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季与党同龄

“当时只有人，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紧张地目送火箭从视线中消失王希季狂奔出指挥所，不顾已经喊哑的嗓子与众人一起忘情地欢呼：“成功了！成功了！”

王希季（1921- ），白族，云南昆明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火箭探空技术学科和航天器进入与返回技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和1990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49年，就在王希季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两张照片改变了他的计划：一张是解放军进驻上海后为了不打扰老百姓夜宿街头的场景;另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报纸上的两张照片，让他归心似箭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三天后，王希季出生。

“七七事变”后，王希季急切地向学校的军训教官提出申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想上前线去杀敌！”教官见他年纪小，拒绝了他。

1948年，王希季前往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留学。上课之余，他还去附近的热力发电厂工作。1949年，王希季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取硕士学位。在发电厂，他则从锅炉工一直干到领班，全面掌握了发电厂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学到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两张照片改变了他的计划：一张是解放军进驻上海后为了不打扰老百姓夜宿街头的场景。另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我是在军阀间相互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服务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半个世纪之后，王希季回忆起当初选择回国的动机时，充满感触地说。

当时，美国政府为王希季提供优厚条件，周围的人也纷纷劝他留下来发展，即使一定要回去，拿下博士学位再走也不迟。王希季不为所动。1950年3月，他踏上了回国的航程。他晚年回忆：

一个阳光明媚、海风拂面的上午，甲板上，我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围在华罗庚教授一家人的身旁，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仰望着蓝天，有的凝视着碧海，但大家的心都一齐向着祖国飞去，所有的话题都是回国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当谈到新中国应该有自己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时，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放声唱了起来：“在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紧接着，华罗庚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和我一起高声歌唱。正是在这次海上旅行结束之际，华罗庚写下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大声疾呼：“梁园虽好，非久留之乡，归去来兮！”

认准“做人还是要做共产党人”

王希季回国后，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任教。他认准了“做人还是要做共产党人”。1958年10月，王希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11月，上海市委组织部找王希季谈话，告诉他新成立的上海机电设计院需要他去工作，因交大不同意放人，所以不是调过去而是兼职。从个人和学术角度考虑，接受这个新任务并非好事。一则他本已兼任上海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再兼一职必然会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负担;二则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他正在进行的叶栅理论研究都到了该出成果的时候，须全力以赴才能迈上新台阶;三则他即将参加交大与民主德国柏林大学的交流活动，这无论对教学还是对他所从事的研究都会有所裨益。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我不知道去那边（上海机电设计院）是要干啥，但因为感觉到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

当他拿着介绍信去报到时，意外地发现接待自己的设计院副院长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杨南生。经杨南生介绍，王希季这才知道，原来上海机电设计院是由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双重领导的一个搞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单位，要自己来是担任技术负责人，主管火箭研制工作。此外，他被告知这是一项需要绝对保密的工作，即便对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

把卫星送上天和火力发电，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王希季知道，与祖国航天事业相比较，个人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当时只有人，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王希季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团队，开始了艰难创业。缺乏技术，他找来资料自己先学，再给年轻人讲课，自嘲为“现学现卖”;经费不足，他带领团队将试验设备安装在厕所门前隔出来的小天井里;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进行弹道计算，算一条就要45天，计算纸摞了半人高;火箭发动机试车会产生高压气、有毒气体、高温火焰，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措施，王希季决定将一个废碉堡改装成试车台。寒冬腊月，他白天当泥瓦匠，带领团队用水和泥、搬砖头、抬石头，晚上分析数据……

1959年，第一代航天人以心血浇灌出来的“处女作”——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液体推进剂火箭“T-5”试飞失败。这年12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亲临上海视察，邓小平关切地问：“你们有没有考虑做比这小的火箭？这样研究起来会容易得多。”王希季回答：“明年我们要搞一个更小的火箭。”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种完全自己设计、制造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T-7M”完成了发射前的一切准备。16时47分，随着总指挥王希季的一声令下，火箭点火后顺利地腾空而起。紧张地目送火箭从视线中消失，王希季狂奔出指挥所，不顾在指挥室中已经喊哑的嗓子，与众人一起忘情地欢呼：“成功了！成功了！”

虽然火箭试飞距离只有短短的8公里，卻成为王希季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成功。毛泽东在上海参观“T-7M”火箭时激动地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若干年后，王希季回看“T-7M”发射的现场视频，眼神里依然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巨大的成就背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简陋条件：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一个7元钱的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没有吊车，就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加压;没有自动遥测定向天线，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来不及架设通信线路，没有扩音器、步话机，更没有电话，各环节联络全靠扯着嗓子大喊或借助手势……最令王希季难忘的是一次“历险”。他晚年回忆：

有一次实验舱降落在巴丹吉林大沙漠，一大早基地就派了一个比较熟悉地形的队长带我们进沙漠里面找实验舱……最后车实在开不动，只能徒步进入。同事们坚持不让我一起往前走，他们让我在汽车那里等着，作为联络点。我差不多等了一天一夜，一开始还可用信号弹联系得上，后来信号弹也联系不上了，当时那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我现在还能感觉得到。第二天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我发射的信号弹终于有了回音，我高兴坏了，当看到同事们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样子，我很心痛。我把留下来的水给他们，他们就像是在喝甘露一样。

仅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系统，他和团队就经过了58次空投试验

1965年，在“两弹”建设基本完成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王希季曾动情地说：“作为一个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但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这些任务，我怎么可能去研制？如果不给我这些环境和条件，又怎么会出现我这样一个人呢？”

1967年，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初样阶段即将结束时，按照国防科工委要求，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院）负责。王希季再次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两年后，长征一号成功地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升空的那天，王希季不在现场。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一起出现的主要研制单位，都没有七机部八院，主要研制者名单中也没有王希季的名字。1999年，党和国家为“两弹一星”专家授勋时，王希季的故事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

在攀登航天高峰的道路上，王希季的脚步从未停歇。完成研制长征一号的工作任务后，他又全力投入到研制中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的工作中。

当时，返回式卫星研制难度极大，很多人望而却步。王希季带领团队制定了几个设计方案。经过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他们最后确定了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由返回舱和仪器舱组成大返回舱的方案。这个方案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其间，王希季付出了多少心血已无法计算。仅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系统，他和团队就经过了58次空投试验，反复改进。

1975年11月26日上午，返回式卫星顺利升空。人们都沉浸在试验成功的喜悦中，王希季却提着行李赶到了卫星测控中心，他要等待卫星返回地面。三天以后，当天空中出现那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时，王希季已经是三天没有合眼了。

这次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欧洲同行敬佩地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氢氧发动机，另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返回式卫星。”

“舍我其谁”的魄力使他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王希季是一个头脑清醒、求真务实且极具魄力的人。《王希季院士传记》一书形容他：“只要认准了是好的，他就坚持上——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身为航天战线上的老兵——舍我其谁！”

面对研制中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的重任时，他创造性地提出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方案，这一方案后来成就了长征一号。时任七机部四院副院长的杨南生后来惊叹：“至今我都非常钦佩和感激王希季！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上，敢于采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固体火箭为第三级，需要有相当的魄力与勇气！”

第一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因为风险太大，不少专家表示反对。他们的顾虑很合理：黑白胶片已采用且多次成功，清晰度很好，何必再锦上添花？最重要的是，国家投资研制一颗卫星不容易，一旦试验失败便会造成重大损失。王希季非常清楚这种风险，以及承担这一风险要负的责任有多重。不过他认为，这个风险值得承担，彩色胶片取得成功后会比黑白胶片获取的信息量大得多，能为国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只要能把工作做充分，确保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取得更多的效益，锦上添花又有何不好！

他坚持要上新型彩片，为此不惜与反对者争得面红耳赤。在试验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亲自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在一再说服仍不能使大家统一思想的情况下，他索性拍板决定：下一颗星不但要上彩色胶片，而且要多上！

卫星成功回收后，片盒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来，连夜送到有关部门冲洗。当一张张色彩纷呈、层次丰富、图像清晰的卫星照片呈现在众人面前时，大家无不钦佩王希季的胆识与魄力。王希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了解了试验的问题出在哪里，找到问题的实质后采取了措施，所以才敢作出决定。”这次试验的成功，开创了中国卫星彩色拍照技术的先河。

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也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又一条新路。经数年研究，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已完全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這样的改进显然很超前。王希季认真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后，认为值得一试，也有把握成功。他顶住种种压力，果断地率先试用，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冲锋在前，王希季却并不认为自己有过人的胆识，他说：“只觉得是对认定该做的事情承担风险罢了……高技术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只有在具备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冒一定风险，才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否则就很难跨上这一步。”

王希季在工作中近乎苛刻的严谨和不讲情面，在航天系统内是出了名的。一次，开展故障预演分析，王希季要求参加者回答“拆下一个坏了的零件需要多少时间”，一位总工艺师所答时间比别人的长很多，他明确指出：“你缺少实战经验！”

还有一次，在酒泉基地进行回收试验，王希季正好有事出去了，试验过程中漏掉一个程序。他一回来就关切地问起试验的情形：“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这个试验以前在研制单位和生产厂均做过，都不曾出现此类问题，谁也没有将这个小小的瑕疵当回事，都说：“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回答显然无法让王希季满意，他将目光转向得力助手林华宝：“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是这样认为！”林华宝不假思索地答道。王希季斩钉截铁地要求道：“从头再来一遍！”

在一份干部考核表上，有关人员写了一大堆优点后，写下了一条“缺点”：“有时比较固执，别人感到不好商量工作。”王希季在“对组织评价的意见”一栏里直言不讳地写道：“总评价高于本人，谢谢。但对其中比较固执的提法认为不一定妥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并不是固执，因为所坚持的可能是对的。”

妻子多年不知道丈夫从事什么工作

王希季与聂秀芳夫妻情深，几十年如一日。

聂秀芳随王希季迁到上海后，繁重的工作之余，还要抚育三个幼小的孩子。家里家外，大事小事，一切都需要她安排，平时连丈夫的影子都见不到。

有一次，王希季患了感冒，喉咙发炎说不出话。聂秀芳以为这下他可以在家里休息几天了，不料端着药走进书房时，却发现他正在和前来探视的同事用笔在纸上“交谈”。

最讓聂秀芳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是，自己居然不知道丈夫调到新单位（即上海机电设计院）之后从事什么工作。每当她问起工作上的事情时，他连闪烁其词都没有，干脆闭口不谈。有时见妻子生气，王希季就哄她：“你不知道最好，知道了反倒增加负担。”直到1965年，聂秀芳随王希季迁到北京，被安排在同属七机部的一院做财务工作，这种被“蒙在鼓里”的局面才算结束。

百岁“拼命三郎”

王希季晚年一直倡导把太空作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来看待。他常说：“天，中国人是有份的。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扩大到一片之地。”

1987年，著名半导体材料专家林兰英请求在第9颗返回式卫星上进行砷化镓晶体的生长实验。王希季听了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航天技术将朝着应用的方向迈出一大步。然而，当时距离卫星确定的出厂日期只有半年时间，如果要增加实验项目，将要冒非常大的风险。砷化镓的晶体加工炉炉内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无异于给卫星装一枚“炸弹”。此外，这颗卫星原计划要搭载法国马特拉公司的蛋白质晶体生长和藻类培植实验项目，这是中国首次利用航天技术为国外用户提供服务，也是中国航天机构正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标志，容不得半点闪失。两难之下，面对各种不同意见，年近七旬的王希季果断拍板：“国内国外一起上！”

在忙碌了6个月之后，中国第9颗返回式卫星如期发射升空，舱体安全返回，所搭载的中法两国微重力实验均获成功！法国舆论界认为，这“证明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潜力，尤其证明了中国跻身世界卫星发射俱乐部的能力”。

1994年6月，500多位两院院士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王希季很想参加这次盛会并作学术报告，却正好赶上中国第16颗返回式卫星发射，领导希望他前往发射场保驾护航，于是他简单收拾行装后奔赴大西北。

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两次卫星发射试验受挫。在失败的阴影笼罩下，能否逆转被动局面全看这次的发射结果。

星箭对接前，王希季按惯例在卫星仪器舱的舱口作最后检查。1994年7月3日，他身着白色防静电工作服，来到指挥控制大厅，等待火箭发射，虽然感觉工作已经做得有序无误，但心里还是紧张。当测控台站报出星箭成功分离、卫星入轨信号时，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他又赶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几位老专家一起参与卫星测控和回收任务。7月18日，中国第16颗返回式卫星准确落到了预定回收地点，圆满完成任务。当天，离王希季73岁生日还有8天。

耄耋之年，除了以相当新的思路进行软课题研究、进行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工作外，王希季还先后担当起小卫星首席专家和“双星计划”总工程师的重任。在他的指导下，小卫星研制成功地引进了系统集成、减少变化等先进的工作方法和一系列新技术，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在他的统筹安排下，“双星计划”卫星总体、运载火箭、地面应用、卫星发射和卫星测控五大系统的工作均开展得有条不紊……

耄耋之年，王希季依然没有忘记年少时建发电厂解决能源问题的梦想。2009年，88岁的王希季与三位院士联名写信，建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研发百万千瓦级的空间电站，以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

关心王希季的人对他“拼命三郎”的工作方式感到为难，曾特地交代工作人员：“王总年纪大了，心脏又不好，你要注意盯着他，千万别让他太累了。”但王希季的工作热情不减当年。2015年，新华社记者曾采访他，报道中写道：“单位的保安说，他每天都来上班，‘不生病、不下雨的话，八点半前肯定到。难以想象94岁的人还有这么大的劲头。”

2021年7月26日，只比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小三天的王希季迎来100岁生日。百年苦难辉煌，是王希季的个人史诗，也是党和国家的史诗！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剑凤、李希萌  来源/《王希季院士传记》，朱晴著，中国宇航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