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家风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在奔波于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中，钟南山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代表。他青年弃体从医，43岁出国留学，60岁做院士，67岁抗击非典，84岁再战新冠肺炎。人们说他妙手仁心，国士无双，他说“我不过是救人的医生”。钟家三代人悬壶济世，“最大的不变有两个：第一个是对病人的责任感;第二个是不满足于现状，就是对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

三代九人从医，兄弟同为院士

1936年10月20日，南京中央医院内，该院儿科主任医师钟世藩的长子呱呱坠地。由于医院地处钟山之南，钟氏夫妇遂为其取名为“南山”。“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期待他能不负父母所愿，成长为一个如大山般仁厚正直、崇高稳重的人。

“硬核”家族

钟世藩1901年出生于福建厦门，8岁时父母双亡，9岁被人带到上海，在一个大户人家做小工，寄人篱下。

在艰苦的环境下，钟世藩仍然坚持学习。23岁时，他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医学院在全国只招收40名新生。毕业时，医学院采取淘汰制，最终40名学生中毕业的仅8名，钟世藩是其中之一，与他一同毕业的还有后来成为皮肤病专家的胡传揆、生化学家刘士豪。1932年，年仅31岁的钟世藩取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中国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

1934年，钟世藩与同乡的名门淑女廖月琴结婚。廖月琴出生于鼓浪屿名门廖家，父亲廖照熙和著名作家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堂兄妹。廖月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高级护士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会南肿瘤医院（今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副院长，也是该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钟南山的舅舅廖永廉，曾任厦门第二医院内科主任，1957年发现福建省第一例钩端螺旋体病。舅妈陈锦彩，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参加过淞沪会战战地救护，在鼓浪屿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诗人舒婷曾在散文中写道：“廖娘一辈子热心参与本岛大大小小事件……有天早晨，隔墙那边人声鼎沸，原来邻家的女主人跳井自杀了。公安人员放下铁钩去捞尸，廖娘一旁心有不忍，上前阻止道：‘你们这样乱耙，不但衣裤破烂不堪，恐怕还会皮开肉绽，那死者就更可怜了。可是井深口小，警察腰粗下不去……廖娘自告奋勇，在自己腰间挽了根麻绳，脚踩井沿慢慢下到井底……对于这件往事，当人们问她下井怕不怕时，陈锦彩总是说：‘救人不怕的。”

钟南山的大姨妈廖素琴，曾任上海第一医院营养室主任。大姨夫戴天佑是著名的肺科专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钟南山的表哥戴尅戎，是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加上钟南山与儿子钟惟德，这个“硬核”家族三代一共有九人从事医学行业，见证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医学史。

尚在襁褓中的钟南山遭遇日机轰炸，被压在废墟之下

1937年8月15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日军战机对南京城实施疯狂的轰炸。钟宅被炸塌，尚在襁褓之中的钟南山被压在了废墟下。万幸的是，外婆、母亲二人找到了他所在的位置，徒手将他从废墟瓦砾间救了出来。钟南山日后回忆：“据姨妈告诉我，当时我的脸已经发紫，再晚一步可能就救不活了，是外婆和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淞沪会战结束后，钟氏夫妇带着儿子逃离南京，从湖南长沙一路辗转，最终来到贵州贵阳。此后的八九年间，钟家人一直定居贵阳。1946年，钟世藩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钟南山随父母迁居广州，就读于岭南大学附小（今中山大学附小）。

钟南山小时候很贪玩，有一次因为向往武侠世界中飞檐走壁的轻功，他从家中的三楼撑着一把大伞一跃而下，结果摔伤了腰。他还常常逃学，成绩很差，留过两次级。钟南山回忆：“五年级时有一次考试我偶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妈妈知道了很高兴，她对我说，南山，你还是行的啊！那时我觉得妈妈一下子把我的一个亮点找了出来，我有了自尊心，觉得有人赞美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了。”

钟南山一直珍藏着一张1950年他骑自行车的黑白照片。他回忆：

当时我看到别的孩子有自行车，非常羡慕。小学六年级时，妈妈对我说：“你要是小学毕业能考到前5名，我就奖你一辆自行车！”我说：“真的呀？”妈妈说：“真的。”后来妈妈也没再提过这件事，但11岁的我记住了妈妈的话。1949年，我在岭南大学附小读书，学校因故不举行毕业考试，但后来，学校根据平时的成绩发了一份成绩单，我排在第二名。我很高兴，但也不敢说什么，因为妈妈是说考试才有自行车的。而且，那一年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发行金圆券，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是没想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妈妈还是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妈妈实现了她的诺言，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是多么高兴啊！”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你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妈妈教给我的。我现在对我的孩子、对我的研究生也是这样，要么不答应，答应了我就一定要做到。

“我感觉当医生还是挺受人尊重的，而且真的帮人解决问题”

钟南山曾说：“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他始终记得一件小事：那时候他还小，有一次因为嘴馋想吃零食，欺骗父母，把本应该交给学校的午餐费扣下。“当时母亲回家跟父亲讲起这个事，我以为大难临头了，就说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没想到，我父亲没说太多，他说：‘南山你好好想一想，你这样做来骗我们，你做得对不对？这个感觉比他打我一顿对我的刺激都大。”钟南山懂得了要讲老实话、做老实人，这种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1949年，钟世藩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广州解放前夕，有两个不速之客常常光临钟家。他们总是夹着鼓鼓的黑色公文皮包，鬼鬼祟祟地来找钟世藩。钟南山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的，其中一个还是卫生署署长，他们是来劝钟世藩带上医院的巨款去台湾的。

就在国民党炸毁海珠桥的那天，在距海珠桥不远的钟家小楼里，钟世藩再次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的胁迫。广州解放后，他将一笔款项如数上交给军管会，一共是13万美元。这一年，钟南山13岁。这一幕幕，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20世纪50年代，钟世藩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这是中国最早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科研经费很困难。为了研究病毒，钟世藩只好在自家天台上搭了一个棚子，又自掏腰包买了三四百只小白鼠喂在里面。钟南山回忆说：“那时家里总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来我们家的人，还在马路边就可以循着这股气味找过来了。”

当时，钟南山已经升入初中。每每父亲忙碌时，他就自觉当起了饲养员，乐此不疲地为小白鼠们喂谷子、喂水。父亲见他对小白鼠这么热心，就有意地让他多接触。父亲做解剖实验时，尽管看不太懂，钟南山仍会立在他身侧饶有兴趣地观察，“一直坚持了三四年，是很长一段时间”。

最让钟南山难忘的是，每当到了夜晚，家里总会格外热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们经常会趁此时来找父亲看病。对于上门的病患，钟世藩从不推辞拒绝。

“我感觉当医生还是挺受人尊重的，而且真的幫人解决问题。那个感受让我觉得爸爸很开心，家庭也很开心，这是一个原始的感受。”钟南山心中已然深深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魏东海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钟南山：就这么成为了“中年医生”》，吴志菲/文，《科学24小时》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