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拨与超越

□ 刘培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战略擘画，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必须要了解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1］在比较视野下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图景。“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2］作为饱经沧桑的东方古国，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制度文明等因素的影响，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现代化先决条件的实现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历经坎坷和波折，“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3］

一、问题丛生：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与困境

西方现代化模式本身存在着诸多弊端。在德国学者沃夫冈·斯特里克看来，资本主义正处于“悬崖边上”，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再分配、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等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长期存在。［4］倘若资本主义无法作为自我再生产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时，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

根据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发展动力、发展时序等方面的差异，一般可将世界上的现代化划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基本类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属于早发内生型，其基本发展格局可概括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5］经济发展上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政治制度上以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为基本形式。西方现代化模式隐含着“国强必霸”的逻辑，具有扩张性、排他性的典型特质，通过灰暗的、暴力的掠夺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这一模式所固有的弊端也日渐暴露且难以克服。在国内，它将工人异化为受资本控制的冰冷的生产工具；在国外，它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被殖民和掠夺的泥潭。内外剥削致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内外矛盾的重重包围中。尽管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自我完善、自我调适，且先后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多种形态的变化，但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变革，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为了缓和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转嫁危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矛盾所带来的危害也更加显著。

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的一道难题。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将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奉行的“普世性”的民主政体、全面私有化的经济政策生搬硬套、机械移植到本国并非明智之举。综观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奉为金科玉律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带来的是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在这些国家中，金融危机、政局动荡、贫富分化、社会治安堪忧等现象屡见不鲜。例如：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的菲律宾，西方现代化模式不但没有带来人民期待中的繁荣和富裕，还导致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等严峻问题；智利的“芝加哥弟子”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片面宣传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导致本国失业率不断攀升、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最终在80年代诱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等等。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渗透和控制，拉拢和收买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人物、策动“颜色革命”和建立傀儡政权等手段层出不穷。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种种危机，其背后都潜藏着动摇整个国家制度基础的威胁，进而导致这些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代化是一个近乎“重合”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发轫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6］涵盖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急剧变革。客观而言，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确曾经引领过现代化潮流，西方现代化理论同样也承载着人类发展进步的美好憧憬。但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却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7］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被宣扬成为人类进步的“唯一范式”。“在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冷战的战场迅速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扩散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成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借由它来“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8］西方资本主义诸国将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当作加速资本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工具，对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不相适应的其他种种选择或明或暗地采取了敌视、演进或消灭的策略。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现代化方案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无法自主选择本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具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于：首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肇因。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直深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手段，经济危机的中心也逐渐由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向日渐开放的新兴市场化、工业化国家转移。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经济、政治、金融等领域中的优势地位获得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而当经济危机的引线被点燃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次以这种主导权为依托，将发展中国家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分担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恶果，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减轻了自身的负担和损失。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的威胁。其次，日益尖锐的多重矛盾。资本主义是一台制造贫富差距的机器，这种由“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的社会结构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化。基于这一现象，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对美国这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历年来的财富数据进行详尽分析后认为，收入不平等问题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揭露了资本主义虚伪的一面：1980年以来，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几乎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而底层的90%人群的收入却以每年低于0.5%的速度增长。［9］除贫富分化问题外，注资救市、减税及削减福利开支等举措也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在西方学者心目中，西方政治民主制度正在褪色。如美国学者艾伦·格林斯潘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一书中提出，美式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定义了推动生产力增长的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混乱与痛苦，政治体制对“创造性破坏”消极影响的处理并不尽如人意；［10］美国学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则在《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赛》一书中诊断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机能障碍。［11］再次，资本逐利本性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的一面。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乔尔·科威尔认为：“生态危机是指伴随全球资本积累而出现的生态破坏”，［12］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市场化和工业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强大推手。

对剩余价值的绝对追求构成了资本主义全部活动的轴心，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关心自己的“最直接利益”，即“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资本家们唯一的动力”，［13］而产品的真实效用、工人的健康状况、对生态的破坏程度等皆不是资本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尽管西方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但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资本主义也相应地出现了“工业化病症”，不仅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而且还造成了消费的异化。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和战争来获得维系资本运转的资源，无止境的全球性能源掠夺、环境破坏和污染转移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以预估的重荷。当前，伴随着网络数字社会的发展，“监视型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样态，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也转向对数字劳动的剥削。便捷的技术与潜在的危机相伴而生，“数据殖民主义”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同样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警醒。［14］“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5］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深刻体会到，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不是迈向现代化的良方，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探索出一条有利于本国经济持续繁荣的现代化新道路。

二、冲破藩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危害：“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6］历经艰辛，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话语霸权，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体制弊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逻辑理路，它承载着当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为解释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话语。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意涵与内生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打破了现代化发展的主流范式，让中国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因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研究与中国崛起、中国经验等问题一同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在解读中国经济增长密码的同时，国外学者们逐渐将视野拓展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基因等更深层次，主流观点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特征概括为“自由经济+威权政治”，如“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权威主义”等。［17］然而，这些话语并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8］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方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始终，即中国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始终保持着极其敏锐的战略清醒和极其坚定的战略定力，始终拒斥一切抹杀中国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调，也不承认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这恰恰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辟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开辟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思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清洁美丽为抓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和平发展为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出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困境的全新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民“满怀豪情开始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19］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其与社会主义原则、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深度契合。具言之，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的发展问题，所遵循的“人本逻辑”是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反拨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致力于实现人的主体性、文明性和创造性，中国共产党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为富国强民目标不懈努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是简单地追求物质的丰裕，而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致力于实现资源与发展机会的公平合理分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旨归，与此同时，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亦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持续前行的不竭动力。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现代文明相适应。随着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数智化”时代已然到来，数字技术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度重视产业融合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不断攻克高精尖领域的技术难点、持续加强创新型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以实现数字科技的创新赋能，建设信息流动的“高速公路”，打造现代经济生态系统。数据、知识和文化创意等新生产要素带来了现代化发展动能“量的积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也因此实现了“质的飞跃”，现代化资源配置效率和综合治理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相连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实现人类文明互鉴与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道路，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道路。人类文明的共同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价值支撑，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未来，并赋予其强大的发展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指向，中华文明必将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化发展中焕发新生。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探索和深远意义

“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20］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是在对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实践中呈现出了一种新景象。其基本态势是——虽历经波折，但终获成功，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现实超越；其基本成就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一种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轨。中国式现代化所采取的是综合现代化路径，汇集了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和第二次现代化（知识化、信息化、绿色化等）的发展合力，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并加速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是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以经济质量和环境质量作为支撑，“三个质量”协调发展、整体推进。［21］换言之，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形成本国独特的发展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GDP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人均GDP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22］2020年，我国又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梦想变为现实，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彪炳史册的减贫答卷。纵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简单自发地向前推进，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运筹帷幄、赓续奋斗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纲领性的战略部署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进行科学而全面的指导和规划，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谋篇布局，勾画出了更加清晰的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从历史维度来看，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中，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被动地接受了现代化“洗礼”，伴随着这场“洗礼”而来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殖民主义的刀剑风霜。随后，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和革命运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却难以找到实现现代化的良方。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是先求民族之独立、人民之解放，再求人民之富裕、国家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战略指引。

从实践维度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确定“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党的十三大作出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再到党的十九大作出“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直至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式现代化重塑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建构了世界文明新秩序，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劲动力，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实现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精髓所在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立足于中国国情，带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通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实践探索与深刻的经验总结，不断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中国的发展成果不仅证实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可行性，更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优越性。当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阵痛之中抑或是迷茫之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无疑极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导向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命题。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既不是抽象、玄奥的概念，也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政治口号，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新思路，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6］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中，人民不仅是政党执政水平的试金石，同时也是国家发展成果的阅卷人。

历史表明，人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真挚的人民情怀，将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使中国现代化事业永葆活力、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建党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披荆斩棘、战无不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言之，首先，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7］人民是永葆我国现代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加快破解民生难题、谋划改革思路、补齐民生短板为目标，始终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衡量现代化发展最深层次的评价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破除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因素，将发展目标聚焦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来，成功把握了现代化战略的着力点，有力地推动了人的现代化实现。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为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指导原则

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出发，认为事物运动发展的秘密就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互作用之中，强调要用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8］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单一发展观，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29］当前，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发展理念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指南。“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满足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具言之，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0］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现代化建设需要多方面的综合平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目标。［31］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党的二十大提出用“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定了阶段性的目标任务，保证了整个现代化进程宏观部署的连续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理念是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摒弃了“重速度轻质量”“有经济无发展”等单一发展思维，把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指导原则。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是共同富裕。［32］中国共产党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擘画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的现实图景，致力于实现均衡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现代化瓶颈，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指引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必将照进中国现实。

（三）坚持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保障

***总书记指出，能否保持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3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深刻意义，而党的全面领导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日臻完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高歌猛进”的势头持续提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现。

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求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道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34］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实践基础。具言之，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兼顾公平与效率，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竞争活力，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独特的理论创造与实践魅力。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保证了宏观政策的落地落实。中国共产党始终依据中国国情来科学规划现代化发展目标，并结合社会主要矛盾来制定现代化工作重点。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优化了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设计，凝聚了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各项工作高效统一、协调有序运转。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充分证明了执政党的坚强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现代化发展的复合型挑战下，中国共产党能够针对现代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制定应对策略和纾困方案，及时有效地破解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现实挑战。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现代化事业赓续奋斗，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展现了民族复兴的壮丽前景。

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35］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冲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藩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发展格局，“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36］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始终将自身发展放在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与世界各国一同携手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挑战，继续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光明前景赓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