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代化之父” 刘铭传

时间：2024-04-24

“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

提及台北开发史，要追溯到艋舺和大稻埕，福建先民在此落脚，形成聚落以至商业街市，在一片荒泽之上构筑起了台北成为“城”的根基。1874年，福建巡抚沈葆桢来台巡视，深感台湾的战略意义和列强对宝岛的觊觎。为发展台湾北部和加强台湾防务，沈葆桢于次年上奏朝廷在台北设“一府三县”，得到允准。1879年，台北正式开府，首任知府陈星聚与1881年上任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积极筹款兴建台北府城。

1882年，台北城由台湾兵备道刘璈正式开工兴建，于1884年完工。那一年，刘铭传领导的反侵略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为台湾近代化争取了建设时间。

1885年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在任期间力行发展建设，修建了中国最早的一段客运铁路，使台北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电灯的城市之一;台湾的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都设在台北;“外开航运”的码头也在台北淡水。刘铭传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观念和方法，比如招商、集资等，将台湾带入近代化时代，令台北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刘铭传研究会成立。据刘铭传后人刘学宣回忆：“研究会的成立，当时在两岸影响很大，两岸报纸都登载了。时任海峡会会长的汪道涵老先生看到《人民日报》报道刘铭传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叫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我见面……我去上海见了汪老。汪老说研究会成立意义很大，台湾各界人士对刘巡抚是很尊重的……对于铭传公在台湾的影响，他比我们了解得透彻。”

刘铭传后人刘学馥成为刘铭传家族访问台湾第一人，据她转述，马英九见到她说：“你的先祖刘铭传是我崇拜的偶像。”宋楚瑜对她说：“你的先祖是台湾第一任巡抚，对台湾近代化建设贡献很大，我们现在在他建设的基础上发展。”

记者问：“刘铭传高出同时代人的建设思想从何而来？”刘学宣答：“来自于他的思考与学习。他在临危赴台之前曾辞官回家……思考中国遭受‘欺凌挟制’的惨痛现实，‘静研中外得失’，形成了宏观远见。当年清政府没有钱，他卖了家里的地，带着100多位同族子弟赴台抗法，离台回老家时两袖清风。听到甲午战败割台，他吐血而亡。他对国家对台湾尽职尽责，万死不辞，他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

民进党执政以来，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屡有发生。2020年7月，有民众发现刚开幕的“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介绍“台湾铁路之父”是“台湾总督府铁道部长”长谷川谨介。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的嘴脸引发众怒。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讽刺道：“‘台独’政权不拜日本人，要怎么过日子？要怎么活下去啊！”

台湾百姓如何评价刘铭传的政绩？从岛内仍有众多以“铭传”为名的学校和街道便可了解一二。著名史学家连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祖父）在《台湾通史》中评价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虽然时过百年、人过几代，但刘铭传留给台北、留给台湾的功绩穿越喧嚣，与这片土地共存。

“脸上有麻者帅才也！”

他出身农民，生逢乱世，17岁赤手空拳除恶霸，创办团练;26岁加入淮军，所领“铭字营”很快成为淮军成军最早、发展最快的劲旅，是李鸿章最得力的部下;28岁被清廷直接补授为直隶提督，一跃升为清朝军队高级将领。百战封侯，却于盛年被革职，一归故里13年。

斩杀土豪，纵马一呼百人应

刘铭传，字省三，1836年9月7日出生于安徽合肥西乡（今合肥市肥西县刘老圩）一个农民家庭。他排行第六，因天花留下一脸麻子，大家都喊他“六麻子”。

幼时的刘铭传，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亲刘惠那样忠厚老实。他生性顽皮，逞强好斗，整天与村里的孩子们玩耍打闹，不时惹是生非，经常有人上门告状，这令刘惠夫妇十分苦恼。为了让刘铭传走正道，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刘惠夫妇决定将他送到私塾读书。上学后，刘铭传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等杂书。他心怀大志，但不想走科举路。据传，他曾登上大潜山山顶仰天长叹：“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刘铭传不愿读四书五经，但他敢想敢做、聪明过人。老师刘盛藻慧眼识才，因材施教，并且劝刘惠夫妇：“我看这小六子，升平之世是块废物，乱世倒可能成为英雄。罢了罢了，随他去吧。”

1847年刘惠病逝后，刘家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十六七岁时，刘铭传为了生计，趁寄宿私塾之机，偷偷加入了当地贩私盐的团伙，成为一名少年“盐贩”。他的母亲得知后，吓得脸发白，整天提心吊胆。为了让刘铭传安分守己，母亲与哥哥商量后，决定赶紧给他娶个妻子。他们最后相中了比刘铭傳大六岁、性格泼辣而且会武功的程氏。结婚后，刘铭传对妻子言听计从，开始安稳度日。

好景不长。1853年5月，太平军北伐安徽等地，恰逢安徽连年遭旱灾、虫灾，民不聊生。为此，刘铭传重操旧业，参与贩卖私盐，甚至干起了劫富济贫的事情。

一天，当地土豪李天庆借办团练名义带人到刘家敲诈钱财，将刘氏家族的族长和刘铭传的伯父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对刘铭传的母亲百般辱骂，呵斥刘家供给不及时，打砸一番后扬长而去。刘铭传的哥哥既不敢阻止，更不敢反抗。刘铭传闻讯赶回家，咬牙切齿地对哥哥吼道：“大丈夫应当自立，如何能够忍下此等奇耻大辱！我找李天庆算账去。”说罢，他徒步追上李天庆，拦在马前喊道：“你们不能再作威作福、欺侮乡民。否则，我杀了你！”李天庆嘲笑道：“毛头小子也敢挡我的路？就算我拿把刀给你，你敢杀了我吗？杀了我才是真壮士！”说完，李天庆把腰刀拔出，丢在地上。刘铭传一个箭步冲上去，迅速抓起刀，手起刀落，砍李天庆首级于地。

刘铭传拎起李天庆首级，骑上李天庆的马，一路狂奔，大声叫喊：“李天庆仗势欺人，鱼肉乡里，今天我六麻子把他杀了。如果大家以后不想再受地霸欺负，愿意跟随我的，我们一起保卫乡里。”沿途有近百名青年当即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号令，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在肥西大潜山北边修圩筑寨，保卫乡里。

百战成名，被誉为“淮军特出之将”

刘铭传凭着满脸霸气、一身横劲和足智多谋，在冲杀中屡次获胜，实力越来越强。秉着“国事同家事”的壮心，他开始考虑前途。他曾问计于老师刘盛藻，刘盛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应当归顺朝廷，平息内乱。1859年，六安知县邹笥突然派人传来“太平军正准备攻打庐州长城、官亭两地”的消息，请求刘铭传“协剿”。刘铭传决定加入。

刘铭传带人攻夺官亭、长城后，又有力地配合官兵夺取六安城。他多次参战，连连获胜，得到安徽巡抚福济的嘉许和接见，还接到了清政府传来的谕旨，“著刘铭传千总一职，并赏五品顶戴”。

不久，刘铭传的队伍扩充到5000人，实力倍增。他率部驻守六安、攻打寿州、向蒙城开进，屡立奇功，经曾国藩上奏请功，被晋升为都司衔。1861年冬，刘铭传率领团练协助湘军夺取三河重镇。当时，曾国藩主张让李鸿章回安徽招募淮军，组建援沪之师。朝廷应允，李鸿章受命后，决定收编庐州一带的团练，刘铭传的“铭字营”在其列。

1862年2月22日，刘铭传随军抵达安庆。当天下午，李鸿章传令：曾大帅要召见淮军将领叙话。刘铭传、张树声、吴长庆等营官不顾疲劳，立即随李鸿章前往安庆总督府。一行人来到会客大厅，左等右等不见曾国藩来。过了一会儿，曾国藩的管家来说：“曾大帅昨晚忙于政务，未曾休息，还在府中午休未醒，一时无法接见众位，请各位静等。”大家听说曾国藩在午休，不敢发出半点儿声音。

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还没出来，刘铭传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说道：“烽火期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曾大人高高在上，对远道而来的下属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寒！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待天下贤士。”岂料，此时曾国藩正在客厅屏风后静观众人。刘铭传话音刚落，曾国藩便走了出来。

事后，曾国藩单独对李鸿章说：“脸上有麻者帅才也。”从此，李鸿章更加重视刘铭传。

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亲自到校杨检阅刘铭传、张树声、吴长庆等营，这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6月上旬，淮军全部抵沪。

刘铭传进驻上海不久，屡战屡胜，这不仅与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有关，还与他善于学习、勇于接受先进理念和先进武器装备密不可分。淮军进驻上海不久，李鸿章参观英国海军战舰，对军舰上“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感叹不已。回来后，他训诫诸将：“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后来，李鸿章又观摩了华尔洋槍队和太平天国的实战过程，深感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可是，程学启、郭松林等将领并不赞同他的唯武器论，只有刘铭传十分认同。他曾写下《轮船》诗：

不藉风潮力，横行自径还。

转轮千百里，回首万重山。

放荡江湖里，飞腾波浪间。

欲乘渡沧海，借以出尘寰。

这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刘铭传对新式交通工具的赞叹与羡慕。正是因为刘铭传认同李鸿章的唯武器论，以及“铭字营”屡建奇功，所以李鸿章率先在“亲兵营”和“铭字营”配备洋枪洋炮。为了尽快掌握洋枪洋炮的操作运用，刘铭传率先在淮军中雇请洋人教练，全面提高了“铭字营”的作战能力。为此，李鸿章大加赞赏，并在一封信中写道：“省三请法军教官一名教练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

随着装备日盛和战法创新，“铭字营”逐步成为“百战劲旅”：攻福山，连克太仓、昆山，进江阴，复苏州，占无锡……“所向无敌”，并造就了刘铭传“淮军特出之将”之誉。其中，常州之战打得异常艰苦。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刘铭传头部，险些造成失明。此后一遇阴雨天，他就头疼难忍，两眼昏花。

1864年，刘铭传被清廷直接补授为直隶提督。年仅28岁的他一跃升为清朝军队高级将领。

32岁封侯，被迫蛰伏13年

1868年，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加上自剿捻以来，朝廷每每有功不赏，有过先罚，心情欠佳”，刘铭传请求朝廷准假，回乡养病。

鉴于刘铭传的“办贼本领，目前诸将帅皆不能及”，李鸿章特请曾国藩督促刘铭传带病出山。1868年7月27日，在曾国藩的反复催令下，刘铭传回营指挥铭军镇压西捻军。8月16日，刘铭传与友部利用徒骇河河水暴涨之机，采取纵横合击之术，使西捻军损失惨重，最终覆亡，这标志着清政府剿捻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铭军已发展到1.2万余人，下辖步、骑、炮等多个兵种，所使用的武器都是西方最新样式，已然成为淮军中首屈一指、颇受清王朝倚重的主力部队。年仅32岁的刘铭传百战封侯。

清廷官场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让刘铭传心生厌倦。加上因头部枪伤，经常疼痛难忍，刘铭传有了解甲归田的想法。1871年7月，刘铭传接连三次向朝廷奏言“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两足肿痛，举步维艰，卧榻兼旬，青肿愈甚”，请求朝廷批准他回家养病。清廷批准他回籍调理三个月。在家期间，一道圣旨突然传来：将刘铭传交部议处，予以革职。原来，刘铭传不在军中期间，铭军在陕西哗变，几天内溃散逃奔殆尽。

从此，刘铭传开始了长达13年的蛰伏期。

据说李鸿章曾嘱咐刘铭传“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陶融根器”“敛浮气而增定力”，告知“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刘铭传深知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不仅自己读书学习，而且创办书院，为肥西培养了很多可造之才。

刘铭传回乡第一年，就联合淮军名将张树声、周盛波等人共同出资，商量创办书院事宜。书院建成后，李鸿章亲赐“聚星堂”三个大字，高悬于正厅;左宗棠题写“肥西书院”四字和“林壑西南美，风云上下交”作为门联;刘铭传题写“讲武昔连营，五百里，星聚群贤，洗甲天河，共仰肥西人物;论文今筑馆，二三子，云程奋志，读书山麓，毋忘年少英雄”的对联，悬挂在两侧的门墙上。其间，刘铭传曾在此潜心督学，并请饱学之士主持书院。

赋闲在家，刘铭传时刻关注国内外局势，留心洋务，潜心研究。他除了阅读大量的西方书籍和报刊外，还经常游历江南、结交文人名士。吴挚甫、陈宝琛、盛宣怀等海内文宗、洋务里手、维新人士、少年新锐等都曾是他的座上宾。

刘铭传对朝廷内的一批顽固派十分鄙夷，称他们是“国家蠹虫”“人世蟊贼”。每每想到老之将至而不能为朝廷效力、保家卫国，就很是苦闷。在一次宴请诸名士的宴席上，醉酒的刘铭传突然拍案而起：“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励）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众人折服。

刘铭传对当时“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的现状认知日益深刻，变革想法也越来越迫切。1880年，当中俄伊犁交涉事发时，朝廷诏刘铭传入京计议军国大事，以征询他的对策，并有意在必要时派他统兵赴西北作战。12月3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刘铭传，刘铭传递上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的奏折，请求朝廷修建铁路，振兴国家。这道奏折，可以说是刘铭传多年积累、长期思考之作。

刘铭传的奏折立刻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修建铁路的大辩论。顽固派官僚张家骧、张楷、刘锡鸿等人指斥铁路有“研制大弊”“不可行者八”“有害者九”……经过激烈的辩论，清政府最终作出裁定，认为“铁路断不宜开”的观点不无道理，遂搁置修路倡议。

修路建议被废弃，刘铭传一气之下恳请朝廷允许他回乡治疗眼病。由于朝廷在伊犁问题上已一致主和，战事不开，便不再挽留刘铭传。1881年2月，刘铭传南归。然而，这一次他并没有沉寂太久。三年后，中法之间的战火点燃，刘铭传这把封存了13年的宝剑终将出鞘。

“台湾虽然是孤悬海外，

但始终与大陆血脉相连！”

作为归隐者的刘铭传，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有诗为证：“谋国已苍元老鬓，荷戈渐白少年头。”他“养疴田园，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时刻盼望着早日重赴沙场，杀敌报国。1884年在物色挽救台湾危局的人选时，刘铭传再度进入清廷的视野。

省三出山，“即使孤身无助，我也要冒险渡台”

仅1884年上半年，法国先后八次派出全副武装的舰队，闯入福建、台湾沿海进行挑衅。当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主张对法妥协并意欲求和。在清廷的默许下，5月11日，李鸿章偷偷地和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同意将各路中国军队分别撤回。正当主和派占据上风时，清军在陆地战场上接连失利，加上《李福协定》签订的消息走漏，朝野主战舆论高涨，清廷只能作出主战的姿态。

1884年5月下旬，一道令劉铭传来京陛见的上谕，由李鸿章派人送到了刘铭传手中。

刘铭传一路风雨兼程，先到天津拜会李鸿章。多年未见老上司，刘铭传百感交集，不禁谈到即将赴台的内心感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另有打算：“此次朝廷派你渡海赴台风险极大。台湾孤悬海外，兵单饷乏，防卫措施极差。抗法保台如若失败，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时，法国大批舰队已封锁了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能不能成功渡台还是个问题。如果在渡台过程中，法舰击沉渡轮，那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刘铭传问：“那依您之见，我应当怎么办？”

李鸿章这才吐露真实想法。他建议刘铭传赴京后向朝廷力辞渡台差事，同时他将奏请刘铭传留在天津“佐助”北洋军务。

台湾与天津，一危一安，职位一虚一实。去台湾只是以巡抚衔督办军务，日后能否升迁全看战功，而去北洋海军是做帮办大臣。李鸿章没想到刘铭传会当场谢绝他的好意：“家贫出孝子，国难思忠臣。铭传在赋闲时常叹息敌国外患纷至沓来，现在大难临头，我岂能躲避！即使孤身无助，我也要冒险渡台。”

带着一腔热情，6月22日，刘铭传抵达北京。第二天，刘铭传受到召见。慈禧太后询问的重点是沿海防务，他上奏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详细陈述了自己关于海防的十条见解。刘铭传的许多建议得到了清廷的充分肯定，并被用于随后的战争中。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观音桥）地区“接防”，与清军冲突，酿成“观音桥事变”。法国以这次事件为借口扩大战争，用炮舰威胁要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6月26日，清廷正式下诏：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著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由刘铭传领导抗法保台战争。

7月4日，刘铭传按照惯例进宫向慈禧太后陛辞请训。慈禧太后询问道：“你此去台湾凶险，军备和粮饷准备得如何？将士带了多少？还有什么困难？”刘铭传回话道：“太后，虽然我带的兵和粮饷并不多，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台湾虽然是孤悬海外，但始终与大陆血脉相连，铭传深受国恩，誓与台湾共存亡。”

陛辞请训后，朝廷一班权臣和文士提出要为刘铭传送行。有大臣想刁难他，硬要他赋诗一首。在他们看来，一介武夫哪有文采可言。谁知刘铭传思索片刻，挥笔写下：

自幼从戎未习文，诸公何故命留题。

琼林宴会君先到，塞上风光我独知。

剪发结缰牵战马，拆衣抽线补征旗。

貔貅十万临城下，请问先生可有诗？

赋诗完毕，刘铭传丢下毛笔转身就走。

刘铭传督办台湾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政府非常紧张，急忙任命巴德诺为法国新任公使，加大军事讹诈。7月1日，巴德诺刚到上海，就发出“踞地为质”的通牒：法国将在必要时占据中国沿海一两个岛屿或港口作为“抵押品”，向清政府勒索赔款。7月12日，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刘铭传刚到上海，便接到了李鸿章的密电，要求他立即赴台。一面是法军的最后通牒，一面是全面作战准备，给刘铭传的时间仅有七天。而此时装载大批军用品的船只还停留在上海港口，法国远东舰队正在海上游弋。据情报：法国舰队已作好准备，专等巴德诺发来刘铭传渡海赴台的确切日期，就准备以突袭的方式予以击沉。

面对险峻的形势，刘铭传苦苦思索，想出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他一边以副手的名义参与中法公开的谈判，陪同两江总督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周旋，一边命令他的侄孙刘朝宗带领大批兵马、军械弹药先期渡海。

为了迷惑法方，刘铭传一到上海就大门不出，在公馆里“连日置酒高会”。为了探听情报，7月13日，巴德诺主动拜访刘铭传，询问他赴台出发日期。刘铭传一面盛情款待巴德诺，一面含糊其辞，说前往台湾并非本意，自己在家赋闲已久，早无雄心壮志;又说征集了大批水师来保护自己，并向巴德诺透露在某日大批水师齐聚后才敢乘坐军舰离沪赴台。说话间，他突然以愤怒的口吻责骂向他汇报工作的部下，指责他们办事不力，并恳请巴德诺延长赔款期限，希望能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这样自己就可以不去台湾。巴德诺以为刘铭传酒后吐出真言，放松了警惕。

与此同时，渡台将士携装备在极短的时间内集结完毕，在黄浦江上整装待命。7月14日这天，上海风雨交加，巴德诺见刘铭传“状若无备”，席间“豪饮依旧”，已有醉意，于是判断：今天天气如此恶劣，刘铭传没什么准备而且胆小怕事，应该暂时不会离开上海。但他还是不放心，派侍从偷偷跟在刘铭传身后，直到侍从禀报刘铭传回家后倒头便睡才放心。接着他又派密探去查访刘铭传征集的水师有没有齐集上海，在得知消息后，更加确信刘铭传不会离开上海，于是发电报给司令孤拔，说刘铭传准备不足，暂时难以离沪。

恰恰就在这天夜里，刘铭传乔装打扮成农民模样，冒大雨登船，火速驶往台湾。第二天，巴德诺派密探出去打听，但为时已晚。刘铭传于7月16日清晨抵达台湾。

基隆首战，“战罢大刀馀杀气，令严万马不骄嘶”

当时，台湾尤其是台北地区的防务不堪一击：全台守军共40营，人数不足两万人，要负责保卫2000多里的台湾海疆;守军装备极差，炮台的火炮长期短缺，甚至连艘像样的舰船都没有;同时，由于时任台湾道台的湘军首领刘璈执行“重南轻北”的防务政策，仅有少数兵力驻守台北，其中，基隆守军不到2000人……

“恨不能倍日经营，保固海疆门户。前车不远，后患方长，曷敢视为缓图，致资强敌？”刘铭传迅速调整布防、积极谋求各方支持与援助。他对台湾整个防卫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将全台划分前、后、南、中、北等若干个防守区，并命专人负责。

在保台策略上，刘铭传注重发挥全体台湾民众的力量。由于台湾的海岸线长，台湾守军力量有限，要想持久抗法保台，单单依靠清军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的。所以，他集中台湾士绅和民众代表专门召开抗法动员大会。动员会上，他亲自编写“西仔来此打台湾，百姓和齐要争番”的歌谣并安排人员现场歌唱，号召全体台湾老百姓团结一致对法。

在刘铭传的组织号召下，台湾各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保台卫国的情绪空前高涨。比如，彰化人林朝栋变卖家财、购买装备，组建了500人的队伍开赴前线抗敌;武举人周玉谦、王庭理则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威望，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开赴基隆狮球岭;沪尾（今淡水）一群梨园子弟组织了一支500人的神枪手队，协助守军驻守沪尾……

为了增强民众的战斗力，刘铭传又把已经动员起来的民众编入团练，推行团练制度。

为了加强军队团结，刘铭传设“推诚宴”，请湘、淮将领共同出席，化解了两军将领间的矛盾。

刘铭传认为，台湾与大陆一衣带水，紧密相连，仅仅依靠全体台湾军民的力量保卫台湾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争取支援，他一方面请求曾国荃从上海调拨大炮、水雷，另一方面奏请朝廷拨付白银40万两作为经费购买大炮，又奏请朝廷下令把福州船政局的澄庆、靖远、开济等四艘轮船由上海撥回台湾。

应刘铭传的要求，1884年7月清政府在上海设了台湾军械粮饷总局、运输局，刘铭传在台北、台湾两府设立支应局，负责台湾军械粮饷的输送。清廷采取雇用民间商船、悬挂外国国旗，夜航偷渡和绕道东南海岸登陆等运送方式持续援台，先后输送队伍2000余人，白银70余万两和大量枪支、弹药。此外，刘铭传主张联合福建防御台湾。

这样，尽管法舰封锁台湾海峡，但“将士奋发，士勇甚好，人人思战，不畏法虏，米粮充足，市价如常”，为抗法保台打下了很好基础。

8月3日，法军四艘战舰，配备各种口径的新式大炮50余门，载着近千名陆战队队员驶近基隆港口。8月5日7时许，战事以法国侵略军队对基隆炮台的猛烈炮击拉开帷幕。

法军各舰四小时内不间断地猛烈轰击基隆各炮台，基隆守军损失惨重：大小炮台先后被毁，营房及弹药库失火，官兵死伤60多人。刘铭传当机立断，放弃基隆炮台，指挥部队撤出海滩，退守山后隐蔽，以期诱敌深入，避开炮火，利用地形有利条件近身歼敌。同时，他命令将士拆毁基隆煤矿的机器设备，引水浸泡煤井，烧毁煤矿厂房及煤矿库储的煤炭，阻止法军利用基隆煤矿补充能源。

望着清军仓皇撤退的身影，敌将利士比得意洋洋地向司令孤拔和法国政府发出出师大捷的电报：基隆初战大捷，那个被称为骁勇善战的刘铭传不堪一击，已躲到山后，活捉他只是时间问题。

清朝守军士气低落，刘铭传传令诸将大营集议破敌方略。他首先使了一招激将法，当诸将奉命前来，只见刘铭传唉声叹气地说：“我刘铭传曾以数千人打败十万敌军，毫不费力，这都得益于有我淮军唐殿魁、刘盛藻几位良将拼死杀敌，可惜他们都死了。假使良将还在，我刘铭传怎会为法军的进攻忧虑啊！”原淮军部将章高元、邓长安等听后热血沸腾，说道：“现在我们虽然陷入困境，但请将军放心，您还有我们这些部下在，将士们都决定死拼，一定会打败法军！”刘铭传见激将法生效，立刻站起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好男儿！勉力功名，唐、刘不得专美于前矣。”然后，他授以“诱之陆战，三面夹攻”的计策，并郑重地告诉他们：“两军相遇勇者胜。”诸将无不慷慨激昂，誓与法军一决生死。

孤拔在顺利炸毁清军海滩炮台之后，志骄意满，认为清军不堪一击。于是，他命令利士比挥军上岸占领市区，企图一举消灭清军的抵抗力量。8月6日，法军沿滨海大道大举进攻基隆港。法军刚进入清军的伏击圈，立即遭到迎头痛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法军大败，狼狈逃回军舰，不少人在互相挤踏中落水身亡，以致利士比绝望地说道：“水手是永远不能到陆地上作战的。”

基隆首战，清军以少胜多，极大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刘铭传即兴赋《战归》诗一首：“战罢大刀馀杀气，令严万马不骄嘶。三军气壮劳无厌，远役归来力未疲。”

顶住压力，“有什么处分和谴责，我一人担当”

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掉转方向，突袭福建水师。这场大战持续了七天，由于清政府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发布宣战诏旨，正式对法宣战。

两岸音讯隔绝，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使得法舰横行台湾海峡，台湾失去了倚靠和支援，几乎沦为孤岛。加上基隆首战虽然取得胜利，但被毁工事一时难以修复;因为疫情，基隆守军病倒大半，只能挑选1200余人作战，沪尾守军能战者不足千人，刘铭传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

9月29日，孤拔决定兵分两路，亲自率领八艘军舰进攻基隆;同时派利士比率领三艘军舰攻沪尾，两路并进，由沪尾取道攻占台北。30日上午，孤拔的舰队在基隆海面完成了兵力的集结，从基隆港望去，海面密密麻麻全是法军舰队。

10月1日早上，法军发起进攻。守军在刘铭传的亲自指挥下，冒着炮火顽强抵抗。到了中午，法军的两个海军步兵大队虽已登陆，却无法前進半步，战事呈现僵持之势。孤拔见势，趁虚攻沪尾。

此时，基隆清军正面临重压，已没有兵力可支援沪尾，而两地分兵则有可能被各个击破。大敌当前，刘铭传出奇的镇静：基隆虽然是台湾重镇，但自从首战后，已经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如果沪尾被攻占，基隆后路被断，台北也将失去屏障，暴露在法军炮火之下，整个台湾北部必将全面瓦解。他决定不计较基隆一地的得失，果断放弃基隆。

刘铭传决定放弃基隆的消息刚一传出，立即炸开了锅，遭到基隆大部分守将和当地百姓的坚决反对，刘铭传爱将章高元甚至跪下哭谏：“我们辛辛苦苦打了胜仗，本来可乘胜歼敌，但现在撤出基隆，阵亡的将士岂不白白牺牲！我们实在想不通，还请将军收回成命。”

当地数千名老百姓听闻要撤军，愤怒地围上来高呼：“撤出基隆就是懦夫！”“撤出基隆就是汉奸！”阻止军队撤退。

消息传到京城，也招来了一片反对之声。在朝议中，刘铭传被众大臣群起而攻之，其中反对声最大的是奉命主持东南军政的左宗棠和时任台湾道台湘军首领刘璈。他们一个是朝廷重臣和刘铭传的顶头上司，一个是主持台湾政务的大员，均公开指责刘铭传怯战无能，要求朝廷弹劾。

眼看形势就要失控，刘铭传急召守军将领开会。会上，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拔出佩刀用力砍下书桌一角，大声呵斥道：“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军令如山，抗令者斩。”见有的部将犹豫，刘铭传斩钉截铁地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若朝廷将来有什么处分和谴责，我一人担当，决不拖累！”

部将不敢再言，大军开始有序地撤出基隆。

撤出基隆时，刘铭传仍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他一边派兵火速驰援沪尾守军，一边下令以三个营的兵力坚守基隆街后的天险狮球岭。所以法军前线指挥官进入基隆不久，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高估了攻陷基隆的军事和政治价值。由于高地还在清军手中，法军只能在基隆海岸旁的炮台原址附近活动，不敢随意走动。孤拔在给法国海军部部长发的电报中悲观地说：“中国人已经在当地四周构筑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他们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各方面构造阵地。”

美国人戴维逊在《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评价刘铭传“灵敏而又决断”，他“命令破坏基隆煤矿的机械设备，使煤坑泛滥，而将手中存煤一万五千吨火烧。这是使法国舰船无法受到煤之供应之故”，“法国人虽然攻占基隆，而不能再前进，他至少使他们大败了一次”。

为了报复清军，法军进入基隆后奸淫掳掠，百姓“穷民不能搬者，皆遭其劫，惨难尽状，如在倒恶，望救之殷，日长如岁”。百姓纷纷联名上禀刘铭传要求夺回基隆，刘铭传再次顶着压力解释道：“惟因沪尾紧要，距府过近，台北万一有失，所关尤重，不得不移师赶回，以固沪口之防。兵力单薄，不敷分布……本爵军门用兵有年，非万不得已，岂肯轻弃要隘！现在惟现有兵力，竭力防御，以抒绅民士庶义愤之枕。天地神明。实共鉴之！”

10月8日上午8时，法国军舰齐火猛射，沪尾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法舰炮轰沪尾各个据点近半个小时，炸弹如雨，烟尘蔽天。对面的清军则利用大雾天气，灵巧地防守，毫发无损。此时，守军在刘铭传的指挥下迅速发动了反击，一排排大炮此起彼伏，震天动地。目睹了这场海陆战全过程的英国领事法莱格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号战船头桅开成两截，复于其船旁击一大洞。而法船发出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得打击炮台。是时，其炮台之完固，与未开战之先，差无几也。”

从基隆炮战到沪尾炮战，不到两个月，清军炮台的防御能力已有天壤之别，这与刘铭传的积极布防密不可分。在清军炮火的猛烈冲击之下，法国舰船逐渐向四处逃开。刘铭传赶紧督令各营按事先授予的“四面埋伏，聚而歼之”战术分散埋伏。

待法军远离舰炮火力，进入伏击地带，埋伏的清军从壕沟中冲杀出来，一时间拼杀声响彻云霄。法军装备太过精良，“敌兵各执利枪，以全力相犯，自晨至午，枪声不息，（清军）挫而复进者数回”，伤亡惨重。危急关头，官兵们看到一匹枣红马突然从道旁冲出来：刘铭传身着短衣，脚穿草鞋，跨马出现在战场上。只见他手起刀落，先将跑在前头的兵勇砍翻，然后振臂一呼：“本抚在此，有胆敢后退者，军将阵法！杀敌一星者赏百金！二星者赏二百金。”话音刚落，章高元裸身衔刀带领一名朱姓哨官又从树后杀出，突入敌阵。

突然的变故让法军大乱。恰在此时，他们身后突然冒出一群“天神”。他们个个赤裸上身，手握土枪，口中嚼着槟榔，红汁液沾满了嘴部和颊部，从茂密的树丛中射出密集的枪弹。法军四处逃窜。“天神”是何许人也？原来是台湾梨园花旦张阿火组织的500人神枪手队。

此次战斗从上午9时持续到下午1时，清军以阵亡哨兵3人、伤100余人的代价，斩首敌军25名、击毙300余人、俘虏14人，致敌78人慌不择路溺水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沪尾大捷。

法军哀叹：“这次失败，使全舰的人为之丧气。对于这不祥的一天的悲惨景象，又加上惨重的损失，大家的谈话总不能脱开这个令人伤痛的话题。”

胜负分晓，法国茹费理内阁轰然倒台

法国远东舰队经基隆、沪尾三次交战后，深感吃力。1884年10月20日，孤拔野蛮地发表封锁台湾所有海口的所谓“禁令”。其间，法国军舰凭借其实力优势，在台湾海峡日夜游巡，横冲直撞，逢船就搜，见人就杀，许多中国民船也被轰毁。最严重的一次，法国舰队把金合兴、晋江等地区十余艘货船上的水手、乘客剖腹或割首。

法国的军事封锁给驻守台湾的清军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一时间兵源短缺、讯息难通，台湾军民深受其苦。清廷在1884年10月26、29、30日连发三份谕旨到台湾，都因为封锁，直到12月22日才由渔民冒死突破封锁送到。

刘铭传苦思良策，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来打破法军封锁。一天，刘铭传邀请英国领事法莱格来府上赴宴。宾主落座后，菜肴十分简陋，刘铭传歉疚地说：“由于法军封锁，台湾物资匮乏，这是我府上能提供的最好的菜了，还请见谅。”法莱格愤愤地回应道：“法军不顾道义封锁，我们的商船都没办法来台，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英帝国在台湾的利益！大英領事馆甚至连面粉也买不到，也已有好几天都吃不上面包了。这些可恶的法国佬！”刘铭传听后，当即传令让人将帅府仅存的十几袋面粉送到英国领事馆，并试探性地问道：“此种困境违背公义，不知您与美国方面有何应对之策？”法莱格答道：“我们正在研究方案报告上级。”刘铭传笑着说：“好，望尽快实施。”

两天后，英美关于反封锁方案正式公之于世。在公布的方案中，英美明确反对法国单方面封锁台湾海峡，并鉴于中法两国交战时英美两国是中立国，严禁法国的军舰在香港等地加水、添煤、停泊和修理。此外，为了贸易的需要，英美两国还表示将以武力护航。

反封锁方案一出，法国政府和孤拔目瞪口呆。因为法军的军舰远道而来需要燃料，而基隆煤矿早被刘铭传损毁，如果不让其在香港停靠，法军军舰在中国沿海没有补给点，只能远道去日本、越南补给。

与此同时，大陆也在想方设法支援台湾。清廷高价雇佣支持反封锁的英美商轮向台湾运送物资和人员，还组织大批民船跟在外国商轮后面将货物、军饷、器械等送到海峡对岸。1884年11月中旬，第一批援兵500人、枪支1000杆和白银3万两突破封锁到达台湾，台湾军民热泪盈眶，欢呼雀跃。同时，闽台沿海的爱国船民也纷纷组织偷运，他们凭借着对台海水情的了解和对沿海口岸的熟悉，躲过法国舰队的封锁，趁着月黑风高、风急浪大的时候，成群结队，此起彼伏，将援台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台湾。

在台湾积极抗法的同时，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反法运动。香港工人纷纷举行罢工，船坞工人拒绝修理受损的法舰，运煤、搬运工人甚至人力车夫、轿夫和旅馆差役都拒绝为法国人服务。海外侨胞也纷纷捐款援台，旧金山华侨捐款50万两，旅日华侨捐款100万两。

为了打破封锁，台湾本土民众也发动起来。刘铭传特地给清廷上了一道《台绅捐资募勇屡战获胜并各军分守情形折》，郑重声言：法军虽然封锁甚严，但台湾富有生气。法国禁海令不仅没有拖垮当地的守军，反而使当地守军与人民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提高了军民同仇敌忾之决心与信心。法国两次大张旗鼓地进军台湾的行径，均在台湾守军及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下宣告失败。

为了洗刷战败的耻辱，法国茹费理内阁命令占据基隆一隅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攻占狮球岭等地，企图将清朝守卫彻底驱逐出基隆河上游，进而攻占台北。

有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孤拔对刘铭传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从越南等地搬来大批援军后，感到胜券在握。他开始不断派兵攻击基隆附近的暖暖、鸟脚峰、石梯岭等地。在刘铭传的指挥下，台湾守军和当地人民扼守要冲，拼死抵抗，与敌军在山地间打了一场拉锯战、消耗战和持久战。

1884年11月7日，中法双方的激战首先在暖暖展开。台湾武举人周玉谦率领土勇严守关隘，几次打退法军的疯狂进攻，击毙法国士兵十几人，法军最终未能占领关隘，被迫撤退。

法军重新组织力量，派遣330名精悍士兵分两路进攻。双方展开白刃战，战斗十分惨烈，清军被迫退守壕沟、地窖。战后，法国人卡诺描述这次战役：“法军上尉几分钟内叫人在门外堆上一堆枯干的野草并点上火，被烟呛着的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都被杀死了或在门口被捕了。”刘铭传闻讯后亲自带人前来增援，他对官兵大声高喊道：“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受到激励的清军振作精神，奋力厮杀，毙敌十几名，夺获军旗一面，最后法军被迫后退。

一次次进攻失败后，法军损失严重。直到基隆保卫战结束，法军都没有再前进一步。

1885年3月底，法军攻占守备力量薄弱的澎湖岛。几乎同时，法军增兵越南，开始向中国西南边疆发起进攻。战争没有持续多久，清军在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至巴黎，茹费理内阁轰然倒台。

就在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清政府这边的时候，清廷统治者却决定“见好就收”——于1885年4月4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6月9日正式签订《中法合订越南条约》。根据议和条约，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

当时有人戏称“中国不败而败”。尽管如此，抗法保台战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在没有台湾海峡制海权且遭受法军封锁的极端恶劣条件下，粉碎了法军侵略台湾的企图，驱逐了外来侵略者。

1885年6月11日，孤拔因“忧郁暴病”死于澎湖岛。6月21日，法军全部撤出基隆，7月22日从澎湖撤军。法国人在基隆和澎湖两地留下了两座“悲惨坟场”，埋葬着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700多名官兵的尸体，成为侵略者可耻下场的永久标志。

“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1885年，刘铭传因战功深受朝廷倚重，被委以台湾首任巡抚之重任。面对“纵使专心一志，经营十年，尚恐实难收效”的困难局面，刘铭传励精图治，在台湾军事、行政、交通、教育、城市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许多奠基性的成果。他因此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1885年，清廷下诏筹划台湾单独建省。刘铭传到台湾各地巡视、查勘，于1887年10月正式提出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全台行政建置定为三府、一州、十一县、四厅，从而基本奠定了今天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1888年，刘铭传启用关防，台湾历时三年多的建省事宜基本完成。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雄心万丈，立志在这里施展毕生的抱负，把台湾建设成“全国之范焉”，为后世立百年之基业。

刘铭传认为“台湾一岛，久为外人所窥，朝廷视为重地，改设巡抚，无非保固岩疆……今须百废俱兴，事事草创。惟办防以御外侮……尤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设防练兵上。

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刘铭传集中解决防务中炮和船两大问题。到1888年7月，刘铭传共修筑新式炮台10座，并配置新式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澎湖，添购兵船，改变了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此外，他还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制出枪子，能与外洋来者无二也”。他还对全台防军进行了整编。

在筹备防务过程中，刘铭传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看出了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史载他“尝登基隆山，张远镜东望，慨然曰：‘彼郁葱者，非日本三岛耶？失今不图，吾且为彼虏乎？’”因此重点在面对日本的台湾北部地区设防。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刘铭传在台湾整肃军备，逐步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化海防体系，整个台湾，尤其是台北、澎湖等地区的防御能力极大地增强了。

在认真总结前人“开山抚番”（“番”主要指原住民）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刘铭传制定了分区而治、剿抚兼施、以教治教的方针，并将其作为治理台湾的首要政务。

1885年秋，台湾发生未经招抚的“生番”杀害垦民事件，刘铭传决定派兵前往，“先令译人入社劝导，如肯就抚，即无需用兵”。于是各番社头目纷纷就抚。到1886年5月，“半岁之间招抚四百余社，剃发归化逾七万人”。刘铭传在奏折中写道：“民番皆朝廷赤子”，朝廷理应“一视同仁”。1886年，刘铭传在全台建立抚垦总局，拉开了大力抚垦的序幕。

由于措施得力，“抚番”取得了巨大成就，缓和了汉“番”之间的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台湾社会稳定，巩固了台疆海防及清廷在台湾的统治，增强了台湾抗击外来侵略的力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過扶持农业，招民开发“番地”，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台湾，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又提高了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刘铭传想通过发展贸易来振兴台湾，但因当时台湾刚建省，每年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根本无法满足投入需求，朝廷也因国库空虚，无力支持，许多计划难以实施。刘铭传于是开始谋求财政自立，计划在三五年后“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处常处变，均可自全”。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丈田清赋、举办公营事业、捐借款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887年，刘铭传上奏，正式请求兴办台湾铁路，贯通台湾南北。这是一项大工程，进展十分艰难。例如修至狮球岭时，必须开凿隧道。当时技术条件落后，工人们用双手打石，日夜赶工，常常有工人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死砸伤。刘铭传得知后赶到现场，在听取工程师的汇报和亲自勘查之后，决定在这里住下来。经过与工程师反复商讨，研究改进措施，刘铭传决定采取“两路进击，中间会合”的方法，从狮球岭的两头同时开凿隧道，最后在中间会合。虽然开凿速度变快了不少，但是因为石头非常坚硬，离刘铭传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加快进度，刘铭传命余得昌带领兵勇也参与其中。还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政策，例如：凡兵勇比每天规定的任务多开凿一米的，晋升一级，赏银一两;工人比每天规定的任务多开一米的，赏银一两，达到一定数量的，中途回家路费由官府全部承担。一时人心振发，精神抖擞，长达574米的基隆狮球岭隧道终于开凿成功。1891年，台北至基隆段铁路竣工，百姓无不欢欣，“无事者也常买票一张，随车往来，以态游乐”。

台湾铁路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客货运输。台湾对外贸易额由光绪十二年的800万两上升到了光绪十六年的1200万两。同时，铁路的建成为快速运兵提供了可能，强化了海防体系的建设;岛内各地的相互联系也更方便，有力地促进了各方团结。

在兴修铁路的同时，刘铭传还积极主持发展航运。台湾自开港之后，外国商轮就接踵而至。刘铭传决意打破国外的垄断，与敌争利。他起初打算在官府设立一个商务总局，再下设一个轮船公司，但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难题。于是他找来马相伯、张鸿禄等得力下属，让他们出主意。他们认为可以借鉴西方，采取灵活的经商模式，不一定都要官办，有时也可以官督商办。刘铭传当即拍板：“就这样办，招商集资，官创商办，这是我们台湾的创造。为什么要官创？因为有些事官不创，商难以启动，难以拓展;创办好了，如果官不退出，商也难以经营和放手发展，官一退出，商就好办。现在我委派你们两人到南洋去招商引资。华侨虽在异国，但爱国情殷，以往官府将他们看作异类是大错特错的，你们明天就出发。”

马相伯、张鸿禄等人领受使命后，立刻到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募得商股百万两。台湾轮船公司开张不久，即以10艘商轮加3艘兵轮，航行于中国台湾岛、澎湖、上海、香港，以及新加坡、西贡（今胡志明市）、吕宋（菲律宾北部岛屿）等地之间，“往来各埠，生意日臻繁盛”。台湾轮船公司成为可与外商轮船公司相抗衡的力量。史载，大陆轮船进入台湾、香港的次数逐年增加，1885年为134艘，到1891年增加到211艘，增长率为57%。

刘铭传奉行“与敌争利”的经济思想，在任台湾巡抚期间大力兴办和整顿各种实业，其中最著名的为基隆煤矿。1890年，刘铭传同意几位商人以“官商合办”方式承办基隆煤矿的要求，并应允“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

这样一些锐意改革的方案，被后世史家誉为“近代中国最早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思想萌芽。

此外，为了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1887年沪尾至福州川石山海底、安平至澎湖妈宫港海底电缆铺设成功，从此，台湾与大陆电讯畅通;刘铭传积极创设邮电事业，1888年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这是中国近代邮电体制的开端;刘铭传还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在全台各地开办书院、义学、官塾，甚至是西学堂……

值得一提的是，当刘铭传被迫离开台湾以后，他把朝廷历年来给他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在了台湾的学堂。

1890年，刘铭传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上与外商的交涉以及基隆煤矿招商承办等事，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清廷的革职处分。1891年，刘铭传乘轮船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七年之久的宝岛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刘铭传得知自己一生中花最大精力创置的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忧思郁结，口吐鲜血，于1896年1月病逝。

对于刘铭传为台湾近代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的突出贡献，著名台湾史学家连横已有定评：“台湾三百年间，吏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厥维两人：曰陈参军永华，曰刘巡抚铭传……铭传则管、商之流亚也，顾不获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则台人之不幸。然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责编/陈小婷责校/李希萌、张超来源/《晚清名将：刘铭传传》，罗包庚、仁立亚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劉铭传大事年表

1836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西乡。

1856年：开始组织团练。

1859年：被褒奖千总，赏五品顶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