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

□ 张钰淇，庆东瑞

（西安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据要素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全新的重要生产要素，将数据要素嵌入乡村振兴，推进数字中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产业低端、区域差距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同步推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是当下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在阐释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定量评价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演化和影响因素，以期丰富黄河流域相关研究，为数字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黄河流域的协调推进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文献综述

当前，学界关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正在逐步深入。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围绕流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的，也有部分学者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究。李蕾采用熵权法对黄河流域九省区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2］周清香和宋跃刚基于城市面板数据探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3］［4］赵景峰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产出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5］吕德胜对2005-2019年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展开探讨，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驱动因素。［6］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学界逐渐开始关注黄河流域的乡村发展现状和问题所在，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乡村经济发展。闫明涛基于黄河流域2008、2010、2012、2014年的136个区县面板数据对黄河流域乡村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7］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方琳娜剖析了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挑战和机遇，探讨了流域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思路和路径。［8］三是城乡融合发展。谢磊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黄河流域2005-2018年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9］张爱婷对黄河流域城乡发展的协调度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进一步探究了制约因素和发展路径。［10］四是乡村绿色发展。李魁明分析了黄河流域2011-2019年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并探究了影响因素；［11］苟兴朝对2008-2018年黄河流域的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相关性进行测度分析。［12］

关于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大多围绕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来展开。张蕴萍分析了现阶段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制约因素和推进路径；［13］梳理并分析了对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14］何雷华利用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15］目前，少有学者研究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张旺创新性地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纳入统一框架，探究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构建，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耦合协调的优化路径；［16］杨玉敬对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时空演化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借助障碍度分析了关键障碍因素。［17］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研究多限于单一视角，鲜有文献针对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梳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理，对黄河流域9省区的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现状、区域差异、时空演化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机理分析

乡村振兴是整个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兼具历史继承性和历史跨越性，［18］是乡村发展进入到一个特定时期，针对特定时代问题的解决作出的战略选择。［19］2021年2月25日，***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关键命题以指引乡村振兴，而数字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和坚强支撑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当下，推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理（见图1）。

图1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理

当前，以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向乡村渗透，数字经济成为乡村发展的加速器和催化剂，为乡村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契机。［20］一是从生产效率来看，信息化发展对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能够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1］数字技术通过降低组织、信息壁垒和交易成本，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从而提升信息整合能力和资源利用率，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22］二是从资源整合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为乡村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乡村治理、生态环境等应用场景赋能，打通资源分配与主体流动的壁垒，为促进乡村发展提质增效。［23］三是从技术创新来看，数字经济能够助力搭建乡村对接“大市场”的桥梁，不仅可以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支持，还可以为乡村创新发展开辟新路径。［24］四是从转型发展来看，数字经济具有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提升风控效率等诸多优势，能够进一步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倍增效应。［25］五是从乡村治理来看，数据生产要素能够赋能乡村产业、乡村旅游、乡村电商以及乡村政务服务等领域，从而与乡村治理有效结合。［26］互联网还可以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载体支撑，从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27］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都急需现代化信息技术赋能，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是从乡村产业振兴来看，其能够进一步开拓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深挖数字经济潜力，优化乡村居民消费结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推进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二是从乡村人才振兴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吸引了大量人才资源。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乡村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数字经济在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乡村数字人才能够利用数字技能和知识为黄河流域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开拓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市场，推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三是从乡村文化振兴来看，文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从而带动虚拟现实技术、信息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等数字技术在乡村落地，以乡村文化振兴发展需求导向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四是从乡村生态振兴来看，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耗“双控”形势严峻，乡村绿色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能力不足、高污染产业资源依赖度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数字技术提出了更高需求，需要以生态振兴的需求导向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五是从乡村组织振兴来看，数字技术在黄河流域乡村治理与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应用，能够助力乡村组织振兴，为组织决策的精准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促使乡村顶层制度设计更加完善，乡村治理更加高效，从而在组织机制和政策制定层面反作用于数字经济，为数字经济提质增速提供动力。［28］

数字经济是黄河流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乡村振兴为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二者相互嵌入、彼此赋能、相辅相成。通过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双向互动，能够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升级，形成具有叠加效应、聚合效应以及倍增效应的动态上升趋势，进而推动相关资源在黄河流域内更大范围地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限为2011-2020年。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各个指标所需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所发布的数据。对于部分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均值法进行填充。

（二）指标体系构建

考虑到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两个系统会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依据科学性、可比性、可量化性等原则，建立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⒈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借鉴赵涛等人的研究，［29］选取数字金融普惠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5个维度和5个二级指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可得性，分别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反映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反映互联网普及率，电信业务总量反映互联网相关产出，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反映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代表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

⒉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本文综合借鉴张挺、［30］徐维祥、［31］张旺［32］等人的研究，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选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和19个二级指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可得性，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作物受灾面积、人均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粮食人均占有量反映产业兴旺水平；太阳能热水器总量与乡村总人口的比值、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乡村交通水平、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其占行政村总数的比例反映生态宜居发展水平；粗离婚率、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文化娱乐设施可及性反映乡风文明发展水平；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环境卫生建设投入、城乡收入差距反映治理有效水平；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商品乡村零售额、居民食品类在消费中占比、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反映生活富裕水平。

（三）研究方法

⒈综合评价法。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法来测度黄河流域的数字经济指数和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其公式为：

其中，U为数字经济指数或乡村振兴综合指数；Wi为数字经济指数或乡村振兴系统内部具体各个指标的权重；Yk为具体各个指标的标准评价值。当应用该公式时，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的实际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而得到标准评价值。指标权重则由熵值法得到，熵值法是根据数据的信息熵来计算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是学术界用来指标赋权的常见方式。

⒉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相关研究，确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计算公式⑵，其中，C为耦合度值，U1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U2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

耦合协调度函数能够有效反映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两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借鉴相关文献研究，对耦合协调度的测算选用如下公式：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代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T＝αU1+βU2），α和β为待定系数，借鉴相关研究选择均等赋值，因此令α＝β＝0.5。同时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见表1），以更好地分析长江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现状。

表1 耦合协调度值区间及对应等级

⒊空间相关性检验。借鉴葛鹏飞等［33］的研究，采用莫兰指数度量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在公式⑷⑸中：I为全局莫兰指数；I'为局部莫兰指数；n为省区数量，i、j表示不同空间单元，x表示耦合协调度，、S2分别表示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与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若空间单元i与j相邻，则Wij＝1，否则Wij＝0。

莫兰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I值大于0时，为正相关，且越接近1，正相关性越强；当I值小于0时，为负相关，且越接近-1，负相关性越强；当I值接近0时，则表示邻接空间单元不相关。

⒋灰色关联分析。依据灰色系统理论，利用灰色关联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⑹关联系数的计算：

其中，k＝1，2，3，…，n；i＝1，2，3，4，5；y是参考数据序列，指黄河流域各省区的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xi（k）是比较序列，分别选取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人均受教育年限、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指标；p为分辨系数，通常取值为0.5。

公式⑺中关联度的计算：

其中，m为样本期内关联系数的指标个数。

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指数时空特征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得到2011-2020年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指数、相对发展度和耦合协调度，并综合汇总得到黄河流域总体均值（见图2）。对于以省域为单元的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划分，参考任保平［34］的做法，将上游流经的最后一个省份作为中游的第一个省份，用中游流经的最后一个省份作为下游的第一个省份。据此上游地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4个省区，中游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和山西3个省区，下游地区包括河南和山东2个省。

图2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时序变化折线

⒈数字经济指数。从时序特征来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值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整体向好。根据时序变化特征，可以将整个研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3年，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由2011年的0.1102增加到2013年的0.2052，增幅86%。第二阶段为2014-2016年，此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增速放缓，仅由2014年的0.2222增长至2016年的0.2593，增幅17%。第三阶段为2017-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恢复快速增长态势，从2017年的0.3015增长至2020年的0.5208，增幅达到73%。

从空间特征来看，研究期内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格局（见图3），下游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而中上游数字经济指数始终与下游存在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深处内陆，数字经济资源禀赋较差，发展较为滞后。

图3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空间特征折线

⒉乡村振兴指数。从时序特征来看，黄河流域9省区乡村振兴指数平均值总体呈现增长态势（见图2），但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而言较为缓慢。从时序变化上看，同样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4年，乡村振兴指数增速相对较快，从2011年的0.2252增长至2014年的0.2779，增幅23%；第二阶段为2015-2017年，乡村振兴指数增速开始放缓，从2015年的0.2972增长至2017年的0.3177，增幅仅为7%；第三阶段为2018-2020年，乡村振兴发展指数逐渐恢复快速增长趋势，由2018年的0.3338上升到2020年的0.3671，增幅10%。

从空间特征来看，黄河流域乡村振兴指数依旧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态势（见图4），下游乡村振兴指数一直稳居高位，与中上游拉开明显差距。中游与上游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方面持平，乡村振兴指数值于2020年几近重合，黄河流域中游与上游的乡村振兴呈现出同步发展的均衡态势。

图4 黄河流域乡村振兴指数空间特征折线

（二）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⒈时序特征。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增长态势（见表2），根据时序特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8年，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3460上升至2018年的0.5888，该时间段内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较低，始终处于失调或勉强协调状态，表示该时期黄河流域乡村发展相对滞后，且数字经济发展未能较好地推动乡村发展，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自2019年开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大于0.6，进入初级协调阶段，乡村振兴在稳步推进的同时，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也得以有效发挥，两系统协调推进。

表2 黄河流域2011-2020年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及等级

⒉空间特征。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始终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见表3）。具体到省域层面看，黄河流域下游省份在2011-2020年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河南于2012年达到协调阶段（划分标准见表1），而山东始终保持协调水平；中游省区内蒙古、陕西均于2015年进入协调阶段而山西相对较为缓慢，2018年才进入协调阶段；上游省区青海、甘肃、宁夏的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其中青海、宁夏一直未达到协调阶段，相对来看，四川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最好，自2013年就进入协调阶段。

表3 黄河流域各省区2011-2020年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三）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⒈全局莫兰指数。为进一步探究2011-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本文运用全局莫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见表4）。结果显示，2011-2020年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P值均小于0.1，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的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但是从整体看指数从2011年的0.267到2020年的0.236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各省区间的联系在逐渐减弱，说明因黄河流域各省区资源禀赋、发展潜力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同，出现了流域内发展协调性不足的问题。

表4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

⒉局部莫兰指数。为进一步探究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在局部空间上的聚类与差异，从2011-2020年中选取2011年、2016年、2020年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并绘制局部莫兰散点图，同时将聚集类型分为4类：“高-高”聚集区、“高-低”聚集区、“低-高”聚集区、“低-低”聚集区（见图5）。由局部莫兰散点图可知，大部分省区都处于第一、三象限，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关联模式，说明各省区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图5 局部莫兰指数散点

具体来看（见表5），下游省份河南和山东始终处于“高-高”聚集区域，表明这两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基础较好，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低-低”空间关联模式的省份大多位于黄河上游地区，说明黄河上游省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发展相对落后；随着时间演变落在“高-低”空间关联模式的有四川和陕西，说明此两省自身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但周边省份发展缓慢；“低-高”空间关联模式的省份主要为山西，但2020年青海也从“低-低”移动至“低-高”区域。

（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⒈影响因素指标设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多元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灰色关联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关键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适用于在不确定的信息状态下描述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更能反应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本文立足指标体系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可获取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教育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指标（见表6）。

表5 黄河流域9省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分类

表6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载体和应用场景支撑；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调推进提供持续的经济动力；再次，地方教育能够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地方人才保障，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教育水平；最后，政府能够通过宏微观调控等方式对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一般预算支出与GDP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

⒉影响因素分析。根据选取的指标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得到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以及五个影响因素指标的关联度（见表7）。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以及五大影响因素指标的关联度大都在0.5以上，表明各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均具有密切联系，但不同省区存在差异。从五大影响因素来看，政府支持力度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最低，仅为0.6147，说明一般预算支出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政府驱动作用有限，但对于内蒙古、陕西、山西3个省区而言，政府支持对当地的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为0.6423，处于第四位，说明金融发展水平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影响，金融驱动有效，且除山东、青海、甘肃、河南四省外，其余5个省区金融发展水平关联度均处于较高状态，以陕西为最。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分别为0.7876、0.7583、0.7468，均超过0.7，说明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城镇化水平提升均可显著影响黄河流域各省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其中经济因素是当前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实现耦合协调的最大影响因素。

表7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关联度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区域，在阐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和灰色关联分析等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指数以及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开展研究，进一步分析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在研究期内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均于2015年前后放缓增长速度；二者在空间上都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基本特征且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

第二，在时序特征方面，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8年，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小于0.6，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始终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阶段；第二阶段为2019-2020年，耦合协调度大于0.6，进入初级协调阶段，两系统之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从空间特征来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也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且通过省域层面观察可知，黄河流域9省区的耦合协调度发展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梯性差异。

第三，从空间相关性来看，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各年的莫兰指数均为正，但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说明各省区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而随着时间推移各省区间的联系在逐渐减弱，从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可知，下游地区的空间联动效应较好，中上游地区的空间联动较弱。

第四，从影响因素来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受经济发展因素影响最大，其次是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受政府支持影响最小，但不同省区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建议

第一，全方位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进程。首先，推进黄河流域乡村地区尤其是中上游省区的乡村互联网、宽带、数字电视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流域内乡村网络覆盖率，保障乡村地区的互联网可获得性；其次，加快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动乡村地区水电、物流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相关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通过数字化整合乡村教育、医疗、卫生以及金融等方面的信息资源；再次，增强城乡之间的网络互联能力，接入和引导外部资源进入乡村地区，支持网络运营商对乡村偏远地区的网络运行维护，着力降低乡村地区的用网成本。

第二，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通过结论可知，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上游地区的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的协调性相对较差，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力不强，两系统尚未实现良性互动，因此，要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乡村发展的效应。如流域中上游的内蒙古、青海以及甘肃等地畜牧业较为发达，可以推广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畜牧业方面的应用，建立农畜交易数据库，推进精准饲养和疫病防治，从而推动畜牧业产业链信息化和现代化；下游的河南和山东等地具有良好的农业基础水平，需要推进精准灌溉、作物生长监测、智能温室建设等农业数字化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生产管理的精细化、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还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提升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效能，实现两系统的良性互动。

第三，坚持区域协调发展，跨越“区域鸿沟”。通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以及莫兰指数分析可知，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异，下游省份在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上具有明显优势，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为中上游省区发展提供借鉴，同时鼓励下游省份的数字产业逐步向上游省区转移，加强上中下游的产业分工合作，从而实现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在流域内的整体联动。中上游省区受资源禀赋少、经济条件差等因素的制约，因而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补齐短板，借助四川、陕西等省份的溢出效应推动自身的正向发展，从而跨越“区域鸿沟”，实现联动效应和整体协调发展。

第四，构建乡村现代化人才体系。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知，教育水平对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具有较大的正向效应。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人才对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乡村地区输入数字人才，拓展乡村数字蓝海。首先，留住本地人才，加强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乡村人才薪资水平，减少人才外流；其次，引进外部人才，通过专业平台的搭建、政策的支持和激励机制的完善，强化乡村地区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再次，培育本土人才，充分发挥陕西、四川等省份高校的优势，鼓励高校开设现代农业、人工智能以及数据科学等相关专业，培养数字经济和乡村农业发展方面的专业性人才；最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构建现代农民高素质培养体系，通过农民夜校、线上线下授课等方式开展农民数字素养培训和农机推广，培养一批具有数字化思维的乡村农业人才。

第五，充分拓展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应用场景。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最终都要落地于乡村应用场景，新技术和新场景的叠加作用能够极大地推动两要素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共同应用场景，制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载体多元的技术赋能方案，加强大数据、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产业、人才、组织、文化、治理等方面的集成应用，同时明确不同场景建设的优先级，增强应用场景的适配性，最终使乡村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