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 “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他走了此生唯一一个“后门”：请人把这封信直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国务院以这个建议为依据，组织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规划

王大珩（1915-2011），江苏吴县（现属于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名光学家，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教育家。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8年被追授“改革先锋”称号，获“改革先锋”奖章。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和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已年过古稀的老科学家聚在一起，上书党中央，提出高科技发展计划。为了将这封信快速送达决策层，王大珩走了他此生唯一一个“后门”。这就是后来的“863计划”来历。

一心为国，主动放弃博士学位

1932年，王大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何泽慧、于光远等为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王大珩跟随周培源教授南下避乱。到南方后，周培源问王大珩接下来有何打算。王大珩说：“我要去兵工厂！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可能我能做到的，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点儿东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儿力了。”王大珩带着周培源的推荐信来到南京弹道研究所，工作仅仅一个月后，日军就逼近南京，王大珩只好撤退到武汉。

1938年，报国无门的王大珩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取了英国庚款留学生，赴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王大珩1941年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如果继续深造，他将获取博士学位。他却于1942年选择了英国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学玻璃制造公司——昌斯公司，进入光学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领域，主动放弃即将取得的博士学位。因为王大珩一心想的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光学玻璃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也是战争中用到的关键部件，制造技术高度保密，中国在这个领域是完全空白。他认为只有既懂理论又掌握制造技术，才能填补这块空白。钱三强曾经这样评价王大珩的这次选择：“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但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那个时候真是难得。”

王大珩是在英国最早从事稀土玻璃研究的人员之一，曾获得过专利。在精密测量光学折射率仪器方面，他发展了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技术，荣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并制成商品仪器。后来，他在国内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研制推广，该折光仪至今仍是许多光学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在英国十年的学习深造，使王大珩走上了一条全面掌握光学玻璃研究、设计、制造技术的务实之路。英国同事想挽留王大珩，王大珩均谢绝了，因为他从未打算要在国外安家立业。

1948年，满怀报国之志的王大珩从英国回到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斯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吴有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王大珩没有犹豫，欣然来到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他依靠自制仪器为全校600余名学生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

“缺什么东西找王大珩！”

1950年，35岁的王大珩与小儿科医生顾又芬结婚，从此有了一个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顾又芬回忆：王大珩那时忙工作，接到国防科研任务，二话不说，提起包就走。到哪儿去？多长时间？干什么？她全然不知，她只知道丈夫干的是保密工作。有時王大珩走了十天半月，连一封信也不往家里写。几十年后，她才知道丈夫到底忙了些什么。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第二年仪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他被任命为所长。当时国家急需大量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王大珩说：“想吃红烧肉，就要从养猪做起。”他带领大家一切从零做起。

困难重重、条件简陋，王大珩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在车间一线。经过无数次的调试，1953年12月的一天，中国科学仪器馆成功熔炼出了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这一创举不仅结束了中国没有制造光学玻璃能力的历史，也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此后的几年里，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一个个对中国光学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接连问世——大型电子显微镜、高温镜像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多倍投影仪、大型光谱仪、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定仪等八种具有代表性的精密光学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这些被称为“八大件一个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其中的每一项成果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来说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1961年8月，新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在长春光机所诞生了，仅仅比国外同类型激光器问世迟了一年。那时，在中国光学界流传着一句话：“缺什么东西找王大珩！”

光学不仅是常规武器的“眼睛”，在原子弹、导弹的研究中更有着独特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为了适应新中国国防工程的需求，王大珩带领下的长春光机所开始转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发展原子弹、导弹技术，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是其中重要课题之一，这个重担落在了长春光机所的肩上。

几番仔细商讨后，王大珩坚持一竿子插到底，把研究和制造全部承担起来，并亲自担任项目的总工程师。经过5年多的努力，工程顺利通过鉴定，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项目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从事光学工程研制的历史，建立起了必要的光学领域技术基础和相应学科，使我国的光学技术水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那些珍贵的图像都来自一种特殊的摄像仪，它们被布置在离核爆炸点很近的地方，可以在强烈核辐射中快速拍摄，这些仪器就是由长春光机所王大珩等科研人员自主研制而成的。

中国开始研制中程导弹时，上级要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提供测量空间飞行体的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大型观测设备。这是一种集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这种技术，但他们对外技术封锁。王大珩很快提出了该项目总体方案。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仪器一次研制成功，为我国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提供了有鉴定性价值的数据，并为以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及卫星飞行试验提供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和影像资料。这种仪器的使用，成为我国导弹发射试验使用国产大型精密仪器的开端。

与此同时，在党中央的整体布局安排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长春光机所又将光学事业的种子撒向了全国多个地方——

1962年，长春光机所援建成立西安光机所;

1964年，长春光机所援建成立上海光机所;

1973年，长春光机所援建成立成都光机所

……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长春光机所相继向各地输出人才2200人，真正成为新中国应用光学事业的发源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要依靠自己培养的科班人才！”1958年，在王大珩的倡导下，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成立了，并由他亲自担任校长。同时，全国多所高校也开设了与光学相关的专业，为新中国光学事业培养专业人才。这一系列举措，为后续我国光学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长春理工大学也被誉为“中国光学英才的摇篮”。

让地球与太空“对视”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进入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时代。卫星使中国开拓天疆的步伐大大前进了一步，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更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的相机，同其他类型的光学设备不同，它与卫星本体密不可分，是整个卫星的主体部分，要和星体一起遨游在茫茫的太空，才能拍摄到地球清晰的图像。这种相机要求十分苛刻，它既要能经得起发射卫星时的剧烈震荡，还不能间隔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的肩上。

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王大珩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同时研制成功，一起伴着卫星飞上太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卫星上天以前，为了确保卫星飞上太空能正常运行，要在地面上进行太阳照射模拟试验。这就需要研制出一个被称为太阳模拟器的“人工太阳”。这种模拟太阳照射卫星的设备，技术难度绝不亚于其他地面设备。王大珩经过多次试验，建造了一个光照直径为4米的太阳模拟器，并成功地用在气象卫星的太阳模拟照射上。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测量船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

在洲际火箭的发射过程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此后，在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试验中，在跟踪测量同步卫星的轨道上，中国研制的大型光电经纬仪表现出的优异性能，完全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媲美。王大珩功不可没。

两次申请入党，在入党宣誓大会上他热泪盈眶

在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王大珩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知之愈深，对党的感情就愈加深厚。1956年，他申请入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真接受党的考察。

1978年，已过花甲的王大珩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刻苦从事科学事业，做到又红又专，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1978年10月16日，经长春光机所党委批准，王大珩终于被党组织接纳，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宣誓大会上，王大珩熱泪盈眶，他发出誓言：要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王大珩快90岁时还在不辞辛苦地带博士生，只要一说起他的学生，他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他有10多个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王大珩对学生倾尽真情，爱才如宝。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和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老科学家一起，上书党中央，提出高科技发展计划。这封信如何送达决策层，四位科学家煞费苦心。

如果走正常途径，这封信不知要经多少人批示转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最高层的案头。王大珩考虑良久，想到了他熟悉的助手张宏——邓小平的女婿。王大珩走了他此生唯一一个“后门”——他直接请张宏把这封信尽快送到邓小平那里。时隔两天，即3月5日，邓小平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不久，国务院以这个建议为依据，组织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规划，也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建言成立中国工程院，是王大珩的又一历史功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大珩就具有远见地考虑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92年4月，王大珩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以及罗沛霖六人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王大珩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在工程院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倾注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大珩始终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该系千万功劳于一身。

谈起科研秘诀，王大珩总是说：“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回国60多年，王大珩很少发表论文，而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却车载斗量。说到新中国光学发展史，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提到自己时却总是轻描淡写。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王大珩常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2010年2月26日，一颗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后被命名为“王大珩星”。

王大珩曾说：“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大家对他的中肯评价，也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责编/黄梦怡 责校/张超、李希萌 来源/《王大珩：“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徐畅/文，《光明日报》2021年5月28日;《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喻思南/文，《人民日报》2021年2月19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