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打拐严刑

古代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人”。在可以考证的古代法律规定中，无不对“略卖人”处以严刑重罚。不少朝代都曾出台严厉的法令法规，从多方面进行管理，不仅严惩拐卖人口者，还打击买方市场，从源头上进行治理。本专题通过介绍清代乾隆时期对人口拐卖行为的严刑重罚，旨在从中一窥古代打拐的举措与力度。

清朝雍正年间，皇帝的心腹大臣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一般认为，鄂尔泰此次调任是为了推行雍正的“大手笔”改土归流政策。实际上，他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打拐。

雍正二年（1724年），云贵总督高其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他发现云贵川一带人口拐卖问题十分严重。高其倬对此进行一番整饬，下令捉拿了一些人贩子，但仍有大规模的拐卖团伙藏匿于云贵山区。在高其倬之后接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依照雍正的指示，进一步肃清拐卖团伙。

最早对非法贩卖人口的打击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中规定，如果人贩子拐到了人还没有出售，人贩子要被处以车裂之刑;如果出售了，除了人贩子要被车裂，买家也要被车裂。魏晋南北朝时期，人贩子一旦被逮到只有一个下场：死。

《唐律疏议》规定，如果人贩子将拐来的人卖出去当奴婢，要判处死刑;如果卖给别人当家兵，则要流放三千里（在古代，流放的震慑力仅次于死刑）;如果卖给别人当妻、妾、子、孙，则必须做三年苦力。宋朝的相关规定和唐朝基本类似。

元朝在唐宋刑罚的基础上，加入了贩卖人数的考量。据《元史》记载，如果人贩子把一个人贩卖为奴婢，则杖责一百七十，再发配流放;如果贩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奴婢，则处死。此外，如果人贩子在贩卖人口过程中造成了伤亡，则直接判处死刑。明朝对人贩子的处罚更重。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凡是人贩子的家属，知情者斩，不知情者也会被流放边疆。一人犯罪，全家获刑。

清朝对于人贩子的处理方式与明朝基本相同。

除了严惩人贩子，古代政府对于渎职的官吏同样毫不手软。宋朝规定，如果地方官明知本地有买卖人口的情况却置之不理，地方官会被罢官判刑;清朝规定，如果拐卖人口者因关卡守卫盘查不力而从关卡顺利通过，则关卡守卫要被杖责八十之后开除;若是关卡守卫明知人贩子在拐卖人口仍然将其放走，杖责之后流放;如果地方官为人贩子提供庇护，一旦被发现就要加以严惩。

为了及时发现非法买卖人口的行为，部分朝代的政府会对举报者加以奖赏。如，元朝规定如果能举报他人非法贩卖人口，政府会给予现金奖励。有的朝代的政府还规定，百姓有义务监督邻里之间的非法买卖人口行为。《大清律例》规定，明知邻居参与非法买卖人口而不举报，杖责一百。如果敢为邻居参与非法买卖人口提供便利，处罚更加严厉。

在古代，一些政府官员会在现有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加重惩罚来震慑人贩子。《新唐书》记载，孔子后代孔戣在出任岭南节度使时，因为当地买卖人口成风，他干脆宣布再有任何人当人贩子，一旦逮到，不分主从一概处死。当地拐卖人口的风气因此大为改善。

清代云贵川一带拐卖猖獗

有清一代，拐卖流毒于人间。

在《大清律例》中，拐卖人口罪被归类为“略人略卖人”。略卖，即以诱骗、强迫甚至是劫掠的方式，将良家百姓据为己有或卖给他人。

高其倬在人贩子活动频繁的云贵川交界考察时，发现当地已经形成一条拐卖人口的“产业链”。外地的人贩子与当地的流棍相互勾结，靠买卖人口牟利。

流棍是本地的流氓团伙，他们为人贩子物色好对象，对受害者进行诱拐、劫掠，并接应人贩子将受害者运送出省。这些流棍作案前常藏匿于山林之中，一旦遇到只身一人的路人或无人看守的儿童，就将他们劫持走。

人贩子从这些流棍手中收购人口，坐地分赃，可以有几两到十几两的利润。然后他们将被拐卖人口带入经济比较发达的四川、湖广、江浙等地，层层转手，又可以获利二十余两。清代《巴县档案》中有关案例记载，人贩子拐卖一次妇女儿童，赚到的钱比一个长工三年的工资还要多好几倍。

清代云贵川一带拐卖猖獗，也是因为云贵二省的人口价格较为便宜。正如高其倬在奏折中说的：“贵州接壤四川，四川人价颇贵，川贩往往嘱托贵州土棍，土棍又复勾串诸苗，俾捆掠人口，互相授受。”

在古代，云贵高原山高地瘠，田野荒芜，百姓生活困苦，当地妇女又不擅长针线活。有时遇到荒年，“以致生计日窘，鬻卖与人”。

于是，各省的人贩子纷纷来到云贵偏远山区，巧取豪夺，拐卖人口，“各省拐匪前往伙买，藉此渔利”，被略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贫民、灾民或流民。人贩子将被拐卖人口运送出省时，大多走深山密林的小路，他们白天潜伏，夜间行走，途中还有帮助他们渡江的船家和可供人贩子歇脚的人家，官兵沿江巡查也难以将其抓获。

即便有人贩子落网，云、贵、川、广等省交壤之地形势复杂，界址多有不清，当地官员时常互相推诿责任，造成管理缺失，“若一省拿获，必递还本省发落，往返既多时日”。等到那时，人贩子的同伙接到风声早已脱逃。这些问题，着实让高其倬头疼。

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拐卖人口在多地蔓延，危害甚广。无论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云贵川交界，还是经济较为繁荣的京师、江南、广州等地，人贩子的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而且拐卖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丧尽天良。

受害者主要为妇女儿童，其中女性受害人占86%左右

《红楼梦》开篇是一起儿童拐卖案。故事中，姑苏士绅甄士隐有一个独生女，名叫甄英莲。一年元宵，甄家仆人带着三岁的小英蓮去看花灯。元宵夜街头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有个人贩子趁甄家仆人不备，偷偷将小英莲拐走。

英莲长到十二三岁，被卖给了金陵公子冯渊。随后，美貌的英莲又被“呆霸王”薛蟠看上。薛蟠仗着势强人多，将冯渊打死，抢走了英莲。甄英莲从此改名叫香菱。

且不说曹雪芹为何以这样一桩拐卖案为全书的引子，他肯定对江浙一带的人口拐卖有一定了解。小说中借一个小沙弥之口描绘了当地的人贩子情况：“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

如此手段，只是清代人口拐卖罪行中的冰山一角。清代史料中有大量关于拐卖犯罪的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山东人刘耀闾一家八口为了逃荒，打算前往蒙古地区打工，路上遇到巴天容、巴世忠等人假称正想雇佣人种田，一家人被骗到京师，卖给了人贩子陈三。

人贩子团伙将刘耀闾一家关起来，严加看管。刘耀闾后来回忆道：“我们略一声言，他就把我們绑起来往死里打，他要另卖我们，常有人来想看。”在这段苦日子中，刘家小女儿竟被活活打死。

刘耀闾全家被拐的案例看似荒诞，从中却可见当时拐卖团伙“凶焰日炽”的现实情况。

乾隆五年（1740年），江浙一带破获一起恶性拐卖人口大案，罪犯陈大、俞九龄、富子交及妻沈氏等八人拐带幼童，除了贩卖之外，还杀掉食用，并将其骨头制成药丸出售。

乾隆十年（1745年），嘉、湖二府的人贩子富大、陈大等人专门用迷药诱拐儿童，“拐到子女，凌虐残忍，最为惨毒”。此类心肠歹毒的拐卖行为比比皆是。团伙作案的人贩子为了拐卖妇女儿童，往往还会犯下诈骗、杀人、抢劫、强奸等罪行，“竟有杀其夫而捆其妻者，杀其父母而捆其子女者”。

男女分工合作也使得拐卖犯罪防不胜防。据《清稗类钞》记载，人贩子谢明庵听闻官员唐若卿喜欢蓄养婢妾，便假装把自己的婢女卖给唐若卿，暗地里嘱咐她与唐若卿的女儿多加亲昵。等到唐若卿的女儿对婢女产生信任，婢女就想办法将她骗走，带去给谢明庵贩卖，唐若卿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针对人口拐卖的现象，时人痛斥道：“诱拐人家子女，贩卖远方，使人骨肉分离，最为可恶！”民众对人口拐卖的传闻可以说是风声鹤唳，很多人年幼时都听过这么一句恐吓：“再不听话，就把你卖给人贩子！”

清代《巴县档案》中有一起因为老百姓担忧拐卖引发的“张彝商诬控刁拐一女案”。有一天，巴县农民张彝商的妻子杨氏不知何故回了娘家，事先没有告知丈夫。张彝商干完农活回家发现妻子不见了，一时吓坏了，请来地主岐丰与同为佃户的于君尧四处寻找，到处都找不到。恰好此时于君尧的儿子于大伦进城收账，张彝商找不到妻子，就认定是于大伦将其妻拐走。于大伦有口莫辩，因此锒铛入狱。不曾想，过了几天，杨氏就在舅舅的护送下回家了。当地官员这才知道于大伦被冤枉了，此事竟是一场误会。

据统计，清代《刑案汇览》“略人略卖人”篇收录的案例中，受害者主要为妇女儿童，其中女性受害人占86%左右。

被拐卖妇女被明码标价，其结局或是被卖入府邸为奴;或卖给单身男性作为配偶;或坠入烟花柳巷，沦为妓女、暗娼。一旦遭受拐卖，她们的人身自由与尊严都将惨遭无情践踏。

年纪大的妇女，有可能被卖去当工人，如清代云贵川的人贩子常用船载妇女，从长江顺流而下，“至湖北沙市、汉口等处贩卖，少者卖为娼妓，老者卖往江西景德镇瓷器行工作”。

清朝对“略买略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有“买卖同罪”的原则

雍正四年（1726年），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在西南诸省展开，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对当地的拐卖团伙采取了派兵剿灭的铁腕手段。

在总督云、贵的数年间，鄂尔泰对当地人口拐卖团伙发起了两次大规模打击。鄂尔泰的理由是，人口拐卖已经危害到“改土归流”的实施。他认为，大量人贩子团伙藏匿于当地村寨，不仅对社会治安带来隐患，还有可能煽动蛊惑苗民作乱。

上任当年，鄂尔泰就要求各级官员“劫掠之事，即时擒拿，不使漏网”，派兵进驻人贩子聚集的柳罗塘、老虎硐等地，势如破竹地扫荡拐卖团伙的窝点，前后共抓获大小人贩子数百人，对其中的要犯“拟斩决各犯十三名、监候绞犯十三名”。

在鄂尔泰搜获的人贩子名单上，犯人的名字多极为随便，如：阿捣、阿捞、李老二、邓胡子、任瞎子等。由此可以推测，人贩子团伙的成员很多也是社会底层出身，他们见钱眼开，又深知底层的困窘，泯灭良心，干起了拐卖人口的罪恶勾当。

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对云贵川人贩子团伙进行第二次打击，又陆续擒获了多名人贩子。史料记载，鄂尔泰在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呈交给皇帝的报告中称，他已经在短时间内连续侦破了10起人口拐卖案件。

鄂尔泰通过严刑峻法对当地拐卖团伙进行威慑，该判刑的就判刑，该杀头的就杀头。

《大清律例》中，对人口拐卖本就有严格的处罚规定，“略人略卖人”一条的律文提到：

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为奴婢）及略卖良人（与人）为奴婢者，皆（不分首从，未卖）杖一百、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诱卖不从而伤被略之人者，绞（监候），杀人者，斩（监候）。

康熙、雍正以后，针对“略人略卖人”有增修的条例，总体上更加严厉。用迷药诱拐儿童的，“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发配为奴”。另有一条，如果是团伙开窑，拐卖良家妇女儿童来此，“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清朝对“略买略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还有“买卖同罪”的原则。如果买方明知被卖之人是被拐卖的，还参与人口买卖，将被判处和卖方同等的处罚，中间人也要被判处刑罚。

在西南地区，对于参与牵线、窝藏包庇人贩子的人，高其倬在任时对此严厉打击。他规定将为首的人“割断两只脚筋”，从犯“割断一只脚筋”;或戴上枷锁，并在两边脸上刺上“拐贩”二字。由于刺字过小，经常有些犯人用药水将字迹腐蚀掉，政府便规定刺的字每个长宽一寸，且刺完字后要在衙门关三天再放还，避免有人耍小聪明。

对于审理人口拐卖案的官员，也有一套赏罚制度。一年之内，地方文武官员如果能够捉拿人贩或捆掠人口的流棍，都将记录在册，抓获越多奖励越多，“再能多获者，照其递加”。

在拐卖案中渎职的官员也会受到处罚。假如一地出现人口拐卖而未能抓获犯人，反而被别处官员查获的，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原事发地的官员“每五人罚俸一年，十人罚俸二年，十五人降一级调用，二十人降二级调用，满五十人者革职”。

在高其倬、鄂尔泰等人的治理下，西南地区的人口拐卖现象一度得到缓解，但仅靠几次行动，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问题。

清廷想要从法律上彻底禁绝人口贩卖，但各种形式的人口买卖罪行在当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了这种买卖同胞的生意，一时难以考证。可以知道的是，清廷在打击非法拐卖的同时，也支持部分人口的“合法”买卖。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法律中除了以士、农、工、商划分良民，还有所谓的“贱民”，包括奴婢及娼优、隶卒等。

清朝允许“贱民”的正常买卖，设有“人口市场”，与马市、牛市、羊市等并列，北京顺承门（今玄武门）外就曾有专门买卖奴婢的“人市”，王公大臣的府邸中盛行蓄奴之风。

清朝对“贱民”买卖的许可给人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也造成拐卖犯罪的横行。人贩子团伙分工合作，四处奔走，或以各种手段拐骗良家妇女，或以低价购买贫困人家的子女再转手倒卖，甚至直接用暴力手段劫掠人口，将良民包装成“贱民”大肆买卖，酿成无数骨肉离散的惨剧。

政策对人口买卖的默许，也造成官员的懈怠。鄂尔泰在云贵时发现，当地官员大多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有差役小吏收受贿赂，借机收敛钱财，给人贩子打掩护。

鄂尔泰上奏折说：“川贩勾通黔棍，略卖民间子女，向来文武各员惟利无事，并不实力拿惩，而差役兵丁遂尔得钱纵放，互相容隐，以致毫无顾忌。”他跟皇帝说，对于参与人口拐卖的犯人“当尽法处之，再严加访缉，务令此风尽息方可”。

当时，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清江、浦口等地，也有人贩子将贩来的妇女数十成群，分藏舟中，直驶江左，一路上没有查察而截留者，官府种种文告不过形同虚设。政策的默许、官员的纵容以及人贩子的猖獗，导致清代人口拐卖现象屡禁不止。

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鄂尔泰平叛时有所失策，遭到削爵降职的处罚。之后，人口拐卖团伙再度活跃于西南地区。

嘉庆十七年（1812年），有贵州官员给朝廷上奏说：“黔省近年略贩人口之风甚炽，地棍、关役窝藏包庇，且有隐语，目为贩卖‘高脚驴’。”

人贩子将拐卖的人口贬称为“高脚驴”，贩往湖广、江浙等地发卖，“地方官俱不行查办”。当初高其倬、鄂尔泰为之痛心的黑暗买卖再度猖獗。

直到清王朝即将覆灭之际，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终于颁布禁革人口买卖的法律，规定：“买卖人口不仅奴婢一项，亦有为妻、妾、子、孙者。今既以不准买卖为宗旨，自应一律禁止。”

清廷想要从法律上彻底禁绝人口贩卖，但各种形式的人口买卖罪行在当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愿天下无拐。

（责编/李希萌 責校/陈小婷、张超 来源/《人口拐卖往事》，佚名/文，《中国国家历史》2022年3月5日;《对人贩子严厉惩处，但自古以来的人口买卖为何屡禁不止》，李杰/文，《中国国家历史》2022年2月18日;《中国古代拐卖人口犯罪及治理对策》，姚家儒、郭丽萍/文，《铁路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中国汉代重刑打拐》，十年砍柴/文，《政府法制》2011年第12期;《刑案汇览三编》，祝庆祺等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清稗类钞》，徐珂著，中华书局2010年版;《清史稿》，赵尔巽等著，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国古代的人口买卖》，马玉山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李清瑞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人之殇：全景透视下的拐卖人口犯罪》，刘伟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赖惠敏著，中华书局2020年版;《晚清民国禁革人口买卖再探》，黄源盛/文，《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