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85岁“梦中狂呼杀日本人”

“陈散原先生殉国了”“老诗人五天不吃五夜不睡，绝粒而死！这是何等的英烈！”

陈三立（1853-1937），陈宝箴长子。1882年中举，历任吏部行走、主事。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1882年，时任礼部侍郎的陈宝琛主持了一场乡试。阅卷时，一份考卷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考卷不以当时最流行的文体作答，而以散文体写就，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陈宝琛读完大加赞赏，破例将其录为举人，这名考生就是陈三立。

1889年，陈三立中进士，任吏部主事，目睹吏部腐败不愿同流合污，于是弃职。侍父在湖北布政使任所，曾应张之洞邀，为两湖书院都讲。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电告张之洞：“犹欲明公联合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即李鸿章），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

后来，陈三立同父亲一起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疾呼。戊戌政变后，陈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返回江西原籍。一年后，陈三立移居南京，除了为筹办、主持南浔铁路修建而奔走操劳，陈三立几乎将全部的精力用于诗歌创作，成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好用僻字拗句，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是同光体中“江西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同光体成就最高的诗人。“国家之痛”是陈三立诗歌的主旋律。八国联军入侵，金瓯被铁骑大炮践踏、摧残，生灵涂炭，国家动荡，陈三立常在诗歌中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年底，陈三立乘舟由南昌至九江，夜不能寐，写下了他的名作《晓抵九江作》，诗中写道：“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经历诸多风波，陈三立铭记陈宝箴的遗嘱“不治产，不问政”。既然不当官，不发财，甘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何以度过余生？他决定像他的祖父陈伟琳、父亲陈宝箴一样，开设学堂，培育英才。

陈三立设立家塾，赞助创办思益小学堂。他让出自家住宅作学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科目，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先例。曾有几位学生问陈三立怎样才能写好诗，陈三立说：“你们青年，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陈三立对子女的教育也十分重视，长子陈衡恪赴上海求学前，陈三立特意写信托人询问审定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三立出资创办了袛洹精舍。袛洹精舍是清末国内第一所组织严密、办学宗旨明确的新式僧学堂，苏曼殊曾任該学堂的英文、梵文教师，先后培养出了太虚大师、谢无量等一大批民国佛教界领袖人物。

此后，陈三立又资助近代中国佛教复兴奠基人杨仁山居士的弟子欧阳竟无大师创办支那内学院，培养了汤用彤、熊十力、陈铭枢等一代大师，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三立晚年在庐山居住，曾倡议重修《庐山志》。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解放后，许多国家领导人到庐山度假，都会索要《庐山志》，如果第二天有重要会议，往往会彻夜通读该书。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陈三立日夕不宁，在邮局订阅了《航空沪报》，每日盼望报来，报纸一来就读，读完则忧心忡忡，愀然不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眷逃离，陈三立却说：“我决不逃难！”当时日军气焰嚣张，有人说中国必败，陈三立听说后怒斥：“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时，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其“背叛中华，图功利”，当即与之断交。他失去了内心的平和。

1937年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卢沟桥的炮火，将陈三立晚年的宁静击得粉碎，陈三立忧愤成疾，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卧床不起。病重之时，陈三立仍时时询问战况，但凡听见有说中国必定不敌日本，将被日本征服之类的言论，必愤然斥之，并背过身去，不再与之说话。

陈三立每天读报后“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一些形迹可疑、来路不明的人，出现在陈三立家附近。有一名来客鬼鬼祟祟进了院门，对陈三立说什么“中日合作”“请耆宿出山”之类的话。陈三立一听，大喝一声：“滚出去！”抄起拖把、笤帚向来人挥去，来客连滚带爬地逃出大门。日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逼迫陈三立出任汉奸主办的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命他赋诗一首以公告。陈三立把土肥原贤二派来的说客逐出门外。说客走后，日本军人来到陈三立家站岗，宣称是来“保护”陈三立的。投靠了日本人的汤尔和、王揖唐，这两位“忠诚”的“朋友”，同一天上门多达六次。陈三立悲痛欲绝地对他们说：“我已是将死的人了，你们就让我留个全尸吧。”

陈三立决定慷慨赴死，病重却不肯服药，拒绝进食。五天过后，陈三立逝世。陈三立去世前，留下遗言，让家人不发丧。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等兄弟，只在上海《申报》刊登报丧启事，遵守父亲的遗嘱，丧事从简，“亲戚女眷头戴深蓝色丝线小花，男眷左臂围黑色的布圈，大家没有披麻着白色孝服，也未请僧侣念经”。

陈三立绝食而死在当时不仅砥砺民族抗战的士气，同时也是文化史上的大事件。1938年3月5日，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新民族》杂志上发表《民族的正气》一文，表彰“中国近代最伟大的诗人陈散原（三立）先生殉国了”。在这篇短文结尾，他为抗战鼓与呼：“老诗人五天不吃五夜不睡，绝粒而死！这是何等的英烈！这种‘不为不义屈’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正气！他这一死，应当感动全国的青年、壮年、老年！”

（责编/张超 责校/李希萌、墨心羽 来源/《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个古典诗人》，平瑶/文，《南方教育时报》2016年7月28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