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特首

特首，是中国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行政长官的简称。根据《基本法》，特首依法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领导特区事务。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特首是“一国两制”最关键的执行者。本期“独家策划”专栏以对话的形式，为您呈现20多年来，香港、澳门7位特首如何践行“一国两制”。

开篇 “一国两制”最关键的执行者

特首，是中国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行政长官的简称。根据《基本法》（特区宪制法规），特首依法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领导特区事务，每届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特首是“一国两制”最关键的执行者。

作为“一国两制”首位践行者，董建华在8年任期（董建华于2005年因病辞职，故任期为8年）内，带领香港渡过金融危机、抗击SARS（即“非典”）疫情，促使香港经济再次繁荣。他坦承：“没有中央的支持，这些是做不到的。”

2012年，第三任特首曾荫权任期届满，中央充分肯定其7年执政期间的成就，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深化特区同祖国内地交流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取得的成果。曾荫权进京述职时表示，有中央的大力支持，香港人继续发扬拼搏精神，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2015年12月，***在听取第四任特首梁振英的述职报告时强调：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2020年，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第五任特首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发文坦言：2019年，自己面临公务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这一年，修例风波令香港经历了自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年底，林郑月娥进京述职时，***提出了三个“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和三个“坚定支持”（坚定支持特首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爱国爱港力量）。

2020年7月，香港暴发第三波新冠疫情，林郑月娥向中央发出求援信。9月14日，香港本地实现首次零确诊。第二天，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感谢中央的支援。“经过了这一年，每个人都应该更珍惜‘一国两制，社会各界应该以一个开放、最了解国家发展的态度，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相较之下，澳门回归21年的发展历程，可谓风平浪静。1999年，澳门回归，首任特首何厚烨给自己定下了两个任务，一是不折不扣地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二是尽最大努力，还澳门人一个安居乐业的澳门。10年的特首生涯，何厚烨圆满完成了两项任务。他感慨道：“澳门特区成立以来，每一个重要关头，都获得了国家及时的关怀，全力的支持。”

2009年，崔世安任澳门特区第三任特首。2018年，澳门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2019年，贺一诚任澳门特区第五任特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更有信心“严格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不变形、不走样”，并摸索“一国两制”新实践。这也是***給予这位新特首的厚望。

本期“独家策划”专栏以对话的形式，为您呈现20多年来，香港、澳门7位特首如何践行“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首位实践者

董建华：讲述最难忘的时刻和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硬颈人”特首，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香港的未来要发展，‘一国两制是最大优势”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同一天，董建华宣誓就任香港特首，成为百年来第一个执掌香港行政权的中国人、“一国两制”首位实践者。

董建华说：“1997年的7月1日，看着英国国旗降下来，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了……是我最难忘的时刻。”“那个时候我觉得心情非常激动，也觉得特别骄傲。相信全球中国人都为这个时刻骄傲。”

在回归庆典上，有一个细节，董建华特意郑重介绍卓琳女士，引来全场掌声。

董建华说那不是临时起意。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为收回香港一锤定音，并设计出“一国两制”这个史无前例的创举，遗憾的是他本人不能亲自来到香港，见证洗清屈辱的一刻。

“我对卓琳的介绍中，寄托了港人对邓公的无限敬意及追思，也是希望透过卓琳聊慰邓公未竟的心愿。

“当时我话音刚落，卓琳站起身来时，整个大厅掌声雷动。那不是事先预演的场景，是与会者发自内心的由衷敬意，他们用双手拍打出同一个讯息——邓公，香港终于回归，您老人家当可含笑九泉！”

董建华谈家国情怀：“我的父亲经常提醒我，我是7月7日生的，是国耻日，要‘勿忘国耻”

2017年6月29日下午，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董建华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1937年7月7日生于上海，那一天刚好是农历五月二十九。我到香港去的时候，要登记身份，家里人就报了5月29日……但是，我的父亲经常提醒我，我是7月7日生的，是国耻日，要‘勿忘国耻。”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中国现代航运先驱、“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被誉为“现代郑和”。在上海时，董浩云经常带董建华去外滩，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董浩云总是对他说，要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光荣，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儿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英国读书。后来，我的父亲让我到美国去实习。从美国回来后，父亲又让我到他的船业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父亲去世后，整个家业都落到我身上，当时真的很艰难（据说，董家当时所欠的钱和奥地利的国债一样多），但是我们挺过来了，而且还做得不错。”董建华当特首前，凭借所持的东方海外集团公司的股票，每年收益过亿港元。但在特首任上，他的年薪不过500万。

董建华谈“刻苦精神”：“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的事业，所以就每天、每天，努力、努力地工作”

香港人给董建华取了一个外号，称他为“7-11”（意为每天早上7时开始工作，至晚上11时才休息）。在香港经济陷入困境时，他甚至变成了“4-11”。“赌王”何鸿燊曾对媒体说：“他忙到后面脖子隆起一大块肉，前面只见下巴，成条脖子都不见！”

董建华的刻苦精神，早已有之。他早年从利物浦大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去美国通用公司做一名普通职员，父亲说：“我担心你的刻苦精神不够。”35年后，董建华成为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他每天勤勉工作，以致出现过劳迹象。他说：“我知道，做特首的责任是很重的，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的事业，所以就每天、每天，努力、努力地工作。”

2005年3月10日下午，董建华宣布辞职：“由于长期的操劳，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出于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今日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辞职报告。”当时他还有3个月就满68岁，医生表示，他需要改变工作及生活方式，否则，健康会一路恶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透露：董建华在做施政报告时，站立已经很费力，靠吃止痛药才做完报告。

记者问：“在2005年3月12日闭幕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您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同一天，国务院批准了您辭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这个角色的转换，使您对香港的关注和观察有什么变化吗？”

董建华说：“在做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我最重要的职责是做好政协工作，其中与香港有关的，我相信可以做两件事，第一是做香港同内地的桥梁;第二，内地发展非常快，我要让香港市民更多地了解内地的发展。”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董建华许下心愿，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走遍全国每一个角落。记者听说董建华每到一个地方，行囊里总是带着大批资料。董建华解释道：“我想用最短的时间看最丰富的东西，只是苦了随行人员，他们也要跟着我不停地跑，被我赶得累死喽。可惜工作太忙、时间太少，国家到处都是美丽的山山水水，每个城市也都别具特色，所以要多看、多感受、多了解，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为国家建言献策，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董建华谈“人心回归”：“更明确地认识到香港与内地是‘命运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加了很多”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记者问董建华：“在您施政期间，您共发表过8份施政报告，虽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地提倡认识祖国，重视历史学习，鼓励学生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对于‘人心回归，您有怎样的思考？”

董建华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创举在香港得到成功落实，香港经济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地产泡沫破灭、SARS等的冲击，但在国家大力支持和港人的努力下，经济强劲复苏，社会繁荣稳定，所以香港这10年取得的成绩，绝对值得我们骄傲，对香港的前途，我们应更有信心。

“香港离开祖国156年，终于回来了。1997年，香港有些人虽说很高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但私底下也有些担心，担心‘一国两制到底能否成功落实、社会能否保持繁荣稳定。如今事实是最好的说明，回归前的种种担忧都没有发生，这些怀疑也都烟消云散。今天的港人更明确地认识到香港与内地是‘命运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加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好的非常重要的变化。”

提到董建华，很多人会想到他说的“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名言。再次谈到这句话时，他说，“香港好，国家好”是自己实实在在看到的，“我们祖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到80年代的时候，香港大量参与到改革开放里，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我说“香港繁荣，香港好的话，国家就好”。至于“国家好，香港更好”，董建华说，“国家好了，能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为香港百姓创造新的天地”。

董建华说，回归10年间，香港与大陆的关系飞速发展，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

喜庆的时刻，同享欢乐——“神舟五号”飞船顺利升空，成功返回，董建华用“欢跃而闻，神为之旺，气为之壮”来形容香港市民欢迎杨利伟的心情;奥运金牌获得者来，万人空巷的情景让人难忘。“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光荣，我们的心和国家贴得更近”，是董建华代表香港市民的欢迎致辞。

危难的时刻，携手抗御——在SARS肆虐香港、香港经济和市民生活都受到极大冲击的时刻，中央及时采取多项措施：签订CEPA、开放个人游、同意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董建华说，每位香港市民都深深感受到了祖国人民对特区的关爱，以及中央政府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所作的努力。

至于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居民在交往中出现的极个别摩擦事件，董建华表示，应该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唯有如此，自己才会进步，社会才会进步。另外，大家不应夸大这些事情，无限放大，尤其是发生在中国自己家里的事情。

董建华谈“香港最大优势”：“‘一国两制是过去和今后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行得稳，才能致远”

2017年6月29日，记者问董建华：“香港回归祖国的这20年，也是‘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进行实践的20年。今天，***主席抵达香港，说了‘行稳致远这句话。您怎么理解？”

董建华说：“‘一国两制的落实，对香港太重要了。‘一国两制事关国家大业，20年来，总体而言，香港百姓都是支持‘一国两制的。对‘一国两制，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有了‘一国，才有‘两制。不能说，我就只关心‘两制，其他不管。我特别认同，我们既要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也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只有行稳，才能致远，香港才有希望。

“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香港人的生活，他们生活的常态、习惯，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有些东西，比如，对国家、对民族，要开始去了解，去多接触。我们不能离开‘一国去谈‘两制。‘一国是重要的政治基础。‘一国两制是过去和今后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行得稳，才能致远。所以习主席今天提醒我们这件事，是提醒我们‘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说一句话，与习主席的每一次见面，都感觉到，他真的很关心香港，而且他对香港的事，认识得很清楚。他很关心我们，很希望我们成功，希望‘一国两制成功。有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关心我们，我们很幸运。”

記者问：“香港回归20年后，仍然面临历史挑战和历史机遇。对于香港的未来，您有哪些展望和期许？”

董建华毫不犹豫地回答：“香港的未来要发展，‘一国两制是最大优势。我们可以做的事都是因为有‘一国两制的优势。

“比如说电影业方面。现在内地看电影的人数增加了很多。香港回归以前，大家都说香港是东方的好莱坞，那个时候我们拍了很多电影，好莱坞第一，我们第二……但是拍了这么多电影，给谁看？香港的600万人，台湾的2000多万人，还有国外的华侨，再没有了，加起来也就4000万人左右。现在有14亿人口要看电影，我们香港还没有把这件事好好地发展起来，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我相信在国家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香港都有特别的优势，比如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假如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好好干一番。还有，在国家经济每年6%、6.5%、7%的增长过程中，香港是有一个特别的角色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为国家服务，同时可以对香港自身的发展起到帮助。”★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董建华担任香港特首七年回顾》，李海鹏、余力/文，《南方周末》2005年3月17日;《董建华：为香港的成就骄傲 对香港的前途有信心》，杜军玲/文，《人民政协报》2007年6月27日;《朱镕基庄严承诺 支持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游资》，郭诗亮/文，人民网2009年9月9日;《董建华：“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优势，特首生涯最难忘抗“非典”》，范凌志/文，《环球时报》2017年6月22日;《高端访谈：访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林建杨/文，新华社2012年6月26日等）

“‘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在香港是毫无疑问的”

曾荫权：“曾经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眼泪”

香港回归前夕，美国《财富》杂志刊登题为《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

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时代》周刊用25页的封面报道讲述了一个故事：“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活力”

2005年6月24日，曾荫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政府的任命。

6天后，也就是香港回归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记者在港府办公大楼专访了新上任的特首。记者问：“接受中央政府任命的过程虽然很短，但是还是感触很深吧？”

曾荫权回答：“对。当时我是第一次同主席、总理对话，他们每个人都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了很多事。主席要求我‘不要改变你的风格，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曾荫权谈“香港精神”：“我们最典型的精神就是全力以赴”

与董建华等家族背景深厚的大多数香港高层不同的是，曾荫权来自一个寻常百姓家。曾荫权出生于1944年10月，父亲是警察，母亲长期靠做尼龙袋补贴家用。曾荫权是长子，有5个弟弟妹妹。

1964年，曾荫权预科毕业后，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身为家中长子，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当了一名西药推销员。“当时受到不少白眼，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得到了锻炼。”曾荫权说：“在香港，我们最典型的精神就是全力以赴，有目的，有目标，有耐心，有耐力，有求学心，接受新知识和技术，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1967年，曾荫权考取公务员。与众多精英人士为伍，仅有高中文凭的曾荫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直到1981年，他获得了去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那一年，他已经37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九科全A的成绩。

记者问：“据说您曾经有一天半夜突然对夫人说：‘我想念香港的云吞面。如果现在让我用一百美金去买一碗面我都会买。是这样吗？”

曾荫权说：“是。那时是冬天，外面下大雪。我的思乡病很重，最后下决定不是因为云吞面，是因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的老家是香港，我们的国家是中国，而且最后一定要回的。”

1982年，曾荫权回到香港。1984年，曾荫权在沙田担任政务专员。由于政绩突出，不断获得提拔，1995年，曾荫权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

曾荫权谈“斗鳄”：“中央领导那么放心让港人来应对危机，实在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班子的信心和实行‘港人治港的坚决。对此，我不能不写一个‘服字”

1998年，香港回归后仅1年，金融风暴横扫亚洲。提起香港政府与国际炒家的那场“肉搏战”，不得不提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那一年，他曾暂时离港到土耳其，回来后发现形势已然大变，香港外汇储备损失80亿美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官员的分析是“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香港很可能在5天内“断气”。在央视采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问：我听说您自己说过，曾经在半夜有过睡不着觉醒来流眼泪的时候？

曾荫权连说：哭了。哭了。哭了。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老百姓的血汗钱，用得不对怎么办？

我过去相信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但当时的市场完全被破坏了，政府不能不做事。更重要的是，如果做错了，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香港市民……

后来决定了干预，就不怕了。决定了，每天做事就有目标，一定要做好。当时是外国人欺负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对外国贷款，我们是平衡预算案，我们的贸易是平衡的、基金是充裕的，银行里的储备也是充足的，但因为我们有钱，他们就欺负我们。

那一年，曾荫权54岁，刚在特区政府执掌财政大权不久。据说，那些日子里，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鳄鱼的雕像，他称这条鳄鱼就是索罗斯。

有中央当后盾，但一线实战还是得靠自己。曾荫权感慨：“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中央没有下达文件与电话指示，中央领导那么放心让港人来应对危机，实在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班子的信心和实行‘港人治港的坚决。对此，我不能不写一个‘服字。”

曾荫权谈“梦想”：“我们希望香港是一个能为国家经济造血的机器，不断将新鲜血液输进国家经济体系”

2001年5月1日，曾荫权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一年后，他因“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而荣获大紫荆勋章。2005年，曾荫权参选特首。

2005年6月30日，曾荫权在接受中央政府任命6天后，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接受了专访，这是他接受任命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曾荫权坦率地告诉记者：“两年时间很短，但我不是从白纸开始。眼下香港经济复苏包括贸易、旅游、本地消费以及房地产全面向好。利用这个机遇，又有中央政府和广大香港市民支持，我想，我有机会做好，‘香港之梦也是能圆的。”

“行政长官、政务司长、财政司长，都要不断去外访，保持我们的国际联系。”这是曾荫权给自己和特区政府官员安排的一项工作，“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内地市场。”他说，“我还有一个梦，那就是希望香港发展得好，对国家振兴有所贡献。在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我们希望香港是一个能为国家经济造血的机器，不断将新鲜血液输进国家经济体系。”

在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荫权在粤港合作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成为行政长官后，他依然表示，要趁合作势头好，利用CEPA令香港在受惠于国家发展的同时，在祖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作为国家的经济桥梁，香港是最理想的，我们会提供最好的服务”——曾荫权坚信这一点。

曾荫权谈“回归10年”：“‘一国两制是个巨大的工程，我相信要一两代人才能完成”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曾荫权的第一个任期届满。一直把《香港已死》（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刊登题为《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一时间成为西方部分舆论“唱衰”香港的“典范”）这篇文章放在办公桌上的曾荫权，笑着以《时代》周刊新一期封面故事（《时代》周刊用25页的封面报道讲述了一个故事：“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活力”）为开端，对记者说：“我对《时代》周刊为香港‘平反感到高兴。对香港未来‘晴天有云的评价很不错，因为《时代》周刊描绘美国、中东、欧洲，可都是‘一片黑云。我想，他们对香港的前景真是十分看好。”

记者问：“温家宝总理曾经形容，香港回归后走过一条不平凡的路。您怎么看待？”

曾荫权说：“我非常同意。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概念得以落实，本身已是不平凡的创举;这一概念通过考验取得成功，也是不平凡的表现;加上数十年未逢的金融风暴和SARS冲击，以及危机过后香港经济复苏的速度，均显示出香港前所未见的朝气。不平凡是很贴切的字眼……”

记者问：“10年来，对于‘一国两制的落实效果，您怎么看？”

曾荫权说：“‘一国意识提升，‘两制也看到成功落实，这是世界公认的成绩。但‘一国两制是个巨大的工程，我相信要一两代人才能完成。特区政府致力于加强国情教育，但我们也明白，现在社会上总有些人不满现状，甚至希望回到殖民统治年代。我看过一部电影《墨攻》，中国人深谙军事兵法，对于策略、攻守的考虑都有独到之处。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攻心为上，要给年轻人时间，以包容、同情的态度，处理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不满情绪。”

2012年，曾荫权第二个任期届满时，记者问他：“有一些说法，认为现在‘一国多了，‘两制少了，对此您怎么看？”

曾荫权说：“香港人现在已经不跟任何别的地区比，他们是从完美的角度看香港，所以批评我们‘一国多，‘两制少，当然也有人讲‘一国少，‘两制多。

“各方面的意见都有，但是从我的感受来讲，香港人在这15年之中，爱国情怀加深了很多。你看四川发生地震的时候，香港热心支持重建，我们对国家的情怀是很深的。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時间。

“从‘两制来讲，这些年我们的法律、政治、民生，每一方面都有发展，但我们的制度、生活方式从来没有改变。

“有人讲，国家强大起来了，对香港的影响更大了，其实，国家现在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光是对香港，对美国也有，对欧盟也有。所以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根据‘一国两制方针、根据《基本法》办事，香港拥有的自由没有改变，香港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

“我们做得是不是完美？当然不是，很多事我们会做得更好，但‘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在香港是毫无疑问的。”★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新任行政长官的“香港之梦”——专访曾荫权》，向剑帼、苏晓/文，新华社2005年6月30日;《曾荫权：为香港服务是我一生的光荣》，《人民日报》，何懿/文，2012年6月29日等）

“香港高度自治权是哪来的？是中央授权的”

梁振英：前特首悬赏抓暴徒

“国家今天的力量比1982年时、比1997年时的强大得多……

国家在国际的地位，比1982年、1997年时也高很多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底气”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金庸先生发表《香港赋》：“香港回归，已照汗青，洗却前耻，可慰先贤。倏然十年，繁华锦绣更胜往昔。”然而，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

如果说2019年最热门的年度话题是什么？香港问题或能排进前三。从人声鼎沸到门可罗雀，从金融中心到舆论焦点，香港这一年被推上风口浪尖。昔日登上国际媒体头条是明星、企业、港交所上市，如今登上头条的却是“打砸抢烧”的游行示威。在谷歌搜索“HongKong（香港）”，关联度最高的新闻成了“Is it safe to visit Hong Kong right now（现在到访香港安全吗）？”

2019年10月，内地媒体专程赴港拜访了可能是最了解香港的人之一，继董建华、曾荫权之后的香港第四任特首——梁振英。在这场专访中，梁振英保持开放和坦诚，正面回答了很多尖锐的问题。

梁振英谈非法“占中”：“在整个过程当中，中央给我很大的支持。包括整个事情都是靠香港警方用香港的法律来解决，没有动用解放军驻港部队”

2014年9月28日，梁振英与特区政府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香港政改及非法“占中”（非法占领中环）回应媒体。这天凌晨，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宣布“占中”正式开启。

梁振英说，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悉心聆听市民意见，鼓励市民以和平、理性与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尊重和包容社会不同意见。特区政府坚决反对“占中”组织者和参与者以违法的方式占领公共地方，试图以使香港核心地区运作瘫痪的方式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这已不是一般的市民意见表达方式。警方会继续依法处理。

随着香港警方12月15日下午完成铜锣湾非法占领区域的清场行动，持续79天的非法“占中”行动告一段落。梁振英指出，绝大部分市民都不想香港乱，不想破坏社会秩序、法治环境和法治精神，而两个多月的非法“占中”，已使香港蒙受重大损失。

记者问梁振英：“这79天，有什么决定是最难的？”

梁振英说：“不采取行动这个决定是最难的。要警察不采取行动，要让警察同事们上上下下支持这个政治决定，比如说我们给非法‘占中的市民、给特区政府更多的时间，能够让双方去谈，这个是最困难的。”

梁振英强调：“在整个过程当中，中央给我很大的支持。包括整个事情都是靠香港警方用香港的法律来解决，没有动用解放军驻港部队。”

那段时间，梁振英活动频繁，至少20次通过传媒发声，并且数次发表电视讲话，即便出席青年联会就职典礼、分享会、扶贫委员会等活动时，也不断就非法“占中”发声……根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提交的《近期香港社会及政治情况报告》，梁振英每日都就非法“占中”行动向中央汇报最新情况，而***对非法“占中”各个方面的事态都很了解。

2014年10月24日，前特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处理非法“占中”的问题上冷静理性，在充满危机时发挥非常好，掌握问题，追求和平结束事件，得到中央高度支持。

梁振英谈“悬赏100万抓暴徒”：“我看到新闻里有暴徒在尖沙咀把国旗拿下来摔到海里，所以马上写了一份声明，说我本人悬赏100万把这个人找到”

尽管已从特首任上退下来3年，66岁的梁振英依然忙着为香港仗义执言，他不时站出来，一言一行都振奋人心。

2020年8月20日，香港法律学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讲师张达明接受采访时，公然宣称“美国宣布暂停与香港移交逃犯协定”这一举动证明美国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再不予信任”，随后更是危言聳听，声称《香港国安法》使一些国家“不再信任香港可以维持‘一国两制”，“变相令香港成为逃犯天堂”，打击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梁振英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痛斥：“美国就是真理？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讲师张达明认为‘美国终止移交安排反映不再信任特区司法制度。当年美国借词伊拉克有大杀伤力武器，攻打伊拉克，事后找到大杀伤力武器了吗？凡是在美国法院被美国政府起诉的人都是有罪的吗？香港就是有张达明这样的美国奴才。”

梁振英的义愤填膺，让人不禁想到2019年他悬赏百万捉拿暴徒一事。当时有这样一段采访：

记者问：我们看到您成立了一个专门缉拿暴徒的悬赏基金，这个跟特区政府现在进行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梁振英说：我们收到这些情报并整理好，然后交给警方，由警方去处理。

记者问：为什么会设立这样一个基金？

梁振英说：8月3日傍晚，我看到新闻里有暴徒在尖沙咀把国旗拿下来摔到海里，所以马上写了一份声明，说我本人悬赏100万把这个人找到。后来我呼吁成立这么一个基金，希望大家参与……

梁振英对2019年香港面临的困境并不感到沮丧，他说：“香港目前面对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之前处理过‘占中、旺角暴乱。还有更早之前，我从1984年到1997年，一直参与香港回归工作，那个时候面对的困难比今天大得多，因为那个时候涉及到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尤其是‘一国两制，在那个时候是史无前例的……

“但我还是克服了。我的经验是什么呢？面对香港目前这种情况，还有将来我们社会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首先别瞎猜。人家说‘你猜1997年香港会变成怎么样、今天也有一些朋友问‘这个事情发生下去会怎么样……我说这有点儿像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我们应该用主人翁的态度来面对。

“我参加工作十二三年后，最后香港回归的结果、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结果，比1982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谈判的时候预想的好得多。国家今天的力量比1982年时、比1997年时的强大得多。而且香港社会基本上比较稳定，国家在国际的地位，比1982年、1997年时也高很多了，这些都是我们的底气。”

梁振英谈《基本法》：“我们不能把中央政府撇在一边，这个是当年我们写《基本法》时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2017年，当梁振英任期即将届满之时，恰逢香港回归20周年。在行政长官官邸，梁振英接受了媒体的集体采访。梁振英曾积极参与香港回归工作，亲历了《基本法》起草过程和过渡时期的风风雨雨。他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自然也绕不开20年前的回归记忆。

梁振英说，1988年起草《基本法》征求意见稿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征求意见稿印了上百万份，而且得到香港大大小小银行的同意，把意见稿放在柜台上，让大家去取。那时候通讯没现在发达，但是起草委员会通过一条，我们就在印刷公司改一条，全部通过之后就马上拿去印刷。第二天早上，我就监控整个分发过程，大概到了中午，连离岛的一些小银行分行的柜台上也有了”。

让梁振英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许多香港市民关心“7月1日到街上买回归后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钞票”，有些老人说，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一换，除了换旗帜之外，还会换钞票。当时有西方经济学家断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货币。而1990年通过的《基本法》第111条规定“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梁振英说，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香港成功维持了港元地位。

“回归当天晚上，我在典礼现场，心情和广大香港市民一样，很高兴能通过一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式和平收回香港。”

香港回归20年后，当大学生何昆洛在报纸上撰文称《基本法》有“被僭建”之嫌时，梁振英反驳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有行政长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條文，强调中央任命主要官员的权力是实质的，并非象征性的。

在接受采访时，梁振英作了系统解释：

香港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你看现在“五大诉求”（指香港一些激进分子提出的5点要求）中就有一个双普选。在双普选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坚持过去那种要求，也就是说在香港由普选产生一个有高度自治权利的行政长官的同时，他们希望中央放手不管。那么《中英联合声明》是怎么写的？

原话是“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协商或选举产生，或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要是明天中央宣布下届的行政长官由协商产生，完全不选举，也没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但是当年“占中”或者现在要求双普选的人，他要求的是完全违反《基本法》的一种选举方式，也就是说不要选举委员会提名。他们还要求选出来的行政长官不必等中央任命，也就是说香港750万居民当中的选民选了就算了，这个是要“去中央化”。

那为什么我们在《基本法》里有这么一个规定，说香港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个任命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任命，而是一个实质上的任命。因为香港政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我们要是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产生首长的话——一般来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首长通过这个程序产生出来——他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是伦敦市长，东京市长还是纽约市长，通过在当地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市长，如果没有本国首相、女王或者总统任命，他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市政管理、环境卫生这些，他没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这么大的高度自治权力。

高度自治的体现是什么？香港的财政完全是特区政府做主，香港用的法律绝大多数（除了少数的全国性法律在香港适用之外）都是本地的法律，就是香港的法律……那么香港高度自治权是哪来的？是中央授权的。所以对于行政长官的产生，我们不能把中央政府撇在一边，这个是当年我们写《基本法》时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2020年4月，梁振英在接受采访时谈道：“《基本法》在社会普及，适应民间，让不论是政界，还是经济界、学界人士，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看懂、读透，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工作。”

青少年的《基本法》教育问题，被梁振英形容为“既简单又严重”，他“最关心的是老师到底是怎么教的，有没有在教学过程当中加入一些个人的偏颇看法，甚至老师自己有没有掌握好《基本法》，毕竟立法的30年前，一些年轻的老师还未出生”，梁振英强调管理整顿教师队伍的重要性，一旦老师的激进思维感染学生，破坏力将相当大。不过，梁振英对年轻人并不灰心。他相信“大多数香港年轻人对国家是有感情的”，需要把他们潜藏心底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引领出来，“这是我们的工作和责任”。

梁振英谈“国家民族意识”：“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

2019年4月3日，梁振英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口述：

1974年，我奔赴英国。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中华同学会，并担任该同学会副会长。该同学会里的会员大多是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从交流中，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民族复兴的豪情在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这股豪情很快化作为行动。当时同学会里几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聚集到一起，他们敲开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门，表达了报效祖国、为国服务的意愿。尽管那时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去，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种子。

1977年，我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担任测量师……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传来，我兴奋无比：自己的所学所长终于有机会服务国家的发展了。1979年，香港的廖瑶珠律师组织了20几名来自法律、会计、工程等各界专业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当时作为见习生的我主动加入这个协会。我们怀着的是一份对国家热爱的心，认为祖国不应该那么贫穷落后，祖国人民应该过上好的生活。于是，应深圳方面邀请，我们20几个人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

当时我们来深圳，除了授课，还帮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发展规划……我们做规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深圳人口指标是多少？

当深圳方面提出以30万人口指标去规划时，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那时深圳还是个边陲小镇，哪里来的30万人？当时主要考虑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将来香港会有部分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等挪到深圳来。但没想到日后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涌入深圳……我们最终还是以30万人的标准去规划，那是深圳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所以我现在常常和深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深圳繁忙的时候堵车了，下大雨的时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们当时没有规划得更超前些。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

1987年，我受邀担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参与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土地拍卖的筹备工作。当时，深圳从来没有举办类似的拍卖活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拍卖槌，我们特意在香港定制了一柄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

后来我在北京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又看到了当年“拍下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拍卖槌。回想过去，我参加工作后，就遇上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时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几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秉持报效之心到内地的各个地方，为国家所需奉献自己所长……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在香港社会已经成为热点。政府从中找合作空间，社会从中寻发展机遇，市民从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往更大了……

我经常在学校里对青少年朋友讲，40多年前，国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我们那代人从学校里走出来，个人发展的舞台和生活空间只有香港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时候过深圳河到深圳来，交通不便，还要办繁杂手续，总有一种要出远门的心境。

而现在，已有几十万香港人长期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轻人的舞台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国了。

我非常羡慕时下的香港年轻人，今天他们的机会更多，我希望他们珍惜和把握住机会，凭着自身优势、所学所长，在发展个人事业的同时，更好地报效国家、贡献国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回归20年前夕梁振英谈香港变迁：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范凌志/文，《环球时报》2017年6月19日;《梁振英：亲历改革开放 见证深圳巨变》，梁振英/口述，邓自强、成功、唐文隽、周婉军/文，《深圳晚报》2019年4月3日等）

“要回归《基本法》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

林郑月娥：未来两年着重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經历过这一年后，我发现

香港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亟需加深，

所以未来两年工作的主题，就是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2017年3月26日，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3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随后发表声明：“我衷心感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既深感荣幸，亦知任重道远。”那时她没有想到，“任”如此之重，“道”如此之远。

林郑月娥谈“一国”之内“两制”的相处之道：“我看最准确的就是要回归《基本法》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

当选特首不久，林郑月娥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问：“香港回归20年，正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担任特首，当您接过中央政府任命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林郑月娥说：“我的感受可以用四个字表达：任重道远。《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既要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人们对行政长官有很大的期盼。特别是回归20年的香港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更需要我们掌握眼前的机遇，把香港的经济搞得更好，也要让香港的市民享有更好、更优质的生活。”

记者问：“正如刚才所说，行政长官要向两个方面负责，您怎样做好其中的桥梁角色？”

林郑月娥说：“这就要求行政长官全面准确地落实《基本法》，一方面向中央人民政府全面详细地反映香港的情况，同时把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清楚无误地向市民说明。我将做好沟通，这非常重要，我认为‘两制没有根本的分歧，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两个方面都有的共识，大家都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记者问：“如何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您认为‘一国之内‘两制的相处之道是什么？”

林郑月娥说：“我看最准确的就是要回归《基本法》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香港回归了祖国，是祖国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在‘一国两制的顶层设计下，香港被允许保留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律体系、金融体系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等，过去20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一国之内‘两制完全可以共存共赢。现在随着国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起步，香港将会获得更多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的机遇。”

记者问：“您在竞选的时候以‘同行作为竞选口号。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同行？”

林郑月娥说：“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人感觉香港社会比较分裂，好像大家意见很不同，很难同心做一件事情，所以我提出了‘同行这个口号……”

最后在访谈结束时，林郑月娥书写下“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用以自励。

林郑月娥谈《香港国安法》：“在维护稳定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所以有人说它有镇邪的能力”

2019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不久，林郑月娥满怀信心地到北京参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然而，3个月后，香港跌进暗夜时刻，林郑月娥首当其冲地成为暴徒火攻的目标。

直到2020年5月22日，在全国“两会”开幕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列席会议的林郑月娥才“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施行，让港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聚焦于防疫抗疫和重启经济。经历了多个暗夜的香港，终于迎来了破晓的晨光。随后，在香港礼宾府会客室，林郑月娥就实施《香港国安法》等问题接受采访。

记者说：“在5月，全国人大决定要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当时有人评论，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釜底抽薪的高招。”

林郑月娥赞同道：“对。”

记者问：“您是最终执行者，会不会担心有不同的意见或反对的意见？”

林郑月娥说：“反对意见肯定是有的，因为香港无论做什么，都有反对意见。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对的，而且要是早一点儿做可能更好。这次在制定《香港国安法》的过程中，中央非常开放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特区政府提的意见大部分被接纳了。”

“中央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立法，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林郑月娥此前曾强调，《香港国安法》不仅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也让香港人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意义，更为香港带来了稳定局面。

针对有观点称《香港国安法》违反“一国两制”，林郑月娥严正反驳道：“《香港国安法》正是体现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尊重和对香港特区的信任。我打个比喻，美国会不会把国家安全事务交给一个州或一个市？这是不可能的。《香港国安法》保障的是国家和14亿人民的安全，却把大部分执行工作交给香港特区。”林郑月娥说，“我们获得中央的信任，被赋予这么大的责任，就必须要将法律执行好，更好地发挥《香港国安法》的作用。”除了执行，防范也非常重要。《香港国安法》第10条明确指出，香港特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特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对此，林郑月娥特别指出了“守法意识”的重要性：“过去一年，香港出现了不尊重法律的现象，还有教育界的人鼓吹所谓‘违法达义，这个局面必须要扭转过来。”

《香港国安法》施行一个半月后，林郑月娥接受采访时高兴地说：“短短的一个半月，《香港国安法》起码在维护稳定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所以有人说它有镇邪的能力……美国提出要‘制裁香港特区和内地一些官员，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对于一些无理手段，我们必须要硬起来，我们不能怕。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由中央委托我们去执行国家安全法，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保护不单是香港的750万人，也能够保护全国的14亿人民。”

林郑月娥谈美国：“别人无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据理力争”

2020年6月2日上午，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媒体时表示，部分外国政府对于《香港国安法》高调作出反应，甚至扬言“采取行动”，实为双重标准。这些国家十分重视自己的国家安全，但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香港现在的状况，却戴上“有色眼镜”看待。

林郑月娥此处所指的外国政府当然首推美国。在国际社会看来，美国早已是世界“驰名双标”，“这种双重标准的取态，最近大家看得很清楚——最近在美国出现的骚乱，如何被当地政府处理？相对于去年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他们（美国）又采取什么立场？”

针对美国“对香港所谓‘制裁和所谓‘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恐吓”问题，林郑月娥回应称：“我必须严正地指出，香港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不是美国给香港的特殊待遇，而是两个经济体的合作。因为香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平等的。所以，美国最近公布说往后香港出口、香港制造的货品不能再标志为‘香港制造，肯定是无理的。所以，我们要提出抗议，要到世界贸易组织里寻求仲裁。别人无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据理力争。”

记者问：“美国的行为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林郑月娥说：“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在一些双边的合作协议里，要是对方单方面暂停、取消协议，那么问题不在我们，这些对香港的影响不大，因为过往一段日子里，往往是美国要求我们帮忙，美国对我们的要求，是比我们对它的要求多的……

8月8日，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质疑美国财政部7日宣布的所谓“制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的访美签证有效期是到2026年，既然本人并不向往到这个国家，看来也可主动注销了。”

林郑月娥谈“向中央求援”：“如果香港有问题不能自行解决，我就希望中央为我们解决，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央也义不容辞”

2020年9月11日起，香港推行自愿性全民免费核酸检测。这次大规模检测，缘于林郑月娥亲笔写给中央政府的一封求援的“鸡毛信”。

林郑月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我曾公开说过，我对中央支持香港时有感受，我也从不回避，要是有需要中央帮忙的地方，我就提出来。行政长官的这个身份很特殊，我既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负责，所以，如果香港有问题不能自行解决，我就希望中央为我们解决，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央也义不容辞。这样的情况很多……但是直接向中央提要求，让中央来为香港抗疫，这是首次。当时我很担心我们的医疗措施不足，因为有一段时间，有一些确诊病人一直在家里等，不能进入医疗机构。所以，我就跟中央提，能不能为我们建立一些类似于内地方舱医院的设施？另外就是，我们的检测能力不足，最早每天只能做几千次检测，根本没可能普及，中央能不能帮我们做大规模检测、提升我们的检测能力？”

记者问：“香港本地的疫苗进度如何？可以很快面世吗？”

林郑月娥说：“应该不会。我们是有不少的研究在进行，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地方，所以我们肯定没有其他的地方、包括内地进行得那么快。我已经要求国家在内地有疫苗成功研发制造出来的时候，可以照顾香港市民的需要。”

有中央的支持，林郑月娥对香港充满信心，她说：“我充分感觉到香港市民是非常欢迎内地支援的，也希望通过中央的支持，我们能尽快走出疫情……我对香港从来都是充满信心的，因为首先，它有‘一国两制的优势;第二，香港它有一些本身的优势;第三，现在我们的机遇非常多，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制裁等原因，现在外国的市场打进去比较困难，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内地庞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我们毗邻的粤港澳大湾区。经过了这一年，每个人都应该更珍惜‘一国两制，社会各界应该以一个开放、最了解国家发展的态度，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林郑月娥谈今后：“未来两年工作的主题，就是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2020年8月18日，林郑月娥恰满40年公务生涯，在这个于她而言极为特别的日子，她在社交网站发文坦言：2019年，自己面临公务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有数据显示：自2019年6月“修例风波”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中共有3000多名大、中、小學生因违法被捕，占所有被捕人士40%，尤其大学校园成了“暴力的温床”。有评论认为：多年来，香港教育一直存在被政治化的问题。对于部分激进年轻人，林郑月娥语重心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和看法，但首先需要以最大的公众利益为依归，同时要以理性的方式进行讨论，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以暴力和抹黑的方法强加在其他人身上，这非常要不得。”

改变需要从教育开始。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林郑月娥认为教育不单是学校的教育，也是家庭的教育、社会和传媒的教育。她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特区政府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日前，林郑月娥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谈：

记者问：您说过希望能在教育方面做拨乱反正的工作，您打算怎么做？

林郑月娥说：教育方面，很多人都认为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怎么帮助学生认识国家、建立正确的国家观念，怎么理解香港跟中央的关系——如果不了解这些根本问题，肯定會出问题。我希望未来我们在教育方面能加强。教育方面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应该投入并有所贡献，比如家庭教育。去年我们看到的暴力行为，有的不单是年轻学生，而是家长和学生一起实施的，所以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也都很重要。而且，拨乱反正不单是教育方面，而是很多方面。

记者问：比如说？

林郑月娥说：比如最近有人说，我们在公务员的管理方面比以前严格，这个也是拨乱反正嘛……以前有些公务员参与反政府活动，现在当然是不能了，这种行为本来就不该被容忍。所以我不希望别人以为我只针对教育，我是针对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香港社会应该“正本”。

有一些是不容易做的，比如社交媒体。从社交媒体在整个事件的过程是怎么去动员、去传播假消息，让一般市民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政府、对于中央、还有对于我们警队的看法，可以看出社交媒体的影响实在是太大。我们都觉得媒体应该客观持平，但是香港毕竟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地方，《基本法》也表明要尊重、保护新闻的自由，所以我希望还是由媒体自己来处理，尽力去做到客观持平。

另外就是政府的行为。现在我们要尽快恢复经济，所以对于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我都要求他们：“你做每天的工作都要先考虑，你的工作对经济的恢复是否能产生正面的效果。”我们有18万公务员、几十个部门，要是每一个人都抱着让经济尽快走出困境的工作态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更有可为的。

“经历过这一年后，我发现香港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亟需加深，所以未来两年工作的主题，就是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林郑月娥认真地说，“把要说的话说好，把要做的事做好，尽管不会马上见到很大的成效。”★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权威访谈丨林郑月娥谈香港的第三波疫情》，季晓庄、刘宇轩编导，新华社2020年8月28日;《正本清源再出发——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白林、胡创伟、牛琪/文，新华社2020年7月15日等）

祖国始终是澳门的坚强后盾

何厚铧：“有祖国当老大，没什么好害怕”

“有10多亿内地同胞帮助澳门”，

“澳门人从来都没有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任，

对祖国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减少，这一点我觉得澳门真了不起”

上任时，何厚铧给自己定下两个任务，一是不折不扣地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二是尽最大努力，还澳门人一个安居乐业的澳门。他说：“从先父开始，到我这一代，两代人在澳门服务了大半个世纪。在这个莲花之地，很多资深的前辈看着我出生和长大成人，很多与我同辈的年轻人，与我一起并肩成长。我的一切，都是澳门人给予的。”他庄重承诺：“作为一个生于澳门，长于澳门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统一，澳门的繁荣，我愿意承担历史的使命。”

10年的澳门特首生涯，何厚铧写就了一个传奇：把一个经济衰退、治安混乱的旧澳门，变成一个活力迸发、政通人和的新澳门。他感慨道：“澳门特区成立以来，每一个重要关头，都获得了国家及时的关怀，全力的支持。”

何厚铧谈“澳人治澳”：“这方面是从零开始”

2009年，澳门回归10周年之际，央视《面对面》节目对何厚铧进行了专访。主持人问他：“10年前回归那一刻的心情，你是否还记得呢？”何厚铧说：“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澳门能回归祖国，当然非常兴奋，但同时自己作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在兴奋之余是患得患失，如履薄冰。”

2009年，澳门两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功成身退”，“何特首”这个称谓成为历史。对着何厚铧卸任的背影，澳门人有着真切的回忆：一名交际广泛、雷厉风行而又率直坦诚的“强势特首”。

何厚铧，1955年出生于澳门，他是家中最小的男孩，排行十二。他的父亲是名满濠江的爱国商人“澳门王”何贤。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期间，以何贤为会长的澳门中华总商会，曾运送过禁运物资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澳葡政府的政治斗争中，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也都可以见到何贤的身影。在澳门富商中，像何贤一样在衣、食、住、行、医等基本生存领域都遍施恩泽的人，屈指可数。

1998年，何厚铧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9年5月20号，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国务院令，正式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44岁的何厚铧站在国旗和区旗下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这一刻，不仅代表了在“一国两制”下澳门同胞实现了当家作主，真正成为主人，同时也预示着澳门进入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全新时代。

1999年12月20日上午，澳门特区政府的公务员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这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队伍，在没有多少管理经验的背景下，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面对面》专访中，主持人问何厚铧：“回顾10年前，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澳人治澳其实都不是从零开始，很多地方是从负开始。”

何厚铧说：“比如很多历史上的包袱，特别是整个官员的本地化在过渡期基本没有什么启动，可以说这方面是从零开始，因为很多人一下来到工作位置上，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学，一下子就要履行职责，过去在澳门根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从整个社会的管制的政治职能都没有树立起来。”

为了使特区公务员队伍迅速成长，澳门特区政府多年来派送了一批批公务员到内地国家行政学院培训，并与新加坡等地达成了公务员培训协议。澳门回归10年间，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从1.7万人发展到2.1万人。10年间，现实的磨练，使得这支年轻的公务员队伍素质有了很大提升。10年间，特区制定和通过了460项法规，有关经济、民生的法规共235项。2000年特区政府还专门依据《基本法》制定了质询、辩论、听证规则，监督政府，这在澳葡时代是没有的。

当何厚铧在立法会的施政报告上回顾自己这10年的执政生涯时，他用了“细路歌”这个词，意思就是小孩子做大人事。10年的澳门特首生涯，何厚铧写就了一个传奇：

回归10年来，澳门的GDP从回归前的负增长跃升到回归后的年均增长13.3%，人均GDP达到3.9万美元，约为回归前的3倍;

澳门回归前乱象丛生，回归后社会安定、族群和谐，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从2007至2008学年，澳门全面落实15年义务教育，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这一目标的地区之一……对比10年前，澳门这片土地充满繁荣和活力。

何厚铧谈治安：“澳门人将来的命运，都掌握在澳门人自己的手中”

澳门回归前，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澳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澳门的治安问题也非常严重。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第一届政府接管澳门时，面对的形势极为严峻。

从1996年开始，澳门的治安问题逐渐成为当地人以及媒体关注的焦点，街头枪击、仇杀、炸弹爆炸等案件频发，市民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少国家将澳门列为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呼吁旅游者不要涉足。

澳门的社会治安之所以会恶化到几乎失控的地步，主要是澳葡当局既无力也无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任由黑恶势力日渐坐大。正如一名澳门人对记者所说：“这几年澳门经济低迷，治安越来越差，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特首。”

1999年9月10日，何厚铧公开发表谈话：“澳门人将来的命运，都掌握在澳门人自己的手中。”

何厚鏵后来回忆，上任时，他给自己定下两个任务，一是不折不扣地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二是尽最大努力，还澳门人一个安居乐业的澳门。何厚铧说：“我是非常有信心，通过一段合理的时间，在我们祖国大力支持配合下，还有跟临近地区充分合作，治安问题肯定是能全面改过来的。”

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扫黑灭罪”，打击与预防并举。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回归后的治安状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善，重大恶性犯罪案件大幅减少。据统计，回归一年内，澳门的凶杀案件减少了72%，纵火案下降了40%。此后，澳门的治安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澳门被海内外舆论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何厚铧谈经济发展：“‘一国两制的成功，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位于澳门曾经的总督府，澳门回归后，何厚铧一直在这里办公。当时，和周围环境相比较，这里稍微显得小和陈旧，之所以没有建新的政府大楼，除了很务实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省钱。

在《面对面》节目采访中，主持人与何厚铧曾这样一番问答：

主持人：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有800亿的财政储备，澳门有多少？

何厚铧：澳葡政府当时留下来不到30亿。

主持人：那一年的开支得多少？

何厚铧：当时一年的开支是100亿左右。

主持人：在你上任前，澳门的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但你上任后，澳门经济就迅速地往上窜升，此后每年两位数往上增长，是怎么做到的呢？

20多亿元，是当时澳葡政府留给何厚铧的所有家底。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突然来袭，重新振作澳门经济，也是何厚铧面临的一个挑战。

博彩业本来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但就在此时，博彩业合法化席卷全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蔓延尤为迅猛，澳门博彩业的优势不再凸显。为了增加澳门博彩业的竞争活力，何厚铧开始启动改革。2001年底，特区政府确立了“以博彩业为龙头，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经济战略。2002年初，何厚铧果断提出开放赌权，改变掌控澳门经济命脉的赌权由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引入竞争机制，促成多元竞争的新格局。赌权开放，国际资本涌入，澳门的博彩业开始百花齐放。

如今灯火辉煌的新葡京，作为澳门的新地标，见证了在强势特首何厚铧力促下，赌权从垄断到放开的巨变。

主持人：我们知道澳门当时是一个人情社会，打破垄断并不容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何厚铧：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即使是人情社会，面对澳门的整体利益，“一国两制”的成功，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讲人情味、我们讲的人情社会都要服从这个大前提。从政府的决策也好，从我们爱国力量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应该知道，人情味不能凌驾国家利益，也不能凌驾“一国两制”这个伟大事业。虽然干起来有困难，但也不是外面想象的那么大。

何厚铧谈经济增长：“我不同意这是一个神话……它展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

2003年，“非典”在全球暴发，一路上扬的澳门经济受到重挫，出现了回归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由于游客无法入境，澳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巨大危机，有些街区甚至有超过30%的店铺被迫倒闭。这年3月的澳门金莲花广场，游客寥若晨星。

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在第一时间决定实行援助措施，包括向部分中小企业发放无息贷款，减免困难企业营业税，向出租车司机提供燃料补贴，增加失业人士的补助等等。特区政府在抗击“非典”一役中的开支高达4千多万元，这里还不包括向企业和家庭提供的援助和补贴。

“非典”结束后，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签署，尤其是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的政策率先实施，让澳门人感受到转机。

2003年底，前往澳门旅游的内地游客首次超过香港游客。据统计，从2004年至2009年，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达3300多万人次，按人均消费3500澳元计算，内地游客为澳门带来超过千亿澳元的非博彩收益。至此，澳门经济进入被世界惊呼为“神奇”的跳跃式发展新阶段。

主持人：澳门经济的迅速增长，几乎成为一个神话，它是一个海岛当中的一个小城，在10年内发展成世界上明星级别的城市，你作为特首出访过很多国家，感受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何厚铧：我不同意这是一个神话，因为我们都是人，人是干不出神话的，都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它展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回头看过去10年，整个亚洲地区，包括内地，包括香港，这样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

主持人：这是规律？

何厚铧：这是一个客观的因素，本身也是“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

何厚铧谈“我们这10年”：“澳门特区成立以来，每一个重要关头，都获得了国家及时的关怀，全力的支持”

2004年12月20日，何厚铧连任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连任时，他提出的执政理念依然是“同建优质社会，共创美好明天”。

从2004年开始，澳门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健康地区之一;同时，特区推行15年义务教育，让澳门成为亚洲唯一、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地区之一。2009年，特区政府决定，将在2010年第一季度为每名符合资格的澳门居民设立中央储蓄个人账户。政府为此拨款33亿元，为每个账户注入1万元启动资金，澳门居民到65岁退休时可以领取现金。特区政府通过扩大民生保障与深化福利制度改革，让所有澳门人共享回归后的成果。

何厚铧说，我觉得“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澳门整体的状况从10年前到今天变化巨大。这10年，澳门的确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改善，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由于经济发展快，我们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长。特别是过去几年，我们在整个教育上的投入，对民生很多事务上的投入，让澳门居民基本上安居乐业。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句，我们很多工作肯定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相信下一任政府——第三届政府在这个基础上，特别是对改善澳门人民综合的生活素质，坚持让人民安居乐业这一个任务，肯定会做得更好。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给澳门的经济带来巨大挑战。年底，中央政府表明将全力支持澳门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及时宣布支持澳门经济稳定发展的9项具体措施，以帮助特区应对危机，渡过难关。2009年1月至10月，特区政府公共财政总收入达456.5亿澳元，比2008年同期增长6%。而且人均GDP值早在2006年已经超越香港，澳门市民私人存款平均每人增加20万澳元，市民私人住宅占有率高达80%。回归后至2009年，澳门社会的失业率更是下降了50%。

何厚铧：下一步，我们觉得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亮点，可以充分利用澳门这个平台，通过这个产业尽快发展起来。未来我非常有信心，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不但会成功，而且能走得比较快。

主持人：在转型过程中，也会有很多人担心，澳门会不会受土地资源的限制，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怎么办？

何厚铧：土地肯定是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希望中央能支持澳门扩大一些土地，例如填海，扩大澳门的一些土地资源。国务院前几天已经正式批复，已经同意我们发展填海。

主持人：这对澳门意味着什么呢？

何厚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由于土地的制约，对发展经济适度多样化是一个限制，未来我们将能充分利用填海来解决目前的土地制约，在多个方面让澳门可持续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注入了一个很大的新动力。

何厚铧曾在2008年国庆酒会上致辞时有感而发：“澳门特区成立以来，每一个重要关头，都获得了国家及时的关怀，全力的支持。”自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和内地对澳门的支持既有雪中送炭，更多的则是着眼长远。澳门歌手黄伟麟创作的歌曲《澳门我家》，用通俗的澳门话唱出了澳门人的心声：“有祖国当老大，澳门没什么好害怕。”

何厚铧谈“一国两制”：“澳门人从来都没有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对祖国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减少，这一点我觉得澳门真了不起”

在2009年卸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后，何厚铧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政协繁多的工作中，他尽最大努力促进内地省份与澳门的对接。“内地差不多每一个省市都非常关心澳门的发展，愿意跟澳门合作。澳区政协委员们做了许多具体工作，通过履职尽责为澳门打开交往的更多窗口。”

2019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何厚铧在澳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门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说明“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有幸把自身发展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20年弹指一挥间，澳门的发展举世瞩目。何厚铧说：“没有中央政府和中央政策的强大支持，没有澳门几十万居民的努力，就没有今天这个成绩。”

“我们的居民都清楚，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有10多亿内地同胞对澳门帮助。大家都怀着感恩的心情，这是澳门社会整体爱国情怀不断加深的原因。”何厚铧认为，“一国两制”在澳门能够行稳致远，一些经验和做法值得继续坚持。

首先，爱国爱澳是澳门的核心价值;无论哪一代人都能够对《基本法》、对国家宪法有一个充分、正确的理解。

其次，政府部门、学校、青少年团体等都将爱国主义的情怀深深根植于教育工作，这让澳门原来已具有良好基础的爱国传统得以薪火相传。

第三是澳门居民自觉将澳门的命运跟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故而能积极投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灣区建设，紧跟国家发展大局寻求特区和个人的发展机会。

何厚铧强调：“坦白地说，居民不可能永远赞同政府的意见，社会总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对政府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澳门人从来都没有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对祖国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减少，这一点我觉得澳门真了不起。”★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人民日报专访何厚铧》，杨程晨、王凯/文，《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0日等）

祖国时常在看着我们

崔世安：“澳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爱澳”

澳门在回归前已经具有深厚的爱国传统。

回归后，特区政府、社会团体和教育界形成合力，不断弘扬这一传统。

爱国爱澳已从一种民间情怀转化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

崔世安说，我觉得澳门是一个好可爱的社会。记者追问他澳门可爱在什么地方？他说：“澳门有几百年历史，族群和諧，多元共存，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简单言语难以表达。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从朋友、亲人的感情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这是崔世安一直强调的“澳门核心价值”，他说：“回归之后，澳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爱澳，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族群和谐。这既是核心价值，也是推动澳门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动力。”

崔世安谈“澳门核心价值”：“回归之后，澳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爱澳”

2009年12月20日，在澳门回归10周年庆典上，出身澳门望族的崔世安正式就任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当时，有媒体问他：“恕我冒昧，外界可能会有一种声音，大家觉得您来自大家族，上任之后也会代表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您怎么看？”

崔世安说：“我家六代人在澳门……我爸爸是一个很普通的商人，我叔叔为澳门参与了很多工作，几十年来，我们都是以服务（澳门）为主。我们把这个使命放在第一位，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受到影响，也不会因为权力腐化，我们一定要履行使命。主要是三句话：‘廉洁奉公、遵守法律、尽忠职守。”

1957年，崔世安出生在澳门一个商人家庭。崔世安的祖父崔六为澳门知名建筑商人、叔父崔德祺1988年曾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而崔世安的兄长崔世昌及堂弟崔世平都是澳门立法会议员。

1999年，澳门回归，崔世安获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名，成为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在任期间，他成功推行了15年义务教育。也正是在他任职期间，澳门被联合国授予“健康城市”的称号。

2004年，崔世安连任社会文化司司长。这时，澳门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一些“派糖”行动纷纷展开。在社会文化领域，医疗券、书本费补贴、旅游业奖励计划、公益体育……崔世安引导的项目层出不穷，他也因此博得“好好先生”“派钱先生”的赞誉。

崔世安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后，媒体问他，如何看待即将承担的历史重任？

“我参选是为了使命，希望澳门将来是个繁荣进步、长治久安的地方。”崔世安说，我觉得澳门是一个好可爱的社会。记者追问他澳门可爱在什么地方？他说：“澳门有几百年历史，族群和谐，多元共存，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简单言语难以表达。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从朋友、亲人的感情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

这是崔世安一直强调的“澳门核心价值”，他说：“回归之后，澳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爱澳，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族群和谐。这既是核心价值，也是推动澳门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动力。”

崔世安谈“粤澳合作”：“大佬都时常在看着我们嘛”

崔世安宣誓并就任澳门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当天，被坊间称为“何去崔来”。这一天，澳门步入“崔时代”。

2009年12月15日，52岁的崔世安从港珠澳大桥动工仪式返回澳门后，在办公室会客厅和媒体有一段对话：

崔世安：广东和澳门真是兄弟情谊，广东是我们澳门的坚强后盾，支持澳门，关心澳门。比如今天早上港珠澳大桥的开工启动，充分体现了广东对澳门的关心和支持。我相信港珠澳大桥6年后建成，一定令粤港澳三地合作更加紧密，也为我们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加上最近《珠江三角洲改革规划纲要》的公布，我相信粤澳今后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媒体：刚刚讲到港珠澳大桥，从大桥的兴建上，你怎么样看中央对澳门的支持？在崔特首您的任期内，对于澳门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的互动合作，有什么想法？

崔世安：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这10年，其实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广东对澳门的支持是多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非常支持澳门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全面落实《基本法》。另一方面在资源上对澳门的支持是非常重要和密切的。

你看，我们澳门日常所需用品，大部分都是广东支持的——简单讲就是衣食住行。所以广东对我们的支持是全方位，而且是多个领域。我举个例：大家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有传染病、禽流感问题等等，在广东的检疫系统里面，会特别选择经过严格检疫的食品送过来给澳门。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广东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无微不至。

往后的合作，我相信未来可以通过横琴岛更进一步地发展。在《珠江三角洲改革规划纲要》里，澳门定位为世界休闲旅游中心。我们通过横琴岛开发这个契机，在多个领域都开始商讨了，包括物流、会议展览、中医药、教育、文化产业等等。

上任之后，我会更积极和同事去探讨这些先试先行的工作计划。澳门和广东的兄弟情谊，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大佬（指广东）都时常在看着我们（指澳门）嘛。

崔世安谈两地同胞“心连心”：“我在澳门工作了30多年，特别体会到，澳门同胞跟内地同胞是‘心连心在一起的，这是爱国爱澳的根基”

据统计，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从回归之初的519亿元（澳元，下同）增加到2018年的4447亿元，人均GDP达67万元;2018年底，特区政府累计财政盈余达到5056亿元，外汇储备为1636亿元，较1999年分别增长193倍和6.2倍;本地居民充分就业，失业率从回归之初的6.3%下降到2018年的1.8%。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前夕，崔世安在特区政府总部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20年来，澳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离不开三个原因。”崔世安说，一是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广泛推广《基本法》。二是特区政府与澳门爱国爱澳力量互动良好，始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三是重视爱国爱澳精神的传承，重视青年人的培养，通过完善教育体系提高澳门人才的竞争力。

崔世安说：“我在澳门工作了30多年，特别体会到，澳门同胞跟内地同胞是‘心连心在一起的，这是爱国爱澳的根基。”

崔世安表示，无论遇到经济发展的难题，还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中央始终给予澳门关心与支持，让特区顺利渡过难关。“我们非常感激中央对澳门长期的、及时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澳门遭受几十年未遇之强台风“天鸽”袭击，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行政长官提请中央政府批准后，解放军驻澳部队上千名官兵不分昼夜，连续奋战多日，清理水淹后的街道;来自内地的大量救灾物资和食物则通过珠海源源不断地运入澳门。

“澳门同胞在享受到内地同胞的关怀之际，他们也积极主动支援内地发展建设。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澳门各界积极向灾区捐款捐物，甚至到前线参与救援。近几年在内地的脱贫攻坚中，澳门社会各界通过投资办厂、发展特色产业等多种方式，对贫困地区进行帮扶。”崔世安表示，这表明，内地同胞与澳门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大家都是一家人。

“澳门回归祖国后，爱国爱澳已从一种民间情怀转化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崔世安认为，澳门在回归前已经具有深厚的爱国传统。回归后，特区政府、社会团体和教育界三个层面形成合力，不断弘扬这一传统。

“回归以来，澳门在全社会推广宪法和《基本法》，将宪法和《基本法》作为澳门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澳门教育界及爱国爱澳团体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合作，全面推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使之在一代又一代澳门同胞中传承。”崔世安介绍道，如今，澳门的大、中、小学实现了升挂国旗全覆盖，并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特区政府设立了“认识祖国、爱我中华”项目，自2004学年至今已有6.5万名师生参与;2016年，特区政府又进一步推出“千人计划”，至今已组织超过3000名青少年到内地学习交流。

自2004年以来，已有近1000名澳门教育界人士参加港澳教育界国庆访京团。通过参访，教师们了解了国家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并将他们的经验与体会分享給澳门学生，鼓励更多年轻人到内地走走看看。“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系统，增进了澳门同胞对国家、对特区的认同，逐步培养起爱国爱澳的观念。”崔世安说，“正是由于澳门同胞普遍怀有爱国爱澳这个观念，澳门解决问题、平衡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爱国爱澳情怀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长期延续下去。★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成就举世瞩目——访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柴逸扉/文，《人民日报》2019年12月6日;《澳门特首崔世安：“好好先生”的政治智慧》，苏宁/文，人民网2014年10月31日等）

“让‘一国两制在澳门不变形、不走样”

贺一诚：“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他见证了澳门和内地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更深切感受到澳门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

他说，未来都要交给年轻人，应该带领他们去和内地融洽地一起发展

澳门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近年来一直希望能够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上有一些创新性的突破。澳门旅游业发展很好，这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给予的大力支持。

2019年8月10日，贺一诚发表参选政纲，在讲到“一国两制”时表示，要加强青少年教育和人才培养，确保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将严格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不变形、不走样”。

在2020年两会期间，贺一诚在访谈中说，澳门虽小但有改革的冲劲，要摸索“一国两制”新实践。

贺一诚谈发展：“大湾区要共同发展，而不是相互竞争”

201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正式宣布就职，并接受了媒体专访。

主持人：澳门这些年一直希望能够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上有一些创新性的突破，贺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贺一诚：国家给了澳门一个旅游中心平台，又给了我们中葡贸易的平台，现在又给我们一个大湾区文化交流基地。澳门是很小的地方，但是旅游发展得很好，去年我们达到了3850万人次。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是内地同胞对我们很好的支持。

我们在会展业、零售业、金融等方面略有发展，但是还没有达到适度多元化发展要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在努力，这是我们未来5年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在大湾区发展中融合在国家发展的大局里面，让我们的多元化发展有新的突破。

贺一诚在竞选过程中，曾再三强调大湾区的名称叫做粤港澳——内地9个城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11个城市连在一起，澳门是1/11。

大湾区要共同发展，一定要明确每个城市的定位：香港是金融航运枢纽，深圳是高科技有关的金融发展，广州是有关制造业和教育业的发展，澳门有两个平台和一个文化基地，这四个引擎带动大湾区的发展。

主持人：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确是一个热词，在大湾区里面多个城市既是竞争也是合作。您觉得澳门有什么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吗？

贺一诚：大湾区就是个珠三角，它是两条线，一条是东线，一条西线。西线是我们这边，以休闲娱乐旅游为主，东线是高科技金融等发展为主，两条线不同。

对我们澳门同胞来讲，如果到内地去投资某一个行业，要挑选好行业的定位在哪一个城市，而不能是每个城市都重复投资同一样事情，恶性竞争不是我们的初心。

澳门是我们的文化交流基地，为什么叫基地？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因为整个大湾区没有400年中西文化结合的城市，澳门有很重的欧洲文化背景，澳门能够让中外两个地方的文化交流。所以我们要做到在这一方面发展，这就是我们澳门的特色。

贺一诚寄语年轻人：“年轻人如果发展业务，应该到内地去，因为最大的市场在内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加速，澳门很多年轻人有意愿到内地参与祖国的建设。谈到对这些年轻人的寄语和希望，贺一诚称，年轻人如果发展业务，应该到内地去，因为最大的市场在内地。这即使作为一个学习过程也是应该的，不能不了解内地、不了解国家的市场。未来都要交给年轻人。我们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带领他们去和内地融洽地一起发展。我们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到现在，有经验、有经历可以教导他们。

贺一诚祖籍是浙江义乌，1957年6月出生于澳门。他的父亲是一名实业家，曾创办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贺一诚从企业最底层做起，先后当过工人、科长、副厂长、经理和董事长。在长期同内地的经济往来中，贺一诚见证了澳门和内地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更深切感受到澳门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

贺一诚：我们澳门年轻人到内地，他是有这一方面的向往。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内地的机会更多？

贺一诚：机会肯定有。他们在澳门也可以发展他的所长，我们要做的是配合国家所需和澳门所长，他如果喜欢搞科技，他可以参加国家的科技项目。如果他要做贸易，他可以去内地市场锻炼，这就是机遇。

贺一诚谈回归后的变化：“我经历了回归前的40多年，还有回归后的20年，有一个很强烈的变化，是我们当家做主了”

澳门的爱国爱澳基础教育做得很好，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爱国爱澳的基础教育。

主持人：您认为在澳门爱国爱澳的基础为什么如此的强大？

贺一诚：在回归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经济不景气，引起社会动荡，大家都受过苦，知道今天的和谐来之不易。我们都要保护好我们的澳门不能乱，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对这一方面澳门人还是比较清楚，还是比较珍视的。特区政府也要做到要未雨绸缪看见问题……

在谈到如何践行“一国两制”时，贺一诚认为，一定要先奠定好“一国”的概念，不能不讲“一国”，只讲“两制”。

主持人：您在任期内如何继续弘扬培育这种精神，更好地践行“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贺一诚：“一國两制”，我们千万不能走样，不能变形。一国是前提，因为你知道你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是从宪法里面授权给你的，宪法里面授权的《基本法》，从《基本法》里面再授权了我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方面的权限。从这里理解了之后，在一国的前提，哪些是国家的底线，不能碰，不能走样，这样是我们坚持的，才能保持我们“一国两制”在实践之中能够行稳致远！

主持人：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20周年，这20年来澳门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认为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贺一诚：第一，我认为经济上的变化，带动了民生上的好处，老百姓完全享受到了。比如我们每一年的医疗系统、教育系统等等社会保障。我经历了回归前的40多年，还有回归后的20年，有一个很强烈的变化，是我们当家做主了。

第二是政治上身份的对比。在以前，我们没有护照，在回归之后，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护照，终于有了地位。以前，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很多同胞出门也很麻烦，或者拿一些无国籍护照，但是我们明明是中国籍的，为什么我们要拿别人的无国籍护照出门呢？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回归之后很明显的变化。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对我们很照顾，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的事务，这些以前都是没有的。

2020年，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首次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列席会议的贺一诚，在北京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澳门虽小但仍有改革的冲劲，横琴是澳门在大湾区的落脚点，摸索“一国两制”的更好实践，共同为祖国的美好未来做出澳门应有的贡献。★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澳门特首 根在义乌》，田亮/文，《环球人物》2019年第17期;《新闻人物：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胡瑶、郜婕、周文其/文，新华网2019年12月20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