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

张继英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习惯于从故事情节层面中探讨女性话题，而忽略了对话语层面的研究，显得过于“印象化”。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叙事学抛弃故事情节，忽略作品和作者历史背景，以及囿于文本解构的做法也开始被人诟病，似乎进入一个瓶颈期。因此，上个世纪六十年以来，女性主义借用经典叙事学已进行的系统化研究成果，和叙事学家一起尝试彼此融合，彼此补充。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

苏珊·兰瑟(susan LallSer]在其1986年发表的《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询问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对女性叙事作品的研究，是否能从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洞察力中获益；反之，叙事学是否也可能了解女性主义批评和体验女性文本后得到改进”。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改进。这一点也得到了普林思(Prince)的认同，尽管普林思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更加“靠近(叙事)批评而非叙事学”，但叙事学的确需要把“性别”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沃霍尔(Warhol R.)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定义，概括总结为”对性别建构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的研究”。近十年来，对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的探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兰瑟教授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1986)和后来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1992)，以及沃霍尔的《介入的性别差异：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1989)和《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1999)等等。研究的切入点包含作者、叙述者、女性人物的性别对叙事形式的影响、性别化叙事声音的权威以及叙事形式在读者心目中的性别建构等等。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在于：以被结构主义叙事学排除的女性作品为文本，采用微观方式，将性别纳入结构研究中去，以揭示叙事形式具有的意识形态特点。而关于女性权威的建立，不仅在于女性声音在文本中如何占据统辖一切的权力，而更在于女性身份在文本叙述过程中是否赢得认同。

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的艾德伍德(MargaretAtwood)，其作品不无例外地关注女性问题，而其中运用的叙述方式更是具有其独特性。艾德伍德的作品一直关注女性话题，尤其是“权力”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分配。本文试图通过对艾德伍德发表于1986年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女性主义叙事技巧的分析，探讨其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构建，以及这种权力分配如何体现于艾德伍德建立的多重叙述文本之中。

1.第一人称叙述

《使女的故事》由红衣使女奥芙弗雷德讲述，小说所有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她的思想、视线、聆听以及对话展现于读者眼前。作为主人公的叙述者，即兰瑟定义中的“个人型”叙述者本身就具有凌驾于其他角色的优势。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各类信息，包括故事中的男性形象均通过“我”的过滤，带着“我”贴上的标签。大主教从相貌上是矛盾体，初看像“博物馆的警卫”，一个“亲切和蔼的同时不失谨慎小心”的老人，再看又像“中西部地区的银行行长”，可是看到下巴却“活生生就是过去光纸印刷的通俗杂志上的伏特加酒广告”。他“举止温和，一根根指头很粗，大拇指充满贪婪和渴求”。言语间，这个代表基列共和国最高等级的男性俨然一个伪君子。第一人称叙述有其结构上的优势，但同时也有读者质疑的危险。其带有主观性的描述，可信度(reliability)可能大打折扣。正如兰瑟所说，叙述权威的树立“不仅取决于读者对叙述者的反应，也取决于读者对小说人物动作的反应”。所以叙述者要树立确实的权威，就必须小心翼翼采用合适的策略为读者展示她眼中的一切。

2.双重视角和多重叙述时间

双重性被定义为女性主义或者女性所固有的特性。兰瑟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分析《埃克金森的匣子》之后提出了女性文本中的“双重声音”：为应对文本中的两个受述者而产生的双重文本。申丹在《“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中对兰瑟的分析进行了修正：“《埃克金森的匣子》中其双重性是基于叙述者与不同受述者的不同对话，但在这个‘叙述者一受述者交流层面上，还有(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交流。女性对父权社会婚姻的谴责在该层面交流中得以呈现。“双重性是女性不得已的选择。唯有这样的选择，女性才能“在男性与女性，中心与边缘，内在与外在，公开与私下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进行协调”。事实上，女性作家在创作具有女性特性作品时，不得不利用和依附男性传统来进行颠覆。双重性使得女性文本可以实现两者共存，而不是落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峙。

叙事被认为是一种线性行为，尤其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我”站在现在某个选定的时间点，“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事件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叙事线条从过去开始，终止于叙述产生的这一刻或之前。大多数个人型叙事采用过去时。叙述者的“我”已然了解故事的整体走向和结局，她或他随时可以跳出来透露过去的“我”是如何的“幼稚”，或者当时的行为会对结尾产生怎样的作用。但是，为达到制造悬念等效果，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主角的“我”一般会小心地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叙述者会选择过去的“我”作为聚焦者，回顾就成为现场再现，这样我们就有了双重视角。叙事线条在双重视角叙述下由受述者自行整理。

此类双重视角在《使女的故事》开头有所体现。第一章节中。叙述者奥芙弗雷德描述了她在感化中心度过的一晚。动词的过去时态表明叙事的声音来自稍年长的奥芙弗雷德，但聚焦者是在感化中心被迫接受思想改造的女人。在这个曾是体育馆的地方，她回忆着与之有关的影像：“比赛”、“刺鼻的汗味混杂着口香糖的甜味和观看比赛的女生的香水昧”：回想人们曾经“渴求未来”，即使“躺在排列成行的简易行军床上，相互间隔开……无法交谈，只有一心强迫自己入睡的时候，回想起来，它仍在空气中挥之不去”。叙述者“我”回顾过去，通过人物“我”向其受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境和心境。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产生了距离，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第一层面的对话。如果奥芙弗雷德的回顾始于感化中心，顺着叙事线条延续至叙事的当下，那该文本的双重性仅限于之前所提到的双重视角，《使女的故事》就没有所谓的独特性。于是读者会发现，从“采购”这一章节开始，叙述者使用的动词时态转为现在时态。

现在时态动词在叙述者“我”描述人物“我”一奥美弗雷德为弗雷主教家履行生育义务期间的经历时被持续使用。现在时态意味着叙述者在当下向处于同一时空的受述者描述现在所发生之事，

从而产生了第二层面交流。现在(基列共和国时期)女性的言行被严格规范，文字阅读被绝对禁止衣服颜色区分女性的功用，甚至交谈的内容也受到控制。在基列共和国时间里进行的这些故事诉说难道是叙述者脑海中的幻想吗?她在向谁诉说?如果是对自己的诉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理解为精神压抑下的喃喃自语，如同健忘症患者为避免记忆丢失而进行的自我努力。没有听众，也只能沦为一种私下的叙述。但奥芙弗雷德德坚持自己是在讲故事，“是讲，而不是写，因为在我身边没有可以书写的工具，即使有也受到严格禁止。但是，只要是故事，就算在我脑海中，我也是在讲给某个人听”。这个人被她称之为“亲爱的你……不加名不带姓。加上一个名字，就等于把你和现实世界连在一起……你。犹如一支古老的情歌。你可以不止一人。你可以是千万人。”她也会突然暂停叙事，直接对话受述者，“我不想讲下去了。”“请你原谅。我是过去的难民，像所有的难民一样，我常常会回忆起已经脱离或者被迫脱离的原先的生存方式和习俗。”以“你”称呼不在文本之内的想象的受述者，使得受述者与隐含读者几乎重合。这样的叙述策略被沃霍尔称为介入型叙事。沃霍尔分析认为介人型叙事策略最明显的目的在于：叙述者渴望强调文本的现实真实性，争取读者(受述者)的同情，从而在读者心中建构女性主义意识。同时，叙述者将原本私下的叙事转为一种公开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让这种公开的叙述发生于叙述不可能发生之时，无疑是对基列共和国绝对父权的最大反抗。

奥芙弗雷德的叙述中不停地出现“闪回”，尤其是在题为“夜”的章节中，因为“夜晚是可以任由我的神思随处徜徉的时候”。叙述者奥芙弗雷德一再强调“这是一种重述。整个故事都是在重述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告诉她的听众重述“难免有所遗漏”。奥芙弗雷德显然在使用“介入型”叙事手段后，继而疏远受述者，告诉她(他)她是在讲故事，而故事难免会有虚构和片面。这样的坦白事实上没有增加她与受述者的距离，反而更显其诚实和可靠性(reliabmty)。

对过去的片段式的重述不仅与开篇章节呼应，体现叙述者的双重视角，也使过去(基列共和国之前的美国)和现在(基列共和国时期)交织，两条叙事线平行前进。叙述者采用闪回的方式重建历史目的在于：一是“避免(她)接受现下的时刻为常态的危险，现下的标准在另一个时间点可能会被排斥为令人恐惧或恐怖的”。因为“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就是被煮死了自己也不会察觉”。回忆在提醒奥芙弗雷德时刻“用过去来判断水的温度”而避免麻木。二是帮助奥荚弗雷德随时从过去中审视“现在”的女性状态。奥芙弗雷德的母亲这一代通过游行抗议等方式为女性赢得了自由生育、社会工作等权力，但是过去的人物“我”认为这是母亲强加的理想，她“不愿自己的生活以她的标准为标准”，等到她想“把一切拉回来……但这种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叙述者阐明自己的非女性主义立场，并提醒她的受述者女性主义斗争尽管未曾为女性创造理想生活，但现下的女性无疑是更加悲惨。看似无心穿插的闪回片段实际上展现了叙述者对文本的驾驭能力，透露给读者一种权威信息。

小说在回忆和现下的交织中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奥芙弗雷德有没有成功逃离不得而知；读者得知的是她的叙述其实是嵌在另一个叙事当中。使女的故事是从二十二世纪的历史学家皮艾索托教授从考古发现的卡带中誊写而来，奥芙弗雷德的对基列共和国的叙述也是重述，而她的故事被皮艾索托教授放置于宏大的学术性的历史研究情境中进行了二次重构。叙述者的声音从奥芙弗雷德的“个人化、主观性叙述”到皮艾索托的“概括化、学术性文本”。前者被认为是女性声音的特点：感性并且小心翼翼地展示其表达内容的真实性，而后者是男性声音的特质：理性并且带着凌驾于女性文本的权威感。但是哪个声音更具权威必须取决于真实读者的接受度。如果我们的读者细心比较就会发现皮艾索托显然是忽视了奥芙弗雷德真正想要表达的故事内容。他所谓的庞大的历史叙事似乎在压制女性个人的声音，使其叙事同样成为一种压迫。而其叙事声音的主人也成为加害者之一。

艾德伍德的小说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批评家们对《使女的故事》中叙述者的特点，以及呈现的多重视角构建多有论著，却少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出发的讨论。本文希望能借助兰瑟、沃霍尔等人的理论，探讨该小说中多重文本建构对于女性权威建构的重要性，并力图证明小说叙事话语层面上的叙述技巧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