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遗憾

毛泽东临终前说，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解放了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没有解放台湾，为他干的这件大事留了个尾巴

毛泽东的一生，有他未了的心愿。在担负起民族重任的同时，他牺牲了很多个人的梦想。越到晚年，毛泽东谈论志愿的兴趣越大，仿佛以此来疏解心中的遗憾。

晚年念念不忘自己短期的教员生涯，“想退下来当教授”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是當一名教师，其次是新闻记者。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新思想回到长沙，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工资不多，但他做得很开心。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式”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1921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之月薪报酬及文字稿费”；在“备考”栏中，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从这份调查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从事教育事业不仅目标坚定，而且有着清晰的、具体的实施计划。可以说，这个志愿对毛泽东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后，还曾多次谈到自己当教师的志愿。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曾短期从事过的教员生涯。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自己有时因睡不好而发脾气向身边的人自我批评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1957年4月，以伏罗希洛夫主席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有过一场饶有兴趣的谈话。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说：“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断。情况天天都在变化，离开了就不了解，工作就会受影响，出差错。复杂，太复杂了。我不想干了，太复杂，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想退下来当教授。”

伏罗希洛夫怔了怔，急忙说：“这么大问题，还是要慎重考虑……”接着，毛泽东说：“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了您呢！”伏罗希洛夫连忙说。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他们是可以胜任的。”这里，毛泽东虽是玩笑之词，但反映了他多年来的愿望。

在1960年一次与日本友人谈话中，毛泽东对当教员的理想说得更为详细：“我当时没有钱进大学，我读的是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

除了当老师，毛泽东对新闻记者一职的钟爱也非同一般。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著名篇章，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在为新华社写稿。其中有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关于驳斥艾奇逊造谣的新闻稿、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平壤进攻的新闻稿、关于平壤解放的新闻稿、关于将开城地区划为中立区的新闻稿等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华社记者成一回忆说，毛泽东每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是常有的事，他犹如一位十分勤奋的新闻记者。他写新闻稿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一次，毛泽东写完稿之后，幽默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痛失爱妻，生前未能看到杨开慧的手稿

1931年春，毛泽东正在吉安的司令部里翻着报纸，忽然长沙《民国日报》上的一条消息赫然入目：“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昨被处决。”顿时，毛泽东一阵晕眩，继而用双手捂住脸哭了，过了一会儿他哭着写起信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她的追念一直没有停止过。1950年春，毛泽东接见了一个来自大连的中年女性，他握住她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友妹啊！我找了你好久！”“友妹”是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毛泽东与杨开英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深情地说：“友妹，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又说：“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

1957年，毛泽东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其中第一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问“骄杨”当何解释？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信寄出后，毛泽东思绪万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不禁想起了他第一次给杨开慧写诗的情景，那是毛泽东最刻骨铭心的一首。不久，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把《虞美人·枕上》全词抄录下来，并交给了卫士张仙朋保管。

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时，正值湖南早期党组织创建，是毛泽东最忙碌的时候。1921年春夏，毛泽东多次与杨开慧短暂别离，到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了解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新婚离别，深深加剧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眷恋。有一天，毛泽东从外地考察回长沙后，交给杨开慧一个信封，信中即是《虞美人·枕上》一词：“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杨开慧看后激动不已，悄悄地把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词读了一遍又一遍。

毛泽东晚年，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一次毛岸青、邵华夫妇请毛泽东写《蝶恋花·答李淑一》时，他又把“骄杨”写作“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1982年，杨开慧已经牺牲了52年，毛泽东已经离世了6年。人们在修葺杨开慧湖南板仓的故居之时，在她的卧室内的墙壁之中，发现了一封用蜡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书信。信被封得严严实实，藏在了距离地面足足两米高的墙壁中，最后还用泥浆紧紧地把洞口封住了。

信中的内容很丰富，有对毛泽东的思念：“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有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无奈：“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还有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担忧：“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

遗憾的是，毛泽东生前未能看到这些信。他们终究如结婚那日说的那样“一生爱得不俗，一生爱得壮阔”。

“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却没能写一部中国战争史

抗战初期，毛泽东鼓励刚到延安的历史学者何干之等人“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有所贡献”。何干之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积极酝酿编写《中国民族战争史》。1939年1月，他把自己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1月17日，毛泽东及时给他回了信。信中写道：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们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他不仅自己重视学习历史，而且曾多次向全党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现在我们党的中央作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习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论性的作出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计划搜集资料，撰写一部中国战争史。

毛泽东丰富的军事工作的积累，十分有利于他撰写一部中国战争史。大革命失败之前，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战争大师、共产党的军事统帅。毛泽东曾经回忆说：“在1927年之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然而，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把共产党逼上梁山。”毛泽东常常感慨：“自从被逼上梁山，学会了打仗，这一打就打了二十多年。”

实践激发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走访了许德珩夫妇，谈起是如何学会打仗的，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前夜，毛泽东已对自己的战争艺术颇为自信了：“1927年我在武汉的时候还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创造了打仗的新的方法。”

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名将蒙哥马利，他对蒙哥马利说：“你有35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25年（指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国革命战争和3年的朝鲜战争）。”蒙哥马利自豪地纠正道：“我有52年了。”毛泽东也不示弱：“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从两个统帅的豪爽对话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们对自己军人历史的自豪和珍爱。

第二年，两位朋友再度会面。这次，蒙哥马利详细地问了毛泽东的戎马生涯：“在这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是在上面指挥？”毛泽东回答：“二十二年中有十几年亲自在战场上指挥，有四年当全国的统帅。”蒙哥马利又问：“主席有没有军衔？”毛泽东回答“没有军衔，只是一个老百姓”，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有了军衔，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解放后，一部分人，例如我和周恩来，转为民政，我们有个分工。”蒙哥马利觉得一个统帅不要军衔不可思议：“主席不想当元帅？”毛泽东回答干脆：“将、校、尉都不要。”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最富丰采的人生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军事生活，他在打长沙时肠胃比别的任何时候都好。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且善于总结指挥作战经验，写一部中国战争史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战斗中，经常以诗、词及文章的形式，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诸如《井岡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如果他不因战事、国事纷繁而撰写出一部中国革命战争史来，那定是一部不朽的战争史巨著，不仅对我国的军事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战争史的研究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部中国战争史巨著未能问世，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件憾事，对我们后来人也是一件憾事、一大损失。

“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总能将自然科学与自己的读书生活、理论活动和领导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早年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科学和哲学，对自然科学关注较少。他向斯诺讲述个人经历时说，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五年中，“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

繁重的革命工作使毛泽东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但他对自然科学始终是重视的。1940年，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他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毛泽东研读过许多自然科学书籍，有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直接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自然科学成果和许多自然科学名著。他还鼓励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积极学习自然科学。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们写信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意挤出时间把握中国和世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他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1951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邀请老师周世钊等到中南海做客，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下了力气的。杨尚昆回忆说：“毛泽东倡导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了许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毛泽东在作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当时新兴的尖端科学的研究情况。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对立统一规律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提出“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同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提出：“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国际友人时进一步指出：“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1965至1966年，我国科研部门集合原子能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粒子物理工作者约40人，在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积极地进行了研究和探索，首先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受到国际高能物理界的重视，促进了高能物理学的发展。1979年国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领导的高能物理实验组，在联邦德国汉堡一台高能加速器上，通过“胶子喷注”实验，证明“胶子”的存在，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瞩目，这可以说是对我国提出的“层子模型”的支持或佐证。在此前后，美国著名科学家格拉肖等经过反复实验，果真发现了比基本粒子更小的物质单位。这也可以说是运用毛泽东无限可分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成就。

1978年在美国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格拉肖提议：把中国最早提出比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的物质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示纪念毛泽东。同时，格拉肖公开声明：他自己过去认为“夸克的出现将宣告物理学的结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格拉肖尊重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而且能够接受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

在科技领域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名字命名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的正确态度和提出的许多宝贵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和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大志愿”成为三个遗憾

1961年8月在庐山，毛泽东曾和卫士张仙朋谈到他的志向：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三个志愿表达的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进而沟通自己同中国社会实际的联系。

在中央苏区时，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毛泽东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革命的每一步，毛泽东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毛泽东身居红墙内，几乎听不到直接来自老百姓的声音，他不止一次说：“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所以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去走走的机会。

1958年是毛泽东出京调研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顧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但毛泽东的调研之路并不顺利，走到哪里，都有欢呼的人群，警卫拦都拦不住。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戴着口罩，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如潮涌。毛泽东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时这一幕重演。那天，他正在饭馆吃饭，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时，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品。

1961年1月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再次作了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的心愿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有很深的感情。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前夕，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年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毛泽东又一次对着黄河陷入沉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52年10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视察了黄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出巡。视察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1959年，毛泽东这样充满深情地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还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沙僧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次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要高智为他去陕西东渡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頭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就在这年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已经没有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按照毛泽东的嘱托沿路调查，并做了详细记录：黄河沿岸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随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又开始了人生历史上新的一搏。此后，他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黄河的事，骑兵大队也神秘地解散了。

毛泽东在他三个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写一部书。“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反映出他尚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写一部书。

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

自称“江海客”，未能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青年时代读书时想象过的庙宇山峦……他作为自己的主人旅行，以自己的思想考察山河的壮丽，并把它作为对自己的新的革命方式的最严峻的考验。”

回顾毛泽东一生，总能看出他渴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常对同学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考察社会的实际。1917年暑期，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外出“游学”，第二年春，他又和蔡和森游历了半个多月。不久，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开眼界，真正读了不少“无字之书”。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国内的游历，他始终主张出洋学习西方知识。早在1917年8月，他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即提出了“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的目标。他在给同学的信中也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并提出两三年后，组织一个游俄队。

毛泽东后因投身现实斗争，无法脱身，未能出国留学。但他始终向往着外面的精彩大世界。

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会见了美国作家斯特朗，还有与她同行的杜波依斯夫妇。毛泽东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高龄身体还如此健康，说：“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独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

毛泽东对斯诺也说过类似的话。斯诺回忆说：“他常说他很想一游美国。在保安，他告诉过我他希望能够见见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最近中国大事植树造林也许得助于他对这两个地方的兴趣。我这次见到他（指1960年的那次见面）时，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50英里宽。”“如果他们同意呢？”斯诺不失时机地问道。“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只在河口游游而已。”

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在延安曾与美国观察团有过多次接触，也与美国政要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都有过交往。抗战胜利后外界纷纷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对此十分敏感。针对这种谣传，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带话给马歇尔，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马歇尔听说后非常高兴，表示要立即向杜鲁门总统报告。可惜当时美国政府在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使中美之间的交往隔绝了二十多年。即使这样，毛泽东还表示愿意与美国搞好关系。他欣赏美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他对外宾说：“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毛泽东谈到他在学日文，随即半开玩笑地说，他想到日本留学。大平正芳忙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

毛泽东这些半真半假的玩笑之词，多少反映了他晚年的志愿和抱负。毛泽东曾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作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儿日本语。”毛泽东晚年，雄心不减，但是他与斯特朗和杜波依斯夫妇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国经济形势严峻，他怎么能走出中国呢？毛泽东早年写的《贺新郎·别友》中道出了自己愿壮游天下的心境：“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晚年他将这两句诗改作：“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种修改，加强了他革命家的胸怀气势，却削弱了个人色彩。

“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提出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治理长江水患初步设想的人。1956年，他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诗词：“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一个描绘中华民族彻底征服长江的宏伟蓝图，在毛泽东心中诞生了……

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号军舰视察长江，他在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对长江的基本情况、洪灾成因以及除害兴利的种种设想汇报后，指着“防洪示意图”上的三峡问林一山：“你在上游修这么多水库，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一个？”“都加起来也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的作用。”林一山回答，毛泽东又问道：“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在林一山看来，国家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举，国家的财力、物力，尤其是技术力量都还处于相當困难的时期，关于长江防洪问题的解决，只能分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阶段进行。像三峡工程这样的特大型项目只能作为后期的远景建设目标。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就像在解放战争时胸中自有雄师百万一样，在国家的建设问题上也有着他的战略思考。他考虑首先要在三峡这个地方布置一个“大战役”，在根治长江洪患问题上打一场“大决战”。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灾情，毛泽东在积极指导救灾工作之外，将早建三峡工程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的议事日程上来。同年，在广州珠岛讨论“一五”计划时，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他曾意味深长地对在场的最年轻的干部邓力群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你，邓力群，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1955年起，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1958年3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个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一页中加写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一结束，工作人员征求毛泽东返京的路线和方案时，毛泽东说：“我要坐船，走长江看看三峡。”

在船上，毛泽东就三峡大坝的事问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你们都是三峡地区的父母官，要在三峡修个大坝，既防洪又发电还养鱼，好不好？”任白戈等都说，好是好，但把大坝修起来会淹没很多土地。毛泽东追问：“淹了土地，少吃点粮食，多吃一点鱼，好不好？”任白戈等说：“多吃鱼那当然比多吃粮食好。”燕汉民又提出：“淹没了大片土地后，如何大量安置移民，这是个大问题啊！”毛泽东听后陷入沉思。他似乎对这一问题考虑得很深很远，然后慢慢地说：“是呀！让近百万群众搬出家园，这可是一代人为了国家建设作出的沉重奉献。大批的移民得生产，得穿衣吃饭，他们的子女得受教育，这些事，今后总得要妥善安排啰！”

“江峡”轮驶近拟选为三峡工程坝址的中堡岛时，毛泽东站在船尾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这座小岛。这时，身边的专家向毛泽东介绍三峡大坝美人沱筑坝方案，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称赞中国专家有志气。专家接着说：“在中堡岛建大水坝有其特有的天然优势，可利用大江、小江的有利地理条件，分两期施工，大江截流也不必另辟溢洪道。”毛泽东越听越高兴，似乎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决心和信心更足了。这时，他的大手握成拳头，在船舷栏杆上重重地捶了一下，就像是一锤定音。中堡岛，正是实现“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理想之地。

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议题。此后，中央组织专家进行了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研究与论证……遗憾的是，毛泽东的三峡梦，有生之年终未能圆。

没有解放台湾，为他干的一件大事留了个尾巴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统一大业的开创者，“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奠基者。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却未能看到台湾解放、香港和澳门回归。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开始思考解放台湾的问题，他曾经设想：在上海战役结束后立即移师福建东南沿海地区，解放沿海岛屿，建立进攻台湾的军事基地。同时，积极组建海军和空军，掌握制海制空权，从各个方面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完全打乱了毛泽东解放台湾的战略设想与部署，解放台湾终未实现。

毛泽东曾决定上海战役结束后，提前解放台湾。1949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实际，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快速组建海空军力量，请求苏联进行空军技术支援，把解放台湾摆到重要议程。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16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他就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对此请求，斯大林表示：“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

有了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承诺，党中央开始把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华东军区已把解放台湾列入其工作的首位，1950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决定以三个兵团，十二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总指挥部。”

正当中央军委开始研究下一步的渡海作战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时，美国也在加紧其武装、控制台湾的部署，并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他们支持台湾与大陆对抗。至此，发生了1949年11月4日的舟山之战、1950年3月5日的海南岛之战和1950年8月3日的万山群岛之战，但台湾国民党军队屡遭失败。

1950年6月初，华东军区根据对台湾作战的需要，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四五月间进行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然后准备以三军协同的两栖登陆作战解放台湾。

6月6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当前总的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当即，毛泽东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由曾指揮淮海战役的粟裕负责实施。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了控制战局恶化，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全力以赴进行抗美援朝作战，从而打乱了拟定的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使新中国面临着的军事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打击美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中国内政的嚣张气焰，毛泽东重提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因美国插手，使解放台湾走上了漫长的曲折之路。

1954年8月22日，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58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发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号令”。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群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会见时，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作陪，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章士钊插话：“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出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周恩来将其归纳为“一纲四目”的方针，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已发布，美国又提出许多意见。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停顿一下，又严厉地加上一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毛泽东幽默却又不无遗憾地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毛泽东临终前曾说过，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解放了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没有解放台湾，为他干的这件大事留了个尾巴。

毛泽东没有踏足香港、澳门一步，却为香港、澳门的回归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外交基础。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決。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外交工作指示提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解决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问题，这样“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为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举行了会谈。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希思说：“是没有谈。”毛泽东问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说：“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满。”毛泽东又问：“现在还有多少年？”周恩来称：“还有24年。”希思告诉毛泽东：“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毛泽东说着指了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就不在了。”随后毛泽东又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毛泽东当年的诸多心愿，都已实现

越到晚年，毛泽东谈论志愿的兴趣越大，他的志愿中有一定的个人色彩，但更多的是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前途紧密相关。千秋伟业，征途如虹，毛泽东逝世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毛泽东当年的诸多心愿，都已实现。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思路，即：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充分尊重港澳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协商，用和平过渡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的夙愿和预见，由邓小平实现。

依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中英两国就解决香港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并于1984年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葡两国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奠定了基础。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至此，香港、澳门问题均圆满解决。

1994年12月14日，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兴建，2006年5月19日凌晨4时起，三峡大坝开始进行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20日下午完成浇筑，三峡大坝全线达到185米设计高程。这标志着三峡工程最核心建筑物——三峡大坝基本完工，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梦想变为现实。

毛泽东策马考察黄河的志愿虽未能如愿，但他发出的“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如今，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亘古未有的优异的治黄答卷。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4次大规模堤防建设，兴建了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一批重要水利枢纽，实现了从被动治理到主动调控并很好利用的重大突破，科学利用让黄河真正由“害河”变成了“利河”。黄河岁岁安澜，这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生动现实。

……

毛泽东一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在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思考，他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思考得很深远，他当年的遗憾与愿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接续奋斗。

（责编/张超 责校/陈小婷 来源《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历史的遗憾——毛泽东的未竟心愿》，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4月1日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