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心理视域下现代中国腐败生成的机理分析

□ 秦秀莲，关晓铭

（⒈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⒉黄淮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传统文化心理视域下现代中国腐败生成的机理分析

□ 秦秀莲1，关晓铭2

（⒈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⒉黄淮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中个人与群体是高度契合的，并形成相互浸润和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就使得在我国的人际交往关系中呈现出宗法家族制、人情面子等特点。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系社会与权力的结合滋生了权力的腐败。

家族关系；人情；关系社会；权力腐败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腐败已成为“政治之癌”以及社会的隐性疾病。政治腐败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严重威胁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并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旧的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腐败一直在高位运行。①根据2001年－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整理得出，共有45909个县处级干部因贪污、渎职被处分，711811人因贪污、渎职被处分，其中不乏厅局级和省部级。因此科学地研究腐败产生的机制，分析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和防范对策。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腐败在中国蔓延的深层原因。

一、传统文化心理下中国人际交往关系特点

⒈宗法家族制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发达的社会，家庭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家政权也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基础上的。宗法家族制的基本特征是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节性、农耕性、自给自足性、封闭性和凝滞性。在我国由于人生活在家族、“关系”之中，个人有的只是角色的不同，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就导致了对家长和权威的过分依赖。也造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不同的致思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都是追求社会的和谐，但是西方社会则诉诸于其严格的超越的观念，追求的是“真理”，通过普遍的真理和理性来达致社会的和谐，我国则没有超越意识，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通过追求“道”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中人从来不是孤单的、与社会和自然对抗的个人，而是个人与群体高度的契合所形成的相互浸润和难以割舍的关系。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学者称之为系统性思维、整体思维或者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并不是一种道德律令或者一种逻辑推理，也不是情感慰藉的需要，而是一种对生命殷切的关照。那么社会交往、政治秩序就会自然地追求一种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保民安民，才能使得小民能够安身立命。

“爱人”被儒家思想家当做社会交往原则，但是儒家的爱并不是墨家的“兼爱”，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而是有差等的爱，根据血缘亲情的远近作为行为的标准，这种格局被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儒家虽然主张爱有差等，但是还认为践仁体道应当从礼，礼的观念非常广泛，包含了交往的方式、手段以及社会政治制度。它使中国文化的决定性的组织结构，并且规定社会政治秩序。［1］（p277）儒家的礼就是奠基在“三纲五常”基础之上的行为规范和制度范式。礼不仅是共时的——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时的——是历史中系统的形式在此时的文化积淀。个人按照礼的规范行事，引导着其进入稳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社会化就完成了，那么其就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人际关系的伦理安排，儒家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有进一步阐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第二十章》）这更清楚地说明了儒家主张个人和任何其他人交往时，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认知向度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前者是指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后者是指双方地位的尊卑上下。［2］（p40）从经典儒家的观点来看，在社会行为的场合，首先应该根据“尊尊”原则，解决谁是资源的支配者，地位相对或者绝对的尊者成为资源掌握的不二人选；然后再由资源支配者根据“亲亲”差序原则，采用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和交易法则。通过“尊尊”原则建立的适当的资源配置程序，先确立了资源分配的主体，那么这样的主体只能被权力的所有者所霸占。这种程序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认为是正义的，因为漫长的小农社会培育了个人强烈的权威依赖心理；然后根据以资源支配者也就是权力所有者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根据血缘亲情来进行资源的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并成为个人道德判断的标准。思想具有一种特性，特别是体系化的思想，总是在寻求权力的承认，并且主动调整自己以适应政治现实的需要，儒家思想就是这样的例子。当儒家思想通过董仲舒完成意识形态化以后，就成为封建王朝的附庸，并通过教育和功利的诱导实现对其的世代承继。由于传统宗法社会与儒家礼法思想的结合，使历史的长河中的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人情的关系型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并且以自己为中心来构筑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个人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并且角色在不同的情景中不停的转换。个人作为角色的承担者，受儒家传统文化提供的一套以 “礼”、“爱人”为中心的规范体系和运作制度规范，由此确保了社会关系运作的平稳和谐。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对社会关系进行义务性界定，既引导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关联性思维作为传统中国的思维基本方式，不仅仅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国思维偏向的提炼和表达，更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因此，关联性思维更普遍地出现在百姓的日常交往之中，因此，人际交往是靠“人情”、“面子”形成的关系来运行的，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个体往往根据自己与交往对象的关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来确定行为的原则和方式。关系的义务性是与中国农耕社会下长期的先赋性和不可选择性交往相配合的，它使得人们互敬互爱，然而人们相互的支持却不一定是一个人自然的真情流露和善的动机，但其解决了各种不同的关系长期无选择的交往下去的可能性。

⒉“人情”、“面子”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农耕文明在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上延续下来的交往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它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失而消失，依然是现代社会中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并成为权力运行的潜规则，更成为现代社会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人情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作为实用理性，是工具和情感的融合。面子同人的脸有关，说明一个人品质或人格，并和其与社会互动有关。由于“人情”、“面子”在日常生活中歧义甚多，可以用个人地位统合之。所谓个人地位是指一个个体自身具有的社会重要性在社会交往中被他人（社会）所承认的方式及程度。［3］（p230）个人地位是一个互动的概念，是一种通过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才能获得，是一种不同于社会地位的权威概念。因此，这里的个人地位不是身份的变化，而是身价的变化，是他人在一个体心理空间上根据对其重要性做出的排列。我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其关系网络，因此人际关系网络有封闭性的特征，那么人与人的交往就倾向于个别化，通过交往特别是和掌权者交往从而获致个人地位，从而能够进入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使得个体获得一种比一般的角色更重要的礼遇，由于个人地位具有工具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受到社会个体的特别重视。

二、传统文化心理下中国人际交往关系结果：形成关系社会

科学、民主、工业化等作为外来因素，进入中国古老的“生态系统”必然会引起社会链接的反应，形成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格局，从而导致原来的系统严重失灵，那么就需要新的因素来适应。在将观念从一种外来的文化转换成一个人自己文化的规范的习惯用法中，——如果没有一种赞赏“他者的他性”的愿望，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4］（p165）结果是中国人用进化论、二分法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制度以及文明，即近代以来的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的运动。其用进步观念的二分法把本来没有勾连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做了简单的、武断的从低级到高级、野蛮到文明的勾勒，这个线性模式既符合进化论，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被认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帮助中国在特定时期顺利度过民族和政治危机，从而更加证明了线性发展的科学性和西方文明的可取性。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上层建筑”是由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滋养了中国关联性的思维模式，“人情”和“关系”成为人际交往和社会稳定润滑剂，与此同时正在被为儒家礼法思想所规范和复制。因此，即使我们为外国的科技所折服，我们仍然潜意识或者有意识地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去思想和行为。

科技和资本的结合产生的巨大效应，让人们看到了工具理性（目的理性）的重要作用。“目的理性行动的成立，是行动者将行动指向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同时他会去理性地衡量手段之于目的、目的之于附带结果，最后也会考量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各种关系。”［5］（p34）这一理性不牵涉价值及情感，只关涉对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合理的算计。工具理性和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滋养的实用理性相结合在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向披靡，因此符合两种理性的文化和价值，就能够在现代的中国保留和存在，以此为标准在现代中国大行其道的“人情”和“面子”就属此类。

三、腐败的生成：关系社会与权力的结合

马克斯·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6］（p641）权力是一种强制的、垄断的、不可替代的力量，那么它就有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或者在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本，那么其它人就会形成对权力持有人或者说是对权力形成一种依赖，资源越匮乏依赖性就越强。那么权力的所有人就有机会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自己所没有占据的稀缺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同样的原理对方之所以会接受是因为权力拥有者手中的权力能给他带来某种利益或者预期收益。从韦伯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本质含义，那么中国人是如何来理解权力的哪？由于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关系是不可选择的，只有处理好自己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不平常的人，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以此“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7］（p27）

可见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权力往往不受约束，而职位是受约束的，当权者可以在其控制的范围内任意控制和分配资源，这既是人为的，也是情理之中的。正因为权力的不受约束和任意的使用，进而用“人情”和“关系”攀附权贵就能获得权力的转让，继而从权力的转让中获得利益，随即权力腐败就此发生。根据腐败行为主体的性质和数量，权力的腐败可以分为两类：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改革开放后所查获的窝案、串案，几乎都是群体腐败。笔者认为其产生的原因与“人情”和“面子”的运行有关系，为了更好的说明由“人情”和“面子”组合的个人地位楔入正常权力的运转过程，见图一、图二：

笔者在这里假设A、B、C代表三个独立的个体，而A是权力的源头即权力的持有者。在图一中，由于A具有控制资源的权力，因此A就有资格或者地位命令B和C，可谓是正常的权力支配模式。在图二中，我们假设B同A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而C没有，也就是B在以A为中心的关系网中比C具有优先权，也就是相对C，B具有个人地位，结果C不仅要听命于A，也要听命于B。从正常的权力支配角度来理解，B并没有不同于C的地位、角色、职务，从而也就没有支配C的合法的根据，我们所能够解释的只有B同A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也就是B在A的心理排序上要大于或者远远大于C，这里边渗透了“人情”和“面子”。假如B希望在A的心中具有更高或者更靠前的个人地位，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源，那么B会持续加强同A之间的关系，或者同一个比A具有更大的权力持有者D之间建立特定的关系。由于作为控制资源源头D的出现，A虽然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他不仅减弱了自己对B的控制，甚至会受到B的牵制，以至于巴结B。而B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控制A和C。同理为了寻求更大的权力资源控制，A和C有可能寻求和D建立某种特定关系，或者在此交往区域外寻求其他权力资源控制者的加入，这样E、F、G等人就可能介入进来，从而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权力、资源就在这些网络之间的关系中相互的流动，从而使资源从公的领域流向了私的领域，以权谋私此就发生，这样产生的腐败不是个体的腐败，而是群体的腐败，虽然有些人是消极的腐败。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宗族的管理模式和治理规范被移植到国家的治理中，这就造成了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情大于理，情大于法。观念上公私不分、人情大于法律，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旧的体制已经打破，新的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容易形成权力的垄断和独断，这些都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并且是群体性腐败的温床。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推延，因此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官本位”广泛的存在于政治的运行中。这就造成了权力为关系和人情所利用，虽然形式上具有科层制的结构，实际上政治组织中的成员只对权力的掌握者负责，从而造成公共资源随着权力掌握者的意愿随意的外移。腐败在当下是一个世界难题，并且具有很强的惰性力，对社会的危害无法用贪污的数额来计算。本文着重论述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可以对某些腐败案例进行解说，但笔者认为人情、关系行为模式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为基础，沉淀在全体国民的心理，因此更具有国域特色，更能说明集体腐败发生的机制根源。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反腐败并不仅仅是更多法令的实施、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等，更重要的是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培养社会的公民精神和公共伦理。

［1］（美）郝大伟，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郝大伟，安乐哲．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M］．学林出版社，2005．

［5］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邓正来．布莱克威尔政治学大辞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牟春野）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orrup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Qin Xiulian，Guan Xiaoming

By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the world is a high degree of fit，and form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filtration and hard to break away，which makes showing a patriarchal family system in China＇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and humanface and other features．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patriarchal home－based social and power combined with the breeding ground for corruption of power．

family relationships；favo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ies；power corruption

D630．9

A

1007－8207（2012）05－0066－04

2012－03－10

秦秀莲 （1980—），女，河南周口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关晓铭 （1982—），男，河南舞阳人，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