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教育梦的路上

王应美

今年13岁的女儿上初中了，就在我工作的这所学校。她对焕然一新的校容校貌非常满意——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最前卫的感应设备实验室、信息高速公路铺设的校园网络，宣传栏是LED显示屏，各班配置齐全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还有满意的食堂和厕所。她说：“那样气派的充满现代气息的三层楼食堂和两层楼的厕所，应该是大学里才有的！想不到我上初中就可以享受了。”

是啊，我国自2004年启动实施“两基”攻坚计划后，各级政府几乎每年都出台保障义务教育全面发展进步的新政策。如2003年实施了“两免一补”政策，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全面启动义务教育寄宿制工程、危房改造和远程教育等三大工程等等，逐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了每个孩子都有学上，都能上好学！

这让我不禁回想起我兄妹四人上学的经历。

读书只为识字，脱盲并可为师

大哥生于1958年，他在本村上学，学堂设立在村后小庙里。那时，课桌椅是从自家搬去的，高矮不齐、长短不一、色调不搭；将木板磨平滑后用黑锅上的烟混合火炭灰涂成黑板；从山上挖来白色泥块晾晒干后便是粉笔。小庙四周的墙壁上画着各种牛鬼蛇神及佛像，极富迷信色彩，孩子们经常互相吓唬，也经常有孩子被吓哭。孩子们到了学堂，不分年级、班级，也没有教科书，先生教他们认字，那时不识字的人称为“文盲”，认识字的就算是读书人了。当时上学的孩子不多，穷人家的孩子多数没上过学，或者仅仅只上过几天就辍学了。我大哥多读了几年书，后来成了代课教师。

大哥当时一定梦想着：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到正规的学校去上学。

生不逢时空欢喜，求学路断无奈何

二姐出生于1963年，她也在村里上小学，不用到小庙里了。她们在生产队的牛圈房里上课；生产队用土坯或者废旧砖头做成课桌凳的脚（支架），在上面搭上废旧木板，这样就有了简易的课桌椅，学生就不用自带课桌椅了；那时，有了用墨汁染成的黑板和少量的粉笔，但没有钱买黑板擦，只能由值日生或者老师用手擦；他们已经有统一的教科书并分年级上课了。只是全村的孩子都挤到牛圈旁边那间教室里，接受“五班一教员”（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五级复式”）的教学。那时的民办老师必须在放学后到生产队的田里干活“苦工分”，这样，年底才能分到养家糊口的钱和粮食。

读完小学后，考上初中的便可以到“大队”（现在的村委会）所在地读初中，1976年我二姐读完初二后，就没有学校可以继续读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她，从此离开学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读书梦从此破灭。

二姐多么希望自己能生在一个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时代，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都能得到保障！

辍学并非己所愿，只恨“普九”迟未至

三姐出生于1966年，虽然仍然在本村上小学，但却不用在牛圈旁边随时听小牛哞哞叫，闻牛粪臭了。村里修了三间大平房做学校，接受“三班一教员”（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三级”复式班）的教学。

三姐不会忘记：那时3分钱一本的作业本是只有少数人可以拥有的。于是，多数孩子到修建水库和坝塘的地方捡包装水泥用的牛皮纸袋，裁剪后用缝衣针缝制成本子，写语文和算术作业。找不到水泥纸的，用火炭在自带的木板头上反复练习。四、五年级要到邻村去读，没有食堂，离家不远的可以每天回家一次，自带极少的凉饭作为中午饭充饥，离家较远的只能自带床板和简单的铺盖去住校，自带铁锅和粮食自己做饭吃，教室里摆放课桌椅后剩余的空地通常就是住校生摆地铺睡觉和煮饭吃的地方。没有课程表，上课教师自行决定教学进度和内容。遇上年纪大的民办教师，班级升学率就非常低。三姐所在的班级一个也没考上公社（现在的乡镇政府）里办的初中班，十几岁的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跟随母亲到田里干农活。没有踏过初中的门槛是她此生最大的遗憾。

教育改革进校园，政策圆我教师梦

出生于1971年的我，不用上复式班，但要到很远的村小去上学，所以8岁才上一年级。这时，总算有了统一的课桌椅（虽然标准不一）、教科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五年级要到村公所（现在的村委会）所在地去读，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课程表，还设立音乐、体育、美术课，全部课程由一个老师教授。我很幸运，遇上一个刚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公办教师，教得很好，每门课程都会教一点。只是期中期末考试还得自己边抄题目边做答案，后来慢慢地才有了刻蜡纸油印的试卷。

1985年我考上初中，可以到公社（现在乡镇府）所在地就读，同村八九个一样大的孩子中，唯一考取的我，感到无比的荣耀。学校离家很远，不得不住校，那时学校没有宿舍，借用部队闲置的破旧房子供我们住宿，门窗破烂不堪，冬天冷得睡不着，夏天跳蚤、蚊虫多得数不清。记得每个周末回家，母亲用粗糙的手掌心抚摸着我瘦弱的身躯，总是边流眼泪边笑着说“小癞瓜，小癞瓜，好好学习，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就不赖啦”。

那时，食堂里一毛五分钱一餐的伙食，实在不堪回首，固定为二两米饭，一个汤菜，多数时间是冬季煮萝卜、夏季煮漂满蚜虫的苦菜。夜里经常被饿醒，醒了就听到同学的“肠鸣”声和叹息声。从家里带去一个“洋盆”，那是多功能的家当——到井里取一盆水回来放床底下，洗脸、洗脚、洗碗、喝水都用它。每周进行一至两天的勤工俭学，参与学校养猪、种菜、挖球场、做土坯等改造校园的劳动。晚上点起煤油灯上自习，刮风的季节，经常有同学的头发被火苗烧焦，下自习时一脸的黑烟，大家经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捧腹大笑……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于1988年考入州立师范学校，1991年7月顺利毕业，带着优秀毕业生的荣誉，分配回家乡学校任教，实现了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的梦想！

回到熟悉的母校工作，学校有了些许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学生不必再面对一汤一饭的伙食，国家废止了粮票，称几斤大米到食堂，交点钱便可以吃饱饭了；学校也用上了电灯。我们可以到教师食堂就餐。教师们必须参加“两基”工作，到各村寨去参与“扫盲”、 登记文化户口册等工作。

偶尔有机会到城区学校观摩学习，看到投影仪等先进设备，非常羡慕；见到城里老师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设备，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上……如今，所有梦想都已实现了。

回首兄长求学路，展望子孙教育梦

回首我们兄妹的求学路，从大哥的学校到我的学校，30多年间的发展，虽然缓慢，但从未停止过；从我读书的学校到我教书的学校，短短20年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梦想充满了信心。

中国梦，教育梦，我们都在为梦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着！那么，未来的学校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女儿憧憬着未来的学校，或许是“网络学校”：学校里的一切设施设备都依托网络运行，可以使运动场冬暖夏凉；电子图书馆资料齐全，电子书籍与实物图书同步开放；走进国际语音室，刷卡即可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代替手动黑板擦的是有自动清洁功能的“黑板洗刷器”，省水省电，干净快捷……

我期盼边疆山村的孩子能与沿海开放地区的孩子同样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我也期盼未来的课堂不单只是在学校，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我更期盼，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能更加充满人文情怀，让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可以在学校得到锻炼，各种知识需求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得到满足；全国各地每个角落都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真正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