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逻辑意蕴

□吴琳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021年8月，***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深刻认识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逻辑意蕴，有助于在发展进程中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规定”，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在何处。［1］

一、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共同富裕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规定性

本体论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的哲学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规定性所在。

马克思认为，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巨大的市场交换中发生了物化和关系的颠倒。在资本所创造的周遭世界里，人不再是简单存在的人，只是被市场中介化的人的存在；人不再是自由发展的人，只是在资本控制之下的劳动力。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考察，马克思解释了人为什么会呈现物化状态的原因：资产阶级除了占有生产资料之外，还在私有制条件下将生产资料占有权转化为一种社会控制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达到他们对国家的统治。虽然资产阶级提出了“公平分配”的政治观念，但其所鼓吹的“公平分配”是建立在以剥削和压榨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公平分配”只能是纯粹的观念和抽象的概念表述。故此，在资本控制下的物化现象占社会主导结构的必然王国中，人必然是被奴役的对象。这种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矛盾真实存在着，凸显出资产阶级公正观的虚伪性和抽象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剖析了拉萨尔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正观的实质：离开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所谈论的社会公正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所得”不可能完全属于社会的所有成员，参加劳动的劳动者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劳动分配。因此，对于所有劳动成员而谈的平等权利、社会公正、劳动分配、分配所得都是空话，是对劳动者生存境遇的歪曲与抽象。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公正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这种危险行为的典型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资本的抽象统治不仅已经进入到了人的无意识层面，而且加深了对人的深层次的奴役，“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形而上学兴趣要求他们的物质利益得到充分关照。人的历史性生存的时间性首先物化为物理的持存性，然后再将这一物化了的生命过程的每一碎片都用功利填充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操持着这种生活理念的人们从来没有睁开过人性的眼睛”。［2］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物化生存状态的无情批判，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

在对资本主义虚伪的公正观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关注的是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下层的劳苦大众，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框架下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建构真正的公正观。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按需分配不单单是满足劳动者的消费需求，而且说明了实现劳动者作为一个人如何才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符合人的自由发展要求的公正才是真实的公正。如此，马克思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失去自由的人如何回归历史的主体向度的途径，阐明了社会主义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按需分配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尺度，只是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中公正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具有阶级性、人民性、现实性。

正是由于公正观念是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具体展现的，不是抽象的理论预设，故此不能仅仅从公正观念本身出发来判断一个社会或者一种分配方式是否公正，而应根据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具体状况加以判断。共同富裕是有效调节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道德准则，正可作为判断社会发展是否公正的现实尺度和评判标准。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就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真正做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真实而全面的统一，改变资本主义与人之间形式化的平等自由并将其转变成具有实质内容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3］在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指引之下，马克思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实质公正观并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即要消灭私有制，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新时代，***总书记关于“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5］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更加肯定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一个政党的政治实践如果不能考虑公众的利益而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这个政党的正当性也就失去了依存基础。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重大历史使命。［6］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规定性。

在理论上，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资产阶级虽然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度，积极主张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的自然权利都是平等的，但其实这种平等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这种自然权利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只要有雇佣劳动和私有制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只有消除了产生不公正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人们向往的社会公正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己任。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7］当然，面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实现共同富裕，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8］这充分说明，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避免两极分化，避免差距悬殊，尽可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发展机会。实现共同富裕，还意味着要以谋求人的生存为实践准则，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点和出发点。贯彻这一实践准则，须做到两个“着力”（即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实践中，实现共同富裕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向。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收益，共担社会成本，这个社会才是公正的。公正是一种价值取向，反对任何人拥有特权。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卡蓝默认为：“对公正的关注处于当今世界的核心。”［9］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所需要的是程序公正。但是，程序公正并非为大家所共认的“公正理论”的价值基础。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所言：“国家在寻求社会的一体化时必须有伦理理想，否则不是善的生活具有对权力的优先性，而是权力窃取了福利的优先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回答奥古斯丁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正义，国家与大的抢劫集团有何不同？”［10］现代社会中，一个政党如果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就会得到人民的认可，其政权合法性就会得到增强。如何让人民认同，仅仅用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去引导是不够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具有力量、是否具有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认同和需求。如果一个意识形态能够让人们减少焦虑并增加自信，能够让人们摆脱对外来团体的恐惧，能够赋予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成就感，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在个体层面就是强有力的。说到底，这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即建立一个能够提供人民认同的政治实践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对实现社会公正问题的有力回答。

二、从目的论意义上看，共同富裕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的性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萌生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在他看来，只有人人都能享受平均供给的社会，人们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先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核心内容的战略思路开启了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对“物”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对“人”的关注，一味追求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环境恶化、贫富不均等一系列弊端。同时，人们对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愈加科学——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人们获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与工具，但绝对不是目的。否则，在效率优先基础上取得的各种经济成果必然会因为社会不公正而丧失殆尽。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充分重视了效率而忘却了公平，无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如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11］由此人们逐渐开始思考关于制度的设计、制度安排，制度评价能否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依据。新时代，面对发展中的新情况、新挑战，面对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己任。党的二十大提出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2］这为新时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指引了方向——以人民能够更有质量地过上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以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着眼点，以积极探索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制度安排为指向，建立能够保障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采取能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措施，努力实现比经济与财富具有更高的更广泛的价值的社会公正，最终实现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丰富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内涵，提出了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质量的客观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更为深刻、目标更加明确。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内涵，必须把握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我国建设社主义现代化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3］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4］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一次人类文明大转型。人类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的时间路线图显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在18世纪工业化革命所开启的西方先行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延长线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也需遵循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具有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机器操作的工业化，信息传播的信息化，都市集中的城镇化，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流动的社会化，开放社会的民主化，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文化发展的时代化，等等。这些都是一个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在历史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特殊性特征。作为一个后发性发展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主动进入、主动开放到主动回应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层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规划；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拓新；新时代，主要是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从人类文明发展和人口规模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5］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互动关系原则，不断认识并逐步解决现代化新道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实践问题，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以坚强的意志、不变的信仰、铁一般的担当带领全国人民最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异质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路。

三、从价值论意义上看，共同富裕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超越性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内涵的或外显的对什么是值得做的、最好去做的一种构想，其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能够影响个人或群体的行动方式、途径以及目的选择。党的二十大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一科学论断诠释了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历史面相，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意义。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以资本为轴心、以私有制为制度根基的资本主义文明，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与共同富裕是不可兼容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资本不仅创造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媒介，成为不断统治人的抽象力量，并且也不断制造社会的分化与对立。一方面，资本使劳动者的劳动行为更加有效率，但同时也使劳动者更加抽象化、同一化，失去了劳动者个体所具有的特性，物质力量成为有智能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却在物质力量控制下日益转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资本又不断创造出人的物欲横流、贫富差距增大等现象，同时带来对大自然“竭泽而渔”的掠夺与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极端报复。马克思对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物化生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轮廓与人类生存样态。这实际上已经勾勒出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本质与实践指向，即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富裕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面相。

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类文化碰撞导致的某种文化创造性超越性特征，这种创造性的飞跃“就像新物质从化学上说的化合过程中产生——如氢和氧化合成水，其具有无法从原有物质性质中导出的新特性——那样。在新文化中，作为成分的诸传统文化将能以批评和建设的方式扮演挑战性的互补伙伴，而他们自己也必须不断学习，以使自己的人性品质适应于更深远的同一。”［16］从价值论上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碰撞中，以后发性优势完成了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超越。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超越。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类别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内发创造”和“外部适应”两种发展类型。“内发创造”是指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力量，来自于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是一种内发性的精神伟力所形塑的现代化；“外部适应”则是指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是来自于外部刺激，是对来自社会外部的压力逼迫而引起的一种反应与选择。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大都属于“内发创造”发展类型，而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外部适应”发展类型，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7］的历史境遇中的一种被动性选择。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超越西方模式的现实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世界交往”大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都被裹挟到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格局序列当中。由于世界交往的存在，某些民族“超越”之后形成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不是从这个民族的内部结构中自然发生的，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过来的甚至转移过来的。而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是对外部压力的适应性结果，但通过“世界交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迅速进入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参考先动者的行动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以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和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尽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相比既不具有时间优势也不具有先发优势，但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完全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

其二，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霸权思维的价值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权力批判结构论学者卢卡奇和葛兰西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对社会控制的权力也日益增大。资本主义已经绝不仅仅是一个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而是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相互连接，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总体性特点的霸权结构。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在经济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而应该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性特征的发展。在此语境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遭遇的挑战，西方大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弱化，世界面临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①“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指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参见高飞：《中国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载《人民日报》2018年01月07日。的风险；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大国继续奉行霸权思维、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干涉主义、权力政治思维的实质内涵；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大国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是谁”“人类文明是否要走向毁灭”等实践问题，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这已完全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逻辑，“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8］可见，在资本主义文明引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很难超越霸权主义。面对新时代全球治理出现的实践难题，中国共产党人着眼百年大变局，积极回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始终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9］突破了传统的霸权主义思维模式，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霸权思维，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时代体现。

四、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发展性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妥善处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历史辩证法。在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将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客体化的主体逐渐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中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辩证统一的主体，这正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区别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学者的关键所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存在，也不仅是物质关系，而且是社会意识，是人们在精神上的富裕。这种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确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人的超越，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将充裕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共同作为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具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20］党的二十大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21］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夯实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建设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夯实物质生活基础。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一是我国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衡。2019年，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二是居民家庭资产的集中度较高，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2019年，10%最富的城镇家庭拥有47.5%的全社会居民家庭资产，而最贫穷的10%的城镇家庭只拥有2.6%。［22］财富过于集中的现象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3］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4］另一方面，要强化政治目标引领，增强精神生活供给。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的好坏不取决于其整体形式，而取决于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政治目标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但是政治目标能否实现不仅仅在于执政党的动员能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目标对社会现实反映的深刻程度和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揭示程度一定要比以前的政治制度具有先进性。新的政治目标只有随着构成现实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在旧的政治文化面前显示出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直至完全占主导地位，才最具有生命力。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和法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必须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前提，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法律的作用越来越强，道德的作用越来越弱化。哈贝马斯将这种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将道德因素从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其结果就是个人生活日益商品化，家庭生活商品化，最终导致生活世界出现“物化”“文化的贫困化”现象。面对现代化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入侵，需要提高人的精神生活境界。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目标，在这一政治目标的引领下，如何增强精神生活供给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坚持做到“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始终坚持以总体性的方法论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5］一方面，要构建均衡发展格局。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总书记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26］实现共同富裕，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7］另一方面，要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法国学者皮埃尔·维尔南认为，传统文化是形成民族精神的不竭力量，如果说希腊诸神与人类同属一个世界，以某种方式拥有同样的根源，他们就构成了一个种族。这个种族无视标志着否定性印记（如软弱、劳累、痛苦、疾病、死亡）的种种造物的一切缺陷和不足，既不象征绝对，也不象征无限，而是体现了造成在这世界上的存在的荣光的所有价值——美、力量、永远的青春、生活的永恒光辉。［28］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党的二十大提出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对如何丰富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相应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弘扬建党精神、中国精神谱系；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29］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文化传承的现代方式，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的路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30］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提供更多优秀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构建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认为：“人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它们生长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上。”［31］人类的行为由自身特定的文化传统所引导，外来文化的强行进入、强力移植很难改变一个民族文化内在的深层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总结出的历史经验、管理经验、生活经验，蕴含着许多生活智慧、政治智慧，一直以深层的精神结构内在地规定着中国人的外在行为，是增强精神生活供给的重要资源。新时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传承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美德并加以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32］如“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与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高度契合，“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契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各种制度的高度契合，等等。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与时屈伸”“以义应变”的坚韧品格、“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情怀、“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探索，可以发展出某种富有生命力的自我调适的思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远远不仅是精神信念的一个次要的外化，而是代表着生成它的机制本身”，并构成“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基础”。［33］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一种时代性的冗余产物，不会因时代的过去而简单地被克服或随之消逝，其随时随地都可以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五、从制度论意义上看，共同富裕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向性

马克思指出，在权力横行的地方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恰当有效的并能够执行的制度体系，国家是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管理的，国家的管理设想与理想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加强制度建设，对于那些后现代化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后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它不是在社会中自然生产起来的，往往是通过战争或者革命或者外力的干预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现代化，但是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距离还很远。因而与先行的现代化国家相比，后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从制度论意义上看，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实践方向——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上，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为伦理出发点，构建一个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能够真实而全面的统一的制度保障体系。

其一，制定系统完备的衡量标准体系。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建立以社会公平为核心、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当下，我国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三次分配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还要解决就业、农民收入、工薪阶层收入稳定等问题。同时，随着资本力量的扩大，还要解决资本垄断、资本无序发展、收支平衡、保持一定水平的公共开支等问题。因此，建立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制度体系之间往往是相互渗透与互相联系的，没有一个制度体系是孤立存在的，一个没有其他制度体系配合的制度体系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套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这就要求公权力机关制定操作程序时“应该充分地发挥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以维持公共生活秩序，实现共同利益”［34］为导向，力求把人民群众的主观感受、满意程度、幸福程度同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精神等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制定衡量标准、考核标准、高质量发展标准，合理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

其二，完善科学规范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进道路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35］的庄严承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勇于担当的建党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也秉承着儒家民本思想，能够更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而不是凌驾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36］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完善科学规范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要着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将资本运作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效结合，避免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侵蚀并绑架国家权力。

其三，构建运行有效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创造一个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条件，提供有利于群体性生活与发展的社会土壤，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础和土壤，如果不能在治理中实现人民的幸福、富裕和人格的健全，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强大。”［37］国家治理的目的不是国家本身，而是人民的自主和富裕，这就需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建立更加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构建合理的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股权激励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农村分配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