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

98岁的钱学森给80岁的孙家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孙家栋为钱学森在信中7次提及“您”这个称呼感动不已

孙家栋（1929- ），辽宁复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第一代和第二代工程总设计师，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2021年2月10日晚，腊月二十九，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环绕火星成功的消息传出。

几乎是第一时间，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收到一条短信：

“祝贺近火制动成功！”

短信发送人，是孙家栋。

作为我国卫星事业和深空探测事业的开拓者，孙家栋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到“北斗导航”，背后都有孙家栋的身影。

“八九点钟太阳”的比喻，毛泽东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热血霎时沸腾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战争失学。哈尔滨解放后，他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选择的是汽车系。

1950年元宵节，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开饭后，校领导突然通知：同学们，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当晚8时30分，孙家栋和部分同学就坐在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 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全部考试科目获得满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大门入口处。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照片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50克重的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1956年，孙家栋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接见中国留学生。孙家栋在现场亲耳聆听了毛泽东那番著名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热血霎时沸腾，“那时候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1958年4月，孫家栋带着金质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

钱学森是他的引路人

“当时我认为这辈子就是干航空了，不料回国以后，出于国家需要，我又搞了导弹。”1958年，回国不久的孙家栋被调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孙家栋回忆，那时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称，有人译作“飞弹”，也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院长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彼时，苏联提供的第一批导弹的图纸资料到达，相继交付到孙家栋他们手中，仿制导弹的工作随之展开。那时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

钱学森经常来检查工作，和大家讨论问题。孙家栋常常带着图纸上琢磨不透的问题请教钱学森，钱学森发现这个年轻小伙子所提的问题越来越有深度。特别是孙家栋对建立导弹总体思路、制定总体方案的看法，使得钱学森对他刮目相看。

面对困境，孙家栋等人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航天的道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1960年的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设计室主任。

不到两个月后，这年的11月5日，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接到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的步伐。孙家栋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大漠戈壁腾空而起。当“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孙家栋和同志们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

“质量就是航天生命”

航天发射，每次坐在指挥大厅里，各个系统报告航天器状态，孙家栋就爱听两个字：“正常。”但“正常”背后，对“质量就是航天生命”的认识，是用血泪经验换来。

1974年11月5日，中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这是孙家栋航天生涯中漫长而难熬的一天。

离火箭点火发射还剩几十秒，卫星没有按照程序转入自身内部供电，这意味着火箭送上天的只是一个2吨重的铁疙瘩。

孙家栋脑子里“轰”的一声，这是天大的事情，他再也沉不住气，大喊“赶快停下来！”发射场负责人中止发射，检查并且排除了故障。

下午火箭再一次发射。“没想到，转眼间火箭掉头就下来了，对爆炸那是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孙家栋回忆，幸亏火箭还飞了21秒，否则整个发射场都没了。火箭随同卫星一起爆炸，所有人的数年心血随之化为灰烬。

孙家栋从地下指挥室出来，眼前情形让他难抑泪水：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发烫。

“三九”天里，200多人含着眼泪捡了三天，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后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都筛出来。

孙家栋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最后实验证明，是一截外表完好、内部断开的小小导线酿成了这场大爆炸。

这件事影响了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五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孙家栋说。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积累。”

1975年11月26日，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平安返回，落在一片水稻田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人们用两根长木头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在高空发热，如不“退烧”，整个卫星将失效。孙家栋提出建议，把卫星姿态调整5度。慎重起见，现场操作人员拿来白纸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请孙家栋签字。孙家栋毅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卫星最终化险为夷，它的投入使用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中国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

孙家栋曾总结自己几十年的航天生涯：“基本的一件事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20世纪80年代末，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从科技专家变成“商人”，和美国专家谈判，将中国航天引入世界舞台。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休斯公司的董事长说，休斯公司已经发射同步轨道卫星67颗，中国火箭这次的发射精度是最高的。

当时孙家栋坐在发射指挥大厅，当指挥员下达点火命令后，大厅里鸦雀无声，他甚至都能感觉到旁边几个人的心跳，这种极致的安静整整持续了24分钟。后来一名老华侨说：“中国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

98岁的钱学森给80岁的孙家栋写了一封信

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十余天后，经过40万公里的星际飞行，“嫦娥一号”顺利抵达月球并实现绕月。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奔月的千年梦想。

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时，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镜头：孙家栋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说，当时一方面为国家为民族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感觉到航天这个集体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这两种心情掺杂在一起，加上壓力突然一释放，感情就难以自抑。

2004年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孙家栋75岁。时任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他是怀着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满腔热情来的。”

孙家栋再次显露总设计师本事，化繁为简，创新利用现有的火箭、卫星和航天测控系统，确定了“嫦娥奔月”方案。当嫦娥卫星一发射出去，人们看到的是一串串数据，一条条曲线。但在孙家栋眼里，速度曲线往上抖或者往下抖所代表的卫星状态，那是清清楚楚。

卫星被月球成功捕获的一刹那，速度值有个拐点，孙家栋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孙家栋外衣胸口经常别着一个航天标志的圆形徽章，标志中间是个类似火箭的形状，往外是三个圈，分别代表三个宇宙速度，也代表人类航天梦想的三个阶段。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

2009年3月5日，98岁的钱学森给80岁的孙家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八十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孙家栋一字一句细看，为钱学森在信中7次提及“您”这个称呼感动不已，心绪难平。

与孙家栋生活近30年，妻子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2010年，中国航天进入高密集发射阶段，孙家栋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加上担任嫦娥二号任务的高级顾问，这一年光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81岁的他就去了17次，如同“空中飞人”。妻子魏素萍说，孙家栋平时喜欢穿布鞋，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四五双。

两人结婚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婚后，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的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件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X号信箱”。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才从电视直播中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魏素萍没有给丈夫打电话，孙家栋没来电话她也不生气，她一个人叫了个板车去医院，孩子出生时孙家栋也不知道。护士看不下去，直接给孙家栋打电话：“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不过来看看？”

孙家栋心里有歉意，但嘴上不说，时刻找机会弥补。

一次出差，他跑到专门卖女鞋的店，想给魏素萍买双鞋。他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张纸，是在家时比着她的脚画好，剪好带在身上的，在场的人既惊讶又感动。

有一年，魏素萍因为脑血栓半边身体麻木，胳膊和手不听使唤，但一年后，她奇迹般地康复，这一年里孙家栋的体重减了20斤。在魏素萍眼里，孙家栋头脑简单，除了工作，其他都不想。但她又说：“下辈子还嫁给孙家栋。”

有人让孙家栋给自己的航天生涯打分，他怎么样也不肯。后来实在拗不过，他说要是5分制，就打3分。打完分，他很不好意思，“自己已经感觉打得很高了”。

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孙家栋笑道：“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即使年事已高，他仍为中国北斗、探月工程等航天“大事”操劳奔波。他说：“航天是我的兴趣，一辈子也不会累。”

（责编/李希萌 责校/李志琛、陈小婷 来源/《孙家栋的航天赤子心》，佚名/文，《世纪人物》2017年第12期;《航天赤子孙家栋》，余建斌、陈玉明/文，《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7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