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人走了，楼还在

他出生的时候，慈禧太后还活着;他念中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107岁的传奇一生中，他历经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世纪之交，活成了一个传说。他不仅是电影人、企业家，更是慈善家，将爱国与敬业书写到了极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逸夫楼”，遍布中国大地！

开篇 “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被称作“亚洲娱乐教父”“香港电影大王”，他开创的影视企业被称作“邵氏电影王国”。一个邵氏，即一部香港电影史。

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邵逸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

邵逸夫一生以此自勉：他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在商场几度起落，曾被迫下南洋谋生路，亦曾被日本人逮捕，还差点儿葬身鱼腹;花甲之年始创“无线”（即TVB），主导了香港的电视行业，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直到104岁才退休。

若止步于此，那他只是一个会挣钱的、敬业的普通企业家，或许有一段关于奋斗的传奇经历。但中国从不缺企业家，更不缺奋斗故事。无数的企业家埋没于历史里，再也不被人提起。凭什么邵逸夫能被历史铭记？

20世纪8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当时，邵氏电影《表错七日情》热映，有记者采访邵逸夫，问赚了多少利润，邵逸夫回答：“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邵逸夫如是说，也如是做。2012年，有网友贴出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的结果是近3万座，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虽然邵逸夫一生中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但他被许多网友亲切地称作“校长”。

为什么捐楼？邵逸夫的回答是：“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除了捐建“逸夫楼”，邵逸夫还有许多其他慈善之举：1977年，出资600万港元助政府兴建香港艺术中心;1985年，出资1000万港元，协助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

曾有一名网友发微博称：“还记得四川地震时捐款的那一亿巨款给我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邵逸夫这个名字，第一次知道有人做公益可以做到这个份儿上！”

邵逸夫爱国、敬业的精神，被誉为“香港精神”。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但却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之一。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勋爵，他成为香港娱乐业获爵士头衔第一人;1990年，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他颁发大紫荆勋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总书记在唁电中指出：“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邵逸夫。邵逸夫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参透学习的地方，他的百年传奇经历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个时代过去了，但这本书不会过时。他身上那种爱国、敬业的精神，值得每一代人尊敬和学习。★

上半场：邵氏，一部香港影视史

21岁闯南洋，35岁拍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60岁创立TVB，70岁仍每天工作16个小时，104岁退休。他活了107岁，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步入21世纪，活成了一个传说。

“邵氏四杰”，绝不做第二

1907年11月19日，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在家中排行老六，后来香港人尊称他为“六叔”，就是由此而来。按照族谱，邵逸夫是“仁”字辈，兄弟的名字都带一个“木”字，比如大哥邵仁杰、二哥邵仁棣、三哥邵仁枚。邵逸夫原名叫“邵仁楞”，后来感觉有失文雅，自号“逸夫”。邵逸夫与这三位哥哥合称“邵氏四杰”。

“邵氏四杰”的父亲邵玉轩，18岁从偏远落后的宁波老家到上海出售邵家自己研制的漂染颜料时，就萌生了遨游四海的雄心。十多年后，他背离了家人希望他留在老家安分守摊的愿望，再次来到上海，成立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他不仅经营有方，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20世纪初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

1920年，邵玉轩病逝于上海，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廷闿等晚清和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辞致哀，其影响可见一斑。虽然邵玉轩很早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商业雄心、经营头脑及爱国热情，深深地影响了邵氏兄弟。

邵氏兄弟没有固守老本，而是根据喜好及当时电影市场的时代机遇，另辟蹊径。1925年，他们投入全部家当，创立“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在开业典礼上，大哥邵仁杰向所有来宾大声宣布：“我的影片公司取名为‘天一，就是要敢为天下先，争做天下第一，绝不做第二！”

邵氏兄弟聯手上阵，大哥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哥任会计兼编剧，三哥任发行部经理。此时的六弟邵逸夫还是一名中学生，但是家庭的氛围让他早早迷恋上了电影，而且在电影技术方面几乎一学就会、无师自通。由于公司刚开业，人手不够，邵逸夫便在课余时间兼职，做最辛苦的活，没有任何特权。两年下来，他几乎干遍了“天一”所有部门的工作，从普通员工干起，后勤、打杂、放映、摄影乃至发行，干一样行一样，样样都很出色。他成了邵家的后起之秀。

“六合围剿”，分兵南洋

从1927年开始，越做越大的“天一”遭遇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商战——“六合围剿”：当时“明星”“大中华百合”等六家电影公司联合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制定霸王条款，欲封杀“天一”。“天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一天，大哥邵仁杰将弟弟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分兵南洋（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这种选择是基于深层考虑的：第一，摆脱“六合围剿”;第二，南洋已由早期闯南洋的华人打下了商业基础;第三，国内战火一旦蔓延到上海，南洋是唯一的出路。

1958年，邵氏出品由李翰祥导演的《貂蝉》，立即在全香港引起“地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翰祥后来回忆：

邵氏公司当时没有服装间，没有道具间。《貂蝉》之前全是包给别人，道具包给一个叫林华山的，服装是包给另一个人……我那时很受气，拍《江山美人》，我做了很多柜子、椅子，全给了林华山，服装也是。钱是我们出的，可是最后都给了他们。有一天我问邵逸夫：“你是独立制片，还是一个拍片的公司？”他说：“当然是拍片的公司，我们是大公司！”我说：“你大公司服装间也没有，道具间也没有，都包给别人！”他说：“对！好！此后听李先生的，咱们搞服装间、道具间。”所以邵氏的服装间、道具间全是由我开始……

除了发掘和重用人才，邵逸夫还积极“造星”。1959年，他参加了该届“香港小姐选美”的筹划活动。1961年，邵氏开香港电影人才培养之先河，邵氏南国实验剧团成立。1964年，邵逸夫创办邵氏南国电影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香港娱乐界的风云人物、大牌明星，有很多至今仍然是香港娱乐界的中坚力量。

彪悍之人皆有一张惊人的“作息时间表”

1964年，苦斗已久的香港娱乐业“两巨头”电懋和邵氏终于握手言和。正当他们要在香港携手共创一片新天地时，同年6月20日，电懋总裁陆运涛夫妇在台湾坠机，不幸罹难。电懋从此一蹶不振。按理说邵逸夫应该松了一口气，因为邵氏从此可以说是香港的一枝独秀。但他却十分沉痛地说：“我失去了对手，今后无人竞争，进步也很有限了。”

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邵逸夫从不掉以轻心。1966年1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曾介绍过邵逸夫的作息时间：

邵逸夫每天早晨6点钟便起床，早餐吃得很少，通常是进些面类，或饮些茶，然后打太极拳，接着沐浴更衣，读一两部剧本后，就坐劳斯莱斯直驱影城。

在九龙清水湾道转一转，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那时大概只有早上8点钟。接着巡视各摄影场到大约9点15分左右，然后他整个早上的时间，便用来看影片，包括对手拍的电影，和昨天刚刚拍好的样片。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就读剧本，一直到中午。

担任制片经理的邹文怀说，他的老板邵逸夫，时常向编剧提意见，也常常向导演和演员们提示，如何把一场戏拍得更好和更生动。

邵逸夫通常回住宅吃午餐，午餐时间很短，然后一定午睡半个小时左右。醒来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黄昏。除星期日外，他的工作表都是周而复始，坐镇办公室。遇到星期例假时，他会看别人拍的影片。下午才到上海澡堂休息，借以调剂一周来的紧张，放松一下精神。

这是邵逸夫59岁时的生活的梗概。著名導演张彻曾动容地回忆：“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是名贵豪华的劳斯莱斯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邵逸夫干的是娱乐业，但他说自己没什么娱乐活动，因为工作对邵逸夫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是“嗜好”。曾有人问他“生命中什么最重要”，邵逸夫回答“工作”;“第二重要呢？”“还是工作。”

花甲之年再战，TVB诞生

随着电视的普及，邵逸夫看到了新娱乐时代的来临。1965年，他和朋友联手创办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即大名鼎鼎的无线电视台（简称TVB）。1967年11月19日，邵逸夫的60岁生日这天，TVB正式开播。

20世纪7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推动下，“无线艺员培训班”成立，该班后被誉为“港星的摇篮”;此外，他还一手打造了“港姐”选举活动，至今仍是每年的一大看点。那个年代，电视在内地还算不上普及，因此经常出现左邻右舍提前占座等开播，甚至几百人围着大院，一边翘首以盼、一边讨论剧情的场景。郭靖在残血夕阳下的弯弓搭箭，让一代青少年萌生了武侠梦;“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一响起，几乎人人都能接着吟唱几句。

正当TVB蓬勃发展之时，内部发生了剧变。1980年，董事局主席利孝和突然病逝，TVB群龙无首。紧要关头，邵逸夫挺身而出，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接任了董事局主席一职，成为TVB的领航人。此时，劲敌丽的电视（亚视的前身）趁火打劫，掀起一轮轮收视大战，欲将立足未稳的邵逸夫和他的TVB“生擒活捉”。邵逸夫集中力量排兵布阵，有条不紊地将其麾下的明星和香港艺术界精英集中到一起，力阻敌人的强大攻势，同时在电视业务方面锐意革新，最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此后，TVB节目制作始终先人一步，昂首阔步地走在华人电视业的前列。

1987年，邵氏宣布，停止所有电影的制作，把全部精力倾注于电视。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邵逸夫淡出影坛，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入主TVB时，邵逸夫已经73岁，进入古稀高龄，他却开辟了生机勃勃的新领地。1985年，有记者询问TVB保持不败的秘密，邵逸夫回答了三个字：“跟潮流。”

邵逸夫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像女士们的打扮，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穿细高跟鞋，你就会觉得细高跟很好看。这时候，如果有个女士穿粗高跟鞋，你就会觉得她跟不上潮流，打扮落后，一点没有美感……这种美与丑的比较，主要是合时不合时的问题。”百年来，邵氏娱乐王国在不断地求变，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上海到南洋再到香港，从影院到无线电视，包括TVB的经久不衰，很重要的一原因就是紧跟时代潮流，正应了邵逸夫的那句“合时”。

2011年，邵逸夫104岁时，正式宣布卸任TVB董事局主席，比一般人的退休年龄几乎晚了半个世纪。邵逸夫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其职业生涯达80年以上。

中场：从吝啬财主到大慈善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邵逸夫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吝啬财主、小气的大东家。他的抠门在圈内出了名，还曾闹过笑话。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转变，让他意识到“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错失李小龙

在营商方面，邵逸夫与大多数香港老板并无差别，对经营成本的把控极为悭吝，甚至锱铢必较。他的抠门在圈内出了名。一次，一名副导演干完工作后，按约定应领取一千元酬劳，邵逸夫不淡定了，想讨价还价，让会计部和这名副导演再商量一下，能否打点儿折扣，结果惹怒这名副导演，他当场撕掉支票，撂下一句话：“邵老板多这一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这一千元也穷不到哪去！”

正是这种小手笔做派，让邵逸夫丧失了很多大手笔挣钱的机会，最失算的当数错失李小龙——这位后来被誉为“功夫皇帝”的国际巨星。香港民间曾流行一句话：第一毛泽东，第二李小龙。因为就是这两个华人，让世界从心底里服气。毛泽东靠的是横扫千军的气魄和战略，而李小龙靠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拳脚功夫。毛泽东晚年爱看电影，最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港片。他看到李小龙表演的精湛的中国功夫和代表的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威武不屈的形象，非常高兴，一边看还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

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毛遂自荐到邵氏，片酬要价1万美金，邵逸夫断然拒绝，并将价码压至2500美金，导致李小龙转投竞争对手嘉禾的怀抱。后来，在李小龙依靠《猛龙过江》红遍世界的时候，邵逸夫希望挽回，他约谈李小龙，提高片酬。但是，嘉禾随即给出了更大的合同，邵逸夫没有选择继续竞争，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老板，就此背道而驰。

10港元与500港元的笑谈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邵逸夫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吝啬财主、小气的大东家。

有一次，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却遭到邵逸夫的拒绝，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只需一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了近万元。事后，邵逸夫的妻子戏谑地告诉公司同仁：“他可省了十元。”

1980年8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披露十年前发生在香港的一则笑谈：1970年，一家养老院的老人每天都能看见一辆劳斯莱斯豪车从门口经过，车的主人正是时年63岁的邵逸夫。这情形刺激了院内一位约莫同龄的贫苦老人，他贸然写信给邵逸夫，请邵逸夫行善施德。此时邵逸夫在感情上对这种事还是冷漠的，不太关心。不久，养老院收到了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但打开一看，金额仅仅只有500港元。养老院随即将这张支票退还给了邵逸夫，邵逸夫很尴尬，还因此被笑话了很久。

两个儿子相继被绑架

毫无疑问，邵逸夫是一名成功的励志商人，能吃苦，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件事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很晚很晚才下班。”但一路还算顺利的邵逸夫，在两个儿子相继被绑架之后，遇到了人生瓶颈。

1964年，邵逸夫的长子邵维明在新加坡住所附近被绑架。邵逸夫接到绑匪电话时，正在看样片，他只问绑匪，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这件事是否可以用钱来解决。当他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便挂了电话，继续看样片。当时的工作人员震惊地看着邵逸夫，狐疑地问：“不需要暂停影片吗？”没想到邵逸夫说：“孩子没受伤，说明绑匪的目的只是钱。既然用钱就可以解决，就说明，这不是大问题。”

虽然事情得以圆满解决，但人们不禁觉得邵逸夫太“狠”。不久后，又发生次子邵维钟被绑架的事件。1971年，邵维钟在家门口被掳走，后来他成功地从绑匪的车厢逃脱，侥幸地躲过一难，有惊无险。

一个人的很多看法，总是在遭遇生死的挑战时才会改变。接连发生两起绑架事件，讓邵逸夫隐隐感到不安。他开始意识到，有钱不一定是好事，钱能带来福，也能招致祸，而树大招风的邵氏早已树敌不少……

人走了，带不走世间的一片砖瓦，一根针，那么，该留下什么呢？

1972年，是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的转折点。这一年，邵逸夫66岁（虚岁），按照迷信说法：“人活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再加上排行第六，邵逸夫感到十分焦虑，请好友帮他想办法消灾解难。好友李迪告诉他：“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仁慈不得仁慈，但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这番话让邵逸夫陷入沉思：“一个人做善事，活得痛快，自然就会长寿。”此时的邵逸夫，对慈善的理解还只局限为破财消灾和长寿。

1983年，邵逸夫的三哥邵任枚中风昏迷，成了植物人，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此番情景，深深地触动了邵逸夫，他感叹人生匆匆，天命无情，钱财只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1985年，三哥病逝，人亡如灯灭。回首邵氏兄弟一起打拼天下的岁月，如今，邵逸夫看到了财富与人生的无奈背离。人走了，却带不走世间的一片砖瓦，一根针，那么，该留下什么呢？

三哥邵任枚曾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了马来西亚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但邵仁枚在民间的口碑却不怎么样：死抠。邵逸夫的内心起了变化，他不想步三哥的后尘，而是决心做慈善的同时，将钱用在刀刃上，做真正有益于民生的实事。

1985年1月，卲任枚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直接捐出1.06亿港元，捐给香港的大学和医院，还有澳门、台湾的大学等。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应用回到民众。”邵逸夫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媒体不再对邵逸夫的捐赠行为褒贬参半，而是一致高度评价，称其为香港富豪的“道德标杆”。假如止步于此，邵逸夫将仅是一个普通的“道德标杆”。这时，他还未完成从道德到责任的转变。

下半场：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侠巨擘金庸的小说里有一句名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总不乏传承中华“仁、义、礼、智、信”之文化的侠义人物。晚年的邵逸夫，爱国爱民，正是这种“侠之大者”的典型。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之后，邵逸夫与众多宁波人士一样，因浓烈的爱国怀乡之情，积极地投身于支援内地的建设之中。

自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目光和大笔善款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港元。中国教育部官网2014年1月7日的消息显示，自1985年起，邵逸夫通过基金会，连年向内地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赠款金额已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此外，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港元。

邵氏基金会对外捐赠的两大原则为：中国内地和教育事业。正如邵逸夫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从企业家发展企业靠人才，到国家振兴靠人才，邵逸夫完成了从“挣钱的人”到“建设祖国的人”的转变，也完成了从道德到责任的嬗变。

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1985年，邵逸夫捐赠1000万港币给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为当时的壁画安上了玻璃屏风。敦煌研究员为感谢他的善举，特立碑予以纪念。1996年，文化人王重光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捐赠纪念碑中，当时唯有邵逸夫是炎黄子孙，此番情景令人感慨万千。

邵逸夫做慈善，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有一套自己的运作程序。他曾感叹：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最难的事！他有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钱一定要直接用于教育、科研……第二，要求把好质量关。捐钱之后，他一定会问善款的用途，同时与政府合作出资，这样更有利于把事情做好。建设诸多学校，也是以大陆的配套设施为前提条件，引导政府资源往教育上倾斜，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撒钱”。国学大师启功曾开过邵逸夫的玩笑：“他又不是全款捐建，依我看呀，捐款捐一半，署名也该署一半，不应该叫‘逸夫楼，应该叫‘兔大楼！”

有网友指出，邵逸夫虽然大量参与慈善和社会公益，但所捐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几乎不曾卷入争议。这正是源于邵氏基金会规范的运作和管理——邵氏基金会所建立起来的与官方合作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慈善效益，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更为慈善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值得所有公益机构学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在他辞世的第二天，国内某知名网站发起一份关于“提起邵逸夫，你首先联想到什么？”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2.5%的人选择“武侠电影”，6.4%的人选择“香港影视大亨”，8.2%的人选择“TVB电视剧”，而选择“逸夫楼”的人超过了81%！

网上曾有一篇题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邵逸夫》的纪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富人百年之后……邵逸夫留下的是善，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逸夫学校和教学楼。邵老先生走了，全国各地逸夫楼的阶梯总和，足够您登上天堂——无论天堂有多高。”实干不仅兴邦，而且也会留下足以传承后世的精神力量。

一位网友则如此总结邵逸夫的辞别：人走了，楼还在。★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传奇邵逸夫》，何南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品人生：邵逸夫——中華首善的百年传奇》，任芳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邵逸夫安详离世 享年107岁》，辛闻/文，人民网2014年1月7日）

邵逸夫大事年表

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5年：在邵氏兄弟的影片公司打杂。

1928年：赴南洋协助三哥开创南洋电影市场。

1930年：参与创立“邵氏兄弟公司”。

1932年：参与拍摄和发行的电影《白金龙》上映，该片成为中国第一部自行摄制发行的有声电影。

1957年：重回香港，兴建邵氏影城。

1958年：创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任总裁。

1965年：和朋友联手创立TVB

1973年：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拨款给各大慈善机构。

1980年：任TVB董事局主席。

1985年起：开始向内地捐款。

1986年：捐出1.2亿港元，给香港的两家大学、一家医院。

1987年5月：宣布停止生产电影。

1990年：他的名字被中国政府用来命名2899号行星。

1998年：获颁大紫荆勋章。

1999年：捐出2500万港币，援助台湾“9·21”大地震灾民。

2005年：捐出1000万港元，援助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2008年：捐出1亿港元，援助“5·12”汶川大地震灾区。

2009年：捐出1亿新台币，援助台湾水灾灾区。

2011年：正式退休。

2013年：捐出1亿港元，援助四川雅安地震灾区。

2014年1月7日6时55分：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