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建国与教育建国：抗战时期福建的小学教育（1937—1939）

张运君 肖楠楠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小学教育对抗战建国的重要作用，视教育为救国之本，将教育与抗战相结合。而福建的知识分子在危难时刻，从学校发展、教师提高、儿童成长等方面为福建小学教育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其建议在福建的战时教育政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政府因时采取的战时教育、战区教育和特种教育措施，尽管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仍存在种种困难，但抗战时期福建的小学教育在学校数量、施教人数、教育经费方面均有一定增长，其注重对学生抗战建国、教育建国观念的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赓续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传统。

[关键词]抗日战争;福建;小学教育;教育建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4-0099-06

Constructing China through resisting Japanese invasion and construct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the primary education of Fuji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 -1939）

ZHANG Yun-jun， XIAO Nan-nan

（Marxism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education was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by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the war. In the time of the crisis， the intellectuals in Fujian mad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Fujian from the aspects of school development， teacher improvement and children growth， and the suggestions were reflected to some extent in the policies of education in the wartime in Fujian. Th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measures of education in wartime， education in war zone and special education in wartime. Although there were still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Fujian also increased in the number of schools，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the educational funds， and the concept focusing on constructing China through resisting Japanese invasion and construct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awakened the public to some extent， and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atriotic education.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Fujian; primary education;  construct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1937年爆發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战时期也是我国小学教育发展的特殊时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抗战时期的小学教育问题，涌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①。检视这些成果，其中对福建小学教育问题的研究所见稀有。

抗战时期①的福建虽然不是主战场，但其多个市县曾遭到多次沦陷。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制定了“新福建”计划，将教育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地位[1]。儿童作为未来国家的主人，是“民族的继承者”[2]，国民政府及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发展儿童教育，尤其注重培养儿童的民族精神;同时，国民政府及知识分子也注重从小培养儿童的民族意识，“儿童教育是国民基础”，国民政府提出要“把国防教育的精神，灌输到儿童脑筋里头”，以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民族观[3]。为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1937—1939）福建的小学教育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国民政府对抗战时期小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此时的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但其教育宗旨却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抗日精神。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党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4]1。国民政府在1932年12月颁布的《小学法》中再次强调：“小学教育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发展儿童之身心，培养国民之道德基础”[4]12。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对各级教育对抗战重要性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仅重视对高中及以上学校的学生进行抗战教育;而后，则逐步加强对初级中学的学生进行抗战训练。

1933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了《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暂行规程》，成立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其职责之一就是“考核全省（市）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之成绩，并指挥监督其进行”[5]286。其后在11月颁布的《高级职业学校实施军训时数》中再次强调，“军事训练，在高中以上学校为必修科”[5]296。1934年国民政府将训练童子军作为中学生的必修课。1934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初级中学应以童子军训练为必修科》指出，“自二十三年度起，公私立初级中学，应以童子军为必修科，修习时间定为三年”;而儿童因为年龄较小，在小学“办理童子军，仍应列为课外作业，无庸在课内一律实施”[5]301。

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加剧，国民政府愈加重视小学教育。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施义务教育，“广设短期小学……招收九足岁至十二足岁之失学儿童”[6]7。在战时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短期小学不收学费，所有书籍用品，概由学校供给”[6]60。此时国民政府雖已开始关注小学教育的发展，但并未充分意识到小学教育之于抗战的重要作用，也未在小学教育的课程中增加抗战的内容，其时规定的短期小学课程“以国语算术为基础，并辅以公民训练及课间操。”[6]88翻检此时教育部编纂的《义务教育法令汇编》，可以看到，此时小学课程的具体设置只是强调学习旧有的书本知识、授以生活常识，并未增加有关抗战的内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此时的国民政府采取积极的抗日政策，将抗战与教育相结合，逐渐认识到儿童在抗战中的作用，深化了对战时小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1937年8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明确规定，学校“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而在“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7]1。此时的国民政府意识到教育对于抗战的重要作用，强调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必须充分保障教育的正常实施。

至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国民政府则进一步强调教育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1938年3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明确了战时教育的重要任务：“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及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8]。同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7]13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指出：“小学教育，应为国民基础教育”，战时小学教育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其健全体格，陶冶其善良德行，教授以生活必需之基本知能，养成其好学习惯，使其应对进退合乎礼节，以将来自立之准备”为目标[7]22。可见，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明确了小学教育在抗战时期的目标就是“教育建国”与“抗战建国”。

二、知识分子对抗战时期福建小学教育的建议

国民政府对抗战时期小学教育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福建知识分子对小学教育的讨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为战时福建的小学教育建言献策。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版了大量期刊、报纸，刊载了政府及民众为挽救民族危亡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福建出版的《抗战与教育》《战时小学教育》等期刊见证了知识分子为促进战时小学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一）关于学校发展的建议

学校是儿童学习的场所，学校教育是儿童接受教育必不可少的要素。关于乡村小学应肩负的重要使命，林春生在《抗战期中的乡村小学》中提出了“乡村小学要与地方领袖合作，竭力协助完成军事计划;组织与训练青年;对乡村民众灌输爱国爱民的民族思想和战时常识;设法提高农村的战时生产。”[10]

关于对战时的小学进行改造，黄裳提出，要改造战时小学的行政组织，“目前最好的小学行政组织，当然是采取少年团制度”，这里的少年团由校长、教师和儿童组成，校长为团长、教师为中队长、儿童为小队长和团员;战时小学课程，这些课程应该教授“战时小学生直接需要的一切知能”“战时小学课程，除上述与抗战直接有关的各种活动，关于平时的课程，仍不能废弃”;要改造战时小学的教学，“应注重在‘做，养成每个儿童都富有自动的精神，切实从事于各种训练。”[11]何泉基也提出了要改造战时的小学教育，应对公民训练、国语科、社会科、自然科、算术科、劳作科、美术科、体育科、音乐科等九个科目的教材进行改造[12]。翻检《抗战与教育》《战时小学教育》，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关于战时学校发展的建议甚多，他们都注重战时学校的发展，提出小学教材要适应战时的需要，要增加与抗战相关的内容，这些措施将使战时儿童更深入地了解抗战的形势，从而有助于他们确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增强民族意识。

（二）关于教师的作用及教师提高自身能力的建议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教育的主导者，他们的言行会对儿童产生直接影响。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教师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教师不仅要教育儿童，而且要训练民众、推进地方事业的发展。1938年，陈国钧在《复兴民族小学教师的责任》中提出，教师在抗战中责任重大，一是要“教育未来中国的主人翁”“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就是现在的儿童”，二是要“训练学校所在地的民众”“要肩负起训练民众的责任”，三是要“推进当地的地方事业，以增进抗战效率”[13]。

教师不仅要明确自己的责任，还必须具备抗战必胜的信念。蒋雅娟在《战时抗战中小学教师应有的信念与权威》中指出，教师应明了“中国的前途只有抗战图存”，应该“要有不惧怕的心理牺牲精神”，要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念”，认清自己的职责[14]。教师只有具备正确的信念，才能坚定抗战的决心，才能教育儿童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

教师自身的能力会影响儿童的教育，所以需要加强教师的自我教育，提高教师的自身能力。宋敦曾在《小学教师的自我教育》中指出：“我们知道，小学教师的能力如果优越，小学教育也就随之进步，未来的国民也就随着逐渐改造……如何使一般民众了解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如何使一般民众起来参加抗战，更需要优良的教师来担负这种任务来转移社会风气，领导民众救国。”[15]其具体的实施方法是组织研究会、座谈会、读书会和交互参观、听名人演讲等[15]。

（三）关于儿童成长的建议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儿童是小学教育的主要参与者，战时知识分子对儿童的成长也提出了种种建议，以使小学教育更好地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

健康的体魄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抗战时期更要特别注意儿童的健康问题。1938年江馨让在《非常时期的健康教育》中提出了战时健康教育的两种方法：其一是加强体育锻炼，认为“体育是健康教育的一种工具”，儿童可以通过体育活动来增强体魄;其二是注意卫生，提出“卫生是健康教育的第二种工具”，如果不讲卫生，即便有强健的体魄也无济于事的主张[16]。1939年林贞斌也强调体育与卫生对儿童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健康教育是卫生与体育合为一体的教育，在这抗战教育推行中，健康教育是一种达到救国目的的重要工具”[17]。

在拥有健康体魄的基础上，应对儿童进行各种训练，使其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1938年，赖学文和林仲恺都强调对儿童进行精神训练、体魄训练、技能训练、生活训练、知识训练等。其中，精神训练是培养儿童以爱护民族国家为重，培养其爱国观念，启发其民族意识;体魄训练以体育锻炼为主，培养儿童身强体健，精神焕发;技能训练主要是让儿童熟练应付抗战时期的基本技能，比如防毒、消防、救护、宣传、侦查等等;生活训练是培养儿童在生活中形成守纪律、尚礼貌、吃苦耐劳、互相合作的品德;知识训练是给儿童灌输战时知识，明了国内的形势、抗战的局势，认识国际关系以及国际现状等[18]。

有的知识分子则看到了儿童在救亡工作中的潜力，认为应发挥儿童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使儿童从小直面抗战的现实，了解抗战，从而为长期抗战做好准备：“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救亡工作中学习成长和认识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一方面利用他们集体行动的伟大效果来影响大众，来教育成人，来巩固我们的抗日阵线”[19]。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知识分子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积极建言献策，从多个方面对福建小学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将儿童教育作为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的重要武器，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三、抗战时期福建小学教育发展的措施

抗战时期的教育包括战时教育、社会教育、边疆教育、侨民教育、战区教育、抗日根据地教育、特种教育等等。国民政府针对不同的地区和教育对象颁行了不同的教育法令，采取了多种教育措施。本文主要对国民政府推行的战时教育、战区教育和特种教育中的小学教育的具体措施进行梳理。

（一）推行战时教育

国民政府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适应抗战的需要，推行了战时教育政策，对各级各类学校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发展小学教育的具体措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加以整顿，……尤宜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对于中小学教学科目……勿使过于繁杂”，对于小学女生“应使之注重女子家事教育”，另外对学制、学校的迁移、教学科目、训育标准、体育等等问题也做了简要规定[7]14-15。同年7月，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各级教育实施方案》，规定了小学教育的施教对象“应及于全体学龄儿童”，全国各地“应普遍设立各类小学”，全国人民“对于子女，均应尽强迫入学之义务”[7]22。该方案还规定小学学制应行多规制、提高小学教师的待遇、“小学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7]28、小学教学科目应“加授关于生产之训练及军事之知识”[7]29、各城市的中小学可以“联合设立公共科学实验室及公共图书馆”[7]33等。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其《行政院教育工作报告》提出“改编小学教科书”，使小学教科书切实符合抗战建国的需要，并编辑国语常识史地等新教科书;“举办卡片识字教学训练班”，先在几个省份进行训练，如有成效，就推广到全国;“规定小学生自修办法”“救济战区退出小学教师”等[20]144-145。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教育报告》提出“继续救济战区小学教师”“继续实验卡片识字教学方法”，还规定：“增拨义务教育补助费”，教育经费较上年增加了280余万两;“督促广设儿童义务随习班”，广收失学儿童，以使义务教育早日普及;“暂定小学教科书补充办法”，要求图书馆购置教科书以备儿童借用，让儿童的写字作业扩大为以抄写课本为主，培养儿童爱护书籍的意识;“颁发部编小学教科书稿本”，将小学教科书稿本陆续颁发各省教育厅，使其仿照翻印;“新编小学各科战时补充教材”，要求在教材中加入与抗战相关的内容，计划有国语、常识、社会三种教材[20]165-167。

1939年12月，国民政府针對小学教育制定的《教育部第二期战时教育行政计划》，提出着力“推行义务教育”，将短期小学逐渐改为二年制，要求各地学区应设一所短期小学，到1940年使战区内的失学儿童都能入学;还强调要“改进初等教育”，编订小学各科教育科目、整理儿童读物、编订小学教育标准、由教育部延聘小学教育专家[7]120-121。

1937—1939年福建省结合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了切合本省实际的战时教育政策。为适应抗战需要，福建省设立义务教育实验区，创建实验基地，积累战时教育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普及、推广战时教育。其中，在义务教育实验区“编辑非常时期小学教材”[21]14，该教材由各校职员依据编辑大纲编写;“为实施非常时期儿童训练起见特组织福建省义务教育实验区少年团”[21]34，同时加强少年团的精神训练、体格训练、知能训练、技能训练、纪律训练以及特种训练[21]34-35。

（二）实行战区教育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剧了侵略华南、东南的步伐，福建省的多个市县沦陷，国民政府针对沦陷区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措施。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指出，当战争临近时，战区内学校“应酌量将学生的成绩、照片、重要账簿、册籍、学校贵而易于移动之设备，预为移藏”;对于暂时停闭的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而未停闭的战区的小学“依学生家属之请求，发给借读证书”;教育行政机关对战区内学校的教职员“应酌量迁调服务或予以救济”[7]3。同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战事发生前后各级学校的措置做了说明：战事发生时，各级学校“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对于比较安全区域的学校，“应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各级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7]6;“小学学生因住址迁移，得随时随地请求借读，为数过多时，并应由各校酌量添设班次，或采用二部制”[7]7。

1938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373次院会，会上通过了《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提出沦陷区的各级教育，应利用各种方法，继续维持教育，“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22]291。在敌人已直接控制的沦陷区，督导员要“采用以抗战为中心之教材，秘密教导学生”，倘若这种教材难以获得，则由“学生辗转抄写或竟用口授”[22]292。对于尚未被敌人控制的区域，督导员要指导小学校长，在“尽可能范围内设法继续维持各该校正常教育”;对于已停闭的小学，“应尽量设法恢复”;各学校除授予正常课之外，还“应特别加授与抗战有关之教材”[22]293。

福建省积极响应国民政府推行的战区教育，尤其重视小学教育。“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我国发动对日神圣抗战以来，本省的各级教育便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一切设施的中心目标，而小學教育为未来小国民的基础教育，对于儿童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孕育，抗战基本知能的培养尤为重要。因此本省对于小学教育的战时设施，更加重视。”[23]22为此，福建省制定战时小学教育各种实施办法，对儿童加以特殊训练，以增强抗战力量[23]22;举办全省小学儿童训练团训练，“以精神训练，技能训练，体魄训练，生活训练为骨干，以养成能爱护国家，勇于牺牲的小国民为最后的目标”[23]23;编印战时小学各科补充资料[23]23，“小学及临时小学各科教材得照部定小学课程标准分量酌量减少，并依实际需要补充”[23]29，在各科教材中增加与抗战相关的内容;积极改善师资，训练不合格教员，举行小学教员甄别，改善教员的待遇[23]24-25。在其制定的《二十七年度福建省教育行政计划》中，除了规定编辑小学战时各科教材、办理少年团训练、增强师资力量之外，又注重积极实施中小学战时健康教育[24]34，还采取了推广中小学校及社会抗敌歌咏、收容战区退出的中小学生、办理战区中小学生自修登记等措施[24]35。

（三）实施特种教育

所谓特种教育，就是指在特种区域推行的社会教育，是国民政府为配合其对共产党领导的赣鄂豫皖闽农村根据地的军事围剿而实施的教育[25]。特种教育主要在中山民众学校中实行，中山民校主要包括成人班、妇女班、高级班、儿童班等。在这里主要讨论特种教育中的儿童班。

实施特种教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师资问题。因此，国民政府积极筹办师资培训机构，以训练师资。1936年，教育部设立了赣鄂豫皖闽省特种教育委员会，作为推行特种教育的主要机构。国民政府经过探索于1939年制定了《特种教育师资训练办法》，对师资的受训资格、训练科目、训练方法、训练名额、训练时间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对师资的体格、精神、知能等方面进行训练，在训练结束后，还要对师资进行严格的考核[26]31-33。

儿童作为特种教育的受教对象，国民政府注重培养其在特殊时期的抗战精神，并具体规定了其在这一时期应具备的抗战能力。《赣鄂皖豫闽等省特种教育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工作计划》规定：“儿童班予以侦探训练，必要时可使担任侦探勤务。”[26]4福建省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并结合本省的实际，对特种教育的儿童班也提出了具体要求。《福建省特种教育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工作计划实施办法》和《福建省特种教育二十八年度实施计划》都规定儿童班在做好自卫训练的基础上，还应增加“侦探术、运输、通讯、防空、防毒、消防，每周60分钟”[26]20-25。为了更好地做好训练工作，还应以具体的教学科目辅助之，《福建省非常时期特种教育实施办法》中规定，中山民校中的“儿童班应增设战时常识一科，授课时数每周最少一百分钟”[26]30，这样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儿童更好地适应抗战的需要。

四、抗战时期福建小学教育的成效与问题

战时福建小学教育发展的实际，彰显了国民政府为促进国内战时小学教育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其目的是使小学教育与抗战的实际相适应，以补充学生的抗战知识，增强其抗战能力，培养其民族意识，最终实现教育建国。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福建的小学教育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一）取得的成效

第一，福建小学学校的数量和施教人数逐年增加。“二十九年改制之初，设中心学校875校、国民学校3700校、私立小学586校、共4161校①，施教人数小学部514490人。三十年中心学校增为1164校、国民学校增为3782校、私立小学516校、共5462校、施教人数小学部648551人。三十一年中心学校增为1349校、国民学校增为4041校、私立小学468校、共5732校②、施教人数小学部634562人。”[27]13三年间，小学学校的数量增长了1571所，施教人数仅小学部就增长了120072人。

第二，福建小学教育经费的持续增加，也缓解了战时小学教育的压力。1940年福建省的国教经费为994014元，1941年增为1254897元[28]73;1942年全省教费列为10198450元，其中国教经费2079302元，到1943年，全省教费列为14944589元，国教经费2295768元[27]3。就这四年而言，国教经费就增加了1301754元。由于福建省对小学教育经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发展。

第三，战时福建小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观念和爱国意识，让未来国家的主人从小就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在抗战时期福建教育局除了“编印国民课本及训练资料”之外，还印制名人肖像、民众英雄挂图等资料[28]23，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另外战时的小学学校还承担着教育民众的任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唤醒民众、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培养民众的爱国情怀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抗戰时期的福建小学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师资力量匮乏。教职员在1938年为7355人，而到了1939年则为5919人[28]76。就师资供应而言，到1940年师范毕业生为2336人，1941年为1857人，1942年为1514人[27]13。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教职员的数量还是师资供应数量都存在逐年减少的情况。究其原因，物价的高涨、教员待遇较差、工资较低，既会直接造成师范生舍弃本业，又会间接使师范学校招生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师资的供应。

第二，教育经费困难。虽然战时福建的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加，但教育的资金需求量却很大，建校、训练师资、招生、教育设备等等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而政府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不能满足小学教育的需要。

第三，教育质量不佳。师资力量匮乏、教育经费困难都会影响小学教育的质量，除此之外，由于抗战时期教育部门缺乏对教师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使得小学教育中存在一些不合格的师资[29]，从而导致小学教育的质量不佳。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福建的小学教育，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经过国民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其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战时国民政府注重对学生进行抗战建国、教育建国观念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赓续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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