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清华终身校长”

梅贻琦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大学并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格”。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开创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他手握庚子赔款，却分文不取。他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去世时毫无积蓄。他是寡言的君子，是两袖清风的“守财奴”，近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评价他：“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

开篇 培养大师的大师

1908年夏，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以第一名的成绩于天津南开学堂毕业，当他摆动长衫，走出这座学府10年之后，门前的铜牌上，不可或缺地镌刻上他的名字，以示永久纪念。

这位学子，便是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

谈起清华，人们便会想到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想到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所“寿与民国同”的大学之所以能有令人尊敬的成就，跟梅贻琦有着绝大的关系。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向全校师生阐明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梅贻琦出任校长不到10年，便彻底改变了清华大学的旧面貌，让清华声名鹊起。

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更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西方教育界曾如此称赞清华大学：“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大师，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台湾清华大学）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统计，1955年至1980年所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学子。

1940年，西南联大特意为梅贻琦举行任教25周年庆祝会，会上，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

面对这一赞誉，梅贻琦只是非常谦虚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实际上，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恰恰是“搭成了一个好班子”。

梅贻琦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广袤的华北大地，陷入“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险恶之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大军溃退、山河破碎、学潮汹涌的大时代里，梅贻琦如何以单薄的身躯承载这千钧重任，取得在今人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

——历史在静默中拭目以待！★

张伯苓训梅贻琦：“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是名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尽管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后來回忆：

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梅贻琦）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

在父亲的教育下，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后来梅贻琦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1904年秋，15岁的梅贻琦进入南开中学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就读。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张伯苓。张伯苓曾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目睹了大清海军的溃败，意识到自己此前期待以强大的军力与外国周旋的想法是错误的，改变国民的方法，只有靠新式教育。

张伯苓从海军退役后，在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教课。成绩优秀的梅贻琦成为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巧的是，梅贻琦未来的妻子韩咏华此时穿袍戴帽，打扮成男孩，也在这座学堂读书。但两人没有交谈过，直到10多年后，两人才相识。

1908年，经过4年紧张而繁重的学习，时年19岁的梅贻琦，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至直隶高等学堂继续深造。

同年5月25日，在大洋另一边，发生了一件与南开学生命运相关的事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将所得庚子赔款的余额退还给中国的议案，同时授权总统“酌定适当的时间与方式”予以退还，以用作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游学之用。这一消息，让中国教育界惊喜不已。

1909年9月，清廷从外务部与学部分别挑选人员办理游美学务处，招考学生，于秋季放洋赴美。消息传出，来自全国各地的630多名考生，云集北京游美学务处报名应考。在张伯苓等师长的鼓励下，梅贻琦怀着继续求学的理想，毅然前往北京报名考试，欲实现放洋深造之梦。

当时，梅家愈发破落，生活亦日趋艰难，十几口之家，急需一个强壮劳力予以支撑。梅贻宝后来回忆：“五哥是我们的长兄，多少叔伯戚友劝父亲，等他保定高等学堂毕了业，就该叫他就业了，做个中小学教员呀，到租界洋商写字间里当个‘摆（boy）呀，怎样都可贴补家用，替父亲分些重担。但是五哥努力上进，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生），而父亲毫不迟疑地命他放洋。”

考试结束后，于八月三日（9月16日）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他以第6名的成绩取得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名额。和梅贻琦一起进入考棚且榜上有名的徐君陶回忆：

经过几项考试，一次一次的淘汰，末了剩下47个人，梅先生和我便是这47人中的两个。那天，我看到一位同龄学生也在看榜，与周围的人相比，他平静而从容，从他不喜不忧的神色上，全然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直到后来，我在赴美的客轮上又遇见了他，才知道他叫梅贻琦。那时，人们留美都选那些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学校，比如我自己就选麻省理工，可梅贻琦去的却是不为人熟知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他的选择确实与众不同。

1909年，梅贻琦抵美攻读电机系，当时的大学室友杨锡仁对他的印象是：成绩优良，性极温良、从无怨怒，永远轻声细语，笃信基督教。

梅贻宝回忆梅贻琦留洋那几年，时常把节省下来的五块十块钱寄回家，还把长辫子剪了寄回家。“五哥不时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国风景明信片，我当时看了，心向往之，并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认识杨锡仁、张彭春、金仲藩诸先生，当时都是翩翩少年。”

梅贻琦留学时，清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只待革命的一声惊雷。梅贻琦身在美国，仍心怀故土，感忧国家时局，他在信中提出：“报纸，此处皆为西文，于吾国事不详，故兄欲家中订阅一份好报，阅毕积数日或十数日邮寄兄处，则所费不多而两有裨益也。”

梅贻琦还念念不忘赴美前曾借了几位同学的书籍未及归还，他在信中详细嘱托二弟梅贻瑞设法找到这些书籍，代他归还。他写道：“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轻情重，全其大者而弃其小者可也。”

由于家庭贫困，梅贻琦在美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的机会。1914年，梅贻琦回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中学学习，经常来找梅贻琦温习功课。

1915年，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到清华教物理。当时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聘约三年，第一年工资345元，第二年345元，第三年365元。”工作半年后，梅贻琦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表示自己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梅贻琦答：“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谁知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梅贻琦晚年对夫人韩咏华回忆此事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1926年，梅贻琦被选举为清华教务长，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如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不久，因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他被派往美国担任该处监督。

“寡言君子”语出惊人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到清华任教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30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梅贻宝说：“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五哥一人负担，大概还清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像五哥那样人品、那样资历，当时说媒保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

直到弟弟们工作了，梅贻琦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经人介绍，梅贻琦与在南开幼儿园任教师的韩咏华相识。即使和韩咏华热恋时，他也不大说话。后来韩咏华回忆，当年梅貽琦求婚的情书也特别简单，直切主题。韩咏华将信拿给父亲看，韩父看到措辞平淡、寥寥数语的情书，便说“不理他”。梅贻琦等不到回信，又连忙写信问道：“写了信没有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

相比上一封，这封信字数多了，行文前言不搭后语。韩咏华又拿去给父亲看，没料想，韩咏华的父亲读过信后接连说道：“好！好！文章写得不错。”同意了他们的交往。

数月后，两人订婚。韩咏华的同学听到消息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后来她感叹道：“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贻琦平时少讲话甚至不讲话，并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因为思想贫乏。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从他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可见一斑。

1931年12月3日，寡言的梅贻琦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据在场的学生回忆，梅贻琦讲到此处，伸出手臂冲天一扬，抬头挺胸，一脸激动、庄严之色。台下听众大受感染，掌声雷动。最后，梅贻琦肃穆地望着众人，说：

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可并不好当。自1928年后，清华大学学生风潮不断，学生驱赶校长、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从1928年到1931年，几任清华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更有甚者，1930年6月，接替罗家伦的乔万选前来上任，学生们在校门口竖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阻止他进校。乔万选最后承诺“永不任清华校长”。

在罗家伦被驱逐出清华大学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职位空缺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了5条“清华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着。

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李书华多番寻觅，最终选择了梅贻琦。后来，李书华说，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而国立清华大学未来的命运，也从此与时年42岁的新任校长梅贻琦紧紧联系在一起。

学生为何模仿他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实际上，梅贻琦的主见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曾经和学生就“缓考”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紧急，而是懦弱犬儒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并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自私和畏葸。

梅贻琦也并非不懂幽默，曾有人问他，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只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会毫不犹豫地保护学生、老师。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学生们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一二·九”运动后，数千名军警闯入清华大学逮捕学生。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后来回忆，当时他和（教授）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一句话不说，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那一夜，全校熄灯，军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宿舍楼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20多个学生。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的梅贻琦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名学生，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的语气慢吞吞地说：“要打，就打我！”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總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对方同意，他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对方不同意，他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

因为梅贻琦说话非常少，且非常慢，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他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他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校长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考的学生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的不过400人左右。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在那个时代，政府暴虐，教授个性，学生乖张，尤其是在“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的特殊时刻，维持已是不易，梅贻琦竟让清华大学迅速壮大起来，所花費的功夫可以想见。

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因此在清华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闻名海内外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后学俊彦，如吴晗等。

“对知识分子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说，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早在做教务长时，梅贻琦已经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他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与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回忆，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名叫许宝騄。钱钟书、华罗庚大家都熟悉，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许宝騄则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梅贻琦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却被梅贻琦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从一位系资料员被破格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后又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被破格聘为教授。可以说梅贻琦是华罗庚的伯乐，发现并培养出一代数学大师。

梅贻琦还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他奉行“教授治校”原则，认为“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梅贻琦一生几无学术成果，也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任期内，他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何也？人人在清华体系中各司其职，各尽其用，行政有行政的轨道，教学有教学的轨道，一切按规律，秉公办事，如此而已。

朱自清这样评价梅贻琦治校：“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1929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清华的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结出硕果。在西南联大，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西南联大学生、后成为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的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西南联大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冯友兰字），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

梅贻琦执掌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学生即使考了59.9分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绝对公正。

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期间，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龙云之女报考联大附中落榜，龙云让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秘书长欲言又止。龙云怒道：“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小声回答：“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愕然气消。但他不死心，亲自登门拜访梅贻琦。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吃饭，请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嘱咐潘光旦派人为龙云的孩子辅导功课，以便明年再考，并言明家教费由龙云出。龙云只好答应。

梅贻琦执掌清华后，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初到清华时，他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执掌清华大学17年，梅贻琦没有因为私事花过学校一分钱，更没有任何徇私的行为。

梅贻琦取消了校长原有的一些特权，不再让学校为校长家里的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供应。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实际上相当丰厚，梅贻琦不但分文不取，反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还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韩咏华回忆：

任校长期间，月涵廉洁奉公的作风仍像在监督处一样。过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月涵继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月涵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

1937年，炮火轰至北平、天津。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几乎被夷为平地。为了保存中国教育最后的火种，三所大学决定南迁，于是有了中国教育史上短暂的奇迹——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张伯苓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失去长子，蒋梦麟深受财政压力和日本人的恐吓，精力不济，西南联大实际领导工作几乎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身上。

郑天挺后来在《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此项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为顾念北大、南开同仁的困境，梅贻琦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抗战时父亲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1941年春夏的一次旅途，梅贻琦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

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后的方针，就是一个字——省。他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

1941年7月，梅贻琦去成都出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有可乘的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钱，他毫不犹豫地退掉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

一次，梅贻宝到昆明看梅贻琦，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梅贻宝后来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晚上，一家人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教育部曾发给西南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梅贻琦却不允许孩子去领，而是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学生。

为增加收入，韩咏华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变卖孩子的旧衣服，或到医院、首饰店、衣帽工厂、盲童学校打短工。她还自制糕点，取名“定胜糕”，到大街上出售。韩咏华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尽管如此困难，梅贻琦始终没有失去信心。西南联大在滇八年，常遭日寇空袭，校舍惨遭损毁，梅贻琦激励大家：“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1940年，他在一次会上说：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此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说一句“敢告无罪”。

这充分地表现了梅贻琦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时，也对梅贻琦的风度念念不忘：“我多次看到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当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副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梅贻琦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到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有4000人，其中西南联的大学生占10%，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突出贡献。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夕，梅贻琦在校庆讲话中再次引用這段话，并说：“此天明风定之日，不久可望来到。”

“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就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抗战后期，国民党特务非常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

国民党曾要求对吴晗“管教管教”，梅贻琦却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梅贻琦对所谓的“管教管教”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梅贻琦看形势不对，让人通知吴晗离开，他还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他请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来没有干涉过。”

闻一多性情率真，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里，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誓不剃去，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他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经常拍案大骂国民党，大骂蒋介石。

1944年，国民党政府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但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

1946年6月，梅贻琦赴南京。6月25日，蒋介石约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期间谈到闻一多等人，梅贻琦说：“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

随后，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解释说，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所以有愁闷积于胸中，言语中带有火气。

蒋介石听了梅贻琦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频频点头说：“生活问题实甚重要。”随后，梅贻琦向蒋介石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不但巧妙保住了进步教授，还帮助教授提高待遇。

多方延揽人才，竭力保护人才，梅贻琦的骨子里，有着对办好一所大学最“固执”的信仰：按教育规律办事。他曾说：“中国的确到了紧急关头，不过要知道救国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就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离开清华之谜

1948年，国共矛盾激化，双方都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策划，制定了“强求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组成三人小组具体执行。而共产党方面，则是请学生、积极分子去做老师的工作。

梅贻琦是被国民党第二批“抢救”的学者。他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一去不复回？从众人的回忆中，或可一窥究竟。据陈岱孙回忆：

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噼哩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度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

梅贻琦秘书赵赓飏回忆：

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

由于出走，很长时间内史学界对梅贻琦的贡献都语焉不详。梅贻琦为什么要出走？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因为利益和权位，更不是“缺乏历史觉悟”，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当时的庚子赔款全部在美国“华美协进社”保管，如果梅貽琦不走，这笔赔款可能会流失。据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

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两袖清风“守财奴”

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

对于坚辞教育部长的原因，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虽拒绝“做官”，他却并未放弃“做事”，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梅贻琦尽其全力协助国民政府教育部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9年6月底，梅贻琦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

1949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自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都由这一机构管理。

梅贻琦到“华美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这笔基金，他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300元，以维持日常生活。国民党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1951年春，梅贻琦组织了“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用清华基金的利息资助在美的中国学者从事研究工作，他秉承“不限清华门户，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每个人的申请，凡是课题确有研究价值且境遇窘迫的中国学者，都能从他那里得到真诚的帮助。

但他对自己却处处撙节，他给自己规定的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除去一间住房及办公必不可少的开销之外，已所剩无几。他凡事亲力亲为，有时连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维持，经济困难时，甚至要靠女儿打字挣来的微薄薪金补贴家用。

时任中国台湾国民党“外交部长”的叶公超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长期发展科学的，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的怀抱时，共产党也没有忘记梅贻琦。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1954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毕业，决定返回大陆。许多年后，梅祖彦回忆：“此前有不少留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消息。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看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尊重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

梅贻琦一生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个人意志，对孩子的理想追求不曾干涉。当儿子正式决定回大陆时，向来沉默寡言的梅贻琦低沉地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又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言毕泪下。梅贻琦一语成谶，自此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1954年，受国民党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回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朋友受共产党委托写信请其回大陆，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贻琦：“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可惜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到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始终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他去世后，皮包启封，在场者无不动容落泪

1955年，梅贻琦决定回台湾创建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办学之初，他甚至不肯为办事处和自己的办公室买沙发，只用藤椅，把钱节省下来聘请教授和购买图书、设备。

其时，国民党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由于梅贻琦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台湾地区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年近60岁的韩咏华留在纽约，只身一人赴台。韩咏华在美国靠打工独自生活，她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廠做工，后到一家首饰店卖货，又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所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

在台湾，梅贻琦决定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二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的高效和所能创造经济的成果。

1956年1月，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新竹清华大学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新竹清华大学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

1957年，新竹清华大学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和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

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为“魔术师般的神速”。

自1956年7月始，一大批海外华人学者和外籍学者前往新竹清华大学任教，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便就读于此。梅贻琦因一手奠定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基础，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58年7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再度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并邀请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贻琦坚辞不就，但经不住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入阁任职。

据浦薛凤回忆：“梅师卒勉尊政府之命，主持教育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梅）向部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

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使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病倒入院，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斗争的生活。

韩咏华得到消息，匆匆收拾行装赴台。6月19日，韩咏华终于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

梅贻琦的秘书赵赓飏回忆，民国四十七八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说：“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赓扬，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说着阎兄眼中就充满了眼泪。

赵赓飏把阎校友所说的情况向梅贻琦报告后，梅贻琦认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而新竹清华校区的建设正在关键时刻，自己还负有“教育部长”的职责，应酬极多，心力交瘁。更为难的是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华原子炉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长”之后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想不到原子炉尚未建成，“教育部长”仍在任上，梅贻琦就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面对此情，只得召韩咏华赴台照料。

梅贻琦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着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流泪颔首”。

梅贻琦在住院期间，一直牵挂着他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仍在病榻上批阅公文。1960年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贻琦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

当时，胡适住在梅贻琦对门病房，他劝梅贻琦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梅贻琦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离世，梅贻琦也没有留下遗嘱。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有一个始终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较隐秘的地方。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又到南京、广州，再到欧洲、美国、台湾，始终不忘带的就是这皮包，包里装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梅贻琦去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的同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后来，皮包在各方人士的见证下启封，当皮包打开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在场者无不动容落泪。

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的医疗费及丧葬费全靠清华师生捐款，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蒋梦麟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他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上这样这样写道：“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岳南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梅贻琦：两袖清风的“守财奴”》，史飞翔/文，《杂文选刊》2017年第5期;《清華终身校长梅贻琦》，罗雪挥/文，《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40期等）

梅贻琦大事年表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

1904年，成为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庚子赔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学。

1914年，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回国并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12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937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翌年，梅贻琦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梅贻琦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

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代表团首席代表。

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

1955年，在台湾新竹市创办清华大学，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1958年7月，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兼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

1959年，兼任国民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1年2月，奉准辞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

1962年2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