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群英谱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他们走在人群中，是平凡的一个;站在危险前，

却爆发出英勇无惧的力量。他们带走的，

是病毒肆虐的至暗时刻，留下的是疫去春来、山河无恙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政治家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的这句话，让很多人鼻子一酸。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刻，在疫情“风暴眼”武汉，这群“最勇敢的人”成为护城先锋。他们之中有大国院士，有一院之长，也有普通医护人员……他们走在人群中，是平凡的一个;他们站在危险前，却爆发出英勇无惧的力量。他们带走的，是病毒肆虐的至暗时刻，留下的是疫去春来、山河无恙。

冲锋陷阵的院士战队

抗疫前线，出现许多院士的身影。他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是诲人不倦的医坛圣手，是名声斐然的科学家，更是享有国家崇高荣誉的院士，而在国家大难面前，他们却有一个为民冲锋陷阵的共同的名字——人民战士。

钟南山：确定新冠病毒人传人第一人

1月20日，离除夕只有4天了，越来越多的人踏上回家的归途。当晚，白岩松在央视新闻直播中连线钟南山。

“肯定人传人。”钟南山的5个字，字字千钧。

钟南山的这段采访瞬间传遍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立即变得不一样了。前一天在各大机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还看不到几个人戴口罩，第二天再出行，很多人用口罩、围巾将自己的口鼻捂得严实。

两天前，钟南山在广东省卫健委开会，接到通知，得马上赶去武汉。时值春运，买不到票，最后他被安顿在餐车里。晚上快11时，抵达武汉的钟南山直接在住处听取武汉当面的情况。第二天上午，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疫情风暴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了解情况。中午来不及休息，下午开会到5时，他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武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月28日，钟南山在广州接受采访时说：“我有一个学生昨天晚上给我一个信息，他说他听到街道上老百姓唱起国歌，他很感动。”钟南山说到这里，眼角噙着泪花，“所以，我觉得，这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事情都能解决。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2月9日，一篇预印版论文发表在预印本网站medRxiv上，钟南山为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往往指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论文提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由于此前公认的潜伏期最长为14天，此文立即引起高度关注。钟南山澄清说，24天的情况只有1例，不到1‰，以這仅有的1例患者的时间作为疾病的最长潜伏期是不够科学的，我们的研究显示所有患者潜伏期的中位数是4天。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再度让人们心安。

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虽没有驻扎在武汉，但他通过远程会诊等方式，在广州指导着全国疫情的防控。2月11日，在华中科大附属协和医院西院，钟南山团队在武汉的负责人张挪富一行，与钟南山就两例新冠肺炎病患进行了远程会诊。

会诊间隙，钟南山向记者等回答了疫情“拐点”、节后返程高峰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他说，南方地区患病人数应该会在2月中下旬达到峰值，可能会出现一个平段，之后什么时候出现拐点还要看二次返程的情况，若不出现意外，患病人数将会逐渐下降。他谈到，希望疫情能在4月结束。

2月14日，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布消息，在钟南山的指导下，该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研发出快速检测试剂盒，与目前诊断所用RT-PCR核酸检测相比，新的检测方法更加简单高效。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除钟南山外，李兰娟、陈薇、王辰、黄璐琦、仝小林、乔杰等多路院土团队纷纷在危难时刻驰援武汉，形成了这场抗疫战斗中引人注目的“院士战队”。

李兰娟：建议政府实施武汉封城第一人

疫情下，李兰娟的名字常和钟南山一起出现。1月18日，两人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一起赶到武汉疫情一线进行调研，之后到北京作汇报。2月9日发表的预印版论文，两人均是作者。2月13日，多家媒体称，钟南山、李兰娟团队近日分别从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李兰娟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的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对于1月18日的武汉之行，她说：“我们也是主动提出来要去做个研判，去了以后，发现确实存在人传人的现象。”“我提出已经进展到人传人，对武汉要实施不能进也不能出的策略，要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月22日深夜2时，李兰娟从北京回到杭州，8时又准时在医院门诊为患者看病。就在这一天，她再次建议武汉必须严格地封城。

第二天10时起，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封城。

1月24日除夕之夜，李兰娟飞往北京，当晚又从北京飞回杭州。“我晚上7点多坐飞机回去。这个没关系，我们习惯了。年三十、春节、节假日，我们医务人员都得上班。生病的人不会说节假日不生病。”晚饭是在机场吃的一份饺子。她开玩笑说：“今天我轻松了，不用烧年夜饭了。”

疫情出现后，李兰娟多次表示：“我个人已经向国家提出来了，我可以带队去支援武汉。”2月1日下午，她正式带队出征武汉。“七十几岁的老人了，真的是不分昼夜。她（2日）凌晨4时下的火车，吃过早餐接着就开会，各个医院的专家、基层的管理者，都要见面，把她对疾病的认识告诉我们。我感觉，这个老太太，真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迎接她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江应安说。该医院专门设了一个新区域开展危急重症救治工作，也是接下来李兰娟团队每天工作的场所。

李兰娟的同事感慨，“她工作太忘我了呀，每天只睡3个小时”。但这位73岁的女院士却说：“没有问题，我身体蛮好的。”

陈薇：研发疫苗接种实验第一人

在驰援武汉的多个专家团队中，一位女少将颇为引人注目，她就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

***常对解放军战士说的一句话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他说：“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正月初二，54岁的陈薇少将带领专家组进驻武汉。此为“召之即来”。

陈薇抵达武汉两天后，由军事医学研究院与地方公司共同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1月30日，紧急展开的军事科学院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开始运行。这个移动检测实验室设在中部战区总医院，被称为此次病毒核酸检测“神器”。“什么时候需要，我们6个小时之内打包，就可以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试剂盒，另外用全自动提取核酸的方法，半个小时就可以提取90多个样本，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检测流程，提高了检测的准确率、日检率。”陈薇说。

17年前，她参与抗击非典，每次进实验室前，都会少吃少喝，带上成人尿布，减少进出次数。由于和病毒近距离接触，她和团队被单独隔离起来。100多天里，丈夫和4岁的儿子也见不到她。有一天，她在电视节目中出现了，儿子赶紧扑到电视机前亲吻妈妈。有人问，天天跟病毒面对面，怕不怕？她说：“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最终，广谱抗病毒药物——重组人干扰素ω喷鼻剂，研发成功，在抗击非典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据陈薇介绍，在目前新冠肺炎缺乏特效药物的情况下，部分一线医护人员正在使用它。但受限于技术难度，这种喷鼻剂还没有大规模生产。

“对于我们军人，特别是从事军事医学的军人来说，疫情就是军情，病区就是我们的战场。而且我们有应对非典、埃博拉的经历，现在我们无论是在人才队伍、科研条件，还是在技术储备上，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有了更充裕的准备。”陈薇说。

此为“来之能战”。

如何战胜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陈薇说：“所谓的战胜有几种情况：第一就是根除。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人类历史上真正根除的传染病其实很少，比如完全消灭的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小儿麻痹症。第二种就是像非典那样，17年间，再没有出现过跟非典病毒序列相同、可以人传人的病毒。第三种就像H1N1那样，虽然控制住了当年（2009年）的大流行，但不时还会出现一定规模的流行，目前把这种病毒作为常规接种流感疫苗的一种成分来阻断继续流行。遇到一种新病，我们当然希望能彻底消灭它。但有时候，过度干预反而可能刺激它快速突变——这里面有很多权衡和博弈。因此，新型冠状病毒将被何种方式‘战胜，现在还不好预测，一切都在发展当中。”但她坚信，“我们一定能打 赢這场防控阻击战”。

此为“战之必胜”。

王辰：建议政府设立方舱医院第一人

方舱医院，在中文里听起来让人联想到“诺亚方舟”，但方舱医院的提出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更愿意称其为“方舱庇护医院”。在他看来，这更为准确，也体现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2月5日，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的节目中连线王辰。对于各界关心的问题，王辰都作出了专业解答。

他2月1日就已经抵达武汉，当被问及武汉当前的情况时，他直言：

“形势严峻。大批的患者没有能够及时地收入到医院来，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压力。而这批患者在社会上的流动，在家庭中的居住，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家庭和社区的感染，这个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的因素。

“关键是要把已经诊断的病人及时地收入到医院里来进行集中地收治和隔离，避免和家庭成员和其他的社会成员的接触。

“有一类患者叫做轻症的患者，这类患者实际上他们本身的移动性是更大的，于是他们在社会上造成传染的这样的问题就更突出。对这类患者现在尤其是收治不够，现在有限的床位都又用在比较中、重的患者身上，或者危重的患者身上，轻症患者大量未收入院的现象是存在的，构成很大的问题。”

基于严峻的现实情况，王辰提出了方舱医院的概念。谈及方舱医院这个名字，王辰院士说：“有同志开玩笑说，就像是诺亚方舟上面给了一个舱位，这样让患者生命能够有所救赎和依托。”

就在王辰提议后，2月3日武汉开建方舱医院，很快便增加了4000多张床位，是火神山医院床位的4倍还多。

张伯礼：“建议中医药进方舱，这个工作我可以来做！”

1月27日，7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初到武汉。那天晚上，他睡得并不安稳。后来说到来武汉时的情形，他仍然哽咽，“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但是来的那个瞬间”，这么一下触到泪点上了……

张伯礼一直在思考，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医药，他说中医是苍生大医，治病救人几千年了，是无价的瑰宝，一定能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建议，征用学校、酒店作为隔离观察点，给患者普遍服用中药，用“大水漫灌”的方式达到早期干预的目的。

1月28日，首批几千名患者服上了中药;29日，3万人服上了中药。一两天后，一些轻症患者退烧了。

事实上，中西医结合抗击冠状病毒的方法，他的团队已经在天津海河医院进行了很好的运用。而且，他在指导2003年中医抗击非典时，就已经验证了这个方法有效。此次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召他来武汉，希望他的团队能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发挥特殊的作用。

“建议中医药进方舱，这个工作我可以来做！”张伯礼与同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刘清泉教授写下请战书，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优势互补，人命大于天，能救命是最重要的，张伯礼提出由中医承办方舱。

建议得到了中央指导组的支持，江夏方舱医院成立了，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江夏方舱医院累计收治了500多位患者，主要以轻症为主。最让人欣慰的是，江夏方舱医院所有患者中，没有一个转为重症，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取得经验后，几乎所有的方舱医院都开始使用中药。

与此同时，在张伯礼等专家的强力推动下，武汉协和、同济、金银潭等医院的重症患者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些重症患者转为轻症，或痊愈出院。

2月12日，张伯礼率领209人的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由院士挂帅的这支医疗队被外界称为“中医国家队”，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中医、呼吸重症医学、影像、检验、护理等专业的209名专家，在这里开展中医中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预防、临床研究。

中医进方舱后，张伯礼更忙了。他白天指导会诊，晚上开会、研究治疗方案，甚至细化到具体病例，亲自开方。学生们劝他：“您每天太忙了，有些事，就让我们干吧！”“带兵打仗，哪有不上前线的道理，那不成纸上谈兵了吗？”张伯礼从来不听劝，穿上防护服，病房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病人痊愈出院，张伯礼发现，他们中有一部分还有咳嗽、憋气、心悸、乏力等症状，于是建议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建立了新冠患者康复门诊，专门管理治疗这部分病人。

在中国工程院和有关单位支持下，张伯礼又牵头组织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共同为湖北被感染的醫务人员建立了一个健康管理平台，追踪他们的健康状态，以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康复。

在抗疫一线，张伯礼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多日的劳累使他胆囊旧疾复发。2月16日，他终于病倒了。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武汉保卫战”正是较劲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病人等待救治，他希望能保守治疗。“您不能再拖了，必须手术！”负责为他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

2月18日，张伯礼被推上手术台。手术之前，照例要征求家属意见，他说：“不要告诉家人了，我自己签字吧！”怕影响军心，他特意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麻醉过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助理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接听医护人员打来的求教电话。

手术后一两天，张伯礼就开始在病房里工作了。病床上加了一个小桌子，左胳膊上扎着静脉针，右手不停地用笔在修改着东西。那几天，正值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项目进行到了关键时期，他放心不下。“仗还在打，我不能躺下！”

“肝胆相照，这回我把胆留这儿了！”张伯礼风趣地说。

院士们共同的名字——人民战士

还有许多院士来到武汉：

1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土仝小林带队抵达武汉，拟定了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推荐通用处方。

1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带队抵达武汉，推动中医药全面参与治疗，完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2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带队抵达武汉，率队与兄弟医院、当地医院组建危重症传染病病房……

人们关注“院士战队”，他们为赢取胜利增添了信心和力量。除了来到一线，后方有很多院士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分忧：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分两次向武汉捐款650万元;

中科院院士苏定强，向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万元人民币发起设立“南京大学路慧明基金”，支持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相关工作;

2月17日，厦门大学93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田昭武，给校基金会打来电话，希望捐款10万元人民币助力武汉战“疫”，略表绵薄。

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海南三亚进行科研攻坚之际，通过工作人员向湖南省红十字会捐出现款10万元，请他们转交至湖北抗击新冠疫情前线。此前，他已向武汉市蔡甸区捐出200吨大米……

他们是名震中外的著名科学家，更是享有国家崇高荣誉的院士，在国家大灾大难面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战士。

白衣执甲

90岁的父亲发来微信：“爸爸在窗前盼归，爸爸不敢直视你的双眼，只能躺在被子里流泪！”

他们是父母，是妻子，是丈夫，是儿女……但在疫情面前，他们身穿白色战袍，与病魔战斗，与死神“抢人”，在前线筑起了一面坚硬的防护墙。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我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

“第一个为湖北乃至全国拉响疫情警报的医生”，被记大功，张继先，实至名归。

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2019年12月26日上午。

那天，张继先值班。一对老两口来到张继先所在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看病。两人当时的症状很像流感——发烧、咳嗽。为了保险起见，张继先让他们去拍了肺部CT片。结果出来，她眉头一皱。虽然症状看起来像是流感或普通肺炎，但CT片的结果与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张继先曾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治中，作为江汉区专家组成员，每天下到各个医院排查疑似者，对传染病疫情有着高度敏感性。当她看到这组CT片时，立刻感觉“这里有问题”。后来证明，这就是新冠肺炎毛玻璃结节典型CT。

在得知老人生病的这几天都是儿子在照顾他们后，张继先叫来了他们的儿子。虽然他当时没有任何症状，但肺部CT结果显示，其肺部已经感染。“一般来说，一家来看病，只会有一个病人，不会三口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

很快，张继先的判断就得到了证实。同一天，还有一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症状和肺部CT结果显示与那一家三口一样。甲流、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与症状相关的检查，她都让病人做了一遍，但结果都不是。那时候，张继先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事不宜迟，12月27日，她将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上报没两天，张继先所在的医院陆陆续续又收治了更多类似病状的人，他们的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有轻重的区别。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又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

12月29日下午1时，分管院长夏文广叫齐了各科专家，对收治的几个病例逐一讨论，结果惊讶地发现，除了症状类似，大部分人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种情况立马引起了专家组的重视。夏文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报告。

2020年2月1日，各方信源均证实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最早上报疫情。可以说，张继先的预警，在医疗系统这个主战场内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报道，张继先团队每个上午都要经历4个小时高强度工作，衣服会湿透，也不能吃东西、喝水，更不能上厕所。除了做到这些，还要应对很多情绪激动的病人或家属，对他们进行安抚……

“我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连续高强度地在一线作战，睡眠严重不足，体力严重透支，张继先说自己已竭尽了全力。疫情的发生，不仅对病人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更是对医护人员的巨大考验。

身患渐冻症的“铁人院长”张定宇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武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早集中收治患者的医院，是疫情防控阻击战最早打响的地方。该院院长张定宇也是这次疫情中的热门人物，2月6日，湖北省人社厅和卫健委给张定宇记大功，表彰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身患渐冻症，妻子被感染，张定宇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带领600多名医护人员长期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也被同事称为“张铁人”。

张定宇回忆说，2019年12月29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首批7名不明肺炎患者被送到金银潭医院，随后他又从武汉市其他几家医院了解到也有不明肺炎患者入院。“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不明肺炎患者，这肯定不是普通的肺炎，多年的职业敏感让我意识到不能大意。”

12月30日一早，张定宇决定紧急布置腾退病房，抽调更多医疗力量，新开两个病区，转入80多名病人。每天8时医生查房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查房了。

“我们当医生的苦点没什么，看着患者遭受痛苦，疫情还没有被攻克，根本顾不上身体上的疲惫。”张定宇说。每天早上8时，金银潭医院要开碰头会，他要听取4个ICU病区的主任关于当天患者情况的报告。张定宇经常一边开会，手机一边响个不停。

记者询问张定宇，这么大的工作强度身体是否吃得消，张定宇笑着说，虽然每天只睡4小时，但身体还算撑得住。“眼前正是最吃劲的时候，我不能倒下。”

让张定宇感到欣慰的是，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金银潭医院600多名职工全部坚守岗位，没有一个人退缩。“我们的护士也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也爱美的，但为了抢救患者，她们付出了很多。”张定宇表示，医院的很多医生护士甚至“以车为家”，白天上班，晚上就睡在车里。“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1月19日，张定宇得到消息，在武汉市另外一家医院工作的妻子也感染了新冠肺炎。“我当时非常忙，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個病人往这边送，而且送到我们这边来的都是重症、危重症患者，传染风险大，随时有生命危险，当时真的顾不上她。”张定宇说。妻子入院3天后，张定宇才有时间去探望她。

和妻子结婚快30年，见到妻子状况不是特别好，他十分焦急，但又不敢在妻子面前表露出来，只是淡淡地跟妻子说了一句“保重”。那段时间，他对每个来电都特别敏感，生怕在电话中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说实话，一开始我担心她扛不过去。”好在20天后，妻子程琳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符合出院条件。

在这次疫情期间，张定宇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一方面，他要与新冠肺炎做斗争，另一方面，他要与自己罹患的“渐冻症”做斗争。

2020年以来，因为渐冻症的原因，张定宇的动作已经有些迟缓，但疫情当前，张定宇没有时间去“珍惜”自己的身体。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对于张定宇来说更是如此，每次防护服刚穿上，他就已经汗涔涔的，一天下来，里面的衣服湿得可以拧出水来。

“每个渐冻病人，都是看着自己一点点消逝的，但至少现在，我还要在一线战斗。”说起自己的病，张定宇好像是在说别人一样稀松平常，“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病毒，把重要的事情做完。”

援鄂医疗队中的湖北人

起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彭代辉在报道中的身份，是“上海卫健委派出统筹前方心理援助工作的专家”。一个月后，记者才无意中从彭代辉同事口中得知，其实彭代辉是武汉人，春节前订好了回武汉探亲的车票。除了母亲和妹妹，他甚至没有告诉其他亲友回乡支援的消息，直到大家在新闻里看到他的名字。

在上海援鄂医疗队中，和彭代辉一样家乡在武汉或湖北的队员有很多。

2020年1月24日，蒋进军度过了一生中最慌乱的除夕夜。前一天，武汉封城，中山医院的工作群里开始招募医务人员赴武汉支援，他立刻报了名，“但什么时候去、要带什么、去干吗，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去”。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大年三十晚上就要出发，接到电话通知后，他丢下年夜饭的碗筷就走了。

蒋进军出生于湖北黄冈，武汉是他的医学启蒙之地。他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念临床医学，毕业后曾留汉工作，加起来在武汉呆了9年。

“我回来了。”蒋进军一边赶路，一边在大学同学群里发消息，打听当地情况，所有人既惊讶又激动，“他们从感情上不要我来，担心我的安全，从专业上，又希望我来”。

与此同时，征集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通知在上海各大医院的工作群里扩散。第一时间报名的还有瑞金医院普外科护士钱靖。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高中时跟随父母来到上海，丈夫也是武汉人。她说：“全家都很支持我去武汉。从报名那天开始，他们每天都在问我，你怎么还没出发？”

考虑到她是个二胎妈妈，有同事劝她别去，但她坚持要去：“我是呼吸科出来的，又是武汉人，这时候我不去谁去？”

2月8日，元宵节。深夜11时，值夜班的钱靖接到次日上午出发的消息。她到家时已凌晨3时，全家都起来帮她收拾行李。“当时我整个人都很亢奋，脑子里只想着我要去武汉了，我要参加战斗了！”钱靖说，所有行李都是同事和家人准备的，足足三箱。

去武汉前，她把银行卡密码和手机密码发给妈妈：“万一真回不来，你要记住这些。”妈妈急了：“你快别瞎说！”

同批队伍中，华山医院肾病科医生鲁琳的支援过程最为曲折——年前从上海回老家襄樊，大年初一又和丈夫驱车回沪，居家隔离14天刚满，再赴武汉。她说，这时候，我们湖北人应该做出表率。

2月15日出发的第四批中医医疗队成员方邦江，祖籍湖北襄阳，也抱着“就算回不来也要去武汉”的心态报了名。这位56岁的老中医高血压十几年，左腿里藏着三颗钉子，第三腰椎也有压缩性骨折，肩周炎去年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妻子极力劝阻，他依然坚持，并号召手下两个副主任一起去。

在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中，几乎都有跟他们一样的湖北人。他们一方面代表地方援助武汉，另一方面本就来自湖北——这种双重身份，让他们经历了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即便是心理医生彭代辉，也承认这次的工作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毕竟面對的是我活了30多年的城市，而生病的，都是我的家乡人”。

90岁的父亲发来微信：“爸爸在窗前盼归，爸爸不敢直视你的双眼，只能躺在被子里流泪！”

山西太原50岁的医生高晓玲出发支援湖北前，没敢跟年迈的父母说出实情。安顿下来后，才忙里偷闲给家里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没想到，她今年90岁的老父亲，一瞬间哭得不行，全家人都没法吃饭了。

高晓玲回忆：

父亲在我面前，永远都是一副铮铮铁骨的样子。我来武汉短短几天，他就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我很后悔，就再也不打视频电话，只发微信了。有一天，看到父亲给我微信留言：“女儿，你在前线拼搏，爸爸在窗前盼归，爸爸不敢直视你的双眼，只能躺在被子里流泪！”短短几句话，看得我泪如雨下。

我母亲80岁，身体还挺好。告别那天，我和她匆匆打了个照面，不敢看母亲的脸，怕自己眼泪飙出来。临出门，只是低着头说“到点了到点了，上班要迟到了”，就赶着进电梯。母亲还在电梯口絮叨。

临走之前，疫情还在发酵，正在读高二的女儿还劝我：“妈妈你也报名嘛，前方那么多病人，你去给她们看病呀。”我心想，她可能对疫情严重地区不太有概念，只知道医生应该去给病人看病。

2月2日凌晨2时，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我将作为（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带领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武汉抗疫第一线。我赶快爬起来做准备，手头上一边收拾行李，脑子里一边像放电影一样，盘算如何安顿老老小小一家子。中午12时准时出发，下午4时半到达武汉。接着，经过一整天防护培训，正式进驻同济医院的中法新城院区，同中日友好医院共同管理C区6层。

虽说我是一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大夫，但来之前仍有些焦虑，甚至是恐惧。毕竟没接触过这么严重的疫情。

头一天晚上，总是担心自己的队员做不好防护，上班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患者，能不能处理得了。想挺多，没睡好。一旦真的走到了病区，反而放下心来。因为和平时临床工作没太大差别，只是增加了防护装备，就开始放手工作了。

第一天，我们的床位就收治满了，都是重症患者。一位常年吃某品牌降压药的男性患者，自己的药快吃完了，但坚决不换医院现有的降压药。只要提起换药，他就情绪激动，一副马上要“暴走”的架势。当天武汉风雪交加，路况不熟的医护人员，骑自行车挨个药店给他找药。隔天患者拿到药时，不停地感谢护士，为之前的暴躁不好意思……

相比那些可以通过护理站的电话与家属沟通的患者，这个病区大部分的患者，可能亲人都无暇顾及。有的人甚至“要一卷卫生纸”都没亲人给买。家里人可能也被隔离、被感染，只能靠医护人员来照顾他们。

一位40多岁的男性患者非常“有意思”，总在网上查各种治疗信息，对照过后变得浑身难受，不停地要求医生护士抢救自己，我再三安抚才平静下来。

在重症病房救人，更要做好自己的防护。说起这身打扮来，穿一次就得半个小时。防护服需要穿3层、手套5层、眼镜2层，整个穿和脱的过程，就有20多个步骤，要提前两个小时做准备。时间越长压力越大，各种防护设备的压迫感从眼眶、鼻梁到耳朵，挤压得五官没一个是正常的。第一天下来，有的人是颧骨处，有的人是鼻梁处，大家皮肤没有一个不磨破的。

男同事出汗多，就像蒸桑拿，脱下防护服就成了一个“水人”，整个人都湿透了。下班之后，我们都要多吃咸菜，以补充钠之类的电解质。

我们下午班从下午3时到晚上9时，中间顾不上吃饭。下班回来还有一系列消杀程序：首先要把所有上班穿的衣服用84消毒液浸泡，用56℃左右的热水冲半个小时澡，再把浸泡过的衣服洗完。

一般人洗澡用40℃左右的水就可以了。我们为了保证自己和患者的健康，必须按照规定水温标准，咬着牙洗“烫水澡”——皮肤都被烫得通红通红的，跟刚上了刑似的，想起来就感觉浑身灼痛。一位护士眼眶里眼泪打着转，和我说：“不是不怕烫、不怕疼，就怕万一有病菌，水再热都得忍着。”

56个日日夜夜，高晓玲和她带领的23名医护人员同病魔争分夺秒“抢人”，实现病区住院患者清零、患者死亡率为零、医务人员感染率为零。3月28日，她们结束救援任务，安全回到太原。

“你们都还是爸妈手心捧着的孩子”

2020年2月9日，中山市卫计局第一批援鄂医疗队15名队员驰援武汉方舱医院。其中80后8人，90后6人，主任医师周再生是唯一的60后。在休整期间，战友们纷纷交流了自己在方舱工作时的经历。一名战友回忆：

秀怡是我们队伍中年纪最小的，只有20岁，在入舱工作的第三天临近下班时，因为过度缺氧而造成不适提前出舱，第二天她稍好些就坚持再上岗位。那些本该由她关心、照顾的患者，得知情况后，都纷纷对她表示出真切的安慰与关心。

其中有一位阿姨，她的母亲刚刚去世，自己因病隔离都无法见母亲最后一面，她却流着泪对我们这位年轻同事说：“秀怡啊，你们从广东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帮助我们，真的很感动！你们都还是爸妈手心捧着的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能因为光顾着我们而自己受到伤害，那我们心里反而会更难受的啊！”阿姨的话让人既难过，又感动，使我们想起了家中年迈的父母……

还有一次，当金艳准备给一位患者阿姨测体温时，阿姨接了一个电话，突然就失声痛哭起来，她连忙上前询问，那位阿姨颤抖着声音，眼泪不止地说：“我的亲家走了……”金艳的眼眶瞬间湿润了，都不敢正眼看阿姨，生怕眼泪掉下来模糊了护目镜。她唯有更加努力地工作，再苦再累也咬牙坚持。金艳在方舱医院的愿望树上写下了：“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

疫情期间，4.2万多名援鄂医护人员中，有1.2万多名是90后，其中有一部分还是95后和00后。***在武汉考察时说：“过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一线的主力军……”

3月11日，北大援鄂医疗队的34名90后党员给***写信，汇报在抗疫一线抢救生命的情况。4天后，他们收到了***的回信：“向你们、向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得知总书记回信后，北大援鄂队员吴超激动得一宿没有睡好觉。

吴超是北大派出的第四批援鄂医疗队成员之一。1月28日，他在医院内部群里填写了支援武汉的报名表。

2月6日下午2时，刚下完夜班在家中补觉的吴超突然接到医务处的电话。他本以为收到了患者的投诉，不料电话那头却通知他报名援鄂成功，并且需要立刻收拾行李，5时前在医院大厅集合、准备出发。短短3个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和家人好好道别。

因为怕父母担心，在报名前后，吴超都瞒着他们。直到抵达武汉一周后，因为在发微信朋友圈动态选择屏蔽对象时，漏掉了一位亲戚，父母才从亲戚那里得知他已经身在武汉。

出发当晚，北京刚下过大雪，道路湿滑，刺骨的寒风吹得人直哆嗦。第二天一早，吴超他们的航班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飞往武汉天河机场，用时3个多小时。北大第四批医疗队一共334人，下飞机排队出去时，队伍很长，吴超刚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一眼望去看不到第一排，所有人都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缓缓地向前移动，“真的有一种要赴战场打仗的感觉”。

医生的无奈、愤懑

某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一名67岁的危重病人出现炎症风暴先兆，27岁的上海医师魏礼群在对他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病人的病情急转直下，最终病逝。魏礼群瞬间痛哭崩溃。同事们尽力劝导他。隔着玻璃，一名同事为他举着纸希望大家理解，纸上写着“对不起，他很难过。尽力了！！！”

有医生说：“病人死亡对医生的打击很大。医生也有感情，希望每个患者都能治好出院，但不可能完全实现。有时救治的条件也有限。一来坏消息，医生无奈、生气、愤懑，有的也觉得抑郁。”

广东援鄂医生高元妹，就曾经历过这样的煎熬：

几天前，在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我第一次被迫撒了谎。

3月18日下午4点多，我去普通病房看过刚转出ICU的新冠肺炎患者，回到ICU病房门口时，又遇见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在ICU门口徘徊，已经好几天了。我已经看到过她好几次了。这位老太太蹑手蹑脚，看到医护人员进出，就会赶紧躲到一旁，生怕挡了别人的路。

她神情焦灼，一直眼巴巴地往ICU里面张望，像是在等候里面什么人出来。

就在我刚要迈进ICU病区门口时，老太太突然走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急切地问：“医生，您知道我老伴儿怎么样了？现在是啥情况？”

“您老伴儿叫什么名字？”我停下脚步。

听着老太太脱口而出的一个名字，确实很陌生，我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虽然她也戴着口罩，但依然可以从慌乱的眼神中看到期盼。

“医生，我和老伴儿是一起住院的。他住你们这里那么久了，现在怎么样了？我今天都要出院了，想知道他现在啥情况！”她急切地追问。

我不动声色，继续在脑海中搜索她老伴儿的名字，终于想起来了——他是另一个治疗组的病人，由于病情危重，加上年纪大、基础疾病多，3月初就已经离世了。我猜，老太太或许并不知晓这一噩耗。看着她大病初愈、非常虚弱的身体，我很担心。如果将真实情况告诉老太太，她会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我不想撒谎，一时之间，又想不出该怎么说，只能推托说有事要忙。

老太太不甘心，看到我手里拿着手机，再三请求要留下我的电话，说等我有空了，再找我咨询老伴儿的病情。看着老太太蹒跚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特别难过，一直到进入隔离病房，仍然忘不掉她那焦虑担忧的眼神。

回到ICU病区后，我终于打听清楚，老两口1月入院后，刚开始同住一个病区。后来，老爷子病情加重，转到ICU治疗。老太太病情相对较轻，就这样和老伴儿分开了。之后，两人就没再见过。

老太太经过治疗，一天天好起来。能走动后，她就经常搭电梯到ICU门口溜达，希望能够打探到老伴兒的情况，却一直没见到老伴儿。3月18日，她要出院了，还在时刻惦念着老伴儿，便来到ICU门口“死守”。

接下来，老太太的执着超出了我的想象。从下午到晚上，每隔几分钟，我的手机就有一个陌生来电，都是同一个号码。我猜，一定就是这位老太太打来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又不好挂断，眼看着手机铃声一次次响起，内心满是煎熬。

忙完所有工作后，我找到去世老爷子的资料，终于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老人的儿子说，父母感情非常好。父亲去世的消息，家人没敢告诉母亲。母亲追问过很多次，他们编了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母亲年纪也大了，好不容易病好了，怕她经受不住打击，便一直瞒着。“医生，麻烦您，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妈？”老人的儿子在电话中央求。

可我能做什么呢，一直拒接她就会生疑，再堵到ICU病区门口怎么办？我一下子没了主意。这时，老太太又打来电话。我只好跟她撒谎说，老爷子在3月初就转诊了，现在另一家医院的重症病房。我是从广州支援来的医生，暂时没有那家医院的联系方式。我还安慰她别着急，等待消息。电话的另一端，老太太不停地说着“谢谢”。挂了电话，我心中的感伤难以释怀。老太太一定从我的话中受到鼓舞，更加期待与老伴儿相见了。可我知道，这个期望注定落空。

眼下，只能配合患者家属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让这个打击来得晚一点。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我实在不敢去想，老人家知道真相时将会如何。我只能告诉自己，救活一个生命，就是成全一个家庭。

“不能怂”

曾有一段时间，“医护人员剃头”的话题引起广泛讨论，医护人员中很多人将一头长发剪短，也有一些干脆剃光头……对此，有人赞叹英雄无畏，也有人质疑。可无论哪种看法，都不如医护人员自己的看法真实。

2020年2月6日晚9时，东齐鲁紧急发出通知，希望广大医护人员踊跃报名参与援鄂医疗队。一个小时内，符合国家要求的131人的医疗队迅速组建完毕。这是整建制派出的多学科组成的医护团队，其中女性77人，超过一半。

第二天上午，即将出征的医护人员排队剪头发。神经内科护士刘佳，本来准备留着长发拍婚纱照。此前，因为疫情，她推迟了婚期;现在，她将奔赴武汉前线，为了降低感染风险，也是为了更迅速地穿脱隔离防护服，她决定剪掉长发。

护士刘肖雅的长发留了5年，有近一米长，结果剪成了男士的发型。在剪完发后，她匆匆赶回宿舍收拾东西，为启程做准备。“剪了也就剪了，只要能更好展开工作，怎么方便怎么来！到了武汉那边之后，能多救助一人是一人！”刘肖雅说，她们是昨晚9时半才临时接到通知的，收拾东西收拾到凌晨1时多。“我们都是提前交过请战申请书了，前几批援鄂队伍没赶上，所以延到现在这批了。”再过不久就是刘肖雅34岁的生日，她已经做好了在武汉度过这个生日的打算。

2月7日下午，医疗队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集结。护士汪振军临别在即，不由得哽咽起来：“老爷子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他现在是所有人都不认识了，家里人也都慢慢接受这个情况，我怕来不及见到爷爷最后一面。”然而汪振军在接到通知后，依旧立即收拾行李。他说：“在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怂。”

“很早就不吃不喝了，纸尿裤也穿上了”

上海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中，有8个人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派出的120医疗急救队员。不同于其他援鄂医疗队的整建制开展工作，他们基本属于单兵作战。8个人，5辆负压救护车，承担着协和、同济、金银潭、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各个方舱医院之间的危重症、轻症患者的转院工作，被称为武汉病患的“摆渡人”。

上海医疗急救队队长刘轶，参加过汶川大地震、H1N9禽流感、上海世博会等重大事件的医疗急救工作。2月8日晚上10時半接到任务，2月10日凌晨，他和7名队友就乘坐普快专列到达武昌站。“我们都是写请战书申请到武汉的。”刘轶接到任务后，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老家便只身奔赴前线。

对于大家来说，人生地不熟，每天工作量也是未知数，这种不确定，是所有害怕和担心的源头。“不能怕它（新冠病毒）！”队员阮盛说，“你怕它，它就不怕你了。”

随着“应收尽收”的执行，这座城市向疫情发起总攻，指挥部分派任务时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区分轻重症了。

“病人是担架抬上车的，需要吸氧，吸氧量已经开到最大值了。”刘轶回忆起最惊险的一次任务，在转运途中，医疗舱里的跟车护士告诉他，病人的意识开始模糊，心电图显示心率不齐。好在那时，救护车已经驶入火神山医院，正排队在门口等待交接。刘轶立即用扩音器喊话，请求尽快安排。“没过多少时间，几名医生跑过来，将病人推到重症监护室。”刘轶长吁了一口气，“他的生命体征还在。”

在武汉期间，刘轶习惯用“命令”这个词来描述每天接到的工作安排。清晨睁开眼，用过早餐，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为驻地房间和公共区域消毒、清点物资、检查队里的5台负压救护车……每一项都马虎不得。来江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找上刘轶，问他：“云南转运车队在同济医院的压力太大，你们能否分担一下？”刘轶代大家做了决定：“没问题。”

那日，队员侯敏杰执行院内病人的转运。驻地离医院超过30公里，他出车一次，就要花四五个小时，“知道今天是自己，很早就不吃不喝了，纸尿裤也穿上了”。

救护车狭小的空间，被队员们划分成“三区”：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污染区。驾驶舱和医疗舱间的玻璃窗被封箱带封得严严实实。然而事实上，侯敏杰很难把握它们间的界限，遇到危重症病人，他也要下车帮忙抬担架、接患者。从驻地到医院，见到的路障比车都多。在武汉空旷的街道上飞驰时，他无暇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

“脱防护服更重要，相当于在排雷”

2月9日深圳首批医疗队到达武汉，11日进入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深圳队在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C厅工作，共有450张床位，最多的一天管理过420位病人。队员管骅回忆：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进舱的准备。想到一线冲锋陷阵！但医院给我安排了外围班：做进舱人员的穿脱防护服指导。管理C厅的防护服穿、脱间……

与舱内6小时工作制不同，每一次上班，我都要连续工作12个小时，1个月的时间里，已经为至少700人次进行了防护服的检查指导工作。我刚刚接手管理C厅穿脱班时，就面临许多问题：各医疗队防护服穿、脱流程不一致;一脱间未安装空气消毒机;护目镜的消毒浸泡浓度未每班进行监测;二脱间没有放置穿衣镜;二脱间是清洁区，二脱间的医疗垃圾由谁处理，如何处理……

在有限的条件下，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穿脱班护理人员微信管理群。重新梳理C厅《防护服穿、脱流程》《护目镜清洗消毒流程》《医疗废物处理流程》。利用微信群对穿脱班护理人员进行相关制度统一培训。特别是《防护服穿、脱步骤》进行上墙公示。实现C厅防护服穿、脱的同质化管理。

这个岗位，看起来只不过是在别人穿脱防护服时，在一旁协助监督，但却是关乎医疗队安全的关键岗位。进舱人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医务工作者，还有没经过正规培训的记者、警察、志愿者、保洁、保全人员。特别是记者、保洁、保全人员是我们督导工作重点。存在很高的暴露和被感染风险……

脱防护服更重要，相当于在排雷，耗时更长。进入舱内的防护服已经被污染，如果脱得不规范，就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

穿脱班成为方舱医院的一道亮点。经常会有人问管骅：“你是那个温柔的管骅老师吗？你协助我穿过防护服。”

“这一次，他感到和自己上非典一线时不一样”

疫情突发叫人猝不及防，看着新闻，50岁的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副主任唐子人拿出了手机，给院领导发了一条微信：“我今年50岁了，如果需要我上战场，我随时可以。”

1月27日，大年初三。中午唐子人接到院里的通知：北京将组成136人的医疗队，即刻出发前往武汉驰援防疫战场一线。这一天，唐子人唯一担心的是有病的母亲和工作繁忙的妻子能否接受。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和妻子的时候，稍有停顿，母亲和妻子都说：放心去吧，别惦记家里。细心的唐子人看见，母亲和妻子转过身去擦掉眼泪，那一刻，他心里有些内疚。

就这样，唐子人作为朝阳医院医疗队的领队，带领本院14名医护人员出发了，其中包括5名医生、9名护士，年龄最大的56岁，90后居多。这一次，他感到和自己上非典一线时不一样，那个时候他还年轻，而这次他更像一个大家长……

他在武汉的上班时间是早晨8时到下午5时。有一天，一位插管上机的危重患者需要经锁骨下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CVC），操作人员要与病人近距离接触，如果穿刺不慎，造成自身皮肤的刺破，感染风险极大。唐子人对同事只说了两个字：“我来。”还好过程顺利，仅用了15分钟插管完成。同事们为了纪念这个成功的时刻，因手机没电就借了一位病人的手机拍摄，病人好奇地问：“拍的是谁呀？”同事说：“你百度一下唐子人。”患者看完后，吓到了，说：“这是北京榜样大专家啊！”

唐子人从事急诊医学工作近30年，擅长急危重症抢救，多次参加重大抢救及会诊。2015年，他还因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抢救猝死的美国大妈而走红网络，被网友们誉为“中国好游客”。

2月17日，“今天我们病区又有4名重症患者出院了，倍感欣慰！其中有位中国台湾患者，依然记得十几天前他入院时伴有高热和喘憋，虚弱得不能下地……我们抄录了歌曲《手牵手》的歌词并附上集体签名，为他送上一份祝福！这首歌是中国台湾艺人在2003年为声援大陆抗击非典创作的，当年在前线战斗时经常聆听，非常感动……‘同宗同气，心手相牵”，唐子人回忆。

一线医护人员的生死时刻

2020年4月4日，清明，中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上午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本节从牺牲医护人员的视角，再现一线抗疫的生死时刻。向他们致敬！

第一位牺牲的武汉医院院长刘智明

在武汉抗疫期间，院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院长，领导一院一舱或一室的工作;也是战士，在前线冲锋陷阵，为了战胜病魔，他们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2020年1月24日是除夕，也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从那天起，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病床。

很多同事仍不敢相信，医院治愈的408名新冠肺炎患者中，不包括自己的院长。2月18日10时54分，在与病毒抗争了26天后，年仅51岁的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与世长辞，他也是第一个牺牲在一线的医院院长。

2020年1月，武昌医院已经开始接诊发热患者，呼吸消化内科主任王珣回忆，当时官方还未宣布“人传人”，但医院就诊人数激增，他们意识到病毒的传染性可能很强。为了接收这些病人，他们专门把重症监护室腾出来，隔离发热患者。但在武昌医院，人们还是低估了病毒。刘智明经常去病房和门诊转，“刚开始，医院还没有全面提升到二级防护，刘院长去检查工作的时候，是按照一级防护穿戴的，现在回想，可能是那个时候感染的”。武昌医院纪委书记洪毅回忆。

1月21日，刘智明接到通知，武昌医院被划为武汉的第二批7家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之一，负责收治新冠肺炎的疑似和确诊病例。武昌医院副院长黄国付回忆，下午4时接到命令后，4时半刘智明就召开了医院职能部门动员会，5时又召开临床科室动员会。接到通知的两小时后，医院就全面进入了战斗状态。

当日，是黄国付值班。连轴转了一天，临近午夜零点，他正准备在办公室和衣睡下，突然有人在敲门，刘智明站在门外，一脸诧异地问：“今天不是该我值班吗？”

下午开会的时候，黄国付注意到刘智明打了一个寒战。在那之前，他知道刘智明有些不舒服，建议他去测个体温。测量结果显示，体温超过了37℃，黄国付对他说：“你不舒服，就不要坚持了，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一整天。”也许那一天，刘智明就意识到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黄国付想起，当晚走廊上有动静，可能是刘智明给自己做了CT检测，还打了针。

刘智明住院，是在1月24日除夕的下午。在同事们的印象里，刘智明身体很好，一米八的高个子，爱打篮球，很健康，他免疫力强，不应该被感染。住院后，同事们去看他，刘智明问了好几次，是否有同事被感染，他担心自己传染给同事。

在救治刘智明的过程中，让洪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刘院长说：“我死了都不要给我插管。”做插管手术要把气管切开。新冠肺炎感染的是呼吸道，刘智明担心一旦切开气管，就可能在病房里出现气溶胶，杀伤力大。而当时武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不是專门抢救呼吸道传染病的负压病房，做手术的同事很容易被传染。

刘智明的妻子蔡利萍是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ICU的护士长。那段时间，刘智明的情况不好，蔡利萍一直想去照顾他，但都被他拒绝了。那时，蔡利萍所在的医院也成了定点医院，工作繁重。

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蔡利萍说：“老公，你呼吸不好一定要打呼吸！这样舒服一点！”“不要害怕，你要是害怕，我去陪你好吗？”“你每天中午两点给我打电话，不然我不放心。”

劉智明回复：“昨天折腾了一晚上……我以为我要死了，缺氧，烦躁，全身虚汗。今早打了呼吸机，好多了！”

2月，他的病情一度好转。2月10日，是他51岁的生日，洪毅等同事们送给他一个代表鼠年的小老鼠玩偶作为生日礼物。重症科主任还对洪毅说，院长的情况有好转，不用戴氧气面罩了，能自己吃饭，不用喂食，可能要出院了。

当时，刘智明也很乐观，他把头发剃了，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洪毅当时跟刘智明开玩笑，“我说你不要老是躺着。他说，我也不想躺，但是一动就喘气”。回忆到这个场景，洪毅哽咽了。

2月13日，刘智明的病情突然加重，第二天，转入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的重症监护室，进行氧气插管。但插管两天多后，病情没有明显缓解。2月17日，医院给刘智明进行了ECMO（俗称“人工肺”）最后的抢救，但未起效。2月18日10时54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第二天晚上，武昌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徐瑞杰发了一条朋友圈：“总不时张望电梯口，希望像往常一样，一抬头您从电梯出来，面带微笑地问我：病区都还好吗？”这一天，武昌医院504张床位上，正救治着431名新冠肺炎患者。

消化内科主任王珣记得，有一天，一位经常在医院住院的老病人拉着她说：“那个个子很高的男的，是不是你们院长？他人可好了，前几天，我在医院门口忘了带伞，他还把伞借给了我。”

2月18日下午，刘智明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当黑色的车子开出同济医院时，身穿一身蓝色防护服的妻子跟在车后，拍着后备厢，哭着，追了很远。

“老黄牛”朱和平：武汉市中心医院第四名殉职医生

安静地给人看病，安静地跟人谈话，安静地戴上老花镜，安静地交给患者处方。安静地感染上病毒，安静地在家隔离，安静地因为病情加重来到急诊，安静地住进重症监护室。最后今天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这段话，出自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名专家的朋友圈。这段话里“安静的他”，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3月9日，他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

朱和平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老黄牛”是他公认的标签。

一名同事回忆：“无论何时碰见他，我喊他一声朱主任，他就赶紧弯下腰，笑盈盈地回应。无论何时找他加造影，加激光，他从不拒绝。我碰到疑难的眼底病例总喜欢带着病人去找他，他来者不拒。

“下午有空时我总喜欢晃到造影室，跟他一起看片子，讨论，向他学习。临走时，我跟他说朱主任我走了，他还跟我说一声，你辛苦了！科室业务学习，他作为退休的老主任总是积极参加。分发盒饭，他从不主动来拿，总怕年轻人不够，经常是我们拿给他，他坐在他的机器前默默地吃……心乱如麻。”

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称，在早期，武汉中心医院病患之多，“承担了仅次于金银潭的第二大患者收治任务”。

朱和平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去世的第四名医生。在他之前，梅仲明和李文亮被患者称为“明亮组合”，他们俩也是眼科医生，“原本要为患者带来光明，如今都走了”。一名该院医生回忆。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也因新冠肺炎殉职。江学庆是该院最近一年评出的唯一一位“重大先进典型”。

3月20日，该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刘励因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不幸殉职。刘励的丈夫、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蔡常春，是江城家喻户晓的名医。

至此，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5名医生殉职。

彭银华，那个永远无法出席婚礼的新郎

2月20日21时50分，29岁的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医师彭银华，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殉职。

成为住院医师之前，彭银华和很多医学专业学生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努力。他出生农村，试图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大学5年，朴素节俭，很少和同学外出聚餐，为了分担家庭重任，甚至放弃考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3年，除了正常上班、学习，他还兼职医院120急救工作，经常给父母寄钱。

2019年12月中旬，新冠肺炎袭来之前，彭银华的婚礼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经常讨论的话题。彭银华的结婚时间定在大年初八，与科室同事江俊霞当年结婚的时间一样。为此江俊霞还调侃他一番，但他们心里彼此都明白，医生平时工作忙，结婚大多选在过年后。

年底，医院很忙，中午很多医生顾不上吃饭。彭银华经常到食堂帮科室同事打饭，或者帮他们叫外卖，再下楼取餐，大家一起吃。门诊的两个医生忙不过来，他主动向领导申请，让排他的门诊。大家原以为就这样在忙碌中又过一年，但是，很快疫情来了，彭银华所在的科室开始紧张起来。

1月21日，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区的基础上成立隔离病区，所有人开始穿防护服、戴口罩，彭银华和江俊霞成为第一批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一天就收满了，收了130多个病人。”江俊霞回忆，他们六七个医生，不分白班夜班，24小时接收病人。

计划全被打乱了，彭银华对于婚礼是否如期举行没底。“江老师，你是过来人，你说婚礼能不能延迟呀？”他跑去问江俊霞。

“什么事情都可以延迟，结婚肯定不行。”江俊霞带着批评的语气说。但是1月18日，彭银华还是向妻子钟欣坦言了，要留在医院，推迟婚礼。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主任陈浩说，疫情初期，考虑到彭银华的婚期已定，原本的排班是让他回去举行婚礼，年后再来上班。1月21日，彭银华主动申请回医院工作，“他说疫情来了，大家都很忙，婚礼先不办了”。

从成立隔离病区开始，彭银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一直住在休息室。1月24日，大年三十，钟欣去医院找丈夫，送一些日用品，远远地看着丈夫戴着口罩、头套，看不清楚脸，她放下东西就走了。

没想到这成为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其实，与钟欣见面的当天，彭银华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低烧，乏力，胃口变差。第二天，1月25日，他不得不离开抗疫一线，入住自己和同事负责的隔离病区。

看着同事们太忙了，彭银华经常不忍心给大家添麻烦。按要求他每天要做两次雾化，他经常一天只做一次。“你现在是病人，应该好好配合治疗。”江俊霞去查床发现了这个情况，批评他，但是第二天他又继续。

彭银华感染后的第三天，江俊霞也开始发烧，她在家自行隔离两天后，住进了彭银华所在的病房。江俊霞说，彭银华的病情发展很快，她和主任商量同彭银华住在一个病房，也是想着就近照顾他。

但两天之后，当她再次见到彭银华时，彭银华已经无法从床上坐起，一动就开始喘气。当天，彭银华核酸检测呈阳性，随后他被转入金银潭医院。前几天，治疗效果很好，彭银华甚至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出院，他在群里给同事发信息，同事开玩笑：“你到那边把治疗秘诀偷学一下，回来传授给我们。”彭银华回复：“没问题，我就当来进修学习了。”

2月10日中午，彭银华的病情开始恶化。20日晚，噩耗传来：彭银华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在金银潭医院去世。

吊唁厅很小，是由一间会议室临时布置的。投影上的遗照也是婚纱照，彭银华穿着粉色格子西装，一只手扶着领结，侧身微笑。他的同事有的正在一线抗疫，有的被感染了，2月21日从早上到中午，只有少部分人前来吊唁。他们在投影前三鞠躬，一边抹泪，一边将白色或黄色菊花放到桌子上，然后快步离开。

“吃了你的喜糖，却没能参加你的婚礼。”有同事在追思留言本上寫道。

据官方通报、公开报道等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4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至少有59名医务工作者去世。其中，湖北32人。

“我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有个女孩叫张静静”

作为山东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张静静见证了湖北疫情肆虐的冬天，却再也无法兑现和患者春天的约定——待到明年杜鹃花开，再回黄冈感受春暖花开。

4月5日7时，在解除隔离即将与亲人团聚时，张静静突发心脏骤停，经全力抢救无效，于4月6日18时58分去世，生命定格在33岁。

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湖北疫情紧迫。自愿“请战书”上，留下了张静静和5位同事的红色手印和签名，一句句“请战”誓言令人动容：“在此危难和关键时刻，我们决定投入抗击疫情最前线。我们将全力以赴、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用高尚的医德、精湛过硬的技术，与千千万万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毅然奔赴一线的身后，是家人义无反顾的支持。当时正值张静静的丈夫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援非项目，得知妻子报名的消息后，他立刻给妻子写来家书鼓劲：“民族大义面前，舍小家、顾大家，你诠释着大爱无疆！远在大洋彼岸的我虽有万分的担心和不舍，但更多的是为自己拥有如此大爱的妻子而自豪！”

1月26日深夜2时半，山东医疗队抵达武汉，随后被分配在黄冈市。因当地缺乏防护物资，张静静和同事只带了简单的换洗衣物，行李箱里被防护用品塞得满满当当。

到达第三天，考虑到长发更易出汗、藏匿病毒，而且不方便穿防护服，张静静索性把一头秀发剪成了寸头。“现阶段，在爱美的女孩们眼里，尽快扼制疫情比秀丽的长发更重要。作出这个决定，我不后悔。”她在手记中写道。

当时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我们要接管的是一个临时医院，从2003年之后再也没有投入使用过，ICU也是临时的办公场所改建的，没有中心供氧，没有压缩机，14张床位，只有20名护士。”和张静静同批的同事郭丙秀在手记中这样描述。

一切从零开始。张静静和同事一道，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到逐渐划分出规范的隔离区域、医患通道，制订规范的工作流程。

在一线奋战过程中，张静静萌生了入党的想法，并愈加坚定。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回忆：“临出征前，父亲给我讲了很多共产党员的光荣事迹。父亲说，孩子，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前线一定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为了医务工作者的荣誉，我愿做一名抗击新冠肺炎战场上的勇士。”张静静语气坚定。

临床工作实战中，张静静发现因方言差异，山东医疗队和当地患者存在沟通障碍，她制作了护患沟通本，内含和患者交流较多的简易问答，语言不通时，医护人员拿出护患沟通本，患者一看便知。

在病房里，张静静和同事负责的不仅有患者的治疗护理，还有饮食起居。除了药物治疗，病房一角还被设为“爱心加油站”，放着水果、牛奶、纸尿裤及生活用品，张静静和同事希望患者可以增加营养、提高免疫，早日康复。

疫情在慢慢好转。2月4日，张静静在一线坚守的第11天，好消息终于传来，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张静静在手记中记录下那一刻激动难忍的泪水：“和年幼的孩子分离，我没哭;没能陪父母吃上团圆饭，我没哭;战场上累到颈椎病复发，我没哭;条件艰苦，没桌子用手端着吃饭，我没哭;一早晨抽30个患者的血，我没哭;为卧床的患者翻身换纸尿裤，我没哭;一天下来，脸上被口罩勒出压痕、压疮，我没哭;从隔离病房出来，全身衣服湿透，往下滴水，我没哭……”

她接着写道：“但是当被患者集体点赞，当患者竖起大拇指的那一刻，原谅我没忍住，泪流满面;当看到患者治愈出院，与我们挥手告别，原谅我没忍住自己的眼泪。”

给一位50多岁的阿姨抽血时，由于血管不好找，张静静凑近看了又看，想尽量一次成功，避免增加阿姨的痛苦。突然，她听到阿姨说：“孩子，别离我太近，你们这么年轻，从山东老远到我们黄冈来，我不想把病传给你。”

2月15日，张静静到黄冈的第22天，随着治愈患者日益增多，她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终于睡了到黄冈后最好的一觉。

“我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有个女孩叫张静静。”不止一位患者这样说。

3月21日，张静静和同事终于踏上归途。此时，黄冈新冠肺炎患者清零，这名白衣战士真正凯旋了。此时，张静静发现，再像当初来时一样悄悄地返回已经不可能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已成为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临行前，昔日一位患者阿姨不止一次前来看望;在车队去机场的路上，群众自发送行的队伍一次次让人泪目。

张静静曾和患者约好，待到明年杜鹃花开，一定再回黄冈感受春暖花开。而今，距离济南数百公里外的黄冈，再也等不到一名战士的归来。

大难面前，还有许多个“张静静”。

近日，广西援鄂医疗队28岁护士梁小霞回到了家乡。但是，她是“躺着”回去的——自2月28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隔离病区工作时突然晕倒，至本刊截稿之日，她仍处于昏迷状态，生死未卜。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有一种精神，叫钟南山》，张丹丹/文，《环球人物》2020年第3期;《冲锋陷阵的“院士战队”》，田亮/文，《环球人物》2020年第4期;《大医张伯礼——他是国士，是战士，也是勇士！》，张立平/文，《天津日报》2020年3月15日;《张继先：“拉响警报第一人”：我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陈莉莉/文，人民网2020年2月9日》;《疫情还没有攻克 我怎能顾惜自己》，肖欢欢/文，《广州日报》2020年2月21日;《院长刘智明的最后一月》，王伟凯/文，《南方周末》2020年2月22日;《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张玥、张笛扬、敬奕步、李在磊/文，《南方周末》2020年3月11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