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紫禁城里的人心与人性

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周年。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它集中华文明建筑之精粹，更是六百年沧桑历史的见证者。它曾尽享四方来朝的荣光，曾在枪炮下黯然神伤，又在新时代焕发了新风貌。在这里，曾经的人和事皆已烟消云散，却一幕幕连缀，藏于黄瓦红墙。让我们走近故宫，探索故宫历史中的人心与人性，以史为鉴，更好地走向未来！

2020年1月12日，“故宫角楼餐厅推出年夜饭”的消息火爆网络，该餐厅表示年夜饭在半日内已全部预约完毕。随后，“故宫年夜饭已取消”的消息再次冲上热搜……但凡与故宫相关的消息，大到美国总统访华第一站选故宫，小到以故宫为背景的戏曲、影视剧，乃至故宫日历、故宫口红，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故宫，就是这么“火”！而且，它已经“火”了600年。

故宫旧名紫禁城，其历史滥觞于永乐迁都。1402年，燕王朱棣通过军事政变登基，即永乐帝。当时的明朝国都在南京。一日，朱棣梦见一个叫景清的旧朝官员手持宝剑绕着皇帝宝座跑，要追杀他。他赶快逃跑，岂料逃得越快，对方追得越快……惊醒之后，朱棣下令诛景清九族，并萌生了迁都北平的想法。

1403年，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1420年，北京宫殿群紫禁城在历时14年后建成，朱棣下令于翌年元日迁都。此后，24位皇帝曾在此统治中国近五百年。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了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

以紫禁城的大前門天安门（初名承天门）为例。当初皇帝颁诏时，将诏书放入龙亭内，由御仗导引，抬到天安门。礼官在城楼上宣读诏书，声如天音，庄严肃穆。文武百官在外金水桥南站立聆听，还要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礼官将诏书用木制金漆的“金凤”衔下，从城楼上徐徐降下，落在礼官跪接的云盘上，再把诏书放入龙亭内，送到礼部，誊录印刷，布告天下。这叫金凤颁诏，以显示皇权至尊。

但是到了光绪年间，天安门前乱象迭生。曾有御史上奏光绪帝说：举行金凤颁诏典礼的时候，有的官员不穿官服，有的官员还同身穿裋褐的仆役人等任意喧哗;在西侧值房前面，甚至有官员盘腿而坐，无视颁诏大典，简直不成事体！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清朝灰飞烟灭，金凤颁诏从此成为前朝旧事。

1924年11月5日上午，当末代皇帝溥仪正和他的妃子有说有笑地吃着水果时，景山上已架好了大炮，炮口对准紫禁城。几个小时后，溥仪坐上了军阀冯玉祥派来的汽车，被“请”出皇宫。自此，这座皇家宫殿送走了皇帝，从皇家私产变为国家公产。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第一次开放观光，那一天观者如堵，万人空巷，游人甚至挤断了栏杆。紫禁城易主，成为了民众的故宫。1959年，溥仪被特赦。后来他去游览故宫时，和普通人一样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入。故宫历经了近代百年来的战火纷扰，终于浴火重生，迎来了和平与民主的新时代。

物是人非，转眼间故宫已历600年，故宫博物院也已成立95年。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看到了什么？嘉靖帝登基时，大臣为何不让他走大明门中门？慈安太后“崩于钟粹宫”，是否是慈禧太后毒死了她？推出午门斩首的民间说法是否确有其事？溥仪退位后，为何仍在紫禁城住了12年……追索重重宫闱中发生的难以数计的悲喜故事、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并以史为鉴，能让我们更好地珍惜当下、面向未来。这，正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意义所在。★

权力与人心，君臣与国运

朝堂“斗法”：决战紫禁之巅

皇帝，是权力游戏中的超级玩家;

堂堂宰辅，堂堂大学士，在君权之下也只不过是奴才;

生杀予夺，升降荣辱，都只在当权者的一念之间

今日之故宫，俨然已成为文化、旅游的圣地。但在历史上，它曾是国家的心脏，天下决策皆出于此。从政治角度可将故宫粗略地分为两部分：前朝与后宫。以乾清门为界，前朝是“国”，后宫是“家”。在前朝，一重重门、一座座宫殿、无数的黄瓦红墙，皆是君臣命运的旁观者、国运盛衰的记录者，以及人心与人性的见证者。本文以前朝建筑为线索，移步换景，书写朝堂上的权力游戏，以启发今人和后人。

一场嘉靖帝证明“我爸是我爸”的战斗

天安门的南面是大明门，作为“国门”，这是唯一以国号命名的门。清军入关后，将此门的匾额翻过来，刻上“大清门”。据说后来民国初年改大清门为中华门时，把匾额摘下，本想翻过来接着用，一看却被清朝抢了先，于是只好另找一块门额，刻上“中华门”三个大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明门（大清门）一直是皇城的正门，是皇室正统所系，不仅为万民仰望，而且引发过激烈的斗争。

1521年，明正德帝死后无子，按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由他的堂弟朱厚熄继位。朱厚熄是兴献王的儿子，要从封地湖北安陆（今钟祥）到北京继位。从正德帝死到朱厚熄继位，帝国出现了40多天的权力真空。其间，以杨廷和为首辅的内阁，发挥了全面管理国家的职能，达到了其有史以来的权力巅峰。

朱厚熄从进京开始，即与诸臣发生了礼仪之争。礼部按太子即位礼仪，请朱厚熄从东安门进皇城。朱厚熄不愿意，他愤怒地说：“皇兄是说让我即位当皇帝的，礼部这么说算怎么回事！”他的车驾到了城外，就是不进城。礼部没有办法，只好妥协，让朱厚熄走大明门中门。

当时，兴献王已去世，兴献王妃还健在。嘉靖帝年纪小，十分孝顺，对群臣说：“至亲莫若父母。”他让母亲来京。兴献王妃到了通州，准备入宫。按礼法，只有帝后才能走正门，于是礼部奏请“圣母至京，宜由东安门入”。嘉靖帝不准，断然下旨：走大明门正中的门！这时，兴献王妃也很生气，闹起脾气来，拒不入京。嘉靖帝听了，痛哭不止，提出不想当皇帝了，要“奉母归”——和母亲一起回湖北老家去！大臣们吓坏了，再次按照嘉靖帝的意思办。兴献王妃这才从通州启程，由大明门正中门进入皇城，再进入宫城，同当了皇帝的儿子团聚。

紧接着，爆发了明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即君臣之间就是否为嘉靖帝改换父母这一问题产生的争执。嘉靖帝想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以及奉自己的生母兴献王妃为太后，但是大臣们不同意，他们认为嘉靖帝的皇位是其堂兄正德帝传给的，按礼法他应该认正德帝的父亲明孝宗为父（皇考），而认生父兴献王为伯父（皇伯考）。当时，嘉靖帝每次召见宰辅杨廷和，“从容赐茶慰论，欲有所更定”，杨廷和都不同意，君臣关系十分紧张。

围绕这个问题，君臣争论长达三年。1524年，嘉靖帝追尊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杨延和力谏不得，含恨辞职，使皇权与内阁权的平衡发生改变，嘉靖帝趁机罢黜了一批反对派官员，并提拔张璁等拥护者。不久，反对的大臣有200余人，他们在左顺门外跪伏高呼。嘉靖帝大怒，命廷杖五品以下官员184人，致死17人。这就是“左顺门事件”。借此，嘉靖帝完全清除了杨延和势力的余威，大礼仪之争也随之结束，皇权与内阁权的斗争，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大明门是国门，象征着皇权正统;大礼仪之争表面上是关于名分的争吵，实质上却是君臣权力之争。毫无疑问，最终的胜利者是嘉靖帝。但失败的与其说是朝臣，不如说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在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之后，嘉靖帝便开始疏于朝政，创下了25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明朝由盛转衰。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当初永乐帝决定迁都于北京时，有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考量，因此有“天子守国门”一说。兴建北京城时，大明门以南的正阳门（初称丽正门，俗称前门），是内城的正门，即北京城的南大门。因此正阳门的设计，处处从军事防御着眼。正阳门的命运，也总是与军事息息相连。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首领、闯王李自成的军队进逼山西，崇祯帝临朝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说完痛哭起来。此时的崇祯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朝中无将可用。崇祯时代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远远多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如袁崇焕、熊廷弼、王化贞、杨镐等重臣，要么死于当权者制造的冤狱，要么死于崇祯帝的一纸诏书，要么死于事败后的畏罪自杀。

大臣李建泰见崇祯帝痛哭，慨然说：“臣家曲沃，愿意用家产充当军饷，不用官家发钱，请求带兵西征！”崇祯帝悲喜交集，给李建泰升官，让他兼督师，赐给上方宝剑，遣将礼就在正阳门举行。

同月廿六，快到正午时，崇祯帝登上正阳门楼。卫士东西对列，从午门一直排到正阳门外，虽然十分壮观，但虚张声势。皇帝赐宴践行，亲贵和文武大臣都要侍坐，鸿胪寺派人赞礼，御史负责纠仪，大汉将军侍卫，可谓隆重之至。宴上，崇祯帝亲自用金酒壶给李建泰倒了三杯酒，还赐他手敕，上书“代联亲征”。太监为李建泰披红簪花。宴毕，出征，崇祯帝在正阳门目送李建泰，很久才返驾回宫。大明朝的国运，崇祯帝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建泰的一军之上。

可李建泰出师不利，才走了几里地，坐的轿子忽然轿杆折断。而且当天大风扬沙，占卜的卦辞说“不利行师”。虽然李建泰调来了得意的下属，甚至西洋传教士汤若望都随军出征，负责火攻水战，但行军到京南涿州时，已逃散三千多人。不久“兵食并绌，所携止五百人”……没过多久，李建泰叛投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大顺军队围攻北京城。三月十九日上午，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放入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的军队。中午，李自成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穿过正阳门，紫禁城由此易主。同一天，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公园）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史称“甲申之变”。

从天子守国门，到君王死社稷，朱家王朝历两百余年。而李自成浴血奋战16年，推翻了明朝，入主紫禁城后，得意忘形，导致纲纪败坏，政权迅速腐化，只在紫禁城呆了41天就被赶下台。在李自成兵败后，前述之李建泰转而叛投清军，又于1650年兴兵反清，兵败后被杀。风云变幻，紫禁城依旧。

“甲申之变”三百年后，即194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连载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记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原因。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五年后，当中央机关搬迁到北平的前夕，毛泽东临上车前对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午门没有斩首，只有被杖毙的忠魂

通过正阳门、大明门（大清门）和承天门（天安门），便到了宫城的正门——午门。在戏曲、小说和影视剧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推出午门斩首”的故事。而北京故宫并没有午门斩首的记载，也没有午门斩首的事实，却有朝廷官员在午门被“杖毙”，就是遭廷杖打死的记载。

廷杖是为强化皇权、重治朝臣而设置的一种酷刑，即按照皇帝指示，当众责打违背皇帝旨意的廷臣。廷杖是一种法外之刑，不载于法典，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其施行全凭皇帝的兴致和好恶。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威慑士大夫阶层，设置了廷杖，逐渐成为惯例，手段之狠，史所罕见。

明正德帝喜欢微服出巡，天南地北到处跑，短则数月，长则一年，连内阁大学士都不知其去向。因此，正德帝常受到官员的谏阻。正德帝动怒，就对谏官施行廷杖。廷杖的地点一般在午门外。

当时有一位御史蒋钦，接连三次进谏、三次遭廷杖，最后被关入监狱。史书记载：蒋钦在夜间起草第三封奏疏时，听到鬼声。蒋钦揣测：我疏上之后，会身罹大祸，这是先祖显灵要我不写这个奏疏吗？于是，他整理衣冠，站起来说：如果是我的先祖，就大声告诉我！刚说完，声音从墙壁里发出，益加凄惨。蒋钦叹道：既已做御史，就得义而忘私，如果我缄默不语，辜负了国家，也为先人羞！于是奋笔疾书，说：“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鬼声停止。天亮，疏入，再杖三十。杖后三日，死于狱中，年四十九。

1519年三月，正德帝又要出外巡游，舒芬等107名大臣集體上疏谏止。正德帝震怒，命舒芬等人“跪阙下五日，期满复杖之三十”。此后，接连发生官员张英在朝堂自杀进谏、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等事，越闹越大，正德帝大发淫威，下令对罚跪的舒芬等107名官员，在午门前施行廷杖。后来又增加了锦衣卫监狱的黄巩等39人，这样共有146人受廷杖，阙下杖死者11人。张英虽自杀未遂，最后却被正德帝“杖杀”了。舒芬受杖后，被抬到翰林院。翰林院掌院学士怕得罪上司，“命摽出之”，就是要把他架出去。舒芬说：“吾官此，即死此耳！”随后他被贬官到福建，裏着创伤，离京上路。舒芬熬到了嘉靖帝即位，被“召复故官”，就是重新回京做官。结果，他在一次谏言时又遭到了嘉靖帝的廷杖，还被罚俸三月，不久就病死于家中，年四十四。

“左顺门事件”后，嘉靖帝尝到了甜头，简直乐此不疲，有些收不住手的意思，“以坚癖怙过，拒谏立威，廷杖之事，习为故常，小小舛误，一申饬可了之事，亦用廷杖，催辱言官”。嘉靖帝在位四十多年，“杖杀朝士卒，倍徙前代”。

廷杖的滥用，致使正直士大夫的声音越来越弱，并最终导致嘉靖帝以后空前的政治腐败、权力斗争、道德堕落。士大夫们终于明白：所谓尽忠报国、内圣外王的建功立业理想，不过是痴人说梦，只有献媚、投机和相互倾轧才是成功之路。所以，明朝中后期，严嵩父子、魏忠贤等大奸臣、权宦相继登台。

天启帝时，宦官魏忠贤当权，工部郎中万燝上奏说：魏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只知道有魏忠贤，而不知道有陛下。这种人，岂可留侍左右？岂料魏忠贤看到了这封奏折，大怒，廷杖万燝一百。四天后，万燝死去。此后仅仅过了二十余年，明朝就灭亡了。清朝建立后，鉴于前代政治弊端，进行了许多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对大臣的廷杖，但并未从根本上革除吏治之弊。

太和门外群臣追杀奸宦，“血渍廷陛”

“天子五门”中的最后一道，是太和门（奉天门、大朝门、皇极门）。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奉天门附近，发生过一起重大历史事件。这年八月，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怂恿，率军亲征蒙古瓦剌部，不料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境内）战败，皇帝被俘。败报在半夜三更传到皇宫，后宫大哭，朝野震惊。社稷危殆之际，英宗两岁的儿子朱见深被立为皇太子，由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辅政。

这天，大臣们在朝堂上弹劾王振。朱祁钰没主意，让大臣们出去待命。结果大臣们都伏地痛哭，当时太监王振已经在乱军中被杀，大臣们就请求族诛王振。锦衣卫指挥马顺是王振的党羽，他不断地大声呵斥众臣退下，惹恼了朝廷众官。

官员王站振臂而起，揪住马顺的头发喝道：“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边骂边追，上前“啮其面”——咬他的脸，群臣也一拥而上。有的官员脱下马顺的靴子，捶击殴打，追到奉天门附近，将马顺打死。朝班大乱，朱祁钰被这阵势吓住，起身想走，群臣紧跟着不放，并说：“太监毛贵、王长也是王振一党，请求将他们法办！”朱祁钰下令交出二人，结果大臣们又一窝蜂把这两个人打死了，并将尸体拖到东安门。史书记载说“血渍廷陛”。

朝班大乱之时，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他在众官混乱之际，挺身而出，排开众人，上前拉住朱祁钰的衣服，并晓之以利害。于是朱祁钰宣谕：“马顺等人论罪该死，打人之事不再追究！”费了一番口舌，将群臣的情绪稳定下来。在此乱局中，“谦袍袖为之尽裂”——朝袍和衣袖都被撕破。于谦处置得当，立下大功。

此后，朱祁钰在奉天门东侧的左顺门御朝办事，并在于谦等臣的拥立下即皇帝位，史称明代宗。

没过多久，英宗被瓦剌部放归。回宫后的英宗面临已经改换皇帝的局面，无力改变，最后被尊为太上皇，实际上遭到软禁。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病重，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为了自身利益发动政变。十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潜入长安门掖，让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十七日早朝时分，徐有贞高声宣布英宗复辟。风云突变，时隔八年之后，英宗终于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宝座上。

英宗复位当天，就下旨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等人。两天后，被废为郕王的代宗病逝。史书记载，于谦被捕后，与他一同下狱的王文声色俱厉地辩驳，于谦笑着说：“亨等意耳，辩何益？”英宗听说后有些犹豫：“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于谦拥立代宗、平定社稷有功，却遭遇了英宗复辟，英宗不杀他就无法为复辟正名。所以二十二日，英宗以谋逆罪杀于谦等人，弃市，籍其家，并迫害于谦所荐之文武官员。

前朝的奉天门（皇极门、太和门）在明代是“御门听政”之处，皇帝在此接受臣下的朝拜和上奏，颁发诏令，处理政事。伴随着一场场权力争斗，无论是英宗、代宗还是于谦、徐有贞等官员，都在此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起伏。到了清代，顺治帝迁都北京举行大典时，也是在此。但是由于议政之所不断向后宫方向迁移，太和门逐渐沦为一种礼仪之所，其间最著名的便是“太和假门”的故事。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门大火，黑烟弥天。转年正月二十七日，就是光绪帝大婚的日子。太和门竟然被火烧毁，内廷不安，朝野震惊。清制规定：大婚皇后必须经由太和门进宫。只有42天的时间，来不及重修太和门，怎么办呢？清廷下令由北京棚匠扎彩工，夜以继日，加紧搭建，竟然搭成一座逼真的彩棚太和门，以假乱真，在大婚时使用。《天咫偶闻》一书称：“虽久执事内廷者，不能辨其真伪。而且高逾十丈，栗冽之风，不少动摇，技至此神也！”《光绪皇帝大婚图》上的太和门，正是此时彩扎的。这项工艺已被列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矗立在紫禁城的太和门，是光绪大婚后第二年建成的。

三大殿里的一念之间

进入太和门，就正式进入了紫禁城前朝的核心区——三大殿。三大殿分别是太和殿（金銮殿、奉天殿、皇极殿）、中和殿和保和殿。

太和殿是政治性、标志性、礼仪性的宫殿建筑，皇帝的登基、大婚等重要典礼都是在此举行。明清两代有15位皇帝是在此登基。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了在太和殿登基时的情形：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竊窃私议：“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

溥仪登基后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过了四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也要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他特地赶制高背大椅，以替换原来的宝座。后来故宫博物院决定，撤下袁世凯的“龙椅”，换回原来的宝座，但原来那张宝座竟不知去向。1959年，收藏家朱家潘对照一张清末太和殿内景老照片，在库房里发现了这张宝座。宝座髹金漆历经数百年，仍然金光灿灿，现已恢复原位。

中和殿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多元化的使用功能，相当于一个多功能厅。比如，这里充当过皇帝的休息室，崇祯帝在此开过会，顺治帝在这里举办过多场宴会。相比之下，居于三大殿末端的保和殿，虽然本身不起眼，却因明朝皇帝在此召对官员，反而显得更为重要。

崇祯帝时，有一次边务告警，各处发兵，需要朝廷派人监军。本来崇祯帝早就不让内监去监军了，改派朝臣前去，可事到临头，大臣们却相互推诿，谁也不去。崇祯帝无奈之下，只好让太监卢维宁等前去。如此出尔反尔，皇帝自然很忌讳臣下提起。可御史金光辰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上疏请皇帝将宦官监军罢去。结果崇祯帝很生气，下旨在平台（即保和殿的后左门和后右门）召见金光辰。

召见这日，风雨大作，崇祯帝责备金光辰，金光辰却说：皇上以大臣们不踏实办事为由，任用太监。臣却觉得，越是任用太监，大臣们就越会推卸不干。一句话，把责任又推到皇帝身上。崇祯帝这下气坏了，声色俱厉。正要重责金光辰，突然惊雷炸响，震动御座，风雨声也骤然大起。当时人们都说金光辰有天公作美，真是幸运。但崇祯帝还是将他降三级，调到外地做官。

后来，崇祯帝又在平台召见金光辰，咨询御边、救荒、安民之策，至深夜，“光辰独对烛影中，娓娓数百言，帝为耸然听”。

曾在平台受到崇祯帝召对的，还有明末镇守辽东的名将袁崇焕。两年时间里，袁崇焕曾三度出入平台，受崇祯帝召对。但这位国之重将，最终却免不了被诬叛国、惨遭磔刑——千刀万剐的悲剧。

到了清朝，皇帝一般不在平台召见臣下。但保和殿依然与许多大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乾隆朝开始，保和殿作为殿试的场所，走出了许多状元。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中，由皇帝亲自出题，考生当场作答。一般说来，殿试不会再有淘汰，只是根据皇帝亲自甄试，重新安排一下名次，便可进入仕途。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99岁的考生李宏道参加会试考完三场，乾隆帝非常感动，直接钦点他任翰林院编修;清末会试第一名谭延闿，殿试后却成了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而会试成绩不咋样的刘春霖，据说因为其名“春霖”切合了当时慈禧太后盼望下雨的心情，被钦点为状元。这些考生的命运，往往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

皇帝上学，每况愈下

紫禁城外朝，除三大殿外，还有发挥文化功能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如同鸟的两翼，左文右武，东西对称。明清两代，文华殿主要是充当经筵讲学的场所。“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通过经筵，结合朝政实际，阐发儒家思想，为专制皇权服务。

经筵制度汉代就已出现，宋代成形。明朝初期的皇帝，大多都是成年即位，比较勤政好学，经筵虽未定制，但并不很紧迫。而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九岁即位。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督教很严。主掌朝政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深感教育幼主责任重大，上疏请开经筵，定下明代经筵制度。

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内容多，道理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是尽心尽力。《明史》记载，万历帝刚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每个故事配上图画，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如“谏鼓谤木”，说的是帝尧在位，虚己求言，门前设敢建言的鼓、敢批评的木，招引贤人，批评自己的过错。

但是，“三楊”和张居正对英宗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都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于教学：重知轻行。于教育：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调一致。于体制：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造成即便皇帝年纪小、资质平庸或不爱学习，也不能更换，老师们只能硬着头皮上。明代中后期，皇帝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诤谏，但是皇帝往往无动于衷。

清帝上学，每况愈下。康熙帝五岁便知读书，十七八岁时曾因学习过劳而咯血。三藩之乱时，翰林院以皇帝军务繁忙，建议改为隔日上学，被康熙帝驳回。乾隆帝为收藏《四库全书》，还在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同治八年（1876年），六岁的光绪帝在毓庆宫上学。在教室里，光绪帝坐北面南，前面摆着课桌，上面有笔墨纸砚，讲学的老师是翁同龢。头两年，主要是认字、听课、背书。光绪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老师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偶尔申斥几句，小皇帝就号啕大哭。翁同龢没办法，只好奏报慈禧太后，请醇亲王奕譞来陪读。

清代经筵有一个特例，就是为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举行的经筵。其经筵地点，改为养心殿;其御经筵者，从在位皇帝改为两宫太后。进讲仪式：正面坐着的是慈安和慈禧两宫皇太后，师傅坐在一张事先摆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钟郡王奕诒，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

既是师生，也是君臣，老师常常拿学生没办法，同时，这种关系也注定了围绕经筵的权力斗争，因为经筵讲学是可以直接见到并影响当权者、影响最高权力的机会。以文官文震孟与权奸魏忠贤、温体仁的较量为例。

文震孟是天启二年（1622年）的状元。当时，魏忠贤专权，排斥打压忠臣，庙堂之上乌烟瘴气。文震孟实在看不下去，就上了一篇《勤政讲学疏》，其中说：“大小臣工，因循粉饰，官员上朝，长跪一诺，北面一揖，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这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这封奏疏呈上后，魏忠贤趁天启帝看戏，摘录疏中的“傀儡登场”一句，污蔑文震孟“比帝于偶人（傀儡），不杀无以示天下”。天启帝听信谗言，下旨廷杖震孟八十，随后被降级外调，又被斥为民。

崇祯帝上台后，惩治阉党，重新启用文震孟。文震孟被选中在文华殿授课。一次上课，崇祯帝“足加于膝”——跷起了二郎腿。文震孟正在讲《尚书·五子之歌》，当讲到文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句话时，眼睛直盯着崇祯帝跷起来的二郎腿。崇祯帝不好意思，用袍袖遮住二郎腿，慢慢把腿放下。

文震孟讲课讲得好，受到崇祯帝的重视，得以进入内阁中枢。经筵影响皇帝，皇帝看中清流，所以文震孟与宰辅温体仁之间，矛盾一触即发。一次，温体仁看了文震孟的上疏，非常不满，让他改，文震孟不从。温体仁径自抹去不满意的文字。文震孟大怒，将奏疏扔到温体仁面前，温体仁也不理睬。温体仁“日伺震孟短”，企图把文震孟赶走。文震孟最终遭暗算，被贬归乡，不久就去世了。

明朝正直士大夫的可贵可敬之处，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讲官文震孟为代表的清流，与以魏忠贤、温体仁为代表的权奸，大战两个回合，以权奸的得胜告终。说到底，朝廷大臣的升降起伏，在于皇帝是否是明君。而明清庙堂经筵的盛衰，与君主是明是昏直接相关，经筵讲官的进退，是皇朝盛衰的一个征兆。

权力游戏里的超级玩家

明清两代，君主专制逐渐达到顶峰。这与明初的一件大事有直接关联。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末权相擅权的历史教训，下令废除中书省和丞相的官职，权分六部，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达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废。

宰相原本是皇帝与六部之间事务处理的中转站，相当于一国总理。宰相没有了，但国家仍要治理，奏章仍需批复，这使得朱元璋要直接面對繁杂的六部事务。曾有人做过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200份奏报，处理400多件事情。心力交瘁的朱元璋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因此，殿阁大学士应运而生，协助皇帝批阅奏章，但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议决权，“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殿阁大学士是内阁制的雏形。

仁宗、宣宗时期，杨士奇、杨荣、杨溥任职内阁。他们资历老、能力强，加上本身官秩高，深得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政务遂逐渐交由内阁学士处理。“自是内阁权益重”，“天下建言奏章，自三杨主之”，史称“三杨用事，政归内阁”。自宣宗后，入职文渊阁的大臣均相继晋尚书，且日后大学士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这些都标志着内阁成员地位的提高，也为阁权在其强势时期凌驾于部权之上提供了契机。

英宗九岁继位，大臣诸事往往先启禀张太后。太后为避后宫涉政之嫌，遂令内阁议行，于是内阁票拟（亦称拟旨）开始成为正式制度。票拟批答，主要是内阁大学士对各部及地方所上的奏章提出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和裁决。票拟代表的是内阁的意见，但在票拟成为首辅的特权之后，更多地是代表了首辅的意见。首辅票拟，其他次辅、群辅莫敢言之。从嘉靖帝时期的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到隆庆帝时期的高拱，万历帝时期的张居正，各任首辅莫不如此。票拟意见在很多时候还参与皇帝决策，内阁首辅也因此而大权独揽，远远超出了最初辅政参谋的职掌范围，时人称之“阁权之重，俨然汉、唐宰辅”。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正德帝欲御驾亲征，令内阁起草亲征诏书，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认为皇帝此行不妥，坚决抵制，杨廷和甚至放言：“谁写此敕，先斩写敕之人。”内阁首辅强势至此，这在内阁初创时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票拟之外，如果内阁认为皇帝的旨意有假或不妥，可以封驳——直接打回，等皇帝再示明白之后方可草拟。这种封驳权既是内阁行使权力的方式，又同样具有约束皇权的作用。嘉靖年间，随着内阁首辅实际权力的增大，内阁使用封驳权越来越频繁。这在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大礼仪之争才有持续长达三年之久的可能。这在君主绝对专权的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如此，哪怕是在内阁首辅有“赫然真相”之称的嘉靖、万历时期，内阁也始终未能发展成为明代行政中枢最高一级的权力机构，阁臣也始终没能具备传统宰相的法定政治权力。也就是说，明代内阁不过是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附庸而已，离开皇帝的支持，阁权就无从谈起。内阁权力的大小和阁臣地位的高低全都掌控于皇帝之手——皇帝，是这场权力游戏中的超级玩家。

这种无法律制度保障的辅政权，使得内阁成员缺少安全感。阁臣权力不仅要受到君主的限制，还要受到掌管批红权的宦官的操纵，可谓处境艰难。为提升自身势力，阁臣便不免拉帮结派，倾轧同行。晚明时期，阁臣之间门户之争、尔虞我诈的现象相继出现，他们甚至不惜与宦官沆瀣一气，继而演变成朋党之祸，为明王朝的覆亡埋下了祸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感慨：“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

与之一同变化的，还有明内阁办公地点的“居无定所”，细节记载疏略。到了清朝，内阁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与皇权争斗的力量。清内阁故址尚在，是位于午门内东庑以东的一座大院，除内阁办公外，还收贮大量档案。其建筑同三殿三宫比，显得狭窄、低矮、简陋且寒酸。堂堂宰辅，堂堂大学士，在君权之下，也只不过是奴才！

中国历史有一基本规律，有抱负的皇帝在施展其宏图伟略之前，必然先重建一套小而新的机构，并趁着一股锐气，冲破既有制度的重重藩篱，达到改革目的。军机处契合了这条规律，它的出现进一步分化了内阁的地位和权力。不过其设置之初，却只是一个偶然。

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与准噶尔部作战，军报繁多，“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值班）者多，虑漏泄事机”，于是设一个临时办公室，称“军机房”，后称“办理军机处”。战事结束后，这个临时办公室却没解散，职权反而扩大，“军国大计，罔不总揽”。但是军机处实际上并非正式机构，相关官员都是兼职的，没有品级也没有薪水。办公条件也特别寒碜。据清朝官员何德刚所著的《春明梦录》记载：皇宫内的军机处也就三间房，“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内办公，苦不堪言。吃的啥点心？走廊上摆着一些“烧饼油扎”和几个果盘。

通过军机处的设置和发展，雍正帝进一步分化了内阁的权力，封建皇权之专制集权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而由皇帝一手掌控的军机处，也只不过是皇权的一个延伸，没有任何兴风作浪的能力。

君主专制的巅峰：康熙帝大挫沙皇俄国

从康熙帝到乾隆帝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作“康（雍）乾盛世”。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清帝获得了绝对权威。顺治帝以后，皇帝一般在乾清门听政，也就是上早朝，君臣决议重大治策。乾清门作为一道分界线，分隔了外朝内廷。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初一，康熙帝御乾清门，派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维、马喇等一行，出使俄罗斯国。行前，康熙帝指示索额图等：俄罗斯侵占我边境，交战在黑龙江、松花江、呼玛尔江等处，占据我属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为反击侵入，我兵筑黑龙江城（今漠河黑龙江北岸），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这就是同沙俄关系的原委。

康熙帝还霸气地指出：环江左右，全都属于我国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族的居住地。我们如果不都夺回来，边民终究不得安宁。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全都是我大清帝国的版图，一寸都不可让给俄罗斯！我国叛逃的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后来叛逃的一二人，全都要向俄罗斯索要归还。如果俄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国以战胜国身份，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北部边界。

康熙帝御门听政时，还曾同大臣讨论数学的开方、圆周率以及音律等，还表演测水流量。他命取观测日晷表，用御笔作画展示：“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就把这张画放置在乾清门正中，让诸大臣等候观看。到正午，果然日影与御笔画处恰合，分毫不差。与政大臣的反应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

鼎盛之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御门听政成为清朝兴衰的一个历史信号。清朝的御门听政，顺治发其端，康熙定其制，雍、乾、嘉、道四朝恪遵祖制，沿袭不变。但清朝后期，御门听政走向衰落。

康熙帝御门听政最勤，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致倦怠……”

1725年元旦清晨，皇亲鄂伦岱在乾清院内掀衣便溺，雍正帝连带其他罪名，将他发配到奉天（今沈阳）。事虽小，却是知秋的一片落叶。乾隆朝还有发生御门听政迟到的现象，如一日御门，大学士傅恒迟到，踉跄而入。某侍卫笑道：“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说：“岂惟身肥，心亦肥也！”傅恒脱帽叩首，心神不宁，数日难平。

到嘉庆朝，1813年天理教民攻入紫禁城，事变平定后，嘉庆帝御乾清门，宣读《罪己诏》，随后打开内外各城门，特赐将士食品。这时的御门听政，远没有康熙时的宏大气魄，成为皇帝行施小恩小惠的场所。咸丰帝因“圣躬违和，此典久辍”。及同治帝亲政，也没有请行御门听政的记载。到清末，乾清门放置两个木箱，其中收藏着当年御门听政的器物，锁锈未开，五十年矣！★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大故宫》，阎崇年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明史讲义》，孟森著，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论“大礼议”实乃权力之争》，赵骏/文，《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12期;《“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薛鑫良/文，人民网2019年3月26日;《袁崇焕：一片忠心奈何“被汉奸”》，聂作平/文，《百家讲坛》2010年第7期（红版）;《浅析明朝廷杖》，韩继伟/文，《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明代内阁制度的盛与衰》，张海英/文，《人民论坛》2018年第7期;《揭秘大清军机处：上传下达无实权》，无名氏/文，《广州日报》2014年5月26日）

权力核心

皇帝寝宫：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雍正帝迁居，从此养心殿代替乾清宫成为

皇帝日常起居和治理国家的场所。

为何他一上任就把祖制和家法改了

上：乾清冤魂

明清共28位皇帝，在北京乾清宫内治居的，明朝有14位，而清朝时只有顺治帝和康熙帝两位。作为权力核心之地，乾清宫宛如一个生死场，上演了一个个传奇而惊人的故事。

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宫女起义

嘉靖帝通过逼迫杨廷和退休、提拔张璁等拥护者、严惩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想不到，有几个宫女竟敢虎口拔牙，几乎把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活生生地勒死。

事情要从嘉靖帝迷信丹药开始说起。嘉靖帝执政后期，性情变得格外暴躁，不仅常常虐待宫女，还相信道士秘方，用宫婢的经血炼丹，造成宫中怨气积累。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嘉靖帝熟睡后，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溜进他的寝室，准备将他勒死。一名宫女用黄绫抹布蒙住嘉靖帝的脸;其他宫女一拥而上，掐脖子的、按前胸的、按胳膊腿的都有，杨金英就势把绳子套在嘉靖帝的脖子上，另两个宫女用力拉紧绳套。但是，杨金英误把绳套打成死结，拉了好久也没把嘉靖帝勒死。另外几个宫女急了，她们拔下自己的簪子，朝着皇帝身上一通乱刺。

宫女张金莲见事不成，发生动摇，跑去报告皇后。皇后闻讯赶来解救，见皇上气息已绝，急忙派太监去找御医。御医入内，见嘉靖帝已气绝，就死马当活马医，“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遭凌迟处死，史称“壬寅宫变”。

据说宫女们被处死的那天，北京及京郊地区漫天大雾。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在可怜这些命运悲惨的年轻女子。当时正值初冬，大雾天气本来十分正常，但人们却把它和“壬寅宫变”联系在一起，可见嘉靖帝虽然躲过了一劫，但在民众的意识中，他是最应该死的。

妃子将储君劫为“肉票”，大臣前来抢夺

作为帝王的正宫，乾清宫是权力核心所在地。在这里，发生过许多皇权斗争的戏码，最离奇的莫过于明朝的“移宫案”。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更迭，宫廷谲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被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简称西李）的凌辱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母亲死后，年幼的朱由校被交给西李照管。

第二年七月，万历帝驾崩，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帝，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然而泰昌帝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就驾崩了，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

西李失去了泰昌帝这座大靠山之后，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同自己一起居于乾清宫的优势，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她甚至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里，不让他出来为泰昌帝守灵，实际上将其劫为“肉票”。

大学士刘一燝等见状，责问：“皇长子当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原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说：“为李选侍所匿耳！”刘一燝大声喝道：“谁敢匿新天子者！”说完，便入宫请见朱由校，但西李不同意，双方僵持。这时，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冲出人群，对着西李的手下太监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西李手下的太监自知理亏，不敢争辩，便慢慢退开，于是诸臣直入，呼喊万岁。王安趁机冲进暖阁，把朱由校拉出来就跑。西李手下的太监一边追出来，一边大喊：“把少主拉去哪里？他很害怕人！”有的太监撕扯衣服，要夺朱由校回乾清宫。杨涟一边推搡一边斥责太监道：“殿下是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还能怕什么人！”于是，王安和群臣簇拥着朱由校往外走，直奔文华殿。

随后，西李赖在乾清宫不走。群臣激愤，朱由校于是派人传达谕旨：“先帝选侍李氏等，著于仁寿殿居住，即日搬移。”又过了三天，西李在一片责骂声中不甘地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朱由校在同一天复回乾清宫。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落败的西李，从此在冷宫中度过了凄凉的余生。

末路崇祯砍杀公主，少年康熙智擒鳌拜

在乾清宫的院子里，有四殿（昭仁殿、弘德殿、端凝殿和懋勤殿）、三房（南书房、上书房、敬事房）、两处（奏事处、批本处）。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昭仁殿，崇祯帝自杀之前，在此砍杀了自己的女儿昭仁公主。史书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长平公主即将大婚，因为战事吃紧而暂停。崇祯帝去见她，她牵着崇祯帝的衣袖哭，崇祯帝叹息：你为何生在我家！说着拿剑斩断了公主的左臂。随后，崇祯帝在昭仁殿斩杀了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史书只有寥寥几笔，却见微知著地描繪出了明朝灭亡前夜发生在宫廷里的惨剧。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是南书房，它是康熙帝创立的书房，被称作“内廷”（相对于“外廷”内阁），类似于康熙帝的机要秘书室。少年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有的书上记载发生在南书房。康熙帝召见鳌拜到南书房讲经史，鳌拜遵旨而入，内侍以折了一条腿的椅子请他坐，扶着椅子以维持不倒。康熙帝赐茶，内侍又把茶碗用开水煮，使杯子极烫，鳌拜一接，杯子坠地。扶椅子的内侍趁势撒手一退，椅子歪斜，鳌拜倒地。康熙帝大呼：“鳌拜大不敬！”早已埋伏好的内侍扑而擒之。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记载，康熙念鳌拜有功而禁锢之，前者在禁所抑郁而死。

其时康熙帝不过十五六岁，缘何对顺治帝托孤的重臣下手？普遍认为，鳌拜操纵朝纲，危及康熙，故废之。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祖宗有训，“凡事不可（大臣）一人独断”（《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即使是顾命大臣亦不能擅自处理政务，须与其他辅臣协商，并请示皇帝或太后。康熙帝之所以要废掉鳌拜，固然是因为鳌拜没把少年皇帝放在眼里，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遍布鳌拜党羽，宗室贵族亦夤缘党附之，连负责廷卫的上三旗都被他控制。朋党声势浩大，乃至鳌拜能与皇权颉颃，康熙帝能不急吗？

铲除鳌拜党羽后，康熙帝又接连除掉索额图党、余国柱党与明珠党。谁知朋党如野草春生，怎么也除不尽。康熙帝晚年时，围绕立储问题，太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之间，甚至包括皇帝在内的帝党“大打出手”，搞得统治集团内部乌烟瘴气。这个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为平息党争，费尽心机而收效甚微。有清一代，党争贯穿始终。例如雍正朝三次朋党案、同治光绪时期的帝党与后党。在朋党之争中，即便位尊如帝王皇子，有时也逃不过身死名裂的悲惨结局。

中：雍正迁宫

乾清宫内挂着“正大光明”匾，康熙帝秘密立储的锦匣就曾藏在这块匾后面，成为雍正帝继位的合法依据。可雍正帝继位后为何一改祖制和家法，将帝王治居之所迁出乾清宫？

养心殿位于后三宫以西、西六宫以南，不在故宫的中轴线上。可雍正帝一上台就宣布他要搬到养心殿去住，不愿意住在被称作帝王正宫的乾清宫。在明清皇宫里的24位皇帝，从雍正帝开始，改在养心殿日常起居和治理国家，一直到宣统帝结束。清朝皇室看重家法，就是有一个传统，不能轻易地改变祖制。但是，雍正帝一上任，就把他祖父顺治帝、父亲康熙帝的祖制和家法给改了！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的答案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民间传闻：四皇子胤禛在他父亲康熙帝病重时，进了一碗毒参汤，康熙帝喝了以后，毒发身亡。当天夜里，康熙帝遗体停灵在乾清宫。胤禛在灵前即位，就是雍正帝。雍正帝毒死亲爹，心里有愧，夜里怕鬼，所以不敢在乾清宫住，而搬到距离乾清宫不远的养心殿住。

第二个是官方记载：遵照古礼，双亲故去，胤禛要住“苫次”（“苫”是草席，“次”是地方）守孝。雍正帝解释说：“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即康熙帝）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朕意欲居于（乾清宫）月华门外养心殿，著将殿内略为营理，务令素朴，朕居养心殿内，守孝二十七个月，以尽朕心。”守孝期满之后，雍正帝理应搬到乾清宫内，但他没有。

自雍正帝移居养心殿始，养心殿成为皇帝的寝宫，以及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此后直至清末溥仪出宫，清代共有八位皇帝先后居住于此。养心殿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权力中心，几乎所有关于军国大事的决策都在此处产生并诏告天下。养心殿见证过历史的沧桑，也曾奏响千年帝制的最后哀音……

下：养心惩贪

养心殿呈“工”字形，皇帝在前殿处理政事，在后面的寝殿居住，所以养心殿院区是紫禁城宫殿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一个袖珍型紫禁城。乾隆帝养心惩贪的故事，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高恒父子案：就算是皇亲国戚，也照办不误

在養心殿，乾隆帝办的第一件大案是高恒贪污案。高恒，大学士高斌之子。高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大臣、吏部尚书、直隶总督等，女儿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高斌一生勤奋兢业，以73岁高龄累死在治河工地上，受庙祀。高恒仗着自己是高官之子，又是乾隆帝的小舅子，没经过科举考试就以国子监荫生，被授予户部主事，历任两淮盐政、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吏部侍郎等要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奏报高恒贪污弊端，乾隆帝命严查此案。经过调查，诸盐商告发：高恒贪污连年上贡和准备南巡的银子467万余两！乾隆帝命刑部调查审理，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于是乾隆帝下谕旨：高恒受盐商贿金，伏诛。相关官员，定罪有差。

当时，大学士傅恒为高恒求情：请皇上推慧贤皇贵妃恩——看在高恒的姐姐是皇贵妃的面子上，免其死。乾隆帝说：如果皇贵妃的兄弟犯法免死，那么皇后的兄弟犯法后怎么办呢？傅恒的姐姐是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傅恒一听，这是“敲山震虎”，警告我的！由是战栗，不再敢言。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恒之子高朴任新疆叶尔羌办事大臣。叶尔羌附近产美玉，已封禁。高朴到后，疏请开采。两年后，高朴被告发受贿，盗卖官玉。乾隆帝得到奏报，命严查，结果属实。乾隆帝下谕旨说：“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遂下了杀令。

救灾巨腐王亶望：升得快，跌得更快

高恒、高朴父子案刚结，王亶望案又起。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之子，虽然学历不高，但靠买官入仕，很会做官，因此官运亨通。多年后，王亶望调任浙江布政使，并代理其巡抚职务。为了尽快获得实任巡抚的肥缺，王亶望居然在乾隆帝巡行天津期间托人向其进献金银珠宝。但乾隆帝对这种公然的贿赂不以为然，直接拒绝接受，并在次年将王亶望调到甘肃担任布政使，实际上是贬职了。

乾隆帝以前，有一条规定：允许老百姓用豆和麦捐纳国子监的生员，可以应试入官。乾隆帝曾下令废除这条规定。但是不久，他又允肃州和安西可以如旧例捐纳。

王亶望到甘肃任布政使后，向陕甘总督勒尔谨申请，以内地仓储未实为由，代为上疏申请甘肃省诸州县都可以收捐。随后，他又请勒尔谨令民众改为输纳白银。王亶望又向朝廷虚报旱灾，谎称以粟治赈，直接或变相贪污赈灾粮银。他们做得很巧妙，自总督以下官员都有份，王亶望获取更多。议行半年多，王亶望疏报共收捐（卖名额或卖文凭）19017名，获得豆麦827500余石。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率众起事。陕甘总督勒尔谨督师兵败，被逮捕下狱。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先后出师甘肃，因雨延期入境。于是乾隆帝怀疑甘肃连年报告大旱不实，令调查具实奏闻。阿桂等上奏王亶望等卖官、虚报旱灾等罪。乾隆帝大怒，下令逮捕勒尔谨、王亶望等人下狱。

杀了“蛀虫”国泰，却漏掉了更大的贪官和珅

乾隆帝在养心殿办的第三大案，是国泰大案。国泰的身世和前两位差不多，也是官二代，仕途顺利。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劾奏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纵营私，搜刮百姓，州县库空。乾隆帝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前往调查，并令钱沣同往。三个人的态度不同：刘墉认为国泰虐害其乡里，主张严查;钱沣因揭发此案，坚持严查;和珅虽“怵钱沣”，却暗地里袒护国泰，事先透露了消息。于是，国泰已做准备——假借市银（市场流通银子）补足库银亏空。

和珅到济南后，立即盘查历城银库里的钱，并令抽看库银数十封，足数无缺，立即起身，返回行馆。刘墉同钱沣事先商量，定下举措。于是，钱沣按计行事——请立即封库，第二天再查。第二天他们来到银库，发现库银为外借的市银充数。钱沣按问得实，召来商人，归还所借，银库为之一空。刘墉和钱沣再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的银库，全都亏缺。经查，山东各州县银库亏200多万两银子，都是国泰、于易简在官时的事。

在审讯国泰时，国泰对钱沣骂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刘墉大怒道：“御史（钱沣）奉诏治汝，汝敢骂天使耶？”当即命人抽国泰的嘴巴。国泰害怕，跪在地上。和珅见罪状属实，也没办法包庇。

此案经进一步审理，国泰承认贪婪索取其下属官员，数辄至千万。于易简谄媚国泰，督抚伙同贪婪。狱定，皆论斩，乾隆帝命改斩监候，下刑部狱，命国泰即在狱中自裁。两年后，两江总督郝玉麟之子郝硕，官江西巡抚，被劾鞫实。乾隆帝命郝硕同国泰例，赐自裁，并通谕：“诸直省督抚，当持名节，畏宪典，以国泰、郝硕为戒！”

以上三个大案，涉事的有一名大学士，八名总督、巡抚和布政使。他们官不可谓不高，刑不可谓不重——主犯杀头，抄没家产，殃及子孙。不过乾隆帝惩贪的重点是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地方大员，结果却漏掉了更大的贪官，如和珅。惩贪的不彻底，直接暴露出封建吏治的弊端。

“清朝第一大贪官”曾是反贪急先锋

提起和珅，大家都知道他是“清朝第一大贪官”。但是又有谁知道，和珅并非一当官就贪，他也曾有过“辉煌”的反腐经历。

和珅19岁袭世职，成为皇宫侍卫，并且只用了七年时间，就登上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高位。《清史稿·和珅传》用了“骎骎向用”四个字形容他的升迁之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坐了直升飞机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派和珅等人乘快马赶往云南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并查封了李侍尧在京城的房屋家产。李侍尧并非等闲之辈，在当时官场，他有着“才臣”的美誉。特别是他向皇上进献贡品之精、之优，为其他封疆大吏所不及。乾隆帝曾经很倚信他，但他过于贪婪，坏了名声，乾隆帝不得不拿他开刀。

到云南后，和珅选择李侍尧的“家人”（古时称仆人为“家人”）张永受作为突破口。通过刑讯，张永受最终开口，交代了李侍尧的罪状：借办贡品和派人回京城修房屋之名，向下属勒索银两;将珍珠卖给下属，收取银两后，又索回珍珠，勒索下属银两共计三万余两……李侍尧被革职，由和珅解京审讯。主动或被迫送银子给李侍尧的下属们一并被革职，经审问定罪后，均被送到新疆伊犁充当苦役。李侍尧在云南的住所被查抄，计金银、珠宝、洋货、名画共901项。

因成功办了此案，和珅更得乾隆帝赏识、宠信。在回京的路上，和珅就被提拔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和珅完成使命，向皇上汇报情况，说得头头是道，符合皇上的旨意。乾隆帝当场表态，授予和珅御前大臣兼都统。

两年后，乾隆帝派和珅和刘墉、钱沣一起去查国泰案时，和珅之所以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两个坚持原则的官员面前庇护国泰，是因为国泰是他的党羽。

和珅当官久了，很会揣摩乾隆帝的旨意，并善于利用皇帝的喜怒达到陷害人或包庇人的目的。不投靠他的，他就设法使皇帝生此人的气，以陷害之;向他行贿的，即使冒犯了皇帝，他也为其斡旋，或者故意拖延，不处理此人，等候皇帝消气。很多官员都把和珅当靠山，搜刮底下的人，来孝敬和珅。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3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三年后，又被委任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人习惯称大学士为“相国”，于是和珅被尊称为“和相”，其位置相当于明朝以前的宰相。和珅的职位太多、权力太大，加上他深受乾隆帝的宠信，权力不受制约，就为所欲为，忘乎所以，不可一世。清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一书写到了和珅在下级官员面前的神气：山东历城县令某某到京求见和珅，向和府看门人行贿2000两银子，才被允许跪在和府大门口等候。和珅回府时，在车中见到了跪者，并得知他乃七品芝麻官，于是呵斥道：“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

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必然导致腐化。但和珅的权力归根结底来自于皇权的恩赐，所以当乾隆帝死后，和珅的权力根基动摇。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驾崩，嘉庆帝旋即下诏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并赐死。★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大故宫2》，阎崇年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揭秘“壬寅宫变”：十几个宫女为何没杀死嘉靖？》，方志远/文，人民网2012年6月6日;《明末三大奇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阎崇年/文，人民网2007年12月14日;《康熙为何要废掉鳌拜》，瘦猪/文，《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31日;《巨贪和珅曾是反腐急先锋 撬开家奴的嘴是高招》，王春南/文，人民网2010年10月26日）

不是寻常百姓家

后宫悲喜：没有生活化，只有政治化

虽然是皇室，但依然等级分明，斗争不断，

人性的光辉被压抑在皇权正统的威严下，

留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重复的悲剧

虽说前朝言“国”，后宫言“家”，但皇室毕竟不是寻常百姓家，所以本当生活化的后宫里也处处彰显着、蕴藏着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前朝后宫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谓“半壁江山系后宫，天下兴亡古今通。”以人为鉴，以史为镜，可以防微杜渐，探知齐家与治国奥秘。

坤宁不宁

按照封建王国的国家设计，帝是乾，后是坤，所以乾清宫是皇帝正宫，坤宁宫是皇后正宫。但是实际上，皇后并不都住在坤宁宫中，明代皇后住在坤宁宫，而清代皇后大多住在东西六宫，也就是分布于后三宫中轴线两侧的两个宫殿群。但是，坤宁宫作为皇后正宫的地位始终没有变，所以清代皇帝大婚的洞房，都在坤宁宫举行。

皇后是全国地位最高、最尊贵的女性，但明清各朝第一位皇后，却几乎无人善终。明英宗朱祁镇是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帝。他的皇后钱氏一生经历，可谓不幸之至。据史书记载，钱皇后有“八不幸”：

一是日夜哀泣。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之后，钱皇后“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她昼夜哭泣，哭瞎一只眼，而且长时间坐在凉地上哭，又损伤一股——可能是一侧骨头坏死。

二是倾囊赎君。“英宗北狩，倾中宫赀佐迎驾。”明英宗被俘虏后，要花钱赎回。钱皇后将自己的全部私房钱拿出来资助。

三是耐心劝慰。明英宗被放归后，由于皇帝的宝座已被弟弟继承，所以他住在南宫，心情很不好，钱皇后“曲为慰解”——耐心劝慰、开导失意的夫君。在这里，夫妇俩度过了一段凄苦的时光。

四是中年丧偶。明英宗38岁病故，钱皇后年轻守寡。

五是徽号之争，即名分的问题。明英宗死后，周贵妃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即成化帝。他的生母周氏自然为太后，钱皇后也应上“太后”尊号，但周太后不同意。几番折腾，钱皇后才获徽号，很不顺利。

六是同葬风波。明英宗临死前，遗嘱钱皇后“与朕同葬”。到了钱太后薨，周太后不同意让其与先帝同葬。成化帝把球踢给大臣们，竟闹出“百官伏哭文华门外”的局面。成化帝请示周太后，周太后还是不同意，群臣就跪地不起，大约跪了六到八个小时，周太后才勉强同意让钱太后同葬裕陵。

七是冥间阻隔。明英宗裕陵里，埋葬着三具遗体——明英宗、钱太后和周太后。钱太后虽然对明英宗蒙难时有特殊功劳，但没有儿子，周太后虽然为妃，但儿子继承了皇位。周太后对钱太后不但在生前，而且在身后，仍然“争宠”。死后怎么争宠？周太后坚持让钱太后棺椁的圹穴要与英宗的隔开数丈，并要“窒之”——堵塞住，而自己棺椁的圹穴要与英宗的相近相通。

八是不设牌位。在奉先殿祭祀，周太后安设牌位，钱皇后不设牌位。

钱皇后虽是第一位从大明门坐花轿抬进坤宁宫的正宫皇后，却遭受到八大不幸！显然，这不是个案，嘉靖帝几位皇后的命运又是一个例子。

嘉靖帝先后有四位皇后，是明朝16位皇帝中皇后最多的一位皇帝。但是，这四位皇后都是不幸的。

第一任陈皇后，在嘉靖帝16岁时被册封。1528年十月的一天，帝后同坐，张妃、方嫔进茶。22岁的嘉靖皇帝多看了两位妃子的手几眼。陈皇后嫉妒，“投杯而起”——将茶杯往桌子上一蹾，挺身而起。嘉靖帝暴怒，大声呵斥。陈皇后受到惊吓，随后流产而死。

第二任张皇后，就是嘉靖帝在品茶时看其手的那位张妃。陈皇后暴崩之后，张妃被册立为皇后。五年后，被免职，废居别宫。张皇后是什么地方的人、为何被废，史书上没有记载。史书只记载张皇后被废后，两年后就死在了冷宫。张皇后遗留的中宫职务，由方皇后接任。

嘉靖帝当了10年皇帝，26岁还没有儿子。于是，大学士张璁建议嘉靖帝在全国选娶120多名“淑女”充斥后宫，为嘉靖帝多生儿子。嘉靖帝很高兴，颁旨“从之”！随后，方氏成为被选的“淑女”之一，初为嫔，后升妃。张皇后被废，她就成为坤宁宫的主人，执掌六宫。方皇后在“壬寅宫变”时，救了嘉靖帝一命（前文已述）。但是她的命不好，没多久就死了。

第四任杜皇后比前三位幸运，因为她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明穆宗隆庆帝，她也是万历皇帝的奶奶。不过，人的命运难以预料，杜皇后在1554年正月去世，离她的儿子当皇帝还有12年。

嘉靖帝的四位皇后，或惨死，或被废，或早殇，都没有享受完整圆满的人生。明朝的皇后们大多拥有悲惨的命运：建文帝马皇后在“靖难之役”中落难时才26岁;宣德帝胡皇后和景泰帝汪皇后都是被废之后病死，后者甚至被抄家……直至天启帝张皇后在李自成打进皇宫后自杀，崇祯上吊明朝完。那么，清朝的皇后呢？

清朝所有第一任皇后，命也都不好，比如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拿她撒气，阿鲁特氏悲愤交加，吞金自杀，获救。她的父亲奏告到慈禧那里，慈禧说：“可随大行皇帝去罢！”皇帝死了，尚未入葬，称大行皇帝。父亲将此话告诉阿鲁特氏，于是在同治帝死后74天，皇后阿鲁特氏“遽尔崩逝”，年仅22岁。其他的，如顺治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废;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生下儿子（即康熙朝废太子允礽）的当天死去，年仅22岁;雍正帝皇后乌拉那拉氏当了8年皇后就死去;乾隆帝皇后富察氏37岁暴亡，有书记载是自杀……

皇后尚且如此，比皇后地位低的妃嫔更不必说，即便侥幸存活下来，也必然是历经了残酷的宫廷斗争。

珍妃井里的冤魂

在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德、容、功、言）是女人必须奉行的人生准则。对于后妃来说，宫中事务有内务府管理，国家大事有皇帝、大臣处理，吃穿住行有太监宫女们伺候，她们只是皇帝传宗接代的工具和举行典礼时的陪衬，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和个性。

因此，中国历代史书对女性的书写少之又少。譬如孝庄太后，身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享年75岁，两辅幼主顺治帝和康熙帝，《清史稿》才只有941个字。又如康熙帝的妃子，有的只有六个字记载：“陈氏，子一，常宁。”对顺治帝佟妃的记载稍多，是因为她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帝。佟妃15岁（虚岁）在景仁宫里生下玄烨。史书记载：“妃诣太后宫问安，将出，衣裾有光若龙绕。太后问之，知有妊。谓近侍曰：‘生子必有大福。”佟妃生下玄烨，确是大福，但佟妃福分不够，他的丈夫顺治帝宠爱董鄂妃，她被冷落，22岁丧夫。儿子当上皇帝，她却在康熙二年因病去世，才24岁（虚岁）。关于佟妃的记载几乎都是跟康熙帝联系在一起的。

妃嫔如果没有生育子女，又没有特殊事迹的，则一字不记。有特殊事迹的妃子即便没有子嗣，也会被历史记载，例如光绪帝的珍妃。

光绪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压制，又受到国务琐事的烦扰，只有在后宫同他宠爱的珍妃在一起时，才得到排解，感到轻松。但珍妃年轻，性格活泼，而且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同情和支持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主张，因此在等级森严、噤若寒蝉的后宫中显得很另类、不太懂事。最致命的一点是，珍妃没有认清一件事：在宫中拥有最高权力的不是光绪帝，而是慈禧太后。所以，珍妃敢于忤逆慈禧太后，再加上她夺了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的宠爱，导致慈禧太后很不喜欢她，不仅找机会惩治她，还在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囚禁在瀛台时，将珍妃打入冷宫。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惶出逃。最初，《清列朝后妃传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二十六年各国师入京师，帝西狩，妃仓猝不能从，于宫中殉焉。”按照这个说法，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在慈禧太后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个小时之后，慈禧太后去世，终年74岁。24小时之内，皇帝、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檔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指示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载沣的传记中记载，他曾亲眼看见珍妃死时的情景。

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中下令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攘臂而出，说：“都是怂小子，看我去。”随后，崔玉贵进入幽禁珍妃的院落，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玉贵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

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在晚清历史舞台上，她也许只是一个微末角色，但她的生前身后事，无论是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因为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戏剧性的强烈冲突集中交织于她一身。这正是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封建社会中，最能体现皇室内部争斗的故事之一。

一位宫斗赢家的后宫地图

皇室女性地位的巅峰是成为皇后、皇太后。皇后是皇帝的法定妻子，属于正统;而皇太后，一般由先皇的皇后或在位皇帝的生母担任。但由于宫斗激烈，能够由皇后熬到皇太后的例子少之又少，明清两代大部分皇太后都是母凭子贵——由于儿子当了皇帝，所以自己由妃嫔直接升为皇太后。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

咸丰帝在世时，慈禧太后只是一个妃子，地位比当时贵为皇后的慈安太后低很多。但慈安太后没有儿子。1861年咸丰帝死后，同治帝即位，因慈安太后居住于东六宫中的钟粹宫，所以被奉为“东太后”;而同治帝的生母，因为居住于西六宫的长春宫，所以被奉为“西太后”，即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以秀女被选入宫，号兰贵人，住在储秀宫，被咸丰帝宠幸后生下一子名载淳（同治帝）。慈禧入宫后先后受“四封”：兰贵人、懿嫔、懿妃、懿贵妃，一直都是在储秀宫。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去世和同治帝继位，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肃清政敌，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才搬到了离养心殿较近的长春宫居住，偶尔也住在养心殿后殿的体顺堂和燕喜堂。

早期垂帘听政的军政大事，都同养心殿和长春宫有关。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覆亡，曾国藩以六百里加急红旗报捷，九岁的同治帝先后到慈安太后暂住的体顺堂、慈禧太后暂住的燕喜堂贺喜。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帝酝酿亲政，慈安太后搬回钟粹宫，长春宫便成为慈禧太后一人独享的宫苑。

同治十三年（1874年），慈禧太后刚庆完自己的四十大寿没多久，同治帝患上天花，不治而死，才19岁。慈禧太后在长春宫一手掌控，立既是侄子又是外甥的载湉为皇帝（光绪帝），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慈安太后暴毙于钟粹宫，时年45岁。人们传说她是被慈禧害死的。慈安保存着咸丰帝临终前给她的手谕，内容是如果慈禧跋扈，就用此谕诛之。慈安把这份手谕给慈禧看了，又当着慈禧的面烧了。慈禧对慈安的举动既惊讶又感动。数日后，慈禧请慈安到长春宫，拿出点心招待慈安。慈安有午睡醒后吃点心的习惯，就吃了点心，连说：“好，好！”过了几天，慈禧又派人送点心给慈安。慈安吃后，腹痛恶心，遽然死去。慈安死后，没等娘家人来就入殓，更加引起人们的猜疑。史书记载：孝贞（即慈安太后）崩，诸臣皆大惊，抵宫见孝贞已小敛（即已被收敛），慈禧坐矮凳上。按惯例，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小敛，但孝贞薨，椒房无预其事者。但真相究竟如何，宫廷诡秘，没有确证，成为一桩历史悬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从此之后，慈禧太后没有了制约者，成为唯一的太后、唯一的垂帘听政者。

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帝14岁，慈禧太后搬回储秀宫，这是为表示自己要归政养老而做出的一个姿态。因为清朝有先例：顺治帝和康熙帝都是14岁亲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并未真正放权，光绪帝只不过是她扶持的一个傀儡。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并酝酿废掉光绪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慈禧太后暗中支持义和团入京。不久，义和团杀死日本和德国驻华使臣二人，并围攻东交民巷使馆，慈禧太后在西苑（中南海）仪銮殿连续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会上有大臣劝说“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但慈禧坚持己见。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联军攻入北京。

当夜，有传闻“夷人要攻入东华门”，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当时居住于宁寿宫（乾隆帝退休养老的宫殿），如坐针毡，彻夜未眠。第二天，要传早膳时，突然有流弹落在宁寿宫乐寿堂西偏殿的瓦上。慈禧惊慌，急谕令太监李莲英找来一套汉人的衣服换上，并吩咐：“把我手上的指甲剪掉！”她的手指甲有两寸来长。这时，光绪帝已经打扮成一个跑买卖的小伙计。行前，慈禧太后让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慈禧领着一行人绕过颐和轩，经过珍妃井，直奔贞顺门，在神武门前，黑压压一片人跪着送别，满脸惊恐，哭声一片。帝后西逃，直至第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才自西安返程，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紫禁城，历时16个多月。

基于这次巨大的挫败，慈禧回銮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如派员出洋考察、宣示筹备立宪等。但是，改革的良机已经错过，清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十年后，清朝灭亡，帝制结束，民国建立。

后宫皇室中人，命运都相似地不幸。即便是宫斗赢家如慈禧太后，虽然成為清朝数十年的实际掌权者，但她幼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在权力斗争中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死后没几年清朝就灭亡了，而且身后的名声也很差。

太监宫女：一刻也不停地伺候主子

作为皇宫的主人，皇室中除了家长，还有孩子，也就是皇子公主们。明朝十六帝，据《明史·诸王传》记载，共有皇子104人。清朝十二帝，共有皇子113人，平均寿龄32.4岁。至于公主，则鲜有记载。对于皇帝子女的历史记载的内容之多寡、详略程度，直接与最高权力密切相关。史书记载的皇子，通常与皇位争夺有关，比如康熙帝晚期的“九子夺嫡”（指康熙帝的九个儿子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斗争）;而公主，许多是作为政治联姻记载于册的，即便深得乾隆帝宠爱的十公主，名气也远没有她的公公和珅大。史书一般写联姻让和珅更显贵，而不写联姻对公主的影响。

当然，明清皇室即便没有自由或爱情，不论结局是否悲惨，他们的待遇依旧是皇室待遇，这同宫廷奴仆、平民百姓的不幸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后者的不幸，正是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

在紫禁城里，太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奴仆群体，他们地位卑微，身体残疾，却又靠近皇权。他们身上经常带着两样东西：大毛巾和厚护膝。在《宫女往谈录》一书里，宫女何荣儿回忆道：“可怜的老太监，已经过了五月节了，上身已经穿得很单薄了，可下身还是鼓鼓囊囊的。据说他们是因为生理上的缺陷，多有淋尿的疾病，腰里无论冬夏，都要围着大毛巾（古代尿不湿），越到老年越厉害。膝盖上的护膝，常年缝在裤筒里，到了夏天显露得最明显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跪在地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假山上、石路边，该跪一定要跪，丝毫不能犹豫……”

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对他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正玩着，前面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后来经过一阵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有些太监不堪如此悲惨的生活，会选择逃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典藏的《宫中档全宗》记载有两起太监逃亡的案件。第一起发生于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传统上这还是年节，加上雍正帝新掌大宝的新朝气象，气氛本该一片升平和乐。但是浙江巡抚李馥向朝廷奏报在境内拿获一名逃逸太监郑进忠。不过根据郑进忠供称，他并非私自出宫，而是奉了康熙帝的旨意，接了钦命差事，才特别出宫前往南海进香。李馥无法确知郑进忠的真伪，因此特向朝廷确认情况。

时间相隔百年，道光五年五月初一，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向朝廷奏报逃亡太监马长喜事件。在这个案件里，太监马长喜伪造差票，并且假冒差派官员的顶戴服饰，搭乘江苏粮船，沿着大运河一路南下，前往南海进香。直到道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马长喜才被江苏巡抚张师诚查获。

这两件案子，虽然时间上有近一百年的差距，但是逃亡太监们共同的目的地都是佛教圣地南海普陀，或许这并不是巧合。身为宫中人，这一世命运虽不通达，但或许可以用生命的下半场来虔诚礼佛，以求回向福德，修持来生。宫中人的小小心愿，或许只是不用再面对生活中的无奈与辛苦磨难，只是想要一个平凡、简单、幸福的人生。

此外，没有能力偷跑，但又对生活绝望的宫中太监、宫女有些会选择在西华门附近、内务府衙门一带投河或投湖。因此《刑案汇览》中亦记载有专条“禁城病迷自戕无亲属治罪例”，这个条目所指的就是那些多有“疯迷”，而于绣漪桥或昆明湖投水自尽的宫中人。除了投湖外，清朝档案也记载宫中太监在御花园自缢的案子。

相对而言，也有境遇较好的。例如《宫女谈往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宫女何荣儿的宫廷生活。何荣儿13岁进宫，在储秀宫当差，伺候慈禧太后：

伺候老太后可真不容易，从头到脚，一根头发丝也不许乱，要干净、整洁、利落。身上不许带邪味，更不许有脏味儿。我们多少年没吃过鱼，怕身上带腥气味。如果在上头当差，身上突然冒出脏味儿来，那叫‘大不敬……唯一的办法是严格控制饮食，每顿饭只许吃八成饱，姑姑用眼角一瞟，马上就得把饭碗放下。轮到夜间上夜，虽然夜里有顿点心，可谁也不敢吃，由晚上直饿到天亮……由夏至到处暑，每人每天赏一个西瓜，可是宫女忌生冷，谁也不敢多吃，站在下房的石头台阶上，高高地扔下，把西瓜摔得粉碎，让小姐妹们哈哈笑。我们在储秀宫里伺候老太后叫当上差，可别人受不到的罪，我们都得受……回想起来，这是什么滋味！谁能想到在皇宫里当差，五六年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试想我们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呀！

18岁时，何荣儿由慈禧太后指婚，嫁给了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干儿子，一位刘姓的太监，老佛爷恩赏八抬嫁妆，各样珍宝首饰一应俱全，婚礼可谓风风光光。可是双方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再加上丈夫是太监，并在婚后不久染了很严重的鸦片烟瘾，家庭生活每况愈下，所以没过多久何荣儿便离开刘太监回了娘家。

明朝没有宫女放出的规定。成化帝即位，大学士李贤上言：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自宣德至天顺间，选取宫人太多，愁怨尤甚，宜皆放还。于是皇帝才放还一些宫女。自宣德元年（1426年）到天顺八年（1464年），已经38年，才放了这一次。宣德间进宫的宫女，如果13岁，这时已年过半百了。

清朝的宫女可以出宫，出宫的宫女有的是因到年龄，有的是因笨拙，有的是因犯错，还有的是因患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提到过，虽然宫女在进宫时才15岁，出宫时也就25岁，但是在这十年间，都是一刻不停地伺候主子，又生怕触犯了什么宫规，不仅心理压力大，而且劳动强度也大。因此，很多宫女会积劳成疾患上“血郁”，就是身体虚弱、精神忧郁。这种疾病虽然可以治疗，但是开销不小。

后宫之不幸，正是封建王朝之不幸的缩影。在这里，等级分明，斗争不断，人性的光辉被压抑在皇权的威严下，留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重复的悲剧。故封建王朝之灭亡，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从人性里，都可找到合理的依据。★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大故宫2》，阎崇年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珍妃被杀细节：慈禧太后传话处死 太监动手行凶》，米艾尼/文，《北京日报》2014年4月23日;《紫禁城里很有事：明清宫廷小人物的日常》，王一樵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第1版;《宫女谈往录》，金易著，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我的前半生》，溥仪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8月版）

紫禁城最后的荣光，是向民众打开门禁

大门内外：紫禁城最后的主人

有一次，杜聿明、沈醉等人邀溥仪一块去游览故宫。

当沈醉在故宫门口买了门票，递给溥仪一张时，

溥仪惊诧道：“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多年以后，当爱新觉罗·溥仪辗转于多个监狱时，一定会想起隆裕太后带他接见袁世凯的那个沉闷的下午。

1911年，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國，大清帝国的终结已指日可待。但末代皇帝溥仪关于清帝国最后岁月的记忆，却几乎一片空白，他后来回忆：“我糊里糊涂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三人之外，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了什么，我全不懂。”

后来溥仪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溥仪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袁世凯。这一天，是1912年1月26日。正是在这次交谈中，袁世凯向隆裕直接提出了退位问题。

当小皇帝开始学怎么做皇帝时，紫禁城外却是沸腾的革命

自1908年离开醇亲王府邸，至1924年被赶出紫禁城，十几年间，至始至终，溥仪都是紫禁城名义上的主人。同时，他也是皇宫的“奴隶”——从孩童至青年，不仅其生活空间被严酷规定，其生活节奏也被事先规定好了。

每天早晨起来，就有御前太监为溥仪洗身子，擦屁股，穿衣服，逗他玩。在溥仪的生活空间中，太监是他的玩伴、仆人与老师。小皇帝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经由这些人来打理。任何时候，只要溥仪说“我饿了”，一张立式的餐桌就能立刻被支起来，并且极其铺张浪费。在1909年的一份紫禁城的伙食清单中，四岁的溥仪在一个月内吃掉了200斤猪肉和240只鸡鸭。溥仪记得，他所有的衣服，从来只穿一次就处理掉了。

到了晚上，溥仪与一名王姓奶妈入睡，这可能是小皇帝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尽管小皇帝已经六岁了，但他仍未断奶。这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唯一让溥仪烦心的，是每天例行公事，要去拜见五位皇额娘。她们是前两任皇帝的后妃。“虽然我有这么多皇额娘，但我从来不知道母爱。”溥仪回忆说。

紫禁城高高的城墙阻隔了内部与外部世界，辛亥年北京城的政治变动，对于小皇帝来说，完全无知无觉。

1911年，按清王朝纪年，为宣统三年。“宣”者，张大也，“统”者，治理也。在溥仪登基之时，翰林院的词臣们为溥仪精心选择的这一年号，极富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但事与愿违，大清帝国日益摇摇欲坠。清帝国的悲剧，不仅在于内外交迫的时局，同时，其皇位继承问题也发生了紊乱。自1856年咸丰帝的独子爱新觉罗·载淳（即同治帝）出生以来，半个世纪内，紫禁城中再无龙子啼哭。所以到了1908年，慈禧太后临终时，遗命三岁的醇亲王长子溥仪入承大位。

在紫禁城度过了漫长的三年之后，关于小皇帝的教育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经过几位太后、摄政王以及朝廷重臣的商议，选定由大学士陆润庠、侍郎陈宝琛授读，副都统伊克坦教习“国语”清文。

开学的时间，选定在1911年9月10日（与辛亥革命恰好相差一个月）。两位教师所教授的范围，也选定在经典的儒家治国文本之上，即《十三经》与《通鉴辑览》，前者是要灌输王者治国理念，而后者则是明治乱之道。据溥仪回忆，通过接受儒家经典教育，他明白了王者应该站在一般人之上，应该统治国家与人民，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效忠皇帝。

辛亥年末，两位教师向小皇帝辛苦传授儒家伦理政治，而紫禁城的墙外，却是沸腾的议会政治与革命政治。无论是捉襟见肘的皇族内阁、地方日渐不满在野的立宪派，还是遍布海内外的革命党人，都要求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或虚君立宪，或民选共和。

清帝退位，换来的是政治优待，奢侈的生活不变

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诏书由隆裕太后颁布。坚不可摧的清王朝，烟消云散了。对于封建王朝落幕时的荒唐，《故宫尘梦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一天，陈去病先生因为赁屋居住，认识了一个旧日清室奏事处的太监邱和来，邱和来正是他的房东。（两人）相处得很好，于是为了要听白头宫女说开元遗事，（陈去病）约我们到他家里午餐，并由邱和来约了他们的奏事处首领太监刘某同坐。

刘某说：袁世凯逼着皇太后隆裕逊位，派了赵秉钧、杨士琦、荫昌，还有一个海军部侍郎，捧持了请求逊位的奏折限三日答复。隆裕一个女流，她不知道什么叫做逊位，将这本奏折放在养心殿三天看都没看，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大臣亲贵来过问，三天过了，四个人又来催逼，隆裕当时就拟了旨照准，四个人伏地大哭，隆裕见他们哭，自己也哭了。四个人奉旨走了，隆裕还照常治事。

过了好久，看看没有人再来奏事，她忍不住问奏事处的太监：“今天怎么再没有奏事的人了？”

“国事已经归袁世凯了！”首领太监磕头回答，“太后请只问家事！”

“太后默然了，面色非常难受。”刘某说，“今天这些孤忠遗老，那时一个也没见。大约列朝亡国，都没有这个样子罢？”

邱和来说：“从那时到今天，因为亡国尽忠捐躯的人，一个也没有，就是前天神武门饿死了两条狗！”

清帝退位，换来的是政治优待。皇帝保留封号，继续居留紫禁城，并保留皇室私产。更重要的是，皇帝仍有权力颁发恩赏：赐爵，赠谥。王朝政治的实质被革命剥夺了，但虚位仍保留在紫禁城中。关于王朝的历史，终结了，尽管这中间仍有妥协。溥仪在自传中《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没规定具体期限。紫禁城里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之外，其余地方全属“宫禁”范围。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驱逐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3960斤肉，388只鸡鸭，其中810斤肉和240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頭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2137元6角3分3厘5毫。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清朝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279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189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溥仪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高规格过着寄生生活。

故宫上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宝物的人，无一不偷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到溥仪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溥仪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人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也各不同，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采用办理抵押、标卖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一种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则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绝不会有这样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物。”溥仪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溥仪，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的师傅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患。最后，溥仪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毓庆宫的库房门锁被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被人扒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就连溥仪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儿效果。不但如此，建福官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里便突然发生了火灾，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被烧个精光。起火原因和损失真相同样无从调查，溥仪“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没多久，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又发生火灾，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扑灭。溥仪的疑心立刻更加重了起来，他认为不但是有人想放火灭迹，而且还想要谋害他。

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溥仪的“谋害”一说则认为可能是他自己神经过敏。他后来回忆：“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我想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向身边的小太监们套问，另一条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用第二条办法，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窗外，发现了他们背后议论我，说我脾气越来越坏，这更引起了我的猜疑。在无逸斋发生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听到他们的议论更发展了一步，竟说这把火是我自己放的。我觉得他们真是居心叵测，我如果不先采取措施，后害实在无穷。”

为了一劳永逸，最后溥仪决定，把太监全都赶走不要。遣散太监的行为，使溥仪受到了一定的輿论赞赏与支持。随后，他又开始整顿内务府。在这个时期，溥仪的生活更加荒唐，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他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一面又挥霍无度。这种荒诞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故宫敞开大门，迎来了最后的主人

溥仪被驱逐出宫，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被彻底地赶出了紫禁城。在溥仪出宫的第二天，段祺瑞即致电冯玉祥，说其驱逐溥仪之举有些欠妥。冯玉祥接电后，立即亲自拟一电稿答复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北京政变后，北洋政府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并处理一切善后事宜，这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到1925年9月，该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文件《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从此，人们便开始正式使用“故宫博物院”这个称呼。

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式在神武门前举行。虽然故宫是下午2时才开幕，但那一天早上8时，神武门前就已人头攒动。几百年来近在咫尺却神秘无比的皇家大内，有朝一日要对老百姓开放，北京市民能不激动吗？那一天，北京城真正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在汽车还是稀罕物的当时，北京城竟堵车了。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吴瀛的车堵在半路上，好几次不得动弹。进了故宫，更是人满为患，吴瀛带着家眷被堵在坤宁宫东夹道，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进去。

当天，那志良被安排在外东路的养心殿照料。这里陈列的大婚图、南巡图，画面艳丽精美，雅俗共赏，观者也越看兴趣越浓。前面的人停住不走，后面的人不断涌入，展厅里拥挤不堪。那志良扯着嗓子嚷：“门口的人往外走，让后面松动松动。”可是根本没人理他。给他印象极深的是一名观众一进门就被前后的人死死挤住，成了“夹馅饼干”当中的馅儿。夹了许久，徐徐往外挪，虽然时时努力伸脖子想看一看，但最终什么也没瞧见，又被人流给挤出去了。那志良笑言，这样的观众当天恐怕不在少数。这么个挤法，故宫的展厅里居然没出什么意外，只有个把栏杆被挤断，可算是幸运之极了。

500多年来，紫禁城第一次对民众敞开，这是紫禁城最后的荣光。从此，它成为中国人民的故宫。

另一方面，被驱逐的溥仪携妻妾、仆人等仓皇逃至天津日租界隐居。但溥仪不甘心做一个平民。1931年11月2日，他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为前提的挽留。8天之后，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开始与日方密谈、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14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几年后，在回到中国、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溥仪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公民。

溥仪晚年当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时，有一次，同为专员的杜聿明、沈醉等人邀溥仪一块去游览故宫。溥仪说，他住在故宫那么多年，就是闭上眼睛走，也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当沈醉在故宫门口买了门票，递给溥仪一张时，溥仪惊诧道：“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沈醉等人不由一愣，但马上体谅到溥仪的心情。在溥仪的潜意识里，故宫就是他的家。如今他回家看看，却还要买门票，在感情上似乎很难接受。杜聿明见状，立即解释说：“现在故宫对外开放，所以来的人都得买门票，拿这笔收入作管理、维修故宫之用。”溥仪听后，半晌没有说话。

打那以后，溥仪再也不愿去故宫。不过，后来沈醉陪溥仪去过一次景山公园。溥仪称景山为煤山，他说那是故宫过去堆煤渣的地方。走到景山公园那棵崇祯帝上吊的歪脖树下时，他停下来久久地打量那棵树，一言不发。在那里站了足有十几分钟，他才走到旁边的一块石头旁坐下，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对沈醉说：“过去，是不会有人让我到这里来的。今天看到这棵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啊！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下场大都是很悲惨的。所以，崇祯皇帝自杀前，还亲手用宝剑去砍杀自己的儿女，要他们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到帝王家。看起来很残酷，其实崇祯当时的心情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他还说，自己当年被赶出故宫，匆匆到了天津，后来又被日本人装入木箱，当货物一样吊到船上，离开天津去了东北，当了伪满皇帝;抗战胜利后，被俘到了苏联……经过几次巨大的变迁，他悔恨自己投生到了帝王家，感觉真不如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好。

今天的故宫是人民的故宫，再不是禁地，也褪去了神圣，与社会充分接轨。每个人只要买票，就可以进入故宫参观游览。人民，成为故宫的新主人！★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紫禁城的最后“囚徒”溥仪》，张晓波/文，《百姓生活》2011年第10期;《我的前半生》，溥仪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8月版;《溥仪，寒冷中惨淡的皇帝梦》，李辉/文，《环球人物》2006第19期;《故宫尘梦录》，吴瀛著，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5月版;《沈醉见证溥仪的最后七年》，沈美娟/文，《读书文摘》2012年第11期;《故宫博物院1925年开放首日：人满为患把栏杆挤断》，《北京日报》2012年3月27日）

它的命运与国运紧紧联系

火线迁徙：“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20世纪风云变幻，故宫历经易主、战火、分裂，

但一代代故宫人不畏艰难，前赴后继，

为国宝奔忙，为故宫添了血肉与灵魂

故宫作为曾经的帝国中心以及帝国灭亡后的文化象征，始终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中国政局乱象丛生。政府走马灯似地换，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每有风吹草动，当权者都会想方设法折腾折腾故宫。还好有一位位曾“行走”在故宫“一线”的故宫人，他们的贡献为故宫添了血肉与灵魂，他们的记忆使这座曾经的禁城有了新故事，他们是这座城的一部分，这座城也是他们生命里的至珍至宝，同体同温。本文讲述这些故宫人与故宫之间的往事与情意，今值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之际，谨以此种方式向故宫人致敬。

第一代故宫人：不是被军阀赶走，就是被抓

故宫博物院成立五个月后，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队开战，战火烧至天津大沽口，日本军舰加入战团。国民军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而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要求段祺瑞撤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1926年3月18日，5000多名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当局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了枪，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认为“三一八惨案”是共产党在背后煽动的结果，于是下令通缉共产党员。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李石曾曾经组织过赴法勤工俭学，后来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当年都是赴法留学的青年学生。另外，理事易培基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相交甚好。于是，李石曾、易培基这两位故宫博物院的核心人物都上了段祺瑞的黑名单。好汉不吃眼前亏。二人得到消息后，都避居到东交民巷瑞金大楼里去了。可这样一来，刚刚步入正轨的故宫博物院群龙无首。

于是，故宫董事联席会议推举了卢子嘉、庄蕴宽两人做维持员。这两位老先生在社会上声誉甚高。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60位约法会议员，有59个表态支持，唯有庄蕴宽一人拒不合作。让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管理故宫，自然防的是清室遗老借机生事。后来证明，老先生果然不负众望。

庄蕴宽主持故宫的时候，正是故宫经费最紧张时，故宫的普通员工一度因为领不到薪水而罢工。可庄蕴宽就是咬住牙不向段祺瑞政府开口，他担心一旦拿了段祺瑞政府的钱就要听命于它，况且这个政府能维持几天谁也不知道。庄蕴宽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了三万元钱，再加上每月的门票收入，大概一年的开销可以无虞了。

刚刚解决了经费问题，段祺瑞政府就倒台了。此后，北京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权力真空，海军背景的杜锡珪进京组阁。上台后，杜锡珪虽然否决了清内务府的回宫请求，却琢磨着把故宫的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1926年7月，杜锡珪政府决定改组故宫博物院，于是把原来的董事们都踢出局。

在这种情况下，一无权二无钱的故宫同仁们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他们提出，满足三条原则才肯移交：一、不得还给溥仪;二、不能变卖;三、不能毁灭。可是，移交一箱物品，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怎么交接？若少了什么，谁来负责？基于此，代表故宫方面跟政府交涉的陈垣强调：“如要接管，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点完一处，移交一处。”

北洋政府和想挤进故宫管理层的清室遗老怕夜长梦多，都想赶紧接收故宫，可是于情于理他们都无法反驳“点交清楚才能交接”的要求。恼羞成怒下，他们竟然把陈垣给抓了。后来经过多方据理力争，抓人的宪兵司令部才不得不放人。宪兵司令部的王琦后来提到此事，怒不可遏地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他还硬不肯走，问为什么抓他。”

陈垣的风骨，一时被传为美谈。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硬骨头的文人拼死保护故宫，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故宫才能屡次转危为安。

“拍卖故宫”

1928年6月，北伐军兵临城下，不可一世的张作霖只好坐上火车回东北老家。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途。第二天车驶抵皇姑屯，他便被日本人预先布置的炸弹炸死了。几天后，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故宫的同仁们十分欣喜，一方面是动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另一方面，曾经在故宫威望很高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看来故宫终于要摆脱朝不保夕的窘境，走上正轨了。

李石曾、易培基会同各方人士拟定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理事会组织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正待咨送国民政府公布，岂料此时国府委员经亨颐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移置故宫物品之提案》。

经亨颐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想法？他的理由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他说，首先故宫博物院的名字就不通。以清宫为故宫，原是不错，但是在中文里“故”字有怀念的意味，这“故宫”二字大有禾黍离离之感，大大地不妥。“故宫”后面再加上“博物院”就更不通了。再说，研究宫中设备，难道说是准备哪个今后再做皇帝吗？另外，对皇帝的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视？“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按照他的意思就應该拍卖。拍卖的款项可以建造一所中央博物院，还能支持经济建设，一举两得。此外，他还夹枪带棒地表示：故宫博物院的保管难免有黑幕，听说有制成赝品携去易换真物的，“保管二字，简直变成保完”，恐怕过不了20年，宫中珍品尽成赝品了。

经亨颐在南京的奇谈怪论传到北京，社会一片大哗。吴瀛感叹，故宫博物院乃是北洋政府肘腋下唯一公开有成绩的革命工作，本应得到国民政府支持，现在不但经费无着，反而有人要彻底推翻，真是奇怪。

要说经亨颐并非无知之人。他出身诗礼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又精于书画。北伐时期曾任中山大学校长、浙江省教育会长，是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他怎么会提出这样荒诞不经的言论？吴瀛和故宫的同仁们怎么也想不通。

经亨颐的论断虽然在今天看来不值一哂，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市场。经历皇室优待、洪宪登基、张勋复辟种种闹剧，“杜绝帝制”的理由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于是，经亨颐的激进言论竟然得到支持。1928年6月27日，国民政府第74次会议讨论决定：《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组织条例》不予公布，咨请中央政治会议“再次复议”。

为创建故宫博物院付出无数心血的人们当然不能坐视功败垂成。他们把故宫创建以来历次化险为夷，以及同仁们付出的努力写成传单，广为散发。

7月9日，1000多名各界人士应邀参观故宫博物院，马衡、沈兼士、吴瀛等理事呼吁大众：“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不可废置拍卖！”看到眼前整肃的宫殿、严密的管理和故宫博物院同仁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场来宾无不深深感动。

两个月后，国民党元老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篇呈文，逐一驳斥了经亨颐的提案。张继说：“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且故宫诸藏物，皆由明清两代，取之于民，今收归国有，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张继的据理力争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场“拍卖故宫”的风波终于平息下来。《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组织条例》终于得以实施。故宫也渡过了草创初期最艰辛的几年，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至此，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的命运与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几经沉浮。

世界文物史上最伟大的远行

1933年2月5日黄昏，紫禁城全城戒严。

那天，从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带接到密令：军警全员出动，保护国宝出宫。天黑后，大批车夫拉着板车匆匆进入故宫神武门。随后，2118口贴着封条的木箱从太和门鱼贯运出，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披着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等他带着国宝抵达。火车车顶四周架着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车外守护——他们要与日军赛跑。

1933年初，日军仅用三天就占领了山海关，北平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批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秉着“能带走就绝不留给日本人”的原则，整个乾清宫，包括龙椅、牌匾在内，几乎全部被打包。

此时的易培基需要对抗的，并不只有日本人。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曾提出国宝南迁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对。当时全社会基本分为两派——“主迁派”和“反迁派”。北平顶尖的文化名流几乎全都参与了这场耗时数年的大争论，其中包括刚完成《再别康桥》的诗人徐志摩、刚谢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鲁迅，以及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这些人都站出来，强烈反对文物南迁。

1931年，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当局：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他们不觉得日本人敢抢国宝。他们担心的是敌人还未打来，国宝就已迁出，民心动摇。民众多站在他们这一边，年轻人马彦祥就在报纸上振臂高呼：“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北平街上的游行队伍也打出了“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的横幅。

主迁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对者，是故宫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还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顺便也给“主迁派”代表、北平驻军司令于学忠寄去了一封恐吓信：一旦文物起运，他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

就连易培基身边的人，也劝他多加考虑，因为若出现损坏失窃，责任重大，会“招人闲话”。但易培基反驳：“这全是为私，大敌当前，考虑这些个人问题，就是推卸责任！”

争议中，1932年的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个议程——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当时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后大惊，马上致电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恳请他阻止。易培基严肃地说：“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最终，张学良出面斡旋，拍卖国宝的提议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易培基开始秘密带领故宫员工给国宝打包。他反复叮嘱：“如果有外人问起，就说是为了修建故宫库房。”故宫里的宝贝浩如烟海，易培基按照书籍、瓷器、字画、珠宝等多个门类，委派多位专家筛选，最终选出书画9000多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2600余件……共13491箱。每件南迁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比如“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表明来自坤宁宫。

文物打包的方法也极为讲究，不同品类的打包方式全然不同。易培基派人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一起研究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甚至还有人反复做摔落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正式打包。山海关失陷，易培基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商议后，决定马上安排文物南迁。但出发当天，周肇祥带着众人在太和门高喊“誓与国宝共存亡”，并鼓动装运文物的工人举行罢工。结果那天谁也没走成。

易培基不得不求助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宋子文立刻派人秘密逮捕了周肇祥，關押十天。其间，南迁之日再度定下，为2月5日。这才有了开头黄昏戒严的那一幕。没想到，周肇祥被捕的消息走漏，抗议的学生们围堵了火车站，甚至还有人卧轨阻拦。混乱中，张学良赶到，并以人格担保：“北平一旦安定，文物就一定原样送回。”

第一趟列车终于驶出北平。故宫文物前后分五批运走，一起运走的，还有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6066箱文物。20名故宫工作者匆匆告别家人，跟车出发。易培基对他们说：“人在文物在。”他们当时的信念只有一个：国家灭亡，终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

没有人料到，他们开启的，将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远行。国宝南下，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运，通过重要关口时，火车内熄灯。特殊路段，均有武装马队在专列两侧追随守护。

此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已经暗中派特务侦察情况，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派飞机轰炸。易培基早有预防，设计路线时没有直接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遠，绕道郑州，再转徐州，最后兜圈上京沪线。保密工作密不透风，日军轰炸计划最终落空。在徐州一带，文物专列遇到了当地土匪拦截，约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在铁路附近埋伏，地方政府发现后，派出军队开火，才护下国宝。

第一批仓皇运出的国宝，一路有惊无险，终于在2月10日来到上海。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确定文物的安放地点，导致这批文物在火车上存放了二十多天。卫队、宪兵一步都不敢离开列车，故宫随行人员担心文物受潮损坏，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终于在3月3日，运送队接到命令，分批送文物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文物暂存于南京行政院大礼堂，其余1054箱运往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随后送往法租界一处洋行的地下金库。

此时，易培基坐镇紫禁城。从2月到5月，他督促剩下的4批文物装箱运出。但他没想到，这是他为国宝南迁做的最后一件事。5月，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来到故宫查封会计科，有人控告易培基盗卖古物。故宫院长瞬间沦为“大盗”，举国哗然。控告易培基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他还同时兼任司法院院长。这一身份，预示了易培基凶多吉少。易培基和张继同为同盟会元老，但进入故宫后，张继一直不满易培基在人事上的安排。后来在商议南迁的过程中，张继主张部分文物西迁至西安，由自己负责，以此掌管三分之一的预算。宋子文否决了西迁路线，预算落空，张继把这笔账算在了易培基身上，认为是他在背后使绊。新仇旧恨积累，张继终于找到报仇机会。

最后一批国宝安全抵达上海时，易培基面对莫须有的指责，被迫辞职。但对手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张继先后派人抽查南迁文物，凡发现赝品、损坏，一律记在易培基个人名下。抽查持续了三年，易培基的财产被没收，多次上诉无果，最后他意识到此案背后是派系斗争，不得不逃到上海法租界避难。1937年，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抑郁而终，终年57岁。（参见本刊2019年第5期《“故宫盗宝案”始末》一文）

直至1949年后，易培基才被平反。去世前他曾托老友转交国民政府一份陈情书：“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易培基含恨消失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时，马衡接过了国宝南迁的接力棒。

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打包，谁也没想到一迁就是十年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紫禁城的文物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清点故宫物品，十多位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会里的易培基和马衡，一年后分别成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古物馆副馆长。

马衡之前在北大任教，后来叫了几个北大的学生进宫帮忙，其中一位叫庄尚严。庄尚严能干而负责，每次清点的文物量都数一数二，马衡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不久，其他帮忙的学生都回了学校，马衡对庄尚严说：“你留下来吧。”庄尚严感慨：“溥仪出宫我进宫，此后就是故宫人。”

在易培基的带领下，马衡和庄尚严都成了南迁的一员。易培基受冤时，因为涉及派系斗争，少有人为他出头。只有马衡写了一篇《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列举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也有赝品的例子，试图为易培基说话。可最终南京的法院表示：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当时易培基案轰动全国，大报小报都有新闻。马衡的儿子马文冲才十三四岁，听说后回家当故事讲。马衡呵斥：“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1933年7月，国民政府提议马衡出任故宫新任院长。马衡再三推辞后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自己不必对“易案”落井下石。

文物储存于上海期间，马衡带着故宫驻沪办事处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当时，故宫采用“对册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品名、年代、尺寸、颜色都写在文物册上，一份册子放在箱子里，一份送主管部门。每运到一处，就两册核对，有一点儿差错就走不了。一次，马衡在视察时，在册中随便圈了两个号，工作人员不到五分钟就把两箱文物从几千箱中找了出来。

考虑到上海天气潮湿、人员复杂，上任不久，马衡就提出筹建永久性库房，提议很快得到批准。筹建期间，故宫文物还出人意料地出了一趟国。

1935年，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邀请故宫参加。出于安全考虑，反对声不绝于耳。但马衡力排众议：国难当头，对外参展有助于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他带领专家在南迁国宝中精选了80箱参展。这次出国事关重大，斟酌半天，马衡对庄尚严说：“你也一起去吧。”

1935年6月7日，马衡和庄尚严登上英国的军舰，护送国宝出国。历经3万里，于7月25日抵达伦敦。三个月的展期，吸引了42万观众，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带着王后一起欣赏这些来自古老东方的文物。故宫的国宝在英国掀起一股“中国热”。这趟英国之旅，庄尚严西装革履全程跟随，收获极大，他打从心底里感谢马衡，很多年后还称马衡为“恩师”。

伦敦展览期间，故宫选址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1936年底，库房建成，为钢骨水泥结构，共三层四库，还安装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钟”。不久，出国文物和其余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都运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宫，长达4年的国宝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就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南京接连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国民政府筹备迁都重庆，刚刚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机。马衡与多方商议后，再次启动文物迁移计划。会上马衡目光坚定：文物分三路迁入西南大后方，做最坏打算，即使某路文物遇险，也有其他路线保证中国文脉不断。

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打包，他们知道，这是比南迁更困难、更漫长的任务。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迁，就是十年。

在马衡的指挥下，南路文物最先出发。这批文物包括曾赴伦敦参展的那80箱精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马衡再次把任务交给了庄尚严。1937年8月21日，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于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应该是得到了国宝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颗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轰炸过后，图书馆被炸出七米深坑，地面上只剩四根石柱。所幸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已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近十辆公交将文物转运到贵州安顺华严洞。庄尚严将国宝藏入华严洞后，马衡来视察。师生二人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兴起处，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山灵笑我多事，今夕与君谈诗”。庄尚严分外怀念那一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但“老头子”马衡和学生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相比中路，南路的凶险只是小巫见大巫。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员终于打包好近万只箱子。但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边，城内一片混乱。在南京沦陷的最后时刻，负责人之一的杭立武通过各种关系找来了一艘英国轮船。启程时，英商因为害怕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决定上船跟到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说一声。许多押船的故宫人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因为没时间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折扇就出门，还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张方桌登船离开。这批文物离开5天后，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许多道别成了永别。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万箱文物历时5个多月，秘密逆长江而上，抵达重庆。1939年春天，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模式。重庆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躲过重庆大轰炸后，中路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牲。剩下的北路，是三路中最为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7000余箱文物走陆路，11月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得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此后，那志良一行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谁都没想到，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1943年6月8日，峨眉县鸦片馆着火。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多久，鸦片馆附近一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西门蔓延，西门外就是存放国宝的武庙。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这时，那志良立刻找来了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的草房拆掉，以抵挡火势蔓延。村民们都不愿意。那志良向大家承诺：“武庙里都是故宫国宝，不能有闪失，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故宫给大家赔偿！”听到是国宝，村民们没有多说，转头就把自己的房子给拆了。这片倒下的草房形成“防火线”，最终保护了这批文物。 纷飞战火中，三路共计19557箱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一箱都没少，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而那些没来得及从南京、北平抢运出来的文物，损失惨重。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朝天门库房被日军征为伤兵医院，其中未能带走的1000多箱文物被日军占有。北平文物总计损失2953箱。（参见本刊2017年第10期《故宫国宝迁徙避寇记》一文）

“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是张伯驹。这与故宫有什么关系呢？

张伯驹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自30岁便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眼光如炬，极具魄力，购藏了大量珍贵文物，如现存年代最早的名家书法帖《平复帖》、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以及唐代诗人杜牧的存世孤品《张好好诗》、宋代书画佳作《道服赞》《雪江归棹图》等艺术史上著名书法家、画家和重要流派的作品，被启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据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誰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绑匪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绑匪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以《平复帖》为例。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所有。溥儒是清皇室子弟，自随溥仪被逐后便倒卖了很多故宫宝物。1936年，溥儒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卷》卖予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的一位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张伯驹又请画家张大千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随后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发丧，经藏书家傅沅叔斡旋，以四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字画商听说此事后，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

由于倾家购宝，张伯驹面对过许多非议，但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在那个年代，张伯驹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珍贵文物外流，显得尤为悲壮。

可是没有钱，怎么向绑匪赎人呢？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唯有变卖字画。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还说：‘不要以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张传彩回忆，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也始终不肯答应变卖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她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了北京。

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平复帖》捐给国家，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拥有1700余年的稀世珍品的故事，终于尘埃落定。但《平复帖》只是张伯驹捐献的众多国宝中的一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与潘素将大部分所藏文物交予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书画馆藏，提升了故宫书画的收藏品质。当有人问张伯驹是否考虑建博物馆将自己的收藏作品传世时，张伯驹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

但张伯驹始终操心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伯驹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并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并提出7项殷切的建议，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定位、藏品保管、陈列、出版以及故宫古建筑的完整保护等多个方面。这些建议均从维护故宫博物院发展大局着眼，其指导思想与当时故宫博物院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曾有文章写道：“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而张伯驹一生的信念“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终于得以实现。

1982年初，画家黄永玉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赞叹：“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王世襄也曾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简朴到如此地步。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件文物中，有3.34多万件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2005年，故宫设立了缅怀故宫先贤、铭记捐赠贵宾的“景仁榜”。榜中，除了张伯驹，还有马衡、朱家溍等许许多多为故宫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故宫人。

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期待重聚的那一天

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区侵华日军投降受降典礼，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胜利了，在故宫主持工作的马衡开始张罗文物回归。他极力主张按照先前承诺，将文物全部运回北平，在大西南住了几年的北方人庄尚严也期待回去。但不久，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1947年11月27日，一万多箱文物经过大半个中国的漂泊，重聚南京。距离上次仓皇一别，刚好十年。马衡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中暗示过：“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般复员工作，假使运回北平，恢复到‘九一八之前的状态，那才是完成复原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南京行政院自感平津不保，决定将中国文物精华分三批运往台湾，同时发电报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剩余的国宝装箱，运到南京。马衡回复照办，但转头就拖延时间，因为他要把国宝留在故宫。他一边佯将文物编目造册报备南京，一边再三交代手下：“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

除了抢运国宝，南京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甚至匆匆飞抵北平，游说“抢救”对象尽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诺派飞机前来接运，但马衡拒绝登机。

1948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专电再次催促马衡南下。马衡委托即将南下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代转：“不能南下。”

1949年1月13日晚，馬衡的儿媳林裴宇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决不南来！”在国民党上海卫生局工作的三女儿马晶来电劝他南行，马衡忍不住痛骂：“妇女之见！”1月14日，马衡又致函杭立武，婉拒南下邀请。他在信中说：“弟于十一月间患动脉紧缩症……实难从命……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马衡虽能暂时保全北平文物不被运走，但对于南京文物，他完全没有办法。直到他得知负责第一批文物运台的是学生庄尚严时，他当即满怀希望地给庄尚严致电，告诉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但不想，庄尚严婉言拒绝。马衡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师生关系。”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最后，庄尚严选择听从“政府命令”。文物赴台的消息传到北平，马衡当即宣布二人决裂。最终，马衡没有离开北平。

蒋介石的一场败走，让台湾喜获三千多箱至宝，尽管这些仅是1933年从北平运至南方的所有箱子的五分之一，却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因为马衡，北平的故宫文物一箱也没有被运出。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来后，收到了马衡的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庄尚严见信后，感慨丛生。抵御外侮的年代，师徒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如今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已无话可说。庄尚严后来担任了台北故宫副院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直至1955年去世，享年74岁。庄尚严带着文物离开后，马衡再也没有去过南京。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伤心地。

从1949年开始，除了少量流落在外的文物之外，故宫文物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品70万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则超过了100万件，都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宝库。只有北京和台北的两个故宫博物院合二为一，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故宫。

2009年3月1日，继半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来访后，当时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回访台北故宫博物院。双方共同宣布，两岸故宫将落实八项共识的具体方案。此次被称为“甲子之约”的会晤，是两岸故宫分隔60周年后高层的首个互访。

在台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郑欣淼十分激动，思绪涌流。他说：“访问台北故宫这几天，我们都互称‘同人（仁）。这个称呼，对两个故宫博物院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同人是易经六十四卦里的第十三卦，‘同人卦。‘同人卦前面一卦，是‘否卦;‘同人卦后面一卦，是‘大有卦。‘否卦就是“不通”，穷（穷尽）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否卦发展到极端，必然要扭转过来。‘同人卦是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正因为同心同德，下一卦就是‘大有卦。”

继两岸故宫高层接触后，民间也很快作出了反应：2009年3月27日，“两岸故宫数位真迹特展”在北京开幕。

10月9日，郑欣淼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舜文大讲堂讲演，题目为《故宫与故宫学》。郑欣淼与约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便对文学院周院长说：“到早了。”周院长连声说：“不早不早，已晚了60年！”

故宫，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瑰宝的宝库，成为两岸同胞精神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介，在新时代发挥了新的作用。

2020年，是故宫600岁诞辰。故宫将举办大展，其中就包括众多参与过南迁的国宝。不知将要排着长队观看国宝的观众，是否知道80多年前的那场“远行”，以及背后为之付出的那些人：从易培基到马衡、张伯驹，和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所做的，正如鲁迅在100年前的《新青年》上所写的那样：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北京也好，台北也罢，一器一物一书一卷，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些伴随着国宝发生的感人故事，亦同国宝一般珍贵。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周年，新一代故宫人，以新的时代风貌，守护着这座人民的宫殿。★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故宫博物院1925年开放首日：人满为患把栏杆挤断》，无名氏/文，《北京日报》2012年3月27日;《故宫尘梦录》，吴瀛著，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5月版;《战时的故宫人》，朱传荣/文，《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25日;《两岸故宫的沧桑风雨路》，刘蔚/文，《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2日;《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文，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月版;《故宫文物避寇记》，欧阳道达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6月版;《烟云过眼张伯驹：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近一半都是他捐的》，邹雅婷、陳钟昊/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18日;《张伯驹：但使国宝永存吾土》，李菁/文，《中华读书报》2014年10月8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两岸故宫之“脉”》，曹静、吕林荫/文，《解放日报》2009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