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字的文化阐释

时间：2024-05-07

黄卫星++张玉能

[摘要]从“爱”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来看，“爱”的本义似应为“深情”；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爱”是指一种深厚的情感，往往因爱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情感；从美学角度来看，“爱”与“美”密切相关。“爱”虽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和追求，但“爱”也是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的情感。如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爱情却可能是悲剧故事的缘起。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世界里，爱情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美好的形态。爱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高尚感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可以凝聚起不同人群的爱心共同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而奋斗。

[关键词]爱；爱情；爱国；爱欲；博爱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1-0098-10

文字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符号，是人类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工具和产品。透过每一个字及其所组成的词语的形声义的演变以及人们对这种演变所做的阐释，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字所承载和传播的文化的具体内涵、独特特征、变化发展。因此，我们选取了一些中华文化关键字，对其进行文字和词语诠释，以期从侧面理解和阐释中华文化。本篇论文以“爱”字为例进行相关论述。

一、“爱”字的形和义

“爱”字的本义各家说法不一，说文解字的分析也不尽相同。“爱”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爱”的本义似应为“深情”，现代汉语中主要衍生出爱情、爱好、爱心、爱国、爱欲、博爱等词汇。

关于“爱”字的本义，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曰：“《说文》：爱，行貌，从夊，?声”。段玉裁曰：“心部：‘?，惠也。今字假愛为?而?废矣。愛，行貌也，故从夊。”徐灏曰：“愛训为行，亦以从夊知之也。疑愛即僾字。《广雅》：‘愛，僾也。人部：‘僾，仿佛也。《尔雅·释言》：‘薆，隐也。然则爱者隐之行也。”舜徽按：“爱训行貌，盖谓行之欲进不前，滞疑若有所待也。亦即仿佛之意。湖湘间称行步迟缓不欲遽进者为挨，当以爱为本字。”[1]李恩江《常用字详解字典》说：“爱（愛），从愛省从友，会意。对人或事物感情深厚。特指男女间的恋情。爱惜，爱护。（辨）爱字篆书本作?，从心旡声，旡读jì，后借用愛。愛，从夊，?声，本义为行走的一种样子；夊读suī，义为行走迟缓；楷书讹变作愛，用为惠爱的专用字。简化作爱。”[2]顾建平《汉字图解字典》说：“爱，会意字。金文形体像人捧着心表示爱。篆书从夊（到来），从?（愛的本字），?（aì）亦声。隶、楷从爫（抓住），从冖（覆盖），从心，从夊（到来），表示来到并占据心头的对人或事物的深厚感情。简体字从爫、从冖、从友，表示占据心头的亲善之情。本义是有深厚的感情。”[3]李格非主编的《汉语大字典（简编本）》列举了12个义项，主要有惠、仁爱，亲爱、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的感情，喜欢、爱好，特指男女间的情爱，怜惜、爱惜，吝惜、舍不得，护卫，容易、常常发生，对别人女儿的尊称，行貌，通“薆”等等[4]。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的《故训汇纂》中列举了77个义项，主要有行貌、惠、仁、仁爱、慕、怜、怜惜、亲、亲爱、亲幸、恩爱、贪、贪爱、好、追思之念、?等等[5]。

根据这些字书，我们可以确定“爱”字的本义就是“深情”。不过与“爱”字本义有两种相关的意义：一是行走迟缓之貌，一是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的感情。二者之间大约有一定的联系。现在的“愛”之所以能够替代“?”，大概由于行走迟缓的一种原因是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的感情吧。

二、心理学上的“爱”

“爱”，首先是一种人的感情，而感情是人类的心理活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爱”是一种深厚的情感，往往因爱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情感，如爱情、爱国、爱欲、爱心、爱好等等。

人类的心理活动一般分为三大部分：认识、感情、意志。也有心理学家，如中国心理学家潘菽沿用中国传统心理学的观点，把人类心理活动分为两大部分：认识和情志（感情和意志）。感情是人对事物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态度的体验。因此，感情的基础是人的需要，感情一定要指向一定对象事物，而且感情不仅应该体现在人对对象的态度上，还应该让人自己体验到。感情有肯定性和否定性的区分：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事物使人产生肯定性感情，如欢乐、兴奋等等；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事物使人产生否定性感情，如忧伤、恐惧等等。感情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所涉及的内容，分为理智感、审美感、道德感；按照感情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外倾性感情和内倾型感情。按照与不同需要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由物质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需要、尊重需要）引发的感情叫作“情绪”，由精神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引发的感情叫作情感，情绪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感情，而情感则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还可以根据其强度、速度、持续时间可划分为三种：强度、速度特别大，来势特别猛，消退又特别快的感情，叫作“激情”，如大喜大悲、欣喜若狂、愤怒、惊恐、绝望等等；稳定、深厚而又强有力的，能够控制人的身心而又长期影响人的行为的感情叫作“热情”，如对事业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某种“爱好”等等；平静、微弱而平缓、持久的，没有突发性外部标志的感情，叫作“心境”，如乐观、忧郁、沉静等等。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确定不移，往往可以相互转化。

“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一。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群居动物进化而来的种群，还因为人类的物质需要（缺失性需要）包含“爱的需要”或者“相属需要”，更因为人类逐步明白自己是一种“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作为一种高级的群居的种群，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可能离群索居的。因此，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爱的需要”或者“相属需要”作为人类的“缺失性需要”（即不可或缺的需要）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正是这种“爱的需要”能够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如果没有家庭之爱（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朋友之爱、族群之爱，一个幼小个体是很难长大成人的，人类历史上由仇恨所酿成的战争、格斗、暗杀、阴谋，扼杀了多少鲜活的生命！人不仅有比任何一种动物都要长得多的婴幼儿时期，而且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离不开其他人，否则就几乎无法生存下去，更不能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正是这样广泛而无处不在的社会关系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情感的正价值的不可缺少。“爱”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可以把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汇聚起来，以供每一个个体的正常生存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有识之士都在极力倡导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爱。仅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没有了“爱”，人类及其个体都会遭受十分可怕的心灵疾病的侵扰，会在焦虑、恐惧、忧郁、孤独等等之中备受煎熬，甚至无法生存。因此，“爱”是健康心理状态的基本保证之一，也是确保人的本质的基本条件之一。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1909—1994），在《爱与意志》中说：“西方传统中爱的类型有四种。第一种是性欲（sex），或我们所谓的肉欲（lust）、原欲（libido）。第二种是爱欲（eros），即导向生殖或创造的爱的驱力，也即古希腊人所说的指向更高存在形式和关系形式的内在动力。第三种是友爱（philia），或朋友兄弟之爱。第四种是拉丁文所说的博爱（agepe或aritas），即献身于他人幸福的爱，其原型形式是上帝对人类的爱。每个人对真实的爱的体验，都是这四种类型的不同比例的混合。”[7]71-74这里所说的“性欲”是一种人与动物所共有的本能感情，“爱欲”则是在“性欲”本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人类自身繁衍和创造内驱力的深情，“友爱”是亲近的人之间的深情，而“博爱”则是对其他所有人的深情。因此，“爱”应该是专指人类的一种深情，它可以由最基本的动物性本能，通过人类的广泛实践活动扩展到自身，再到亲近的人，最终一直延伸到一切其他的人。这也正是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性的不断自我实现。

罗洛·梅对性欲与爱欲的区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在生理学的意义上，性欲可以适当地定义为肉体紧张状态的积累与解除。与此相对照，爱欲则是对个人意向和行为意蕴的体验。性欲是刺激与反应的韵律，爱欲则是一种存在状态。性欲所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也就是说，“性欲”仅仅是一种动物性需要的发泄，它始终把人滞留在动物的水平上，而“爱欲”则给人一种自我实现或者自我拓展的欲望和渴求。“爱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从前面牵动我们，而性的本质则是从后面推动我们。”“爱欲”引导人们向上、向前发展，“他引导我们为寻求高贵善良的生活而献身”。“简而言之，性是一种关系模式，其特征是性器官的膨胀（我们因此而寻求快感与松弛）和生殖腺的充满（我们因此而寻求满足与释放）。而爱欲则是另一种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我们并不寻求缓解，而是力图去培植、生产和塑造这个世界。在爱欲状态中，我们往往渴望得到更多的刺激。性是一种需要，爱却是一种欲望，正是这种欲望的掺杂，才使爱变得更为复杂。美国人一谈到性就首先想到性高潮，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承认，性行为在动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其目的确实旨在达到性高潮，但爱欲的目的却不然。爱欲力图在喜悦和激情中与对方融为一体，力图创造出一种新的经验层面，这种经验层面将拓展和深化双方的生存状态。根据一般的说法并经弗洛伊德和其他人证实，人们普遍的感觉是：在性欲解除之后，我们总是想睡觉—或者如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穿上衣服，回家睡大觉。但在爱欲中，我们的愿望却恰恰相反：我们始终不寐地想念我们的爱人，回忆和重温往事，力图从中国人所谓‘多姿多彩的体验中，发掘那些万古长新的层面和内涵。”在“爱欲”之中一个人总是要与被爱的人结合在一起去获得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去创造新世界，去创造新价值。“人性中温情的来由，正是这种寻求与对方融合的内在驱力。因为爱欲—绝不是性欲—乃是温情的源泉。爱欲乃是融为一体、建立全面关系的一种渴望。”所以，“爱欲”是一种涉及爱的双方的一体化、和谐化的力量，“爱欲永远推动我们超越自身”[7]71-74。爱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它最终可以超越时代、肤色、阶层、民族、阶级等等一切有限的界限。用《爱与意志》的译者的归纳来说，爱欲是人心中固有的倾向。爱欲使人向上，使人追求真善美，使人走向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总之，爱欲是使人与他人，与万物，与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内在动力。爱欲创造生活、唤起激情，打碎旧形式创造新形式[7]6。“爱”这种心理和精神的力量，在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历史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发现它的真正本质和巨大价值。

三、美学上的“爱”

从美学角度来看，“爱”与“美”密切相关，许多中外美学家论述了“爱”与“美”的关系，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家弗洛伊德就把“美”的本质归于“爱欲”（“性欲”），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马尔库塞专门论述了“爱欲”与文明、文艺、美学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最早比较系统地，从形而上层面谈到了“爱”与“美”的关系。他说：“凡是想依正路达到这神密境界的人，应从幼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从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并“凭他来孕育最适宜于使青年人得益的道理”“从此再进一步，他应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因此就把形体的美看得比较微末。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像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8]37-38。在这里，柏拉图不仅论述了有了“爱”才可能有“美”的感悟，而且还由浅入深，一层一层地论述了“爱”引导一个人由形体美到心灵美，再到行为美和制度美，进而达到学问美和知识美，最终领悟“美本身”，即“理念美”。换句话说，柏拉图认为，只有爱“美”才能够真正把握“美”的真谛，因此，在本真的意义上，“爱”产生“美”。古罗马的朗吉弩斯（Casius Longginus，213-273）在《论崇高》中也有类似思想，不过，他强调的是对崇高的爱。他说：“大自然把人放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他不仅来观赏这全部宇宙壮观，而且还热烈地参加其中的竞赛，它就不是把人当作一种卑微的动物；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東西的爱。因此，这整个宇宙还不够满足人的观赏和思索的要求，人往往还要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一个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因此，仿佛是按照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所赞赏的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8]38-39换句话说，对于神圣事物的永恒的爱使人找到了崇高（阳刚之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解释“美是生活”时说：“对于人，什么是最可爱的呢？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欢乐、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只与生活关连……”（《生活与美学》）[8]243也就是说，美应该是让人感到可爱的东西，而生活是人感到最可爱的东西，所以，“美是生活”。保加利亚的思想家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创造了美，使人对美的领悟能力敏锐起来，促进对世界的艺术化认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关于爱的思考》中说：“真正的爱，意味着不仅对美的享受，而且要去创造美。”[9]类似的思想在中国也有。中国儒家大圣人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里仁为美。”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与仁者做邻居是一件美事；另一种是：接近仁的就是美的。无论是哪种解释，“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根本思想，所以，接受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就必定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也一定会生出“美”来，而孔子所谓的“美”也就是“仁爱”。在中国从古至今流传着一句格言：“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格言，至少可以说明，“爱”（爱情）可以增强情人的“美”，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说；“爱”（爱情）创造“美”。人们似乎都会感觉到，恋爱中的人是最美的，而真正美的人一定会得到真正的爱。

最为系统、直接地把美与爱联系起来的是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美学。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指出，“美是性感情领域（sexual feeling）的派生物，对美的热爱是目的受到控制的最好的例子。‘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性”[10]。在《论非永恒性》中，他还认为，“一切美与完善的价值都要依其对我们的感性生活的意义来确定”[11]。具体说来，弗洛伊德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性本能”“爱欲”（即恋母情结或俄狄浦斯情结）的升华，也就是“性本能”“爱欲”通过社会所允许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来就是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这些论断都直接地把美、美感与人类的性、爱欲的本能联系起来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艺观点刚面世时，确实是惊世骇俗，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它毕竟把美学和艺术拓展到了无意识、潜意识的深层心理，开启了深层审美心理学和深層艺术心理学的探索。它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白日梦角度阐发了文艺和审美活动的特征：游戏的非功利性，梦的非现实性，纯形式的审美性。它还揭示了“美”和美感的无意识和潜意识根源及其特征：美感的感性性和价值性。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论，在世界观上有着泛性论和生物还原论的错误和以偏概全，在方法论上存在把人类及其“美”和艺术等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能，甚至仅仅根据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三部作品就片面地把西方文学史归结为“一部俄狄浦斯情结的历史”，因而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论的结论是片面化、极端化的，对美学和艺术研究也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甚至害人不浅，使人误入歧途。不过，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论毕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许多人纠正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美学和文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论，还有许多后精神分析的美学和文论，如福科、拉康等人的美学和文论都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依据，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因此，他的观点和理论又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在成熟工业文明的“理想”条件下，尽管劳动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劳动时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劳动机能可以相互交换，但劳动的异化性质并未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以异化劳动来对人的“爱欲”本能进行额外压抑的，违背人性的，不自由的社会。他要求改变这种状况，解放“爱欲”。他说，一种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出现将改变而不是破坏劳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爱欲”的解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这就是说，马尔库塞要通过爱欲的解放去改变社会劳动异化状态，把社会的、人的解放归原为人的本能的解放。再进一步，人的解放必然涉及审美和艺术。马尔库塞引用古希腊神话来说明：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一样是受压迫的、残忍的、痛苦的，因此一样有待于解放。这个解放就是“爱欲”的工作。“俄尔浦斯之歌”打破了僵化，推动了森林和岩石，使它们分享快乐。这样就很自然地由爱欲的解放，通过快乐、感性而引向了审美和艺术。换言之，要解放人类，就先要解放爱欲，而要解放爱欲，就必须通过审美和艺术。因此审美和艺术可以使人达到与理性相调和的“新感性”。在《论解放》的第二章中，马尔库塞专门地论述了这种“新感性”。他指出，“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生命的本能，在规划不同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配时，将会找到自己的合理表达（升华），因而就会使选择和目标具有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在于要生产什么，而且在于生产的‘形式。解放的意识，将高扬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它们在保护生命和造福生命中去自由地发现并实现人和事物的可能性；并且，为达到这个目标，充分调动起形式和质料的潜能。这时，技术就会成为艺术，而艺术就会去塑造现实，也就是说，在想象与理性、高级能力与低级能力、诗歌与科学思维之间的对立，将会消除。于是，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就诞生了，在这个原则下，一种崭新的感性将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中，结合在一起。”[12]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把“新感性”看作是爱欲的升华，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压抑的过程中，“新感性”已成为一个政治因素。他认为，革命必须同时是感性的革命，与革命相伴随的必须是社会物质方面和知识方面的重构，革命创造的将是崭新的审美氛围，也就是“爱欲”的解放。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自认为是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的不足，也许有其一定的道理，可是，从根本上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也由此可见，“爱”与“美”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值得注意。

总而言之，“美”与“爱”，在人类的生活里、观念中、精神世界里，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二者之间会有着相互促进、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美”无疑可以引起“爱”，而“爱”可以创造“美”；“美”可以增加“爱”的内涵，“爱”也可以使“美”丰富多彩；“美”可以转化为“爱”，“爱”也可以转化为“美”。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爱”与“美”的关系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朵最为绚丽多姿的鲜花，共同把人类的生活装扮得幸福快乐，精彩纷呈，充满希望。

四、人类历史上的“爱”

“爱”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和追求。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和旗帜，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以“泛爱众”为仁学的核心内容。但是，“爱”并不总是让人感觉美好、令人快乐的，因为“爱”是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的情感。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一种错误论调：“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进行了反驳。他说：“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13]

的确，“爱”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它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对象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一种态度的体验。因此，不同的对象及其性质状态可能引起人们的不同的爱或恨，不同的人由于自己的需要的差异也会引起不同的爱和恨。也就是说，主客观的情况是会制约人们的“爱”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可能产生统一的“爱”。这种统一的“爱”，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在这种情况下非要提出所谓的“统一的爱”，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一种有意的欺骗。古今中外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曾经大力鼓吹过这种“统一的爱”，实际上就是一种愚民政策。然而，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统一的“爱”是可能产生的。只是，这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的美好愿望。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之努力奋斗，然而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超越时代、民族、阶级、阶层的具体条件而奢谈或空谈“人类之爱”。在目前的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恐怖主义，存在着剥削者和压迫者，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人类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尽管从根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和剝削阶级，但是整个世界还存在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制度还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阶级差别、阶层差异、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人民之间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的差异还将长期存在，因而同样不可能有“统一的爱”。

不过，作为历史上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在为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应该提倡“人类之爱”，并且为实现这种“人类之爱”而英勇奋斗，在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类之爱”的谎言和欺骗之中，逐步创造实现“人类之爱”的条件，而不能以反对剥削阶级的“人类之爱”的谎言和欺骗作为借口而制造“人类仇恨”，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代恐怖主义，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是反人类的，非人性的，无人道的，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就应该对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仁爱”“泛爱众”的思想予以扬弃和发挥。

五、人类的爱情

爱情是人类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爱”。在人类历史上，“爱情”曾经是最美好的情感，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因为爱情却会酿成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千古流传的悲剧故事，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茶花女等等。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世界里，爱情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美好的形态。

男女之间的爱（包括以肉欲为基础的性爱和以爱欲为基础的情爱）是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也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4]也就是说，男女之爱的变化发展，由动物性的性爱转化为人类的情爱，恰恰证明了人类文化教养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爱情往往就成为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了私有制的社会以后，奴隶主、封建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却为了一己私利而千方百计扼杀和阻碍人类的这种美好而自然的关系和深情，从而酿成了不可计数的爱情悲剧，把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情爱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蜕变为动物的本能、肉欲，让人们在这种非人的境况中才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动物一样的人。而当人追求真正的人类的爱情时，却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反人性意愿的社会压制，从而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悲剧。这种状况是全世界所有的私有制社会的共同和普遍现象，在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社会中尤其严酷和惨烈。

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凄婉动人的美好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因王母娘娘不满他们的男欢女爱而被拆散，天各一方，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因此故事形成了七夕节这个中国的“情人节”。七仙女与董永的美满爱情生活因触怒了玉皇大帝的天条而最终演变成悲剧。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得罪了法海和尚，从而也遭致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尽管白娘子最终被做官的儿子救出，但仍然是九死一生，饱受折磨。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威逼之下只得双双赴死，最终化蝶飞舞到世外，留下浪漫的梦想。这些神话传说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神权、父权对爱情的摧残。中国的文学艺术之中也有许多描述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的篇章。《诗经》中的国风多为情诗，尽管被孔子删减得“思无邪”了，但其中真挚的情爱还是溢于诗外。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记录了一段悲惨的爱情故事：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心地善良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焦母以婆婆的权威百般刁难刘兰芝，兰芝被迫请归，仲卿向母百般求情无果，夫妻只得“誓天不相负”，双双话别。兰芝回到娘家，不断有人慕名求婚，前有县令为子求婚，后则太守谴丞为媒，均被兰芝断然拒绝，可是其兄对其恶语秽言，兰芝被逼无奈而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出嫁之日，刘焦二人自尽毙命，忠贞不渝，成千古绝唱。南宋爱国大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也因《钗头凤》一词而流传不绝。白居易《长恨歌》中讴歌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尽管由于安史之乱杨贵妃不得不冤死马嵬坡，但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却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十娘怒沉百宝箱》有力地痛斥了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和势利，抒发了底层妓女对坚贞爱情的向往。《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可以感天动地。《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义宗法家族观念、“四大绳索”（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与个性自由、恋爱自由、反对功名利禄等新思想、新观念之间冲突的最典型的现实主义表现。《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宝钗的“金玉姻缘”以及贾宝玉和林黛玉“木石前盟”的天意安排，就已经预设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根子以及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贾宝玉偏不信什么“金玉姻缘”，偏信“木石前盟”。然而，代表新思想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势单力薄，最终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相抗衡，必然走向悲剧的结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个性发展同样也将他们推向了爱情悲剧的境地。贾宝玉从小在女儿堆中长大，从而形成了喜爱女性性格的习性，这本身就与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格格不入，加上他从小就厌恶读圣贤书，不喜走“学而优则仕”的干禄道路，却同情社会最底层的艺人及丫鬟，结交戏子艺人，体恤仆役丫鬟，因此成为贾政之类眼中的“败家子”，多次遭到家法处置。林黛玉则是一往情深地对待宝玉，又单纯而执着地反对所谓“金玉良言”的谬说，再加上黛玉在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中所养成的孤傲自尊、桀骜不驯、任性刻薄、离经叛道、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得她不容于宁荣二府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与喜好温柔敦厚、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封建宗族的沉重氛围不相融合。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一个原因，新型个性与旧式家族之间的必然冲突形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性矛盾。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荣宁二府这样的封建官僚大家庭正在经历着由盛到衰的颓败过程，而家族的家长正在极力挽救这个家族大厦的倾倒之势，所以，对于能够力挽狂澜的“金玉良缘”之类的救命稻草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而对于“木石前盟”之类的倒行逆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去摧毁。所以像薛宝钗那样能够规劝贾宝玉多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的贤媳就当然受到家长们的青睐，从而成为促成金玉良缘的巨大助力。相反，像林黛玉那样只会陪同贾宝玉沉溺于《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淫词秽语、鼓励宝玉不求上进、反对功名的叛逆之徒自然会受到家长们的白眼和拒斥。因此，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纯真爱情越是不断增长，他们的爱情悲剧也就日渐临近。最后，在贾宝玉满心欢喜进洞房去见他的日思夜想的林妹妹时，林黛玉却在婚礼喜庆的鼓乐声中泣血焚稿，气绝人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习和吃人礼教，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一扫而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本加厉制造了旧瓶装新酒的爱情悲剧。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封建礼教、封建的“四大绳索”所造成的爱情悲剧，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题材。鲁迅的小说《伤逝》、巴金的小说《家》、曹禺的戏剧《雷雨》，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在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没有彻底消灭的民国时代，《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尽管子君和涓生反对封建家族和礼教，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离家出走而同居，但是，男女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仍然与一般中国家庭一样是男尊女卑，女子完全依赖男子生活。在追求爱情婚姻幸福乃至性爱的过程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仍然束缚着子君：看见一张雪莱的半身像，她也会表现出不好意思；视婚姻家庭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一般老百姓所谓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在与涓生的关系中，她主要处于被动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心安理得地接受涓生的供养；感情上依靠涓生不情愿的施舍，沉湎在往日的爱情回忆之中，逼迫涓生“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以致最终失掉了她乞讨来的涓生的爱情。因此，子君只得妥协，选择走“回来”了，最终死在她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之下。说到底，子君仍然是一个“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现代淑女，她的爱情悲剧，就是因为子君和涓生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就是封建社会的沉滞、腐朽毁灭了他们刚刚萌发的自由爱情。

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礼教是一个吃人的恶魔，这个恶魔笼罩着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大至国家，小到家庭，形成了一个个“铁屋子”。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铁屋子”里，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巴金的小说《家》就是这个“铁屋子”的真实写照，在这个“铁屋子”里酿成了种种爱情悲剧。《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逆来顺受的长子长孙，为了维护高家的体面家道，忍气吞声地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家族间的嫌隙，觉新不得不舍弃了青梅竹马的表妹钱梅芬，屈从于父母的意志与素不相识的瑞珏结婚，梅表妹也被迫另嫁他人。不到一年梅芬便守寡而回到了娘家，为避军阀战争之灾祸，钱梅芬再度来到高公馆，与觉新重逢。尽管两人都无法忘却旧情，可是那个“铁屋子”的恶魔令他们不寒而栗，不得不斩断情丝。就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沉重的矛盾痛苦中，钱梅芬抑郁成疾，吐血而死。再看热血青年高觉慧的爱情悲剧。尽管觉慧是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但是，他内心深处的封建礼教观念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使他不能坚决、勇敢、彻底地保护自己的爱人鸣凤，无畏地捍卫他们的爱情。最终，鸣凤被逼嫁给土豪劣绅、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她抱着一线希望去找觉慧。然而，觉慧赶着写稿，没有听完鸣凤的哀诉，就匆匆忙忙把她遣走了。彻底绝望了的鸣凤，含泪离开了觉慧的住处，怀着对觉慧深深的爱，投湖自尽了。当觉慧得知了事实真相以后，几乎发疯地四处寻找鸣凤，然而悲剧已经不可挽回，他只能后悔莫及。

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爱情悲剧作品。它以极其凝练的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再现了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爱情悲剧。《雷雨》之中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是繁漪。名门之女蘩漪嫁给了比她大十幾岁的周朴园，成就着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这个结合本身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就是一种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为此，繁漪只能过着物质上满足女人的虚荣心、精神上极度空虚的生活。而与继子周萍的暧昧之情，既有大逆不道的恶名，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为周萍真正爱着的是侍女鲁四凤。这种境况造就了她的尖酸刻薄，甚至乖戾残忍的古怪性格。她不甘心自己的这种困境，进行了困兽犹斗的反抗，她以摧毁一切的力量发起了进攻和报复。她不仅揭露了丈夫周朴园的霸道、伪善和残酷，而且为了得到周萍的爱和阻止儿子周冲的爱而揭开了周家的秘密，毁坏了鲁四凤的爱情。这个交织着“最残暴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新式女性，在全剧“雷雨交加”的高潮处总爆发，以疯狂的绝望，将所爱的两个人（继子周萍和亲生儿子周冲）推向了绝境，演绎了“雷雨”大爆发的连环毁灭悲剧。梅侍萍是封建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周朴园始乱终弃的受害者。当她得知女儿爱上了周家大少爷以后，就极力阻止女儿四凤，以避免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个人的命运遭际使她充分明白了，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的大牢笼里，门第、身份、家世给人带来的无形枷锁，最终难逃痛苦、悲惨的结局。她最终目睹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周萍）、女儿（四凤）被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雷雨所吞噬。周萍是《雷雨》中的男主角。他面对封建专制家长的父亲周朴园的威权，只能唯唯诺诺，他一方面与继母繁漪有着乱伦的畸形的爱情，另一方面又与侍女四凤产生了真诚的爱情。他始终处在这样一种矛盾惶惑、战战兢兢的境况之中，尤其是他知道了自己的生母竟是一个侍女，而且也是四凤的亲生母亲以后，更加痛苦不堪，无地自容，他戴着道德的枷锁挣扎着、呐喊着，苦闷，彷徨。然而，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他又不甘心于命运的拨弄，在雷雨之夜他与四凤想从此比翼高飞，逃离复杂家庭的一切苦难和纠结，开始未来的新生活，可是双双被雷雨击断的电线绊倒，触电而亡。这悲惨的结局，使得周萍刚毅的抗争成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四凤与周冲在这出家庭悲剧中都是无辜的。情窦初开的热血青年周冲，充满着“向天边飞”的生命冲动，憧憬着那远在天边的生命自由，耽溺于理想世界的精神梦幻里，最终为了追随和拯救自己的爱人四凤而付出了刚刚开始的美好的青春和爱情。四凤为了改变现实中那卑微的地位和不幸的家庭命运，也为了与周萍纯洁的爱情，挣扎着与命运抗争，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毅然采取了与周萍私奔的方式，却也最终以触电身亡完成了那雷雨之夜对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最悲壮的控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即使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残余势力也不能说就已经绝迹，它们还可能继续制造一些匪夷所思的爱情悲剧。因此，清理和祛除长期以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压制爱情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青年必须面对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除此以外，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强势文化在爱情方面对中国大地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所谓“性解放”带来的性观念、性道德的混乱和无度，爱情、婚姻、恋爱方面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杯水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理论观点，都是必须肃清的。人类的真正爱情，应该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男女双方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互相包容，建立起真正的、纯洁的、超功利的深情。

六、爱国的情感

爱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高尚的感情，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篇章，也是各国人民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爱国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每一个人都出身于一定的家庭，而每一个家庭都隶属于一定的家族，每一个家族都属于一定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会以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的成员存在于世界上。因此，每一个人都必然会与一定的国家发生关系。爱国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最主要的、最具人性的深情，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每一个人最起码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不过，国家不仅仅是管理社会的机构，更是调节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而且，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它还是统治阶级用来管理、规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机器，甚至是实行统治阶级对反对统治者的专政的暴力机器。因此，爱国情感和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那里就会有极其不同的，甚至决然相反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爱国情感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因此，人们所说的爱国必须区分出所爱的“国”的具体内涵，这个“国”代表的是哪些阶级的利益，是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是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还是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和爱国主义，应该就是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它代表了中国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人民的利益，它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君主国，以及与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军阀政府和“中华民国”，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和政府。中国各族人民理应热爱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中华儿女应该继承和发扬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的中国精神。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爱国主义的英雄儿女层出不穷，他们成为了民族精英和国家脊梁。忧国忧民的屈原捐躯汨罗江、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代父从军、安邦和亲的昭君出塞、精忠报国的岳飞抗金、宁死不屈的文天祥反击蒙古入侵者、抗倭名将戚继光克敌制胜、抗清英雄郑成功击退荷兰侵略者、八路军名将左权为抗日救国献身、抗击日寇的张志忠将军血洒疆场……这些中华民族的爱国英雄，他们青史留名，流传千古，万代垂范，他们是永远的楷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尤其是在外来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的危难关头，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曾唤醒、激励着无数中华热血儿女前赴后续，舍生忘死，保家卫国，为国捐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辉煌灿烂的爱国主义篇章不断翻新，爱国主义的主题随着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气贯长虹，讴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如涓涓细流，汇集成民族危亡时期的大江大河，不断掀起爱国救亡的巨浪。现在，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的高強旋律仍然回响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耳边和心头，《屈原》《梁红玉》《还我河山》《赵一曼》《杨靖宇》《西安事变》等抗日英雄的伟大形象至今屹立在九州舞台和人民胸怀之中。正是这些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和拥有家国情怀的民族英雄，感召、鼓舞着中华儿女，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用英勇不屈的血肉之躯筑成新的万里长城，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团结战斗，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终于迎来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现实实践。在这史无前例的改革创新的艰巨实践中，中华民族各民族儿女尤其需要弘扬和发展新时代的爱国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去建设前无古人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当代文艺应该更加彰显、弘扬、唱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塑造出具体、独特、感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形象，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

总而言之，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它可以焕发、凝聚起广大人民的爱心，使爱情、爱国、爱亲、仁爱、博爱、大爱释放出无可估量的威力，从而团结广大人民，为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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