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一台湾始末

康熙在位时对清王朝来说是“守成而兼创业”的时期。康熙亲政之初，清王朝的统治尚不稳定，国家尚未统一，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他在位61年，励精图治，“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康熙坚持国家统一，反对“裂土”，“招抚台湾”，抗击沙俄，维护了国家安全，是坚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清兵入关刚刚十个年头，紫禁城景仁宫内，传来一阵嘹亮的哭声，顺治帝的第三个皇子爱新觉罗·玄烨降生。谁也不曾想到，此后不过七年，这个孩子便继位为君，年号康熙。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14岁（虚岁，下同）的康熙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大赦天下。两年后，康熙一举清除鳌拜集团，真正掌握实权，开启了清王朝“守成而兼创业”关键时期。

康熙在亲政之初，清王朝的统治尚不稳定，国家尚未统一，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东南海上有台湾郑氏抗清力量，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上层民族分裂势力正日益抬头，东北黑龙江流域沙皇俄国的侵扰已达数十年之久，南方有业已坐大的“三藩”割据势力……守护祖辈创下的基业，成为康熙奋斗一生的事业。

彼时，台湾，距离紫禁城1700多公里的地方，自从1624年为荷兰侵占，历经38年为郑成功所收复，仍如不肯归家的游子。年轻的康熙把国家的统一当作头等大事，力排众议统一台湾，其言掷地有声：“死生常理，朕所不讳。唯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统一台湾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康熙走得坚定、从容，极具耐心。20余年的时间里，康熙屡次派人招抚，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出重大让步。同时，康熙坚持台湾问题是国内问题，称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相比”。在封建王朝里，统治者的眼界与胸襟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康熙，便没有后来中国对于台湾百余年的统一。今日看来，这对大陆与台湾的血脉联系何其重要。

与统一台湾过程中的耐心宽容不同，抗击沙俄中，康熙尽显面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一国之君的铁腕手段：“征剿罗刹，众皆以路远为难”，康熙毅然“独断，兴师致讨”沙俄侵略者。议和中，其立场也极其坚定：“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比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

康熙在面对国家分裂、列强挑衅与侵扰的危局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而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版图的规模方面、民族构成的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毛泽东说：“康熙皇帝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統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平三藩，力排众议坚持统一台湾

康熙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此时政权尚未稳固，年幼的康熙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

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在茅麓山战斗取胜后，遍及全国大规模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基本结束，清朝开始走向和平与休养生息的时期。但是，社会稳定远未巩固。特别是南明隆武集团被灭，明将郑子龙降清而其子郑成功却拒绝随父投降，并在闽粤沿海形成极其强大的海陆武装，与山寨义兵相依，以台湾作为抗清基地，以金门、厦门为依托，建立独立政权，坚持与清军斗争。1661年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继位后，自称为“东宁王”，公开进行封建割据，与清朝对抗。

他全面部署军事，决心讨平叛乱。

康熙仅20岁时，三藩已发展为封建地方割据势力。吴三桂又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所部五十三佐领，绿营兵一万二千人。当时，清初勇武善战的开国诸王和名将多已故去，吴三桂自以为天下无敌，视年轻的康熙为“乳臭未脱”，因而有恃无恐，密计反叛，妄图分裂中国。廷议时，有人慑于吴三桂的军威，认为三藩“断不可迁移’，否则会导致吴三桂的反叛。但是，康熙认为“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当时只有少数大臣赞同皇帝的决策。康熙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力排众议，断然下令撤藩。

康熙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举兵反清、发布檄文，“四方诱煽”，数月间六省皆陷，半个中国陷入战火。当吴三桂的反讯传至京师，举朝震动，一些大臣被吴三桂的汹汹来势吓倒，“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竟然要求诛杀主张撤藩诸臣，以谢三藩。康熙并不随风“诱过”，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乱爆发。吴三桂、耿精忠先后“遣使通台湾”“求济师”。郑经起兵响应，出现了“三藩背叛，郑经复猖獗海上”的复杂形势。郑经派兵登陆占据了泉、漳、潮、惠诸州，“杀掠所至十室九匮”，造成东南沿海一带“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于是，统一台湾就不得不与平三藩同时进行。

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三桂授意达赖喇嘛上奏康熙，提出意见说“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康熙断然拒绝，痛加驳斥道：“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康熙坚持国家统一，反对“裂土”，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终于讨平了三藩之乱。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便开始筹谋统一台湾的斗争。

康熙就收复台湾统一全国咨询廷臣，结果廷臣都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计难万全”，“三藩”之乱平息后已是“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众臣主张“征台湾宜缓”。康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海氛不靖，则沿海兵民弗获休息”，应该“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底定海疆”。他这种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和对国家统一所持的进取态度，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康熙又一次力排众议作出进兵台湾的决断后，开始积极进行军事准备。鉴于吴三桂在叛乱中曾扯起“复明”旗号以及郑氏集团自诩为南明永历小朝廷，康熙反其道而行之，注重任用汉族将领。诸多汉族将官都因作战有功而得到破格重用。相反，满族将官中如有对统一台湾态度消极者，则立即撤换。如福建将军赖塔曾致书郑经说“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康熙得知后便将其撤职，任命“务欲灭郑氏，收台湾为功”的汉人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又推荐了部将施琅。施琅曾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部将。郑芝龙因招降郑成功不果而为清廷所杀，故朝议时“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并未计较施琅这些“历史问题”，以其“习海道，可大用”而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从康熙重用姚启圣和施琅二人，不难看出其统一台湾之决心。

“剿抚兼施”，力争和平统一台湾

康熙统一台湾与击败噶尔丹、平定准噶尔和西藏不同，他对郑氏集团始终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并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的希望。最后决心使用武力进兵时，仍强调不错过“招抚”机会，并最终感诱了郑氏集团“纳土投诚”，实现和平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台湾产生袭位之争，郑经于厦门嗣位。七月，清定南王耿继茂、闽浙总督李率泰以为有机可乘乃派人来厦门招抚，提出若肯“削发登岸”可以厚爵加封。郑经为赢得时间入台定难遂请“仿朝鲜例”，希望不削发，不登岸称臣纳贡并遣使入京待命。十月，郑经率兵入台平定内乱后，仍返回厦门居守。不久，使者自京还报，清朝“必欲刹发登岸”，这次招抚无果。

1664年，清军曾乘郑经退守台湾之机，出兵澎湖，后因台风受阻而还。此后，清政府就暂时放弃进剿政策，改取“剿抚兼施”，以和平“招抚”为主的方针。

1667年，康熙下令再次招抚台湾，这是清朝建立以来最隆重最重要的一次招抚。康熙第一次派总兵孔元章为差官，亲至台湾与郑经和谈，郑经说：“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指郑成功）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事例则可。”其实，他们父子对台湾的立场有本质区别。郑成功所指的“朝鲜例”，是承认自己“为清人”，并“奉清朝之正朔”“文官听部选”，甚至头发也不是绝对不可剃，只待“奉旨命下，然后放心剃发”，为清朝之臣属。只不过要求一定的地盘，保持原有体制和军队，类似一国两制之意。而郑经所谓的“朝鲜事例”，则将台湾划在中国版图之外。对此，康熙严厉予以拒绝。

同年，郑经已于数年前降清的舅舅董班舍也来书劝郑经降清，郑经仍紧持“朝鲜事例”，招抚再次无果。

康熙亲政后再次派大臣明珠、蔡毓荣至泉州，与兴化知府慕天颜第二次渡台和谈。他们到达澎湖后，郑经派大船迎入台湾。郑经虽礼待他们，却不肯接诏，再次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慕天颜提出“若翻然归顺，自当藩封，永为圣朝柱石”。谈判进行了十余日，仍议未定。郑经又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随慕天颜往泉州，继续谈判，试探“免剃发、不登岸”、“照朝鲜例入贡”的可能性。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忍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郑经乃中国之人……”并宣示：“果遵制剃发归顺，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以便做到“兵民乐业，干戈不用，海疆七安，称朕奉天爱民、绥怀远人之至意。”至此，康熙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出重大让步，表示了最大的诚意。

郑经无言以对，但顽固坚持“如朝鲜例”，不削发。他说：“先王在日，前后招抚者，亦只差削发二字，本藩焉肯坠先王之志。”

此次谈判双方争论的实质是：台湾是不是中国领土，该不该统一于中国版图。在谈判中郑经一再逼迫清廷接受他的三个分离条件：第一，要求将台湾像朝鲜、琉球一样同中国保持藩属关系;第二，要求允许台湾官民保留穿戴明朝衣冠、不削发;第三，要求承认郑氏以后世守台湾，不登岸。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台湾变成一个半独立性質的附属国。

康熙坚持台湾是国内问题，并对郑氏政权提出的无理要求逐条给以批驳：“郑经乃中国之人”，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相比”。这样，康熙坚持了统一的原则，明确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康熙十二年（1673年），郑经借三藩叛乱之机联络吴三桂、耿精忠以图乘机实现“中兴之业”，清廷危机四伏。康熙冷静分析主张，对势力最大的“首倡叛乱”吴三桂进行征剿，而对耿精忠、郑经两支势力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1674年9月，康熙在对新任福建总督郎廷佐的谕旨中说：“郎廷佐入闽之时，海寇宜用‘抚’，耿精忠宜用‘剿’或‘间’。”郑经错估了清廷的政策和形势，特别是初期同耿精忠交恶争夺地盘中，一度占领闽粤沿海的诸州府之后，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1676年，耿精忠集团在清军打击下终于降清，郑经成了东南沿海地区直接与清军相抗衡的主要割据势力。

此间，康熙曾先后四次派人进行和谈，但均以郑经的无理苛求而失败。清政府遂于1680年再次出兵攻克金门与厦门，郑经也再次退据澎湖、台湾，出现了清、郑之间隔海峡而对峙的局面。

“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

1678年5月，康熙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8月，康熙谕兵部称“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再若梗化，进剿未晚”。姚启圣据此精神在漳州开设“修来馆”（也称“招来馆”），开展政治攻势，效果良好。仅1680年，郑经的总督朱天贵一次就带领“文武官六百余人，兵二万余人，大小船三百余艘”脱离台湾，归顺清廷。

清廷对于从台湾归来的郑氏官兵，以礼相待，妥善安排，使他们成为以后进取台湾的一支重要力量。

康熙二十年（1681年），经过八年进剿，三藩平定。郑经因“中风不语”而亡，其12岁的幼子郑克塽继位，由其叔郑聪摄政。随后，郑氏集团内部因“叔侄相猜，文武解体”，郑经属吏傅为霖、廖康方等倾心归顺，先后向闽督密察献计，要求迅速“发兵救民水火”。

当年六月，闽浙总督姚启圣向康熙详细报告了台湾政局不稳情况后，康熙认为进取台湾的时机和条件已完全成熟，并于九月十日派遣施琅返任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规复台湾”，同时发出了“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的进军令。但彼时，康熙仍未放弃和平招抚的希望，并在进军令中明确谕示“务期剿抚并，底定海疆”。施琅抵闽后，即加紧“练兵整船”，挑选水陆官兵2万多人，大小战船200余只，“侯机、侯风进发”。

1683年7月8日，施琅遵旨率师从铜山向澎湖进发，经过10日、16日两次激烈海战，歼灭了澎湖郑军主力万余人，守将刘国轩遁归台湾，澎湖岛上数千陆兵不战而降。随着清军克复澎湖，“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刘国轩“见人情大率已解散，始决计劝克塽归附”。返回台湾的被俘将士的现实和劝说，也给郑氏小朝廷、文武百官、黎民百姓带来一线生机，为议和创造了合适的气氛。为此，郑氏集团内部基本达成一致。郑克塽出于无奈而泣告曰：“民心既散，谁与死守浮海而逃，又无生路，计唯有求抚之着耳。”于是先后两次派人到澎湖施琅军前求“抚”。

康熙明知郑克塽等出于“窘迫之际，方缴伪册印来归”，但认为“然能改心易虑，率伪官兵、人民纳土投诚，亦属可喜”，从而批准了和平招抚的方案，命令施琅于10月3日率师抵达台湾，加以实施。

当日，施琅率领战船100艘、将士一万余人，到达鹿耳门外海，因为水道过浅无法进入。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在鹿耳门龙亭大礼迎接。各乡社百姓亦沿途“壶浆迎师”。巧合的是，突然海潮骤起，水面腾空升丈余，威武雄壮的复国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台江江面。只见万众欢腾，同声高呼，共祝两岸统一的完成。

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施琅一到台湾，立即公布《安民生事示》《严禁犒师示》，严肃军纪，安抚民心，以报答台湾黎庶的盛情盛德。10月4日，施琅在郑克塽、刘国轩等人的陪同下，祭奠郑成功。第二天，即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庆祝统一台湾的仪式在东宁南坊孔庙广场进行，共庆祖国统一。

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喜不胜收，诸位大臣欢欣鼓舞，朝廷内外共庆统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元宵节，为庆祝统一台湾，康熙赐封功臣。在康亲王杰书宣读的诏书中，敕封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侯，延平王郑克塽为正黄旗海澄公，武平侯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封爵伯，台湾忠诚伯冯锡范为正白旗伯爵……

从此，台湾与大陆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和平统一。台湾自从明末天启四年（1624年）为荷兰殖民者侵占，历经38年为郑成功所收复，再经郑氏子孙割据20余年，在康熙一朝再次回归到统一国家的管辖之下。

海峡两岸“海波不扬，万民乐业”

台湾统一之后，关于台湾弃守问题，群臣又发生分歧。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大学士李光地提出“招来红毛，界以其地”，将台湾奉送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施琅则力主台湾不可弃，他在《台湾弃留之利害折》中指出“台湾一岛，实东南数省之屏蔽”。“一旦弃之，必仍为荷兰所得，海疆浸将多事”。

康熙对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素存戒心，认为对他们不可深信，“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决定在台湾设立与内地一样的行政建置。

1685年4月，清政府将台湾隶属于福建省，设一府三县，并分别在台湾及澎湖设总兵、副将，派兵驻守。从此，台湾与大陆在清政府的统一管辖下，使两岸关系进入新时期。

同年，康熙大开海禁，海峡两岸人民可以自由往来。福建、浙江、江苏沿海船只不断驶向台湾，大陆汉人来台湾的也“呼朋引类，连千累百”，从而加速了对台湾本岛的开发。台湾土著居民高山族人与汉人杂处者“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管铺地，皆垦辟田园”，“有虑其旱涝者亦学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使“片隅寸土，尽成膏腴”。就是居住在深山、被称为“生番”的高山族人也同汉人发生了贸易往来，“民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商舶交于四省”。“汉人以货到社交易，番以独木凿其中为舟渡之。”

康熙還在台湾兵丁中实行屯戍法，士兵半为镇守，半为屯田。发给每一位屯田的兵丁三十亩地、一头牛。这样做既节约了军饷，稳定了军心，又可增加粮食产量。台湾官吏为了调动人民开垦土地的积极性，改革了赋役制度，实行内地的一条鞭法，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履亩定税，按等征收。并将原来对高山族不分男女一律征丁税一石的做法改为只征男丁税，妇女丁税免除。

台湾优越的地理条件及正确的政策，使福州、兴化、漳州、泉州的老百姓纷纷加入台湾的开发行列之中。大量的劳动力及先进技术的传入，加快了台湾开发的步伐。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全台湾的耕地面积为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甲（一甲合十一亩三分一厘），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达三万零一百零九甲。

土地的开发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长，促进了粮食贸易的繁荣，也推动了甘蔗及其他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带动了榨糖业的兴盛。统一之初，台湾只有榨糖“蔗车”75张，9年之中又增加了24张，所产之糖大多销往内地。为适应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康熙特准台湾府开炉铸币。康末雍初台湾稻谷产量“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雍正四年，台湾“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台湾在向大陆输出粮食、蔗糖的同时，也从大陆输入大量的所需物资，销售最广的物资是棉布。台湾的经济开发及与大陆经济联系的加强，也促进了台湾海外贸易的发展，商船所至的国家有荷兰、日本等国。与此同时，澎湖列岛以及台湾附近的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都得到了相应的开发。

由于政局安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蒋毓英任台湾知府后，于康熙二十三年建立台湾府学，不久又建立了三所社学，离任前又建立一所书院。康熙又采纳福建巡抚张仲举的建议，在台湾增设学校，扩大入学名额。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逐渐普及，康熙特准福建、台湾乡试，单独编号，额中一名。到了乾隆年间，原先“砂石丛杂、草木荒芜”的澎湖也“创建书院，雅意栽培”，参加科举考试，海峡两岸数百年“海波不扬，万民乐业”。

统一台湾后，康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祖国的北方。其时，沙皇俄国派遣哥薩克远征军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已达数十年之久。康熙“亲政以后，即留意于此”。统一台湾后，康熙毅然“独断，兴师致讨”沙俄侵略者。并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与沙俄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使两国边界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和稳定局面。

康熙在抗俄、保卫与巩固东北边疆事业上的贡献，受到后世好评。日本人西本白川以旁观者的立场论及《尼布楚条约》，认为它是康熙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胜利，而且这种遗策一直延续到170余年后的《瑷珲条约》签订前。因此，康熙保卫和巩固东北边疆，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经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该条约完全符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毛泽东：“康熙皇帝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

康熙皇帝8岁登基，14岁亲政，69岁驾崩，在位6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其文治武功，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古今中外名人对其评价也多为褒奖。

著名学者阎崇年曾这样评价康熙：“中国两千年皇朝史，堪称大帝者，前有唐太宗，后有康熙。”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日本人也曾对康熙极为尊重和推崇，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为“上国圣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言：“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

毛泽东说：“康熙皇帝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国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认为康熙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五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

毛泽东说康熙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即使贵为皇子，打了败仗也不能进得胜门，而要在城外听候处置。”

毛泽东还特别夸奖康熙的学习精神。康熙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还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毛泽东还说，康熙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他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后人评价康熙有八大历史贡献：“削平三藩，巩固统一”“统一台湾，开府设县”“抵御沙俄外侵，缔结和约”“亲征朔漠，善治蒙古”“重农治河，兴修水利”“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吸纳西学，学习科技”。其中，正如毛泽东所言康熙对于国家统一的贡献最为突出。***在向奥巴马讲述中国历史时，也曾特别提到康熙统一台湾。其力争和平统一台湾的政策，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意义。

（责编/张超 责校/陈小婷 来源/《康熙传》，白新良等著，岳麓书社2015年6月第1版;《康熙评传》，孟昭信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康熙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雄才大略》，张亦民、吴传庆/文，《统一论坛》1996第2期;《康熙在维持国家统一中的业绩》，花碧林/文，《满族研究》1994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