容之透逸”，人生在世，充满着无边的诱惑，如五色陆离之像、美目丰肌之容，这些事物能够扰乱人的情性，“或乱情而惑虑，亦馅耳而心”，并且有可能造成 “意识攀缘，乱念无边”的后果。那主体应该如何鉴别外物，不受这些声色的干扰呢？萧衍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要以虚静的态度去对待万物，即“《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要保持纯净的心境，凝神静思，然后达到心物合一的境界，于是万趣汇入其中，得到审美快感。

萧统也同样关注文学的情感问题，与萧衍有不少类似之处，二人都侧重于情感的生成问题。萧统的《答晋安王书》中论述：“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答湘东王求文集<诗苑英华>书》又进一步阐述：“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属。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萧统指出，“睹物兴情，更向篇什”、“睹纷霏而兴咏”，自然界四时美景如风和日丽、草长莺飞、春泉流动、暖风和煦等，这些外物会引发人情感的滋生和波动，而情感的激荡碰撞就产生了作品，这一逻辑顺序就是外物——情感——作品。从物感说的角度来看，萧统的文学认识达到一种自觉的程度，包含了较为明确的审美意识和文学情感观念，能够充分认识到外物尤其是自然山水对创作思想的感发促进作用。萧统喜爱自然山水，《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太子）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由此可见萧统的审美观念，山水自然的清新之美远胜于人工丝竹的世俗之态。[2]endprint

在这需要指出，萧统对于陶渊明作品和节操给予了高度评价，陶诗风格平淡，语言质朴，在重视藻饰的南朝人心目中地位并不高，而萧统却编录陶集，并为之写序作传，对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做了积极的评价：“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萧统站在读者立场上，从审美鉴赏角度对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发表了精辟论断，同时他也向往陶渊明生活在那种高雅脱俗、自由自在的纯天然的环境中，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在他的《答晋安王》、《七契》等文章中皆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体现。《文选》赋类设有“物色”一目，收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谢希逸《月赋》四篇，亦属这种意识的反映。

二.萧纲、萧绎的文学情感表现论——文学创作要抒发情性

萧纲和萧绎对文学情感的认识集中在“情性说”上，他们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阐释了文学创作要抒发情性的问题，进一步探索情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那么“情性”究竟指什么呢？萧纲和萧绎并没有将“情”与“性”严格区分开，甚至将二者视为同义语，文情即是文性，文性等于文情。在萧纲、萧绎的文学情感观中，其重心和关键词皆为“情”。

萧纲认为，“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诗歌应当“吟咏情性”，他推崇“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的文章。在他的《与湘东王书》一文中这样写道：“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表达了对当时文风的不苟同，萧纲提到的“懦钝”、“浮疏”、“阐缓”、“既殊比兴”，是指那些恢恢乏气、虚浮迟缓、软弱无力的文章，它们缺乏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只是在重复着六经义理的说教，而缺乏打动心扉的感染力，这些创作都背离了风骚比兴抒情的传统。萧统认为，诗歌创作应当“吟咏情性”，抒发诗人受到外物感召而引发的心灵律动，抒写触动自我的情怀心绪，如果模仿六经那种抽象的义理说教，则会使文章懦钝、浮疏、阐缓。萧纲强调诗歌的本质是抒发人的情性，即创作主体受到外物触发产生的情感波澜，他明确地将文章作为情感疏通的渠道，将“情”视为文章的第一要义。

此外，萧纲还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情物交融感应的过程，“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玩飞花之入户，看斜晖之度寮。虽复玉觞浮碗，赵瑟含娇，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长谣。”文学创作要展现内心那种丰富细腻的性情，心与物真正交融后才能生发出曼妙的文章来，形成至情之语。同时萧纲指出，文学“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寓目写心”的说法非常关键，寓目即外物感召，写心为抒发情性，可以说它在理念上指出了文学创作是外物触发和内心情感生成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有内心之情和自然外物的有机融合才能抒发“情性”。萧纲充分肯定了文学宣泄情感的功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纯文学的地位。

那么，萧纲所说的“情性”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他在《答张讚谢示集书》和《答新谕侯和诗书》中对抒发“情性”的途径作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情性”包括两方面的题材，自然山水风景和女性风貌之美。萧纲一生醉心于自然之美的吟咏中，但他的诗作不用于晋宋山水诗人志趣自然山水，从天籁中探寻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而是停留在自然风景的外在美感的审美愉悦里。此外，他对女性美的欣赏主要也是局限在女性的体貌、服饰等外在的审美中，他认为这些都是富有美感意蕴的，其体察得越深入，描绘得越精工，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性”就会卓绝不凡。[3]

同父兄相比，梁元帝萧绎对“情性”的认识可以说又进了一步。我们知道，情感与景物交融，经过艺术构思，形成为审美意象之后，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美表现出来。陆机《文赋》在论述了景物关系之后紧接着说：“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论“神与物游”之后也说：“窥意象而运斤，寻声律而定墨。”二人把如何运用词采作为情感表现的重要问题来探讨。萧绎在这一方面同样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对“情性”的表现问题这样论述道：“至如文者，惟须绮榖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文学创作的产生需要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摇荡波动，需要作家的思绪万千、神驰万里，萧绎十分重视文学作品摇荡“情灵”的价值和功能，“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明确了文学的“缘情”本质，从文学的抒情性特征着手把握了文学的本质特点。同时萧绎认为要创作出好的作品，需要词采、声律的华美和情感的婉约相结合。他的《荡妇秋思赋》体现了这一观点：“……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是露委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细腰，重以秋水夕波，秋云似罗。”萧绎用哀惋的感情基调写出了一位女子在秋夜面对皎洁的月光，从内心漾起阵阵惆怅和悲苦，词采清丽，声律一唱三叹，读后给人一种情思绵绵的感觉。可见，萧绎提出的文采、声律和情感相结合的美学观点，比之父兄大大前进一步，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学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秦元.梁代萧氏家族的文学观[J]齐鲁学刊，1997（1）：15.

[2]赵理直.论萧梁皇族的文学观[D].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6.

[3]耿云峰.萧氏父子与梁代文学[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1.5.

※《萧氏父子文学情感论研究》系本人硕士论文《萧氏父子文学思想研究》（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6年5月）中的部分内容摘取并加以修改而成，请编辑部老师在进行论文查重检测过程中排除作者检测。

（作者介绍：青岛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大学语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