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的未来无法预测

易烊千玺

我2岁时，随爸妈从湖南来到北京。有人问我喜不喜欢北京，我说我喜欢北京的每一个地方。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绝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时至今日，路过很多地方时，都能找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一些记忆。

小时候，我家住在昌平，到市区上才艺课，单程要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常常是我一边在后排座位上吃着我妈带的晚餐，一边随车子往前去。窗外是北京秋天特有的干枯色彩，树上的叶子要落了，余晖闪着光。

等所有光芒都消失了，我也就到上课地点了。晚上快10点下课后，我们再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昌平。

平时只有周末上才艺课，寒暑假则每天往返。我妈每次提起这段经历都会哭，她觉得太辛苦了。但对我而言，更多的感受是习惯。习惯尝试参加比赛、录节目，习惯在不同的舞台上唱歌、跳舞。习惯去努力做每一件事情，习惯去完成一切想要完成的任务。这些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断去尝试和积累的一部分。

录制《天天向上》时，节目组播放了一段我13岁时跳舞、唱歌的视频，那时的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比赛。现在看来会觉得那时的我很青涩，但我不会感叹辛苦。

我和小凯、王源拍《我们的少年时代》时，剧组在学校取景，休息的间隙，我靠在栏杆上看操场上自由玩耍的学生。回想起来，我对中学最清晰的记忆，是我找老师签完请假条，再把请假条交给学校门卫的瞬间。

高中的三年时光，我几乎没怎么在教室里上过课，回学校也大都是做演讲或参加某个活动。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做艺人。哪怕是寒暑假，我的关键词也是“工作”“忙碌”“连轴转”。既然如此，那我就把它做好吧。

所以，跟大多数同龄人的成长轨迹不同，从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我除了工作，还有心理上的成长——从被选择到自主选择。

我的十三四岁就是被选择——有人铺好路，我在上面走。当时出道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录几首歌，拍几部MV（音乐短片）。

我不是一个表演欲特别强的人，不太会把自己放到舞台中心，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么多目光的焦点，最初很不适应。

小时候，爸妈偶尔也会带我去拍广告，每次身边围的人一多，我就感觉挺压抑。面对镜头时，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确定别人的想法;他们需要我做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种感觉很糟糕。

我害怕别人会对我失望，因此尝试按照别人的期望去做些什么。而且对别人的要求，我没有特别明显的反抗。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舒展自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一些人和事有了更多的理解后，才逐渐拥有了更加明确的感觉。

十六七岁后，我明确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开始更加强调自我。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最希望的不是别人怎么讲，而是自己想不想、能不能、愿不愿意。

当时可能是因为我还未成年吧，所以大家都还把我当作小孩看待。接受采访时，那些大姐姐跟我说话还是“好不好啊”的语气。大多数时候，大家都会说：“你在同龄人里算很厉害的。”但我每次做完一件事，总感觉自己其实做得不够好。越往前走，越是要用实力说话。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再是小孩子，并开始转型，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样子在慢慢地成长，期待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越来越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对正在做的事，我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和想法。

我喜欢尝试新变化，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对我来说这个过程都是美好的。

（選自《读者·校园版》2020年第8期，有删改）