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与自组织方法论

潘妍妍

［摘要］演化经济学以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假设为本体，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强调历史重要、知识重要以及系统非均衡常态的演化观。它以创新、创新的扩散及创新引起的结构变化为分析核心，借鉴复杂性科学的自组织方法论来分析经济总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历时演化，以更为客观和符合人类社会现实的态度去解释经济体系中的现象和问题。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自组织；分析范式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070-05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self-organizing methodology

—the fusion of analysis paradigm and method

PAN Yan-yan

（College of Marxism,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Evolutionary economics takes social man hypothesi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s its ontology; it opposes the mechanical reductionism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and knowledge, and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system evolution of non-balanced normality. It takes innovati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the structure change caused by innovation as the core of analysis. It learns from the self-organizing methodology of complexity science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its subsystem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economic system to be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human society and to be more objective.

Key words：evolutionary economics; self-organization; analysis paradigm

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但具有现代经济学演化意义思想的代表则是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凡勃伦，他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此外，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分析思路也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真正将演化思想正式运用到经济学理论的是阿尔钦（Alchian，1950）的《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阿尔钦、贝克（Becher）选择观点表明，经济系统向新均衡的移动并不是由那些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理性企业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力量—市场所决定的。哈耶克（1960）的《自由秩序原理》也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表述。

演化是一种独特的推理模式，它是内含时间维的变化，是随时间的变化。广义的演化是指系统的任何可能变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衰老、消亡等。狭义的演化，就系统内部看，指系统结构方式的根本变化，从一种结构转变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结构；从系统外部整体看，是系统整体形态和行为方式的根本变化，从一种形态变化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形态，或从一种行为模式变化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行为模式。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两种演化观，即一种是传统的、发展主义的观点，指实体内部的演变；一种是现代的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指实体构成的种群在竞争选择过程的指引下的适应过程［1］。在经济学分析中，这两种观点已出现了融合趋势。（Nelson,1995;Andersen,1994;Witt,1993;Hodgson,1993a,1993b;Dosi,2000;Nelson &Winter,2002）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演化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均衡的分析框架，倡导从现实中的人出发，分别提出了“社会人”“制度人”等假设，并且大都赞同历史重要和演化（或非均衡）的分析框架［2］。

（一）嵌入社会的行为人假定

关于行为人的假定是经济学的本体。主流经济学假定仍以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子本体论为基础提出“理性的个体经济人”，这一假定在复杂经济的运行中已经显现出它的弊端，它仅强调了理想中人的行为而忽略了决定人行为的心智、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等复杂、重要的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间的差异性或异质性是外生变量，不是经济模型所要分析的问题。为了分析的便利，经常用代表性人或企业代替差异极大的个体。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先验的、普适的人性假定丢失了我们理解复杂经济现实所必需的因素，因此要将构造性准则［3］带回经济学中，更好地把握经济行为人的特征。

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演化经济学借用生物进化的思想，认为正是个体的差异和创新可以转变成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从而导致经济生存方式发生转变，进而提出了嵌入社会的行为人（socially embedded agent）假定，这一假定的核心在于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制度和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或塑造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类行为的异质性假定为基础。该假定不仅认为制度、习惯、规则和惯例对经济行为人会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个人的偏好是可以改变的，经济行为者受到其所处环境和从属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而非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个人偏好是稳定不变的。正如凡勃伦指出的人性是演进的，是与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他们是他的遗传物质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昨天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机械似的残留下来的环境都对他今天的生活方法产生了强制。”［4］霍奇逊教授也提出“制度化的个人”，强调的也是制度对个人偏好的塑造作用。

（二）历史重要假定

历史很重要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强调历史重要即突出了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这里强调的“历史”时间同样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跨时动态分析，不是简单地分析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而是突出了经济过程具有的路径依赖、随机与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贾根良，2004）。

（三）非均衡的复杂系统假定

演化经济学将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演化适应性系统①，以微观多样性为基础演化（贾根良，2005），本质上是远离均衡的。“均衡”一词是主流经济学隐喻自牛顿力学，侧重研究均衡本身以及如何消除市场失灵问题，而对达到均衡的本质原因和过程研究较少。演化观则认为它完全不能用来描述真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经济变迁的真实情况是历时演化、不断变迁，既没有均衡态，也不存在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移动这种“虚构”出来的“动态”，均衡框架处理不了真正的时间变化和过程。因此，经济是演化和非均衡的。

二、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坎布尔曾指出，达尔文主义包含着所有复杂系统演化的一般理论。与达尔文主义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也是由类似生物演化的三种机制所构成的，即遗传、变异和选择，但它远比生物演化更为复杂，在进行概念应用和理论分析时必须与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方面相适应，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这种机械三段论。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演化经济学强调的是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运动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嵌入复杂科学的分析方法（Hodgson，2002，2007）。

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虽然不可以直接套用生物演化的分析，但是我们从中得到分析启示，进而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新的描述方法，既避免生物学隐喻或类比所造成的争议，又可以将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内嵌于其中的描述方法，即将惯例的“变异、选择和遗传”转述为“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并对其相互间的复杂作用演化进行分析（黄凯南，2009）。

（一）惯例

纳尔逊和温特（1982）提出将“惯例”这一概念作为选择单位，这一选择单位是组织与技术的联合体：为某种目标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一系列指示。这个联合体由一套知道行为的惯例组成—这些惯例组合起来，构成了特定活动的知识基础。凡勃伦认为，惯例可以历时传递，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发挥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关于惯例的知识是理解行为的核心。”“惯例作为组织的记忆、接触冲突、目标和创新基础，是非最优化的。”［5］

（二）创新

有目的地创造新奇和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源动力，如果没有创新也就无所谓演化。但是在熊彼特之前，主流经济学几乎都忽视了对创新的研究。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创新是一种不确定的行为，无法对其进行研究，因而大多数学者都将创新视为一种随机的现象（Fagerberg，2004）。熊彼特（Schumpeter，1934）最早从三个角度研究创新的特征：其一，所有创新过程都存在根本的不确定性；其二，创新者必须能够迅速行动，在其他行动者完成模仿之前获得创新利润；其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里存在大量抵制创新的惯性［6］。

创新机制所研究的是新奇创造的原因及方式问题。至于新奇为什么被创造，国内学者贾根良在综合了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老制度学派的观点后认为，创新源于两种因素：即个体认知模式的不同和社会制度是否鼓励创新，前者源自个体偏好或知识的主观性质，而后者是直觉与思维共享的范畴，即所谓“流行的思想习惯”。

（三）扩散

扩散是行为主体在系统内部以及在系统和环境之间对创新信息等进行的适应、学习和经济化的过程。适应是行为主体针对系统内组分和环境刺激表现出的一种调整性行为，如果调整相对于不进行调整而可能出现的状况改善了，就是一种成功的适应行为，是行为主体积极的内在动态性行为①。学习是获取信息或能力的结果或过程，是对适应能力提高的一种行为。经济化是为了提高收入、增进财富或满足需求而做出的行为调整，行为人为了更好地经济化而适应、学习［7］。这三个概念紧密相关，在适应、学习、经济化中创新不断涌现和扩散。

（四）选择

选择机制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显然是重要的。创新机制是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为经济演化提供动力，而选择过程引导着多样性的生成和减少，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演化单元的适应性，选择适应性高的演化单元，淘汰适应性低的演化单元，在某个阶段中在适应性选择中多样性开始减少、收敛。如果不存在选择机制，社会经济系统将丧失判断优劣的能力，会陷入一种发散、无序和低效的状态中。因此，良好的选择机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筛选机制。可以不严格地归纳出三种主要选择机制：市场选择机制、社会文化选择机制和政治选择机制［６］。

三、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一）创新是经济系统演化的基础

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在于既定制度下市场经济制度配置稀缺资源的机制，即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而演化经济学更关注的是经济如何历史变化而来，它将“新奇”引入经济分析［8］。对于演化经济学家而言，在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创新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它是演化过程所依赖的差异性的基础。创新（新奇）的存在是因为某种通类思想首次被现实化。

（二）非均衡的经济演化观

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在现存资源配置中有逐渐稳定的趋势，这是传统经济学分析中的基本观点。但是现代工业化社会常常展示出反均衡的现象，尤其在劳动市场中甚至出现顽固的反均衡（米切尔，1990）。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中，不断地“新奇”引入和扩散、经济系统比例的失调、信息的耗散等自发趋势都表现为对均衡状态的突破，非均衡的倾向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演化经济学理论依赖于制度协调和秩序理论，虽然也会涉及均衡的概念，但并不依赖于这一概念，均衡只是被理解为在研究系统的某个静止位置。而真正会对演化方式和演化速度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市场制度以及这些制度所处的更宽泛的环境。由于演化强调是变迁的结构和过程维度，因此，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即经济结构的变迁是非均衡的（Metcalfe，2001），而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事实（Landes，1968；Mokyer，1990和Freeman and louca，2001）。以创新为基础的竞争是经济自我转型的核心法则，经济在差异-选择-发展这种模式中不断演化。演化经济学天然成为分析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间不断变化的相对重要性的框架（Metcalfe，2001）。

（三）知识（信息）很重要

在演化经济学中，知识的掌握和新知识的产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层次和意义。知识可以是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如科学知识、技术、交易机会和个人的技巧等，也可以是企业等组织结构的组织方式、组织惯例（纳尔逊，1982），或者是决定全体社会成员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则，如经济制度。知识可以记录于文字，也可以留在人的习俗或组织的惯例中。知识可以是被个人理解的，也可以是不被个人理解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含的。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的差异性主要是源于个体拥有知识不同，进一步地，创新的产生也源自知识（Loasby，1983；Dopfer，1986；Witt，1989a）。

（四）经济演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历史的发展路径依赖于一系列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路径依赖”的概念成为描述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Kuran,1989）。“路径依赖”来自于混沌理论，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模型中，一个系统的潜能取决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决定性因子或可能因为一些小概率事件和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发生锁定。传统经济学在研究中往往忽视了偶然性和路径依赖，它们所研究的一切行为和预期都是建立在负反馈机制和报酬递减假设基础之上，这样价格和市场份额最终会收敛到一个可以预见的均衡。但是，在经济系统中，由于局部正反馈机制的存在，经济变迁的结果最终却可能是由初始状态和偶然的随机因素决定，局部正反馈机制可能导致在微观或宏观水平上的放大效应，从而产生锁定。

四、演化经济学与自组织方法论

演化经济学范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在思维逻辑上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重大变革。演化经济理论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是基于社会历史的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间交互作用的核心作用，它研究的焦点是经济系统如何历时变化而非系统如何运作，是对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他完全不同于当代西方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非历史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直接决定了其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自组织既包括习惯（或规范）的内生性出现，也包括制度的内生性创建。因此，自组织概念天然就意味着对经济现象进行动态建模。在传统方法中，均衡是参照系，而且只有在与这种参照系建立联系时才会产生动态问题。自组织方法与此恰好相反，动态概念一开始就被引入，均衡仅仅代表着动态过程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自组织方法能自然地融合到演化经济学理论之中的原因。

（一）自组织方法论概述

自组织绝非一个新术语，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埃及（Paslack,1991），当代自组织概念的提出者是哈肯。“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 Haken, 1976年）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9］，“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戈金（I. Prigogine）和他的同事在建立“耗散结构”理论和概念时也使用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1977年）的概念［10］。经过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的努力，“自组织”概念所具内涵已经比较清晰，而哈肯的定义则在自组织科学共同体①内获得了公认。即“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体系的”［11］。笔者认为，哈肯对自组织的定义是准确的②。

（二）经济系统演化的自组织分析方法

经济学一直对经济过程中在一个没有中心权威主义的无组织世界何以可能演化出来组织次序，政府的作用如何等问题给予了极为重要的重视，但是解释性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自组织概念和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出现对这些经济学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虽然此方法来源于一种更为基本的物理学研究层面—非均衡热力学，但却被认为是向热衷于用时间序列数据来探索经济系统演化变迁的人提供了一种更为有用的分析结构。因此，它不是被当做隐喻或类比来使用的，自组织过程发生在经济科学研究的每一个层面上（John Foster,1994a），它“为经济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抽象和一般的描述”［12］，为经济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理论框架，并且该框架明确地引入时间因素，即系统演化的过程始终以历史为背景。

自组织方法是研究复杂适应系统（CAS）的主要方法之一。CAS的整体行为不是其各部分行为的简单加总，CAS充满了非线性的特点，即所描述和分析的对象既是作为整体组分的部分，这些组分本身又是一个整体，或者称为系统与亚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也就意味着诸如像新古典经济学通常使用的从一般观察归纳出理论的工具，如趋势分析、均衡测定、样本均值等会造成“合成谬误”。要研究整体的规律和特性，则既要了解部分，还要了解当部分存在于整体中后其组分相互作用会导致出现什么样的新特征，这是一种超整体性的方法。

Foster（1993）指出，这种方法的思想不仅存在于奥地利学派和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当中，甚至存在于马歇尔这位公认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父的思想当中，但是，马歇尔的观察并没有能够超出其对经济自组织原理的直觉理解。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当存在共同目标或相同知识时，个体就会产生自组织现象，而复杂性科学理论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数学化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学自组织的信息过程（Brooks & Wiley）。

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建立在理论、实验、计算三大支柱之上。对于诸如社会、经济系统这样的复杂自组织现象，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数学模型，进行真实实验研究也比较有限。最适合的方法是在电子计算机上做数值实验，模拟实际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现象。早期系统理论家维纳、申农、阿希贝等人首先应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组织，现代系统理论家特别是圣塔菲的学者更是把电脑模拟作为研究自组织的基本手段。

当然，在经济学中应用自组织的方法，需要比在生物学中更加强调信息和复杂性，因为经济学中的诸多重要争论都与人们如何处理信息流密切相关。而信息流的获取需要具备知识的存量，知识本身也构成了复杂的自组织结构，奥地利学派和制度主义者分别从微观和巨观角度关注了这一点，并得出结论，我们所观测到的经济自组织就是信息复杂性和组织的形成过程。在任何结构中都必须存在信息或复杂性①，当然这并非是经济结构和过程演化的驱动力，因为它们受控于其产生的制度和组织当中［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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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1-52．

［4］索尔斯坦·凡勃伦．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进化）科学［J］. 贾根良，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134.

［5］理查德·纳尔逊，悉尼·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12-149．

［6］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9（2）：138-139.

［7］理查德•戴伊．适应、学习与经济化［M］//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55-257．

［8］Foss N J. Real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J］．Journal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Systems, 1994（1）：21.

［9］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 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s and Self-Organization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M］.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1983：191.

［10］ Nicolis G, Prigogine I.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 from Dissipative Structures to Order through Fluctu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77:60.

［11］ 哈肯．信息与自组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9.

［12］ Metcalfe J 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M］. London: Macmillan,1999:39.

［13］ 约翰•福斯特．经济演化的自组织观点：统一的范式［M］//库尔特•多普弗．经济学的演化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28．

［责任编辑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