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现代化的思考

时间：2024-04-24

齐凯君梁丽辉

摘要：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归宿，农民工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对农民工的现代化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从内在层面看，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农民工的现代化提供了“无声教育”，使农民工逐渐获得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感和效能感，并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城市文明的“无形熏陶”使农民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并开始构建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国家政权为其消除制度区隔、化解社会排斥、提供必要技能培训的“有形塑造”，是对农民工现代化的外在支持。

关键词：农民工现代化，无声教育，有形塑造，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6-0063-08

收稿日期：2016-03-04

作者简介：齐凯君（1982—），女，吉林公主岭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梁丽辉（1975—），女，河北顺平人，河北金融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变迁。

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内涵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人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主导因素，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最终目的。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因此，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整体现代化实现的关键，而农民工是农民中最早接触工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城市文明的群体，具备分析的典型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渐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大规模的农民“向心”流动才得以发轫。改革开放前，农民工的数量较少，人的现代化的议题又被阶级话语所覆盖，因此，直接的专门研究寥若晨星，与现阶段农民工现代化的研究断裂感较强。本文对1949年后农民工现代化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力图理顺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在历史的勾陈中为当下农民工的现代化提供参照和启示。

一、生产方式的“无声教育”：工厂是

培养现代性的学校

人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是各种现代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农民而言，“进城”是农民获取现代性的主要渠道。进城务工农民，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洗礼和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及在曲折辗转的流动经历中，潜移默化地提升着自身的现代性。

在人的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生产方式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使“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同时也使生产者“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探讨影响人的现代性生成的社会性因素时也认为：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其它现代环境中，会基本上顺应这种环境，经历人格上的改变，产生出具有某些‘共同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活动方式，成为现代的个人”。[2]农民进城务工后，其根源于小农生产方式的闭塞性和保守性，在经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文明的洗礼之后开始发生嬗变，逐渐获得工业生产方式和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时间感和效能感，并开始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一）农民工时间观念和计划意识的变化

英格尔斯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现代性的诸项要求，其中关键的一项是具有较强时间性和计划性。农业生产的时间是以春种秋收的季节性大循环来进行的，因此农民没有特别精确的时间概念，除了必须遵守播种季节和收获时节的时间强迫外，其他时间则可以相对自由地安排。但工厂和车间的分工及流水线要求工人必须有较强的时间概念，注意短期时间安排的必要性。农民在进入工厂后，对于这种以天甚至小时或分钟为基础的时间压力，会表现出不适应。以1958年进入天津工厂的农民工人①为例，部分新工人就出现了“对工作缺乏责任感，愿干就干，累了就自行休息，生产时间随便脱离岗位”[3]的现象。很多新工人对制订计划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人说：“订什么计划？还不是和我们在乡下种地一样，到时候该种什么就种什么。”有的人则觉得节奏过于紧张，来自农村的徒工说：“我们在农村一出家门就唱歌，打着跟头就把活干了，这太严。”有些新工人一下雨就不上班了，理由是在家里下雨就不干活。[4]这种松散的心理状态显然不适应工业生产的紧张节奏。

工业化的生产会逐渐培养人的时间观念和制订计划的意识，工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开始或停止工作，准确无误地操纵机器，完成各自的工序，同时相互间实现严密地衔接才能制造出产品，拿到工资。久而久之，要求紧密配合的工业生产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对工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客观地扮演了一个无声地教会工人执行计划和守时惜时的最好教师。[5]

（二）农民工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增强

英格尔斯认为，工厂是培养人的现代性的“最有力的环境”，因为工厂的生产活动和组织形式“蕴藏着改变人，迫使人适应的力量和条例”。[6]工厂的管理机构层级分明且分工明确，奖惩制度也客观精准且与个人利益相关，工人必须主动遵守并适应这些制度使之成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一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现代性的生长过程。20世纪60年代，天津市在军粮城建立了农牧场，采取的是工厂式的组织管理方式，农民转化为工人，但沿袭已久的习惯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总觉得受约束，对出勤必须签字、请假须经领导批准、领工具必须办理手续等均不习惯，有的工人缺勤去打鱼赚钱，但对缺勤扣工资不满意，漠视农场的纪律规定。但农场的工业化生产活动、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有一种“坚定和稳定的性质”，要求人们去适应它，而不大去迁就人，[7]这就迫使农民工人逐渐克服各自为政的散漫习气，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随之增强。同时，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工业能够培养人的效能感，提升人的自信心，相对于受自然和社会生产力双重制约靠天吃饭的农业而言，工业是“旱涝保收”的，而且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和技术设备，使身处其中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更有掌控感，若将这种确定性和效能感延伸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将变得更加积极和自信。

总之，工厂的生产活动和组织形式是培养人的现代性的“最有力的环境”，并且“工厂越现代化，个人朝现代化改变的程度就越大”。[8]但农民工聚集的工厂、企业或建筑工地多远离现代化工业的核心，缺乏这种改变人的“坚定和稳定的性质”，培养现代人所必备的品质和特征的能力相对较弱。英格尔斯认为，一个人在工厂中工作的时间长短，对他的现代性程度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决定因素”。[9]虽然农民工就业的临时性、短暂性和高流动性影响了其现代性的获得，但农民工辗转流动的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也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使之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新生活的能力，同样也具有丰富的现代化意蕴。2015年，全国总工会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最大限度的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不仅有利于其维护劳动权益、协调劳动关系，而且有利于农民工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培养，从而实现农民工在政治觉悟、组织纪律和阶级自觉等方面向工人阶级的彻底转变，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二、城市文明的“无形熏陶”：城市是

传统性蜕变的熔炉

城市是文明发展的标志和中心区域，对于农民而言，城市生活将构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正如列宁所说，乡城迁移的经历“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的漩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10]比如，农业相对而言是经验主义的职业，要求“拼气力”，不需要太多的文化，[11]但“‘城市就是一本书，他有自己的符号、价格、标签和指令。这些新的移民不掌握城市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很难被雇用”。[12]如果农民不了解工厂的规章制度和机器的性能，就容易造成工伤事故。因此当农民进入城市后，城市生活和新的工作环境都促使他们更加重视文化和技能的作用。在英格尔斯开出的人的现代性的“素质清单”中，积极接受现代教育和技能训练、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等都是重要的指标。农民工这种行为方式的调整和价值观念的蜕变，就是传统性减弱和现代性生长的过程。

（一）农民工构建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

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的扩大上。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格局如同水面泛起的涟漪一般，按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延伸开去。他认为，农业是以土地为中心，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农民大多安土重迁，流动性较弱，人际关系的范围相对狭窄，基本上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构成了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而农民进城后，“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13]城市生活的本身也要求其与不同的人广泛交往，农民的生活半径和交际范围不断扩大并开始构建以业缘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在农民进城务工信息有限、渠道狭窄的情况下，这种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往往成为其职业发展的信息来源和渠道纽带，即“一个人拥有的可提供支持的社会关系越多，他在职业获得和个人地位方面成功的机会就越大”，[14]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为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积累了资本。而城市中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为模式的人聚集杂处，多元异质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使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见识和知识，也提高了其对异己事物的接受能力。正如伯德格所言：“交往是引起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对于对世界认识有限的农民而言，“交往就像从大社会中射出的一道光，照进他们与世隔绝的社会，使传统的农民逐渐开始步入现代世界”。[15]

当然，传统性的减弱和现代性的生成是一个复杂交织、螺旋式进步的过程，对于深受家族本位和熟人社会文化浸淫的农民而言，把亲友和同乡关系作为进城的途径由来已久并沿袭至今。先进城者为后来者搭桥铺路，提供就业和居住信息，形成链式迁移；在城市中组成同乡会，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建构生存依托体系和互助体系；在居住形态上形成了类似“浙江村”“河南村”等“城中村”形式的聚居形态等等。这种组织形式和居住形态，满足了农民工的情感交流、社会交往和权益维护的需要，也避免了脱离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又未被纳入城市社会管理组织的真空状态。但这种“抱团取暖”也使农民工的交往互动局限在同质性的群体中，造成了与外部社会的有限交往和低度融合，实际上是把城乡的二元结构内卷化到城市中，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和对城市的心理认同以及自身现代性的获得。

（二）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

随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的拓展，传统熟人社会礼大于法的人际关系原则开始发生蜕变，农民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逐渐能够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如1956年秋，河北农民段云令、齐春璞、王春耀等30余人，由天津市第二建筑公司招收到该公司二工区工作，由于当时建筑任务重，公司固定工人少，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诺将这批工人招收为固定工人，并印发了迁移户口证明信，经工人所在地的政府及农业社同意，将户口迁移到了天津。1956年底，正当天津市第二建筑公司将这些工人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的关口，天津市建筑工程局电话通知了国务院关于临时工一律不准转长工的指示，由于当时建筑工程任务大，建筑公司担心工人情绪波动会影响建筑工程任务，因此没有在全体工人的范围内传达指示。工程任务完成后，第二建筑公司以合同期满为由解雇段云令等工人。段云令等人认为公司虽然说中央有批示，不准公司批准固定工，但实际上在中央指示发布后的1957年4月到12月，第二建筑公司又固定了一批工人，一些干部家属也转为固定工，甚至在这批工人进厂之后来的黄骅县的工人没迁移户口也转为了长期工人。因此，1958年1月，段云令等人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控告该公司解雇不合理等问题，要求检察院解决。[16]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我国农民工人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和维护，也是中国农民工现代性生长轨迹的缩影。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除了城市文明的“无形熏陶”外，国家政权扮演的角色也同样重要。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少，但国家十分重视农民工人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签订。1956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后，要求企业和工厂招工时必须通过农业社有组织地进行，并签订企业、农业社、个人的三方合同。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劳动部提出企业在使用农民工时可以只由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双方订立集体合同。合同中要写明工作职务、工作期限和工资福利，外出做工的社员与农业社的经济关系，三方的权利义务等。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也使农村劳动力的管理和保护有了迁出地的组织保障。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工以一己之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漂流，其劳动保护的缺失和工资拖欠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既需要城市文明的“无形熏陶”，同时也需要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努力。2006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都强调了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这种制度安排和意识话语的建构，为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性的获得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逐渐明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更加清晰，对公平就业环境和社会参与更加渴望，对自我发展和素质提升也更加重视。有研究者认为，2004年后的“用工荒”就是农民工无声抗争的结果，反映了农民工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17]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发展和演进，是社会进步的缩影和表现。

综上，农民通过与城市现代文明接触获得城市体验，是农民旧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个人现代性获得的有效途径。

三、国家政权的“有形塑造”：农民工

现代化的外在支持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政府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在农民工传统性嬗变和现代性生成过程中，不能忽视国家政权的作用。英格尔斯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的现代性的培养方面具有更强的自觉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化“目标表达得更为明确，为达到这些目标所运用的人力、物力也更多”。因此，国家更有意识地“创造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人”，让他们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到方兴未艾的城市工业社会秩序中去”。[18]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的锤炼和城市文明的洗礼对农民工的现代化是“无声教育”和“无声熏陶”，那么国家政权的积极作为就是“有形的塑造”，“无声”和“有形”相互结合与互动，为农民工的现代化铺就了坚固的道路。

（一）消除制度区隔

城乡居民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原本就是有差异的，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又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区隔和工农之间的差别。因此，推进农民工的现代化，首先要在制度上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因为有利的制度环境是农民工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政府主导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落后的资源禀赋，使政府只能通过统购统销等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满足工业化战略需要和对高速发展的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也造成了农业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固化，深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现代化进程，其中的户籍制度在城乡二元格局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为城市偏向的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操作平台。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粮油供应、城镇就业机会及其他社会福利逐渐与户口挂钩，也逐渐形成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包括粮食供给制度、住宅制度、就业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在内的相互支撑又互为补充的刚性制度体系，城市大门逐渐关紧并将农民拒之城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不断冲击着城乡二元结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实际控制效力已大大降低。但由于户籍制度使城市不用承担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后所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因此，城市对农民工采取了“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实用主义态度，接受作为劳动力而不是市民的农民工，从而节约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因如此，户籍制度维系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和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功能效应被延续，导致农民工“有流动，无迁移”的“半城市化”现象。据统计，2014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54.8%，但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是35.9%。农民工面对着融入城市的“玻璃门”，虽然离开了“传统”的此岸，但尚未到达“现代”的彼岸。

户籍制度的阻隔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无论是出于权衡自身素质后的经济理性，还是安土重迁的情感依赖，仍然把土地视作是兜底的社会保障和生存根基，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来回徘徊，农民工周期性的往返，也对要求连续性、计划性的工业化生产秩序和运作模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不利于技术力量的积淀和养成；对于农业生产而言，不仅对农业的“过密化”①状况没有改善，也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甚至出现土地抛荒、撂荒的现象，造成耕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和闲置等浪费；农民工在“扎根城市”和“归根农村”间左右徘徊，“一只脚站在田地，一只脚踏在风箱上”[19]的状态，也不利于农民工现代性的成长。

（二）化解社会排斥

除制度区隔外，城市中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也对农民工的现代化求索之路形成了阻碍。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在遇到就业压力和供应困难时，除了关紧城门对农民“严防死守”外，还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将已经进城的农民“压回”农村，这在1955-1956年、1957-1958年初的动员还乡运动②中以及20世纪60年代大精简运动③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强化了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农民是“外来者”之间的关系。城市偏向的宏观政策造成了制度性的厌农、弃农，各种针对农民工的非制度性社会排斥逐步固化。如收容遣送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控制城市外来人口的政策工具，无形中也助长了城市人口对农民的防范和歧视。这种社会排斥的化解和消除，同样需要政府宏观层面的推动和努力，政府应为化解社会排斥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各级政府应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切实满足农民工的维权需要和其他现实需求。2012年民政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提出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对农民工和市民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号召农民工与城市社区居民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加速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为农民工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制度、组织构架、社区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的外在支持。

（三）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农民进城后的首要问题是就业，因为农民的职业处境是其能否在城市立足并成功融入城市进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关键。即使是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限制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有专门技术的农民亦可通过招工等途径进入城市，并在进城后逐步向上流动实现在城市扎根的可能性更大，不管是动员还乡运动还是大精简运动，对于有技术的工人总是要“网开一面”，设法保留，即使不能留在原厂，也有调入其他单位继续留在城市的机会。时至今日，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作为社会流动的后天自致性因素，与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相关性最强，但同时也是农民工现代性构建的诸因素中急需补齐的短板。据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笔者认为，农民工素质的提升和就业能力的提高，除了需要农民工加强自身自觉外，仍需要政府加强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资金支持和规划引导。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2100万人次以上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列为2016年的政府工作目标等等，这都在宏观政策层面体现出国家对农民工培训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主动参与的是能够获得与就业能力相关的、短期内能够带来收益的技能培训，而诸如法律知识、劳动保护政策以及城市生活常识等相关知识培训虽然同样关键，但农民工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需要政府着意加强引导，以增强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下，即使城门出现缝隙允许农民进城就业，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城镇人口的充分就业，因此，农民工进城后从事的多是城镇居民不愿从事的脏、苦、累等边缘行业，农民工与城市工人间形成了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分野，形成了分层互补的二元就业模式。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就业市场逐步向农民工开放，但是，由于体制惯性和劳动者自身素质等原因，农民工能进入的依然是对技术要求不高、低附加值并且条件差、报酬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扎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农民工创造了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添砖加瓦的“人口红利”，那么，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以及“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农民工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决定农民工“落叶归根”还是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关键，也是其能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这一切也需要国家政权从政策和社会层面推进教育公平，加大培训力度。

总之，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阻隔，化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排斥，加强农民工素质的培训，突破其向上流动的瓶颈，都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推进。这既是农民工现代化的外在支持和有力保证，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具体国情出发，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理论的误区和政策的失误，留给今天的是制度上的壁垒和现实的阻碍；农民工职业转移和身份转换过程的曲折与反复的经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缩影。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组成部分。比较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更高，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上与城市居民更为接近；他们进城务工不仅是要满足生存需要，更有实现自身价值和满足自我发展的考虑；在融入城市的意愿上，比较传统农民工的“左右徘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义无反顾”。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化有更充足的内在动力和更充分的现代性准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又内在地包含着农民工现代化的命题。“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和冲刺阶段，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让更多的农民工在职业、社会身份、文化素质和心理状态等方面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成为有技能的新型产业工人和平等享受权益的新市民。这样，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民工的现代化，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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