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破冰者

时间：2024-04-24

回望“改变世界的一周”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中美双方经过一系列秘密谈判，于1972年2月28日发表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尼克松访华的这一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历史性事件，不仅打开了中美正常交往的大门，为此后中美的相向而行创造了条件，而且塑造了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对促进亚太地区及世界从对抗走向和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这一周，在后来也被称作“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是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他年轻时当过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海军服役，战后步入政坛，曾两次担任副总统。1968年，他当选为美国第46届总统，1972年连任第47届总统。1972年，尼克松跨越了世界上最宽广的大洋，重塑了对世界而言至关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1976年2月，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夫妇于2月21日再次访问中国。此时已经卸任的尼克松虽然是以平民身份到中国访问，但依然受到了总统般的礼遇。

尼克松在美国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辞职的总统。在辞职后的20年中，尼克松不断反思自己，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美国在任总统出谋划策，为中美关系积极奔走。1993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力求恢复和改善美中关系。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逝世，享年81岁。

时过境迁，尼克松一生尤其是担任总统期间的功过是非，将由历史学家进行评说，但他在1972年顶住各种压力，以很大的勇气毅然对中国进行访问，结束了两国长期的敌对状态，有力地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不会忘记尼克松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50年前，尼克松访华可谓筚路蓝缕，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维护了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繁荣。今天，国际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规模如今也达到了美国的70%。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不少人感到不适应。那么，中美还能够相向而行吗？

肯定地说，中美相向而行的客观因素依然存在。50年前，冷战和越南战争迫使美国走近中国。而今天，不少全球治理课题仍离不开中美合作。与50年前相比，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同时，中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也越发趋于剧烈。

毫无疑问，与5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美关系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多么复杂，都不能刻意忽视中国发展这一现实。当下，部分美国政客茫然不见，对中美都非幸事。而在今天，尤其要警惕通过动摇和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来修订中美关系航向的倾向。让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制造喧嚣、极限施压无济于事。美方有必要从50年前尼克松的访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从律师到总统

尼克松的早年经历可谓传奇。步入政坛前，他应聘过联邦调查局特工，却阴差阳错地未能入职。步入政坛后，他在当选总统前曾两次担任副总统。

受到冷战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尼克松曾经对中国存在偏见，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态度。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尼克松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不承认和孤立中国转变为主张承认和接近中国，实现中美关系的解冻。

出身普通，曾申请当特工

1913年1月9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镇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弗朗西斯·安东尼·尼克松与母亲汉娜·尼克松靠开杂货店维生。小学期间，尼克松的志愿是当个火车司机。据他回忆：

家里开的尼克松食品店是一家“夫妻店”，一家人都在店铺里干活。当我大一点的时候，我接管了采购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工作。我每天早晨4时就起床，以便在5时之前到达洛杉矶第7街菜市场买菜，然后赶着马车回到东惠蒂尔，到8点钟再去上学。

我曾梦想去东部的大学读书。我中学时成绩优异，并且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哈佛俱乐部发给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的奖金。当时我还有可能获得去耶鲁大学读书的奖学金，但路费和生活费加起来甚至比学费还多，而且1930年的经济危机和家人患病所花去的大量费用使家中入不敷出。我别无选择，只得留在家乡上惠蒂尔学院。我并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一想到上大学我便会无比兴奋，不管上什么大学我都同样高兴。

即将从惠蒂尔学院畢业时，一天，我在布告栏里看到一张通告，新成立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录取25名学生，并提供250美元的奖学金。我提交了申请，拿到奖学金后才知道学生们称它为“绞肉机”——在第一年获得奖学金的25名学生中，只有12名能在第二年继续享受奖学金。

在杜克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出路。当时联邦调查局在杜克大学招募人员，我提交了申请，并被请去谈了一次话。自那以后，我便再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多年之后，当我任副总统时，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向他提起我一度申请当特工的事。几天后，他来到我家，说他查阅过档案后发现我的申请已被批准。但正在他们准备寄出通知时，他们所要求的下一年的经费被削减了，我的职位被取消了。如果我当时真去了联邦调查局，我也许一直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了。

我决定回惠蒂尔老家，在那里开业当律师。我在惠蒂尔历史最悠久的温格特-比尤利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位。一年后，这个事务所成为温格特-比尤利-尼克松律师事务所。那时，我第一次不再是弗朗西斯和汉娜·尼克松的儿子了——我是尼克松先生，是温格特和比尤利的新合伙人。不久，我与一名女教师结婚了。

1941年12月，在杜克大学一位教授的推荐下，我被华盛顿物价管理局聘用了。尽管年薪只有3200美元，没有妻子教书和我做律师挣的钱多。但这似乎是个好机会，不仅能够到华盛顿工作，而且可以直接了解政府工作情况。

赴华盛顿报到前，我和妻子在看电影的途中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我以为是耸人听闻的报道，很快将它抛在脑后。电影即将结束时，影院经理中断了放映，通知说，现有命令让所有的军人立即回部队去。离开影院时，我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我走过去看，报童举起了报纸，他说：“先生，我们打仗了。”

“我为战争的终归无益和它造成的可怕牺牲感慨万千”

据尼克松回忆：

根据相关规定，物价管理局的许多人可以缓役，在办公室里度过战争时期。但听说征募年轻律师任海军军官的消息时，我马上报名参加，8月到罗得岛昆斯特的海军军官学校接受训练。

训练结束后，我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亞岛的努美亚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以下简称“南战运部”），负责为C-47型运输机在岛与岛之间飞行时准备货运清单和制订飞行计划。这些运输机运进补给，运走伤员。我们把装补给的箱子和一些重大物件卸下来，然后小心地将担架上的重伤员抬上飞机。

1944年1月，我被分配到布干维尔，这个地方偶然会受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我到那里不久，日本人发动了一次进攻。进攻结束后，我们数了一下，在我们六个人所在的100英尺钢筋水泥掩体内，共有35个弹坑。我们的帐篷完全被摧毁。

许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总要经过布干维尔，我觉得应该尽可能好好招待他们，于是尽南战运部能力所及给他们搞到少量肉酱和啤酒。我们单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诨名，别人都叫我尼克·尼克松。每当收到一批新运到的供应品时，我就摆起了“尼克汉堡包小吃摊”，向飞行人员免费供应汉堡包和一瓶澳大利亚啤酒，他们也许有许多个星期没有尝过有家乡味道的食物了。

在布干维尔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被调到南战运部支援攻占格林岛的一个分遣队任指挥官，当时海军修建队人员正在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峻工前几天，有一架在飞越拉包尔时受重创的陆军B-29轰炸机必须使用简易机场强行着陆，尽管当时海军修建队的一些设备还放在机场上。当这架轰炸机机腹着陆时，我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但紧接着，飞机的头部径直撞在一辆推土机上，立即爆炸，我们不禁全惊呆了。成堆的尸体真是可怕。当我把一个机务人员的尸体从已不成形的飞机残骸中抬出来时，我还能看到他烧焦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1944年7月，我的海外勤务结束了，奉命回到美国。我赶上了一架从瓜达尔卡纳尔飞往夏威夷的运输机，当我们半夜停在威克岛加油时，我下机来溜达一会儿，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战地公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白色的十字架，一排一排又一排，从跑道的边缘开始一直伸展到远离家乡的那个小岛的黑暗深处。我想起了所有那些还在为这些常常是荒无人烟的小块土地而战斗的人们。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或日本人会认为值得为这些小块土地打一仗，甚至为之牺牲性命。当然，我知道这些地方是把战争带到日本本土必须使用的跳板，所以，我们必须攻占它，而敌人也必须保住它。但此时，我为战争的终归无益和它造成的可怕牺牲感慨万千。

1946年，尼克松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1950年当选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1952年，他参加副总统竞选成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之一，并于1956年成功连任。

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1968年再度参选总统并胜出。多年后，周恩来对他说：“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总统）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逐渐形成。由于受到美苏冷战态势的影响，很多美国政治家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因而坚决主张对中国实行孤立和遏制的政策。当然，尼克松在当时也不例外。再加上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尼克松的对华态度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尼克松就曾支持指控那些不忠的外交官“丢失了中国”。1954年他当副总统的时候，又曾强烈要求艾森豪威尔出兵越南;在1955年和1958年发生的中国沿海岛屿危机中，又是他最为强硬地声称“不能让中国共产党人拿去一寸土地”;1960年10月与时任总统肯尼迪辩论时，他曾宣称：“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的不只是金门和马祖。他们想要的不只是福摩萨。他们想要的是整个世界。”1965年，作为共和党的发言人，他批评时任总统约翰逊对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抵抗不力。1972年访华期间，尼克松曾向周恩来承认：“由于我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呆过，我应该诚实地对总理说明，我的看法是同那时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的看法相似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极格局开始受到冲击，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由于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苏争霸态势开始由美国占优势转变为苏攻美守。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扩大，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化。另外，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促使尼克松不得不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正如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期间提到：“世界变了，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因此，尼克松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尼克松当时强调：“本世纪60年代，我未在白宫任职。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以及戴高乐和阿登纳等政治家的忠告，我对中国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

但是，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尼克松很少表露对华态度的变化。直到1967年，尼克松才在“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他在这篇名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中说：“打开对华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在短期内要通过施加压力‘说服北京，只有接受国际文明的基本准则，它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从长期看，我们要‘把中国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但要作为一个伟大的进步的国家，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换句话来说，中国必须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它一路杀将进来。”

得到总统候选提名后，尼克松对华态度变得更加明确。1968年9月，他在接受某杂志专访时表示：“我们不能忽略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变化，我们也必须寻求机会制造变化。”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又间接地提到了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他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物质及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不会生活在怏怏不乐的孤立之中。我们不奢望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尽量努力不使任何人成为我们的敌人。”不到两个星期，2月1日，尼克松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

1969年8月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尼克松许可下，在澳大利亚的一项重要演说中又透露了这些信号。他宣布，美国将欢迎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太平洋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如果中共领导人放弃他们内省式的“世界观”，美国将“开启沟通管道”。

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就是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0月初，他接见《时代》杂志的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10月26日，时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又向國会提出了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他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将认真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以广泛创造中美两国人民接触的机会，以及我们怎样消除挡在这些机会前面的不必要的障碍。”4月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中美两国间贸易的禁令。另外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新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重要演说，这是一个介绍政府政策的吹风会。他指出：“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

不难看出，在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秘密特使访华之前，尼克松的对华态度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不承认和孤立中国转变为主张承认和接近中国，实现中美关系的解冻。尼克松之所以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对美国不但不构成威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朋友。1972年访华期间，尼克松把他从反共到访问北京的这条漫长的历程有声有色地讲了一道;他所根据的前提是，两国的对外政策利益是一致的，哪一方也不威胁对方。

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开始了为期7天的正式访华。美国总统访问一个国家长达7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在尼克松抵达当天就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会谈数次，亲自陪同尼克松去上海和杭州访问。经多次磋商，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亦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后来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改变世界的一周”

“1968年，尼克松在竞选中承诺要‘结束战争、赢得和平’，还谈到了‘新的和平结构’。就在50年前，尼克松抵达北京兑现他的承诺——从越南战争中抽身，并重塑冷战格局。”尼克松的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回忆当年尼克松访华的动机时说。

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对于彼此都是全然陌生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写道：“即使是找到一条开启此次会晤的渠道，也是一场试错练习——先是请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等人传话，然后开展‘乒乓外交’，还有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秘密访华。”这些“前奏”最终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

据尼克松回忆：

1971年7月15日晚上7时半钟，我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1970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复，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泽东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泽东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泽东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一个谁都没有料到的突破出现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便于他们采访球队。

到了5月，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5月10日，基辛格给了希拉利一个通过叶海亚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等周恩来的答复。

1971年6月的一天，基辛格上气不接下气地进入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当时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像曼哈顿计划（1942年8月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一样：两者都需要绝对保密才能成功。”

1972年2月17日，我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于21日乘机抵达北京。周恩来站在舷梯旁，我们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按中国的习惯鼓掌作为回应。

我记得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曾非常无礼地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伸出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启了。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对我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3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同毛泽东会晤。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里一个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泽东的会见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

会谈的最后，我说：“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樣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恩来回答说。

“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访问结束时，我们在上海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的联合声明。按照基辛格之前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了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份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这景象令人生畏。它证实了我的想法，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同中国搞好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因此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恩来举行过好几个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

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我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今后为建立跨越1.6万英里、过去分隔我们23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一个窃听器断送政治生涯

1972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名民主党工作人员准备离开大厦，无意间抬头瞥见办公室内有一束无规律晃动的手电筒光柱，十分可疑，于是连忙去找保安。安保人员立即搜查了房间，抓到了五个戴着医用外科手套、形迹可疑的男子。

被捕的其中一人名叫詹姆斯·麦科德，自称是前中央情报局雇员。其实他是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负责安全工作的首席顾问，奉命到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

197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大选结果公布后，尼克松以少有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此时，一封又一封匿名信正寄到法院，密告水门事件还有隐情。包括前白宫幕僚在联邦参议院水门委员会的证词在内的种种证据都开始指向白宫幕僚，联邦调查局找到了“窃贼”的活动资金，这些钱中有不少连号的百元大钞，是尼克松的筹款组织——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政治捐款和经费。

白宫幕僚主动交代，尼克松上任后，曾在整个白宫安装由语音自动启动的录音系统，并录下了白宫中几乎所有的谈话。根据对录音磁带的监听发现，尼克松在水门窃听案发前后，都曾经明示或暗示过一些并不完全合法的行动。

1974年8月8日晚上9时，尼克松发表了全国电视辞职演讲。第二天早晨，他向白宫工作人员作了最后发言，然后将辞职信寄给基辛格，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

被迫辞职后，尼克松回到故乡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中国总理对尼克松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周恩来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他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

以平民身份访华，仍受到总统般的待遇

1975年8月中旬，尼克松收到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他马上给基辛格打电话，说只要继任总统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9月份动身前往中国。基辛格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新总统访华之前就再度访华的话会让新政府很难堪。尼克松同意再等一段时间，不过他向基辛格暗示：这种等待不会太久。在基辛格的积极斡旋下，中国方面很快表示同意。

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况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访华。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国给朱莉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毛澤东有可能会见他们。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到北京后46小时，即距1976年元旦来临不到1小时之际，毛泽东就会见了他们。“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毛泽东对朱莉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然后他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补充道：“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接见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对朱莉重复了对尼克松的邀请：“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当时接见外宾时都没有做出过的行动。毛泽东在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10年以后她将是了不起的。”

临走时，中国政府托朱莉夫妇转交给尼克松一份礼物——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朱莉和戴维离开中国后不到一个月，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尼克松夫妇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一消息不但轰动了美国，而且引起世界瞩目。

1976年2月21日晚10点16分，尼克松乘坐中国政府派到美国的专机到达北京。他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这与他4年前作为总统来访时的安排一样。第二天，中国政府为他举行国宴。一切都和4年前一模一样，就连餐桌上的十道菜也和当年一模一样。宴会临近结束时，尼克松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为世界各国的安全稳定，以及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做出的通力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是可靠的，可能的，并且是富有决心的。”尼克松继续说：“当然，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这显然是指1972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

宴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去拜访了毛泽东。他们的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与他干杯。

会见后，尼克松回到宾馆，兴奋地对接待人员说：“今天能同毛泽东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广泛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他说：“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历史上何去何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精神和思想的活力。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

2月23日下午，新华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主席今天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约翰·布伦南。”“会见时，毛主席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同尼克松先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请尼克松先生回国以后向福特总统转达他的问候。”新华社还发表了毛泽东同尼克松握手时的照片。

按多年惯例，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不让外国记者在场。外国媒体立即根据新华社的上述消息发出电讯，并转发了照片。路透社称：尼克松同毛泽东的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1975年）12月同毛泽东的会谈少10分钟”。

尼克松第二次访华半年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9月14日，《人民日报》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为题，刊载如下内容：

新华社1976年9月13日讯

圣克利门蒂消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9月9日就毛泽东主席逝世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享年83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尼克松说：“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我们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于我们两国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今年2月22日（应为23日）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

可以说，毛泽东邀请下台的尼克松访华的举动，乃是外交史上的一次神来之笔。卡特上台后，进一步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改变了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

1978年12月16日晚，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为尼克松访华以及同毛泽东的会晤画上圆满的句号。

尼克松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前进！”

1993年4月8日至14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这是自1972年以来他的第7次中国之旅。尼克松的此次中国之行，既是为恢复和改善美中关系而来，也是旧地重游。

4月8日晚7时4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前往机场迎接。

随后，刘华秋陪同尼克松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上车刚坐稳就向中方陪同人员提出了一个颇带伤感的要求，他说：“我已年近八旬，身体又不好，老伴已去世，这很可能是我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为重温历史，恳切希望你们能够按照1972年我访华时的路线再走一趟，来一次旧地重游，温故知新。我还很想去广东看看改革开放的情况。”刘华秋回答说：“你的这个要求，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这次访问的路线原先确定的是：北京、杭州和上海，后来又增加了广州、深圳。访华结束后，你将从深圳出境。一路上，我们将安排你参观1972年2月你所到过的所有地方。”

当汽车进入机场高速公路时，刘华秋告诉尼克松：“这是刚刚竣工的一条高速公路，目前尚未举行通车仪式。经北京市有关方面特许，你是乘车通过这条公路的第一位外国尊贵客人。”刘华秋说完，尼克松情不自禁地探头向外张望，高兴地说：“这是新事物，说明北京在变化。”路上，他还喃喃自语：“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前进！”

当晚8时40分，尼克松被安排在钓鱼台12号楼下榻。他1972年访华时就住在这里，当时他对楼内的一切倍感满意。这次仍被安排住在这栋元首楼，尼克松格外高兴。

4月9日上午10时，尼克松邀来刘华秋聊天。他说：“1989年10月我访华时，同邓小平先生进行了令人难忘的谈话。我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是否还在进行？外国商人和旅游者是否仍受到欢迎？安全是否有保障，如何采取步骤恢复美中关系，决不能让北京政治风波永久破坏两国关系。许多美国商人都希望到中国来投资，他们将如何向前看等等。当时，邓小平先生向我阐述了很重要的观点，至今还记忆犹新。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既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计较信仰的差别和国家的强弱。我很赞赏邓小平的这些看法。”

刘华秋接过他的话进行了补充。尼格松回答道：“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这次访华的最大愿望，也是想推动美中结束纠葛，恢复和改善两国关系。”

4月9日下午至10日，尼克松分别会见了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流，尼克松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立场的了解。他说，中国是维护国际稳定的重要力量，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美中之间都应保持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这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尼克松还表示，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尽力推动美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人民相互友好、经济互补互利、战略上保持合作的新阶段。

在北京期间，尼克松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所有他1972年到过的会谈厅、会见厅和大小宴会厅。4月11日至13日，尼克松来到了杭州和上海。在杭州期间，他参观了1972年中美双方在杭州商谈《上海公报》时的旧址。他说，这个公报实际上是在杭州谈成、在上海发表的，所以称为《上海公报》。他还说，他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佩服周恩来的睿智和机敏。在上海期间，尼克松下榻在1972年他住过的锦江饭店，当参观当年发表《上海公报》的场所时，他每到一处，总是十步一回头，显得依依不舍。参观快结束时，他十分自信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报啊！”

4月14日，尼克松從广州抵达深圳。当他亲眼看到广东的发展变化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大为赞叹。同时，他深有感触地说：“美中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应当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世代友好，这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有利。”

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后，立即向美国领导人汇报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他主张应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强调在最惠国待遇方面要与人权问题脱钩。5月2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命令，宣布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至1994年7月3日。应该说，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与尼克松访华回国后的建议不无关系。

后来，尼克松多次与友人谈及他1993年第7次访问中国的感触，并坚信中国在未来世界舞台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美中关系正常化对两国人民及世界有利。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病逝。一年前的第7次中国之行成了他与中国朋友的永诀。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为了悼念这位对中美关系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及时解决当时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裂痕，中国政府决定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为代表，前往加州参加尼克松的葬礼，并以此为契机在美国展开葬礼外交。

4月27日，刘华秋陪同邹家华昼夜兼程赶往尼克松的家乡约巴林达。当天下午两时半，尼克松的葬礼在尼克松图书馆外的广场隆重举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前总统福特、卡特、里根、布什以及政府要员，大多数国会议员以及200多位公众出席，另外还邀请了800多位外国政要参加。

葬礼仪式当天，说来也巧，当天下午1时多，会场上空还是电闪雷鸣，天低云重。而当主持人宣布葬礼开始后，却是天开云散，晴空万里，葬礼得以顺利进行。克林顿、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多尔、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加州州长威尔逊分别致了悼词。他们都在悼词中充分肯定了尼克松为打开美中关系大门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卓越贡献。他们称赞说：“中美建交的实践证明，尼克松的决策是正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是有远见卓识的。”

葬礼结束后，克林顿夫妇在尼克松图书馆大厅内举行了招待会。其间，克林顿还邀请邹家华、刘华秋与他合影留念。随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莱克、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鲁賓约请邹家华和刘华秋及李道豫大使，到尼克松图书馆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举行秘密会谈。莱克一口气念了40分钟的谈话要点，主要内容是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问题上，克林顿需要有一个下楼的梯子，希望中方在人权方面做点事情，以便总统有机会下台阶。

1994年5月10日，美方派前国务卿马斯克特作为政府特使，来华与中方进行了一整天的会谈，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美方表示，将采取“重大步骤”改善美中关系。5月26日，面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克林顿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得不再次宣布无条件延长1994-1995年度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同“人权问题”脱钩。这一问题后来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大多数人中基本取得共识，也使中国最惠国待遇得以无条件延长。可以说，尼克松生前所关心的、几年来困扰中美关系的这个棘手问题，在他的葬礼后不久便得到了解决。

尼克松作为美国一位资深望重的战略家、政治家，他生前的7次访华对发展中美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启示

“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来自经典科幻电影《星际迷航》的这句名言的意思是，在冷战时期，只有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样声名在外的“右翼”政客，才能暗中敲开中国的国门，为建立中美外交关系奠定基础。如今，这句话已成为一个美国谚语，意为只有强势而精明的政治家，才有能力坚决捍卫和践行自己的理念，并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

即使在中美摩擦空前加剧的当下，这组关系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很多政要、学者和媒体人士纷纷发表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看法，为重新审视当今的中美关系提供了借鉴。

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双边关系奠定基础

在尼克松访华前，中美之间已有20余年没有正式交往，两国官方交流渠道只剩下在华沙断断续续进行了136次的大使级秘密会谈，以及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秘密访华。

美国记者丹·拉瑟是当年与尼克松同行的记者之一。他回忆，那次中国之行，就像“离开地球前往宇宙深处的某个遥远星球”。《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就算尼克松先生透露他要去月球，也不会让关注他的人觉得更惊讶。”

无论是尼克松还是毛泽东，“都是非常务实的国家领导人”。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徐国琦对CNN说：“他们手里有实实在在的牌要打。”对于尼克松50年前的中国之行，CNN写道：“为期7天的访问，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打开了大门。它还将重塑世界秩序，改变冷战时期的权力格局。此后，中国将逐渐成为全球重要力量和美国的经济伙伴。”

尼克松的那次中国之行，当时被美国国内普遍誉为重大外交突破。正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所言，尼克松访华是20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甚至是二战后最重要的转折点。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指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核心是将所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放在一边，转而谋求共同利益。从那时起，这一原则一直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支柱，被美国两党普遍接受——无论哪个党派或哪位总统上台。

自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发展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此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访问过中国——除了吉米·卡特和乔·拜登。

半个世纪后，尼克松的政治遗产所剩无几

50年过去后，中美关系却跌至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尼克松苦心经营的外交成果，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美国《外交学者》杂志认为，美国对北京冬奥会和台海局势采取的政策，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和指责，正在持续加剧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学者甚至担心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战争。

“许多人曾经认为，特朗普离开白宫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能得到改善。”《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美国大战略》一书作者、伦敦国王学院学者泽诺·列奥尼表示，但拜登上台后的一系列事件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美国的对华策略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本加厉。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拜登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已经是没有战争硝烟的“极端竞争”，而“竞争”只是一个过程。这样的对华战略既缺乏远见，也没有目标。更糟糕的是，当竞争走向极端时，可能会导致拜登本希望避免的结果：战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2021年2月初，拜登政府发布新的“印太战略”，声称美国将加强华盛顿与该地区的盟友关系，尤其是“四方安全对话”，打造其所需的“战略环境”。然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都担心，如果不改变外交策略，美国与中俄之间会没完没了地上演“灾难性的边缘政策”。根据兰德智库的研究，如果华盛顿继续在与北京和莫斯科开展大国竞争的路上走下去，那么，美国很可能将陷入两场新冷战之中。

“50年前，尼克松为了对抗苏联访问中国;如今，华盛顿却冒着与中国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同时对这两个国家发起攻击。”戴维·艾森豪威尔说。

曾在尼克松訪华期间担任翻译的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也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拜登政府一直在曲解北京，这主要是为了在国会山上摆出强硬的政治姿态。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挑战中国的尊严。”他说，拜登团队“对如何进行跨文化沟通完全没有概念”，特别是国务卿布林肯——“你在会晤中诋毁对方，只会激起对方的愤怒反应。这是愚蠢，不是外交”。

“1972年以前，两国只能通过‘国家安全’这个视角来看待对方。尼克松访华后，他们开始以完整的人性化视角认识彼此。”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罗伯特·戴利对《卫报》说，“可悲的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全’这个唯一的角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中美政治局势持续紧张，但2021年两国双边贸易却同比增加28.7%，贸易额达7556亿美元。周波认为，这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韧性，以及拜登政府提出“只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方面与北京合作”的荒谬之处。他说：“即使是著名的反共主义者尼克松，也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把所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放在一边。……尼克松访华是为了打破僵局，现政府则用‘脱钩’来冻结一切。”

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最佳方式

美国国际关系理事会主席、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理查德·哈斯指出，中美关系的恶化趋势，对世界而言是危险的。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仅可能导致冲突，还将妨碍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和核扩散等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

“半个世纪前，尼克松以富有创造性的外交手段，将冷战维持在‘冷战’状态，并在有利于西方的情况下结束了冷战。而庆祝（美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最佳方式，是再一次用富有创造力的方式恢复两国关系。”哈斯说，要修复两国关系，必须重新承认两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在分歧问题上继续沟通，并保持经济贸易往来，加强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尼克松并非基于意识形态开展外交，而是将实用主义、边缘政策和虚实战略相结合。”罗德学者、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布赖恩·王认为，面对冷战威胁，尼克松寻求与中国合作;而在今天的世界，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迫在眉睫，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和国际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与日俱增。中美应该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正面教材，利用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利益。跟尼克松一样，拜登完全可以将与中国合作“公开化和趣味化，并从中获益”。

如何看待中国崛起，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另一道课题。曾随尼克松访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对《卫报》表示：“没有美国帮助，中国就不会崛起”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以中国的规模和中国人的才能，中国显然迟早会崛起;而当它开始崛起时，还能有什么选择？试图遏制中国吗？这样做不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

戴维·艾森豪威尔也认为，中国今日的崛起是必然结果。“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之前就预见到了这一点。毕竟，推动尼克松破冰之行的观点之一，正是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说，“我不知道他如何得出这些观点，但在他访华之前，我就经常听到他对中国赞不绝口。他说：‘中国近代虽饱经磨难，但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大国甚至主导大国。遏制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简直大错特错。’”

周波认为，即便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封锁和制裁，也无济于事，只会促使中国大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从制造业的产值来说，中国早在2010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制造国。总有一天，中国将不再需要依靠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华盛顿确实迷失了自我，那么北京必须保持方向——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即使被拖入与美国的竞争，这一进程也不能偏离轨道。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竞争方式不是与美国角力，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半个世纪前尼克松的访华之行，早已提供了一种启示：如果敌人可以成为朋友，那么对手也不必成为敌人。“并不是只有尼克松才能来中国。”周波说。

（责编/李希萌责校/张超来源/《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松回忆录》，理查德·尼克松著，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1版;《1976年毛泽东缘何邀请下台的尼克松访华》，项东民、安熠辉/文，人民网2019年5月8日;《尼克松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吴光祥/文，《党史纵览》2009年第2期;《试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对华政策的转变》，汤春松/文，《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尼克松访华50周年，拜登需要从尼克松身上学习什么？》，胡文利/文，《中国青年报》2022年2月24日）

尼克松大事年表

1913年1月9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林奇县的约巴达林。

1930年9月：考入惠蒂尔学院，主修历史。学生时代的尼克松热衷于政治活动，大学四年级时当上了全校学生团体的主席。

1933年：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又入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

1937年6月：毕业后去纽约觅职未成，返回惠蒂尔当律师。

1942年初：在联邦政府物价管理署工作。同年8月参加海军。

1946年3月：退役。11月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开始进入政界。

1952年：参加副总统竞选成功。

1953年1月：就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

1956年：获得连任。

1960年：在总统选举中败北。

1962年2月：返回加利福尼亚，重操律师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