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以创作中的教育思想浅析

石 健

靳以(1909-1959)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编辑家，曾编辑《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收获》等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有近40部作品遗世。靳以亦曾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教授。用老友巴金的话概括：“靳以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又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今年是靳以诞辰100周年与逝世50周年，不过目前对其研究还很不够。靳以某些以教师身份劝导学生的作品，更是乏人问津。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位现代作家的教育观，不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且对于反思现代教育思想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收效不佳的苦心劝导

抗战期间，靳以的创作与编辑生活受到战火的严重侵袭，由上海辗转至重庆，并于1938年底出任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还曾由于受到学校反动权威的迫害被解聘，短暂担任过福建师专文史系主任，1944年重返复旦任教直至建国初。

在所有学生的回忆中，靳以都是一个温和友善、关心和爱护学生的老师。学生、诗人郭风说：“他尽力推荐同学(包括我)的作品到当时国内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不用说，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许多被靳以提携过的文艺青年后来都成为著名作家。另据回忆：“靳以不论在领导岗位或做教授和主编，他的同事、学生与他相处，立刻能感到从他身上迎面散发出来一阵亲切的暖意，大家几乎无例外地把他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不过，如果结合靳以自己本人的创作，却可以发现他在教育过程中的深深困惑。

在他做教师后刨作的散文中，几篇有关学生的《短简》值得注意。当提及一个女学生已经结婚而且要做母亲时，“我再也想不到她还是选择了那平凡又平凡的路，把自己交付给庸碌的生活，把有用的生命在无用中磨损，难说这不是我们人类的失败，还该是什么呢?”类似的是，他对正在恋爱中的女学生严厉批评：“谁曾想到那么一个中国的好女儿，竟会走上这样的一条路……人们谈着你，感到是自己的侮辱，不，人类的侮辱。”那么，靳以这样对学生大声警醒，收效如何?在以自叙传方式写作的小说《人们》中，同样的劝导反而遭到对方的辱骂：“好像她把天下毒骂的字句都装在里面了——我的心感到难忍的疼痛，我好像还哭了的，不为我，也不为她，为了可怜的人类的心——”

中国现代作家从整体上具有一种“感时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以文学作品来唤醒民众，是他们的自觉体认。“在危机四伏的大时代中，责任如此重大，使命如此崇高，道德纯洁的标尺被毫不含糊地提高了，文学中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情感。这种牺牲包括了人们受到的现代教育、某些志趣和内心生活。”而从靳以本身的教学来看，显然也是注重道德修养与文学教化作用的，据学生、诗人冀回忆：“他谈作品，谈写作，却从不谈文艺理论问题，更不涉及当时有争议的问题。他是凭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评价作品，并通过作品直接认识作者本人的。”从上述作品来看，靳以的初衷是要将学生从个人天地中唤醒，为民族和人类做贡献，但语气显然是有些过重了，而且收效不佳。

实际上，靳以的人生本来就与教师这一身份有着明显的错位：他曾对教师具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这既有时代因素，更有其个人的原因。这还要回到他创作的起点一探究竟。

二、教师身份的内在困惑

靳以大学毕业不久，即承担了《文学季刊》与《水星》的主要编务，同时笔耕不辍，仅在1933-1934一年间，个人最早的四部小说集《圣型》、《群鸦》、《青的花》、《虫蚀》相继出版。这些小说多以作家本人的情感伤痛为蓝本，书写青年男子为失恋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爱情故事，透露出浓重的感伤与绝望，以及对负心女子的无比憎恨。

不过，在《虫蚀》序中靳以写道：“现在我是走进社会的圈子里来了，这里，少男少女已经不是事件的核心”，“这一本书，将结束了我旧日的作品。”这一宣言从表面上可以看到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感召，但内里却隐含着靳以欲通过扩展题材来抵御内心痛苦的追求。而把小我融人大我，为大众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甚巨的欧洲民粹主义思潮的主旨。

抗战开始后，靳以的创作趋向鲜明的民粹倾向。长篇《前夕》有这样一段情节，大学毕业后自愿终生服务于家庭的黄静宜，每天为无尽的琐事而苦恼不已，当她走出空气沉闷的家来到郊外，看到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极自然地在心中对他们发生了羡慕的心情，她想因为简素，所以那么容易满足。”“‘更容易满足一些，生活就更快乐一些，她时时这样想，可是知识把人类带到广大的宇宙里，那是很难得着满足的，所以人类才在悲惨中过着日子……”这里的民粹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民粹主义者虽然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具有卢梭的‘善来自头脑简单之人的信念和他对知识分子与专家的不信任。推动民粹主义的，实质上是知识分子深刻的与世隔绝之感和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需要”。

民粹主义突出的平民化崇拜和反智倾向，在靳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表现得极其明显。从创作之初，他笔下就不乏对教授、诗人的无情讽刺。抗战后，则增添了浓重的忏悔意识。在短篇小说《路》中，女学生孙青芷在宣传抗战的同时，认为像自己这样的学生在抗战中作用不大，根本无法与像男人一样工作的劳动妇女相比。“忏悔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普遍意识，其实与知识分子特有的原罪感有关，而原罪感，则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民粹主义思想有关。”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而掌握文化的少数人则靠人民的血汗无耻生存。靳以本人在多种场合表达过自责，认为像自己这样只能以笔搞创作的作家，对于抗战大业无所助益，他甚至曾对自己出任教授的工作极为不满：“我起始做一种对自己无益对别人也没有好处的事，我像一些伪善者一样站在讲台上”(《我怎样写(前夕)的(代跋)》)。

靳以还写过一篇个人的简短自传，题名即为具有醒目民粹特征的《从个人到众人》，而在其中又有对参加教学以后所受学生影响的表白：“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们的，我是向他们学习。”

以启蒙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以社会的良心、真理的拥有者、全民利益的代表者的角色出现的。他们著书立说也罢，执教讲堂也罢，都是以人们的导师的身份说话的。”靳以对学生的教诲就是如此。但是，其深厚的民粹情结，又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启

蒙精神相抵牾，与自身的教师角色相扦格。这种作为师者的内在困惑与矛盾，注定了靳以的传道授业之路并不平坦。这实际上也是“为希望和参与而满怀憧憬，同时却又被一种失败感和疏离感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三、充满艰辛的启蒙之路

靳以在学生眼里经常是这样的：“先生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对恃强凌弱者充满愤恨与厌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则深表爱怜和同情。但先生秉性温和，对不满的人和事，虽持批判态度，却不作过激之言。”他对女学生的态度，则似乎并非如此，这同样与其早期创作密不可分。

靳以在爱情小说中，对女性表达了极为偏激的认识，如：“从那一次的刺激之后，他就成为这样子了。他对于所有的女人都怀恨……”(《女难》)“对于这女人的特性，君是早已深知的了：倔强，骄纵，诈伪，放浪，善于挥霍……她对于爱的施与是普遍的，只要她能得着物质上的满足。”(《结束》)而且他总是倾向于把恋爱中的一切罪责归诸女方，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男权色彩。这种潜在的对女性的刻意贬低，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上述作品也可视为这种态度的延续。

个人情感波澜极大地影响了靳以的人生观和创作观。由靳以对女学生的劝导也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中易于将个人品性与人类整体相联，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他对人性的普遍失望，以下一篇《短简》就颇具典型性：

难说我是一个不爱人的人么?难说我是一个只想在人生中取得些什么的人么……可是我遭受了不该有的伤害，诬蔑，有时候我悲伤地哭了，我不是因为懦弱而流泪，我是为那可怜的人类伤心，他们愚昧地臣事撒旦，不自主地把脚迈向那恶的路上去，没有正义，没有温暖，没有一颗人类应该有的心。我张开两臂原来是想热情地拥抱他们的，想不到却受了他们无知的暗算，我并不伤恸一己的创伤，我为人类流着悲痛的眼泪。

这里表面上是作家个人情感的宣泄，其实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天然隔膜。靳以曾提及，自己受过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影响，“以为伟大的人类的爱可以征服一切。”但实际上，在追随时代主潮融入大众的旅程中，却与大众产生了许多隔膜，“譬如看到了城市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我们只知道憎恶。”对农民的小聪明，也“以为这是他们的恶德。”(《从个人到众人》)因此，在靳以作品里极少看到人们和谐相处的场景，更多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误解、隔膜与伤害。

这样，一方面当靳以适应了教师的身份，与这种最直接启蒙者的角色认同，以自己的人生观劝导学生；另一方面则引发了新的焦虑，取得的是不佳的效果，乃至痛心与失望。学生的不理解与辱骂，加剧了他对人生的阴暗认识，也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之路，是无比艰辛与矛盾的。

四、小结

靳以这一代作家，都有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真诚愿望，这种爱国情怀、人道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靳以本人的教学包括对学生的劝导中，体现了一种相当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对于促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心无疑是有益的，但也有一些值得反思之处：

其一，在《前夕》和《春草》等作品中，都鲜明地表达了战时读书无用的意念，同时将教授、学者作为迂腐的空谈家而大加讽刺。“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时环境的确不利于学术的开展，空谈治学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也必须加以批判。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开展学术研究是人类文明演进所不可或缺的。学术与爱国也不必全然抵触，比如闻一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其二，女性在恶劣的战时环境中，取得家庭的庇护，寻求生命的安全和保障，也是应该予以理解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表现的舍弃小家为大家的母题，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诉求中也不乏偏颇。比如靳以在《前夕》中，就为黄家代表没落的一代人安排了集体沉河遇难的悲剧结局，这里其实隐含着漠视人类个体生命的倾

其三，作为教育工作者，靳以的劝导方式显然带有早期对不义女性进行训诫的父权色彩，这与向大众、向学生学习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而且，把某种意识强加于学生，并上升到人类的高度，这种“宏大话语”极可能引起被教育者的反感和拒斥。这种教育方式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完全灭绝，这也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