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抗疫英雄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

历代中医都很注意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

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面对各种瘟疫，有一批批大医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取得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张仲景：太守开“坐堂医生”之先河

长沙城北湘雅路上的原湖南医科大学老校区内，立有一尊张仲景雕像。两人高的白色雕像，被两棵高大浓密的塔松左环右抱，雕像胸前手握一卷打开的书，那应是张仲景的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手里还有一枝植物，那是药草。

“长沙张仲景，医学溯先贤。泱泱乎流风千载，湘雅树中坚……”长沙的湘雅医院创立于1902年，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这是学院1941年的院歌，学院一直尊崇张仲景为医学先贤。其实，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这是传承很久的仪式。

“汉时长沙大疫，治法杂出，太守张仲景作《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方》（《金匮要略》）行世，全活无数。”这是《长沙府志》的记载。

张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年轻时饱读经书，后迷上医术，师从同郡名医张伯祖，后遍拜名师，精通经方。汉灵帝时举孝廉。

张仲景在东汉末年任长沙太守，任期内病疫流行。当时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他摒弃官场戒律，以自己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打开衙门，坐在太守堂上为病人诊脉处方，“坐堂医生”之名由此而来。

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在医学临床与理论上都为“上手”。他创立了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病机辨证的诊疗方法，开创了后世制剂学发展的先河。他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撰写了《伤寒杂病论》，被推为“众方之祖”，成为中医经典。后人多次编纂这本医著，并把杂病部分析出，改名《金匮要略》。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历代医家多服膺其书，笺疏、阐述著作者多达数十种，其中对《伤寒杂病论》的注疏，近代吴考磐的百家注收录有420多种。

长沙自明末以来都建有张仲景祠。《长沙府志》载：乾隆八年张公祠建在城中贤良祠之西;嘉庆二年因“祠宇倾圮”而重修，并委僧人看守。

民国时张公祠舊址办过育英小学，原祠焚毁于“文夕大火”。1946年，长沙中医界捐建新祠三间，改名为仲景堂，两年后改建为湖南国医馆，1952年更名为湖南省立中医院，延续至今，为今湖南省中医院。

让人纳闷的是，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的记载，除长沙地方志外，其他正史里少有记载。最早的记载出自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后汉书·刘表传》说：“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叛变，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学界有种说法，张羡是张仲景别名，史书忽略，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另一种说法是，张太守最后并非病死任上。他困守围城数年，后主动退官隐居岭南一带，潜心著述，行医民间。张仲景去世后，直到公元285年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他的后人才将其遗骨迁回家乡南阳。

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还没发明印刷术，因此他在长沙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只能靠传抄，流传不广，且传抄过程错讹不少，加之1000多年的朝代更迭与兵火战乱，著作散失不全。此书得以保存下来，首先是由于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搜集整理，但他仅整理了其中10卷，共16卷的原书不复见。

宋以后的医家多称张仲景为“张长沙”“长沙公”，称其药方为“长沙方”，还有《长沙方歌括》一书，被历代医家推崇。

直至清末，张仲景之原本《伤寒论》忽然浮现于世，据说长沙一位叫蔡三的医生寓所与一古庙毗邻，他打理古庙时，见庙中有旧砖和一张几案，认出是古物，就用新几案与之调换。回家细致打量，发现旧砖竟是一石头匣子，打开后现出15册书，是张仲景的《伤寒论》15卷。此后，这本医学经典得以更广泛流传并泽被后世。

张仲景利用自己精妙的医术，拯救了众多黎民百姓，在长沙方志与唐宋以来诸多学者著作中，都传扬着其医术成就。

“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隋唐间大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晚年才得见《伤寒论》，编入其《千金翼方》的九、十卷，他极力称赞张仲景“特有神功”，并说“未有不验”。

葛洪：世界医学史上最早记载天花等传染病

晋朝名医、道士葛洪，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之后，他又当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师从“神医”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女儿嫁给了他。鲍玄的女儿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

葛洪自幼十分好学，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十分贫苦，他靠上山砍柴换取文具，用来学习。他经常写字，常抄书直到深夜。他从不与别人嬉戏，沉着稳重，又十分好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道家、炼丹家和药物学家。

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地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

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

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似。

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葛洪在中年时，晋元帝及晋咸帝都曾赐召他高官厚爵，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厌于在家中总被人催请做官，又听说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有炼丹的原料，就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做县令。皇帝以为这很辱没他的才能，但他并非为了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方便取得炼丹的原料。上任时，在他经过广州的时候，刺史邓兵留住了他，提供给他炼丹的原料，于是他就隐居在罗浮山，从事炼丹术。

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学医过程中的态度和精神，值得世人传颂。

孙思邈：《千金方》留下防治瘟疫的方子

唐朝名医孙思邈，出生于西魏时代，生卒年不详，对于其年龄，现今有从101岁到168岁不等的六种说法。孙思邈一生著作80余部，代表作《千金方》不仅留下了防治瘟疫的方子，同时还有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孙思邈从小体弱多病，先后两次患热病，一次患冷痢。每当他面黄肌瘦、饱尝病痛之苦的时候，母亲总是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给他熬药喂药。父亲也背着他翻沟过岭去找医生。次数多了，支付不起医药费用，就只好变卖家产。他从自己幼年的痛苦经历认识到疾病对人的危害，体会到医生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于是很早就萌发了学医的愿望。

孙思邈天资聪明，“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他在离家较远的私塾土窑洞里上学，不仅在课堂上用心学习，还经常在家乡的鱼儿岭一棵槐树下读书。他当年读书的窑洞早已湮没，但这棵千年古槐现在依然旺盛地生长在他的家乡孙家原，成为历史的见证。

少年时的孙思邈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排除封建等级观念，敢于冲破当时盛行的儒士书生通过读书而进身于仕途的世俗，敢于批评鄙视行医救人的极不合理的社会偏见。他不随波逐流，不屑混迹官场、沽名钓誉，而从解除人民痛苦的角度出发，以“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为念，胸怀济世之志，准备把毕生精力贡献于医学事业，他的思想境界和眼光远远高于当时的世俗之辈。

孙思邈把贫苦农民和病患者的疾苦看成自己的疾苦，一心一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主张，若有疾厄者来求救时，医生不能先顾虑自己的得失而瞻前顾后，宁肯自己跋山涉水，饥渴疲劳也要去救等待医诊的病人。

孙家原村南边有一条涧沟，水流湍急。为给沟那边的群众治病，他不顾激流险阻，不顾深秋河水的冰冷，時常蹚水过河。有一个“火烧涧沟水”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事迹。说的是天神为了让孙思邈给对岸的病人治病，在他过河时，用火把水烧干，待他过去了再复原。孙思邈长期为劳动人民“济疾解危，一心赴救”，多年如一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对于中草药的研究，是孙思邈坚持终生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他很早就开始在家乡上山采药。为了采药，他攀悬崖、穿峡谷，跑遍了家乡的山岭沟壑。他还在家乡开辟了药材园，种植药材，从下种、施肥、收采到炮制、贮藏等，不仅精心操作，而且有详细的记录。他把药材分为玉、石、草、木、人、兽、虫、鱼、果、菜、米、谷等几大类，记载了800余种药名。他按药物功用，将药物分为65类，以“总摄众病”，“临事处方，可得依之取决”。很有实用价值。直到千年之后的现在，孙思邈的这些记载，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唐贞观年间，孙思邈从江州到南岳衡山。衡山流泉飞瀑，峰峦苍翠，有“五岳独秀”之称，是历代帝王祭祀之地。衡山盛产银杏、金银杉等珍贵草木，为孙思邀考察医药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孙思邈在衡山，为了采集松脂，于立夏那一日，从山岭向东跋涉“四百八十里，又南行入谷五十里”，到“有大石四十余丈之处，见南面有大松三十余株”，终于采到了“不见日月之松脂”。又将其带回炼制成“衡山松脂膏”，服之使人可以“耐寒暑，“五脏补益”。这些生动的事实足以可见孙思邈当年采药时用心的专注和经历的艰难。

唐朝初年，南方时有瘟疫发生。孙思邈在常州一带，日夜奔忙，抢救瘟疫病人。经过半月的努力，瘟疫得到有效地控制。然而过了不久，瘟疫又从小孩传到大人并流行起来。为了长期预防和治疗此病，孙思邈经过潜心研制，拟出了一个以大黄、肉桂等配伍的药酒配方，取名为“屠苏药酒”。人们喝了这种药酒之后，瘟疫再也没有复发。孙思邈为了普及防疫知识，防止此配方神秘化，他找来一大张黄绢，把屠苏酒的处方及炮制方法都清楚地书写在上边，张榜公布在屠苏庵的山门柱子上，让人们广泛传抄。人们十分赞叹孙思邈的重普及、不保守的可贵精神。后来，岁末饮屠苏酒，深化为习俗，在江南各地很流行，此习俗还传到日本。

相传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因难产而生命垂危。当朝太医虽竭力医治，却不见效，唐太宗急得坐卧不宁。徐茂公建议请孙思邈来看病，唐太宗便派遣使臣星夜奔赴太白山，召孙思邈进京。孙思邈被引入后宫，因封建礼仪，不能接近“凤体”，他只能一边向宫娥细问其病情，一边要来太医的处方病历认真阅读。之后吩咐取一条红丝线，自己捏着一端，另一端穿过竹帘，系在皇后的手腕上，为皇后“引线诊脉”。原来皇后是胎位不正，于是让宫娥把皇后扶近竹帘，孙思邈选定穴位后，猛扎一针，皇后疼得浑身颤抖，不一会儿，婴儿呱呱出生了。皇宫内外好不高兴，对孙思邈更加敬佩。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召见孙思邈。孙思邈奉诏上殿，气质俨然，神姿焕发，容颜甚少。太宗感到惊异，便走下宝座，发自心底地赞叹道：“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欲授孙思邈以爵位，请留朝廷效力。但孙思邈“固辞不受”，说：“臣谢恩。只是臣立志博集方药，为民解疾救苦。不敢领此赐封。”太宗又厚赐黄金万两，孙思邈更是婉言谢绝。他这种不慕名利的高尚品德赢得后人敬仰。

吴有性：留下的很多治疫方剂现在仍然在指导临床实践

吴有性，字又可，大约生活于公元1561年至1661年之间。他是世界上把传染病和外科感染疾病划入同一病因范畴的第一人。他大胆批判了过去在传染病病因学方面的一些错误，同时根据多年对烈性传染病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见解。这些都记载于其医学专著《温疫论》中。

《温疫论》面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该著卷帙不大，全书四五万字。但它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其中涉及微生物学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不少是创造性论述。

在《温疫论》里有这样一则医案：一位名张昆源的人，年已六旬，曾患病求吴有性诊治。此人患痢疾，一日泻三四十次，切诊呈现间歇性不整脉，由于年高体衰，预后不良。其他医生都断为死症，皆不敢立方投药。吴有性诊治后，认为完全无虑，对症投药一剂后，立起沉疴。数年后，张又患伤风痰喘，病势重笃，但经吴有性予药一服而愈。由此可见，《温疫论》乃是吴有性积多年对传染病的研究和临床经验而著成。

明朝自嘉靖后，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给广大百姓带来了灾难。从嘉靖元年到万历十七年（1522年—1588年）之间，单是《明史》所记述的传染病大流行就有九次，遍及陕西、江苏、山东、四川、河北、山西、浙江等地。仅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山东的一次疫病便死亡84400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再次爆发疫病，最严重的是山东、浙江、河北及江南一带。因朝廷的腐败，治疗不当或迁延致死者比比皆是。身为医生，吴有性在疫病流行期间竭尽心力救死扶伤，从而也获得许多宝贵经验。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礼记·月令》即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墨子·天志》载：“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熟，六畜遂，疾灾戾疫凶饥则不至。”以上便是后来时气说的滥觞。当时，人们摈弃鬼神致病观念，而从外在环境对机体的影响来说明传染病的病因，这无疑有着进步意义。而吴有性则更进一步指出：时行之气，指以为疫，余论则不然。他认为未必气候略为增减损益，便致传染病发生。人体是个统一而完整的有机体，不论是全身或局部，一旦遭受邪气侵害，设若抵抗力不足，才会引起人体的机能失常而发生疾病。

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说：“然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吴有性进而推论出：“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这种类似于特殊之生物发生特殊之疾病的概念，1762年奥地利的柏仑息氏才提出，这已比吴有性晚了120年。

吴有性还推论出，疫病的传播途径有二：一是空气传染;一是接触传染。他还指出其流行性与散发性。在疫情流行期间，常由一人患病而遍及全家，甚至一巷一村，症状亦相似。吴有性的《温疫论》，特别在烈性传染病的理论方面，建树甚多。

《溫疫论》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该书，它留下的很多治疫方剂现在仍然在指导临床实践。

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中国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除了张仲景、葛洪等名医的理论之外，中医群体在瘟疫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

北宋“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影响药物治病效果的事件。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的水太脏了，他和徒弟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治疗疾病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元朝医家朱丹溪认为治疗瘟疫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元人笔记《辍耕录》还记载了一则用大黄疗治瘟疫的案例，多达万人因之受益。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有性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清朝名医余师愚发明“清瘟败毒饮”的方子，对于防治瘟疫效果显著。

1893年至1894年，华南地区鼠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亲入疫区，反复观察病情，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复炽，再用原方竟然无效，罗汝兰再次实践，发现疫毒更重，于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后“尚救九成有余”。他将成功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广泛传播，各地医生仿效应用，广东高要黎佩兰、福建郑奋扬都报告治愈率达到八九成。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层面，清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系统性变革。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大流行，疫情威胁京津，同时由于东北是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清政府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先后成立了中央防疫处、东三省防疫总管理处、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和海港检疫处等机构，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1916年、1930年、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或《传染病防治条例》。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甚至提出要废弃中医。

实际上，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如1917年至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两次中医救疫的经验后来记载在《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中。

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的三名医生，前去主持防疫，他们中西医结合，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工作证明，中西医协同显然更为有效。

民国政府后来通过《中医条例》，使中医合法化。在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医被纳入战时防疫体系。以中央国医馆为主设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先后在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救护军民。由于抗疟药奎宁来源中断，在大后方还成立了国药研究室，通过研究验方，证实中药常山治疗疟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碱并确定其化学结构，引起世界药学界的瞩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在卫生与防疫中都实行了中西医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边区还广泛运用中草药防治疫病。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確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和防疫工作的领导。1950年8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国70多年的防疫斗争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个主心骨，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统一高效的制度优势，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没有医疗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就不可能取得公共卫生领域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率先从大量中医古籍中筛选出青蒿作为抗疟首选药物并发现青蒿有效部位乙醚提取物，让中国医药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她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中药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多方面的特色。1954年至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经卫生部专家实地调查，肯定了中医疗法的效果并向全国推广。1956年在北京乙型脑炎流行时，名中医蒲辅周沿用石家庄疗法效果不佳，后根据北京的情况加入去湿药，取得了良好效果。这说明中医治疗疫病需要辨证论治。

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在中药黄花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经过全国协作的大范围、长时间验证，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表明，中医药宝库中有许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发，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在实施有效防控的同时，中医大力发挥治疗作用，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这反映出中医治疫的又一优势。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中医能够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开展辨证论治，及早救治病患。

显然，在我国继续大力提高医药科技水平，健全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协同，就一定能将新时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进。

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责编/闻立 责校/袁栋梁 来源/《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奉荣梅/文，《湖南日报》2020年2月7日;《<葛洪>让人浮想联翩》，程晓刚/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10月23日;《药王孙思邈》，张世英著，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吴有性与其<温疫论>》，李玉琪/文，《今晚报》2020年3月5日;《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郑洪/文，《求是》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