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女儿回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职业。但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只要父亲出差几个月,我们国家就有一件大好事发生。”
任新民(1915-2017),安徽宁国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中国航天四老”。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太空。当日18时48分,航天员乘组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中国航天事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几代航天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任新民曾领导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航天“总总师”。在世人眼中,任新民的一生波澜壮阔,他自己却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个人前途在祖国面前,不值一提!”
1940年,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刚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的任新民选择在另一个战场为国战斗,除了担任大学讲师,他还兼任某兵工厂技术员。在此期间,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成功实现用黑火药代替无烟火药装填迫击炮,解决了中缅战场上火炮装药的燃眉之急。
1945年5月24日,任新民告别妻子和刚出生一天的儿子,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他只用了四年时间就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任新民在美国的室友、后来的东北工学院院长李勋提起他赞不绝口:“在美国,除了打工维持生计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和钻研功课。”
1948年9月,33岁的任新民登上了美国布法罗大学的讲台,成為该校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讲师。
当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任新民毅然选择放弃一切,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他的同事很不理解,问他:“在这里,你能拥有最好的一切,包括前途,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国?”任新民回答:“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岂能忘记我的根?个人前途在祖国面前,不值一提!”
1949年8月,任新民辗转数月回到上海,之后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任新民第一次“搞”火箭。当时,他用的火箭燃料是沥青,再加过氯酸钾作为氧化物,这算得上是中国第一种固体复合推进剂。第一个火箭模型则是用旧炮筒做的,还在湖面试验过,后来由于特殊原因,火箭试验被迫停止。
1952年的一天,任新民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赴北京。陈赓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一封电报让我和航天结缘”。哈军工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国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该机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邀请任新民参与筹建工作。钱学森回国后到哈军工参观时,与任新民有过多次接触,这个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让他一见如故。任新民欣然答应,并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
“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职业。”任新民的大女儿任之翔回忆,“但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只要父亲出差几个月,我们国家就有一件大好事发生。”
任新民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去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测绘仿制。谁知在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困境更加激发了任新民的爱国报国热情。
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是导弹仿制中的重要关键技术之一。任新民和同事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掌握了P-2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任新民感慨地说:“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就在这一年,任新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任新民担任这一型号的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他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62年1月实现了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
1964年6月29日,中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任新民又马不停蹄地转入一个全新型号——液体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三号的研制工作。一次测试导弹发射,任新民患上重感冒。高烧昏迷中,他被送到医院,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要求出院:“导弹的试验工作正在关键时刻,把我放到医院里,没病也得把我急出病来。”1966年12月,东风三号的研制成功,使中国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拥有了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中程导弹。之后,任新民领导开展技术研制的东风四号导弹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中国放卫星的人”
1958年,毛泽东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而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负责人。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决定任务攻关的成败。研制发动机的过程异常艰辛,不仅要弄懂许多设计难题,还要攻克诸多材料与工艺方面的关键技术。这些困难如同一道道关卡,横亘在攻关路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凭着铁一般的意志,任新民迎来胜利的曙光。
在使用遥测弹测试发动机性能时,弹头未落入预定弹着点。时间紧急,任新民心急如焚。他带领大家,在茫茫大漠苦寻弹头残骸。他和年轻的战士一样风餐露宿,夜里靠盖沙子取暖。第五天,他们终于找齐了所有残骸。有了确凿的“物证”,任新民顺利查出故障原因,成功排除了问题隐患。
在技术上如何实现火箭整流罩分离,成为任新民面前又一道难题。
北国天寒地冻,任新民跑到外场进行试验。经过多次论证后,他确定了“两个半罩先纵向解锁,然后水平方向快速平抛”的新方案,成功实现火箭整流罩平稳分离。就在火箭发射前夕,为了保险起见,任新民提出要在火箭二三级之间涂抹二氧化钼,防止火箭发生“冷焊”现象,影响分离。实践证明,这种“万无一失”的做法,对托起卫星成功升空十分必要。
1970年4月,任新民和钱学森乘专机从发射场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作长征一号与“东方红一号”发射前最后的汇报。4月24日,我国成功地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
任新民同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在同事眼中,任新民是中国航天领域的“常胜将军”。但任新民心里清楚,干航天哪有“常胜将军”,稍有半点儿马虎,就会酿成大错。当时,有人劝他,该退下来享享清福了。但他又踏上了新型火箭研制的征程,相继“护送”多款型号卫星成功升空。
“我们现在能上得去,我可以立军令状!”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了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國家。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任新民为工程总设计师。此后,人们开始亲切地称他为“总总师”。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1981年9月20日,上海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任新民主持指导下,首次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
火箭飞行的动力源于发动机,与常规发动机相比,氢氧发动机效率高、推力大。但研制氢氧发动机,需要突破更多技术难题,关键在于低温和储存技术。当时,美国、苏联已成功掌握,任新民迫切希望中国也能有所突破。为了保险起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计划使用常规推进剂发动机,把氢氧发动机作为备选。得知这一消息后,正在外地出差的任新民匆匆回京。在表决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是要上的,我们现在能上得去,我可以立军令状!”后来,氢氧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
当大家对新型发动机万分期待时,火箭却在首次托举卫星时,由于发动机原因,发生了二次启动失败。任新民力挺的项目遭遇了滑铁卢,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越是最困难的时候,越是快要成功的时候。任新民鼓励大家:“掉下来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总结经验教训,再干,再实践,一定会成功!”在一次出差途中,他在草稿纸上论证时终于找到答案——改变氢氧混合比。从此,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为中国航天的“金牌火箭”。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升空,20分钟后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这标志着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和测控技术、卫星通信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任新民后来回忆,这次成功,对他来说“算是一件大事完成了”。
69岁爬90米发射场高塔
几十年来,任新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一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无数航天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1所原所长刘国球说:“我们液体火箭发动机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主要是任老的务实作风一直延续下来了。”
有一次,长征三号全系统试车,仪器舱突然着火。任新民没等警报解除,顶着浓烟和灭火的水柱,直接爬上了试车台,希望通过着火点查明原因。1984年,任新民已经69岁了。90米高的发射场铁塔,他一层层爬上去,每个地方都要亲自查看,做到心中有数。
任新民很重视年轻一代航天人和国外同行的交流,鼓励他们多出去看看。但他也会严肃地批评一味推崇西方技术的人。一次,一位专家出国交流时没有介绍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回国后,60多岁的他在很多人面前挨了任新民的批评:“难道高鼻梁就比我们中国人聪明?”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说,他曾经两次请任新民在书上题字。时隔好几年,老人题的都是同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
任新民始终坚信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气概,完全可以用自己研制的火箭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广播卫星。1986年前后,他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五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晚年力推载人航天发展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实现难度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978年6月,已经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一名日本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相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也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载人?
这些问题把任新民问住了,30年来他的心思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而彼时他意识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任新民开始构想载人航天这个项目。
1985年7月,在任新民倡导下,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召开,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到底是采用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的分歧上。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航天飞机,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最终转变了态度:上飞船比上航天飞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仍然各持己见。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任新民面对如此情景不得不暂时休会。他私下登门拜访那些意见最为尖锐的专家,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在第二天开会时,任新民说:“载人航天工程马上就要立项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如果因为我们几个人意见不一致,把事情耽搁了,对不起江东父老。”他这一番言辞恳切的讲话感动了当场很多人。任新民的专业水平和人格魅力让大家心服口服,表决顺利通过。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问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自此该工程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悄无声息地全面开展起来。
“921”工程研制工作正式开始时,被任命为首席顾问的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呕心沥血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献计献策。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亲临现场。
2003年10月15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遨游。当记者再三要求采访他时,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
任新民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直到90多岁时,他每天仍早早起床,抱着词典阅读最新的文献。他常说:“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3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王珏好几次在早上6时接到任新民的电话,问他有没有看到某项研究,“对任总来说,永远没有退休的概念”。
過去一起开创航天事业的战友一个个离世。2009年钱学森去世,94岁高龄的任新民拄着拐杖、冒着大雪前去吊唁。到2013年,他成了“航天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2014年11月,年近百岁的任新民因病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还时刻关心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情况。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一飞冲天,标志着中国成功挺进“大火箭时代”。101岁的任新民激动地题字: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2017年1月4日,任新民又为长五火箭研制团队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的祝语。
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任新民对中国航天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一句简单的话对自己61载波澜壮阔的“航天人生”作出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这句平凡的话语,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剑凤、李希萌 来源/《航天传奇任新民》,郝俊/文,《中国科学报》2013年10月11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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