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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时间:2024-04-24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1926-2019),河北宁河(今天津市宁河区)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9年被追授“共和国勋章”。

1955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朝永振一郎携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在得知于敏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得到过外国名师指导,靠独自钻研获得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后,朝永振一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朝永振一郎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于敏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机电系。大二时,于敏转入理学院,专业方向为理论物理。他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理学院成绩表的第一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导师张宗燧对他大为赞赏,甚至表示:“于敏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中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选中,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并跟踪国际核物理研究的进展。

1961年,于敏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顶级专家,以至于被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称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钱三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完全不同的。于敏若接受氢弹研究的任务,意味着他将放弃持续了十年、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在一个基本不了解的领域从头开始。而且那个时候,氢弹理论在国内基本处于空白,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资料。雖然彼时英美苏三国已经成功研制了氢弹,但是关于氢弹的资料都是绝密的。于敏研究氢弹,只能完全依靠自己。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于敏隐姓埋名,“国产土专家一号”从此销声匿迹,再没有公开发表论文。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没有留过洋,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

仅仅三年时间,于敏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变成了国内的顶级氢弹专家。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是4年零3个月,前苏联4年零3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相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于来氢弹设计。

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4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0年到1964年,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曾经和于敏在轻核理论组共事,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何祚庥说,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

于敏与邓稼先的暗号:“打了一只松鼠”

1964年,邓稼先和于敏见面,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梳理了我国这些年氢弹研究的历程,很快制定了一份全新的氢弹研制计划。此后,二人分工合作,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也结下了数十年的友谊。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研究放在首位。

1965年1月,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9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他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问道:“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在于敏和邓稼先等人的努力下,从此时开始,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纸面转入实际制造,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早晨,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此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多年之后,于敏回忆说。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于敏的三次死里逃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中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很难受,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

在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当时,中国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战略眼光意识到可能面临的危机:中国的二代核武器还未完全武器化,还需要做许多必要的热试验。而美、苏虽也在做热试验,但其核武器显然已发展到接近理论极限,只要政治上需要,随时可以“全面禁止核试验”,那将让正在爬坡中的中国核武器研制功亏一篑。同样看出这个问题的还有邓稼先。那时,邓稼先已因病住进医院,他在病床前与于敏一起写成一份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中央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我们抢出十年宝贵时间。1996年,在邓稼先同志逝世十年后,我们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就开始全面禁试了。”回忆起这事,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胡思得感慨地说:“这件事,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贡献很大。这次上书建议可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

到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时,美国已经进行了1000多次核试验,我国仅进行45次核试验,数量为美国的4%,投入经费为美国的2%。但就是这五大氢弹拥有国(中、美、苏、英、法)中最少的核试验次数,让中国的核武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诸葛亮是于敏心中的完人,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常被他提起

谈到自己的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他说,虽然想起来有些遗憾,但并不后悔。

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的博士生。蓝可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1988年,于敏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这位大物理学家专业之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京剧和桥牌。

于敏的儿子于辛说,父亲业余时间很喜欢读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更是一读再读。“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是父亲的座右铭。”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回忆,于敏尤其喜欢诸葛亮,“以前一起开会时能把《出师表》从头到尾背下来”。

有人曾称于敏为“核界诸葛”,他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诸葛亮是于敏心中的完人,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常被他提起。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责编/李希萌 责校/李志琛、陈小婷  来源/《“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佚名/文,《世纪人物》2018年第9期;《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佚名/文,《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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