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眼中的闻一多

张 贞

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闻一多的多重人格既成就了他的魅力人生。也使他成为诸多后来者的引路人和精神导师。在学生的眼中，闻一多身兼诗人的浪漫、学者的严谨和斗土的激情，这三者交相辉映，共同融汇在闻一多先生为人师表的教书生涯中，将他铸造成教书育人的典范。

一、浪漫与平易近人的一多先生

在近20年的教书生涯中，闻一多讲授过“诗经、楚辞、乐府诗、唐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周易、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等十多门课程，期间，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也向学生传授一种富有情趣的人生。在讲英国六大浪漫主义作家之一柯尔律治的诗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想象：“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吃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在讲楚辞时，他把课安排在惬意的黄昏，上课前先点一支烟，并极具绅士风度地向在座学生礼让，然后吟诵着“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开讲。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必正襟危坐，而是在轻松随意的气氛中获得文化知识和人生感悟。对这些学生，闻一多先生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指导。相对于那些板起脸孔教训学生的教师来说，闻一多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诗人气质使他更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闻一多的课经常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不但国文系的学生来听课，一些理科的学生也经常来接受这一种美的教育并获得精神享受。以至于同为教授的朱自清也忍不住在日记中记载：“1942年11月6日，晚间昕一多演讲(《伏羲的传说》)，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

正是因为有着浓厚的诗人气质，闻一多用朋友之间的情谊取代了师生之间的界限，面对有所契合的学生，他往往是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和提携。在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教书时，就是因为欣赏“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就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这几句诗，闻一多记住了诗的作者臧克家，不仅帮他从英文系转到国文系，而且一路相伴相知。有一次，臧克家在《炭鬼》一诗中把挖炭夫的眼睛写作“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闻一多非常赞赏，说美国一位诗人把矿工额上的电灯比作太阳，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并马上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翻来翻去把那个句子找出来给臧克家看。多年以后，闻一多还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这样的相处方式，与其说是老师对学生的赏识，还不如说是朋友之间的心有戚戚。

除了像臧克家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之外，闻一多对其他学生也是一视同仁，竭尽所能帮助学生、引导学生，而没有任何迂腐的师道忌讳。特别是当学生有事请假，不能来上课时，他总是很慷慨地把尚未出版的教案借给学生。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编后记中说：“别人总把自己的稿子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别人看，更不用说借给人。闻先生却满不在乎。有一回，西南联大他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借他的《诗经长编》手稿四大本。他并不知道这学生的姓名，但借给了他。接着放了寒假，稿子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开学了，那学生才还给他，说是带回外县去抄了。他没有一句话怪耶学生。”这种即便是到了现在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无私行为，一方面来自闻一多先生对自身学问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来自他对学生深沉的爱。

二、严谨与为人师表的一多先生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评价闻一多“是近代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先生由一位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能取得超出前人和同辈人的成就”。在青岛国立大学任教期间，闻一多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为了研究诗人杜甫，他把306位与杜甫有交往的唐代诗人的小传或原始素材分门别类地撰写在四个大本子和五个小本子上，撰写了《全唐诗人小传》。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闻一多除了上课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做研究，连楼梯都很少下，被周围邻居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闻一多先生拥有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才使他的课讲得出神人化，让学生们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郑临川在《永恒的记忆》中回忆说：“四一年快放寒假．我毕业论文搜集的资料还很不足，特向先生告急。先生说：‘寒假上我家里住一段时间，怎样?先生的家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几十里外的龙头村，我知道清华、北大的书库都在那里，查资料当然方便，同时还想到先生叫我上他家住，定有鸿宝秘籍相授，既可节省到处翻检之劳，又能提高工作效率和论文质量，因此欣然应命前往。来到乡下以后，才知道先生的家原来就是书库兼研究所楼房中的一部分，先生的床和书桌，全安放在二楼的书库中。我们几个外来写论文的同学，就在楼下饭厅靠右边的屋角头搭上临时铺位住定。白天，大家都在书库看书，翻检或抄写资料，有时困倦就下楼去外面四周田坝散散步，等精神复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却在他的书桌端坐，很难见他上下走动。每天夜晚，我们几个把楼下白天的饭桌当成书桌，在暗淡的油灯下抄抄写写。深夜我们已灭灯就寝，只见先生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大清早我们还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灯光早巳亮了。这样，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奋用功生活，又纠正了我们平时对他的误解，以为先生讲课精彩动人，只是由于头脑特别聪明，现在才知道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功，完全是从踏实用功、孜孜不倦得来的。”

在一般人看来，诗人往往是粗狂随意的，而这恰恰是做学问最忌讳的一种习性。但闻一多却把诗人的浪漫和学者的严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诗的灵动不仅让他对研究对象保持着不灭的热情，更让他走出了读死书、死读书的迂腐之路。闻一多自称，他钻研古典不是为了当一个蠹鱼，而是一个杀蠹鱼的芸香。这一点，闻一多的学生们特别有体会。在讲授《诗经》时，闻一多特别谈到诗歌和民间歌谣的关系，告诉学生“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而郑临川则回忆说：“我在大学三年级中文系的专业课程中，选修了先生讲授的专书选读——《楚辞》。按照当时系里的规定，专业课的第一学期要作五千到一万字的读书报告，作为学期的考查成绩。事前听老同学们说，闻先生的成绩考核，爱的是奇谈怪论，你要是堆砌书本材料，保险拿不到高分。”这里所说的“奇谈怪论”，是指闻一多对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看重。他曾经说过，“我一直鼓励同学要独立思考，敢发异论，要经得住不怕荒谬绝论的考验，去争取妙绝千古的成就”。这种从生活出发，注重个人独创性的治学观念，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促发了一大批有主见、有创新的学者的产生。

三、激情与英勇无畏的一多先生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上拍案而起，做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讲，演绎了他斗士生涯的最后绝唱。当天下午，在离住处20几米远的地方，先生遇害。相比较诗人和学者的身份来说，作为斗士的闻一多，留给学生的印象更深刻、更丰富。

据李曦沐回忆，闻一多在1944年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举办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参加了民主同盟，担任了多个学生团体的导师，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学生一起并肩战斗。在1945年有几千学生参与的“五四”大游行中，当有的学生因为避雨而走开时，闻先生走上讲台，大声讲到：“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有‘五四传统的青年，回来!有‘五四血种的青年，回来!”在闻一多的激情感召下，学生们纷纷回来，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在“一二·一”运动期间，闻一多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这一边，联络教授会发表声明支持学生．控诉当局的反动行径，还要求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辞职，否则教授就集体辞职。这些言行，给了学生有力的支持。

从诗人、学者转向斗士，闻一多的这次转化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到：“近年来，我在‘联大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向圈子外喊去。”在昆明，他就像一面正义的旗帜，团结着无数的青年来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主战斗。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他对学生的爱、对生命的爱和对祖国的爱。他在和西南联大新诗社的同学们谈话时说，每当看到那些在路边饿死的“壮丁”，都跟自己“受刑”一样，为了不让诗一样的生命受到社会战局的摧残，为了不让学者的安宁被社会战局搅乱，他终于走出书斋，走向了广阔的战斗世界。这一迈步，闻一多比任何人都走的坚决。李公朴被害报告大会前夕，他的学生伍大希已经预感到敌人也会来会场捣乱，便竭力阻止闻一多先生去参加大会，闻一多却说：“我的战友巳献出了生命，他的会我不参加，怎么对得起死者?……你们让我去吧，我保证不讲话好不好?”可是到了会场以后，虽然有四个保护者“监视”着不让他上台，闻一多还是忍不住愤懑，抽空冲上台去，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仰。

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闻一多之所以能在变与不变之间行走自如，主要根源于他精神世界中的“大爱”。正如闻一多自己所言，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种爱，让他用最质朴的心去爱护学生；这种爱，让他用最真诚的情去教导学生；这种爱，让他用最热烈的血去感染学生。世人都称赞闻一多是集诗人、学者和斗士三种身份于一身的智者，他的学生却认为，“他还有一项最伟大、时间也最长的贡献，即教书育人。他堪称为人师表的典范、模范教授之最。因之，应当说‘闻一多集爱国诗人、学者、革命斗士和模范教授这四种人格于一身。”在他的学生眼中，闻一多首先是、主要是、也永远是他们最敬爱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